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和平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决定了中国不断追求文明交流互鉴而不搞文化霸权，决定了中国不会把自己的价值观念与政治体制强加于人，决定了中国坚持合作、不搞对抗，决不搞“党同伐异”的小圈子。和平性是中华文明的基本价值之一，也是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的核心理念。中华文明对于和平的追求，既是从文明源头开始的内在精神要求，也是中国伦理和思想的重要准则。和平性具有多方面的意义，它深深地植根于中华文明的深处，也是在历史中不断地具体地展开的。
中国精神历来就有尚“和”的传统，和平性几千年来一直在中华文明的发展中居于中心地位。“和”的观念就是一种和平性的原则和理念。从广义来看，它是体现在人与自我、人与自然、人与人、文化与文化、社会与社会之间的和谐状态，这既是指人的心平气和，达到内在的和平；也是社会乃至世界化解冲突和对立，建立一种和平的秩序；同时也是多种价值和观念、多种文化和文明达到一种丰富而和谐、和平的理想状态。这一观念有多方面的意义，它既是中华文明观念的精华，也是当今世界所需要和寻求的更高准则。当代世界面临的许多问题，在这一观念之中都能得到化解和超越的重要启悟。
和平性是一种智慧的结晶，也是一种理想和感性的追求。《论语》中就有一直流传至今，已经成为人们深刻记忆的名言：“礼之用，和为贵。”“和为贵”的思想，就是中国人的重要理念，这是和平性贯穿于中华文明之中的价值支撑。《中庸》中的“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把“和”的观念上升为天下普遍的基本准则，认为“和”的观念其实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基础。《中庸》更深刻地阐释了世界上一切事物最终的“和”的观念：“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世界的万事万物都在成长但并不互相妨害，天下的道理都能发展而并不相互冲突。《易传》也指明：“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人类多样而多彩的文明的不同路向，正是对于文明发展的丰富；而不同的观念和思想，也正是通向文明未来的多种思考，最终会对整个人类的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这些观念其实也就是一种深刻的和平性，乃是基于对事物规律的认识和对人类精神发展规律的认识得到的理念。中华文化关于“和而不流”“和而不同”的理念，就是超越那种用自身观念统摄他人、世界只有唯一绝对理念的刻板观念，让多样而多彩的文明、多样而多彩的世界在差异中获得更多的和谐，在丰富中得到更高的和平。这不是谁吃掉谁、强迫谁服从谁，而是让文明和文化在超越冲突、化解矛盾的同时建立文明交流和对话的基础，让文明和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成为和平的基石，一种更高的基于文明交流互鉴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也在这之上得到了构建。这一理念运用于人类社会之中，成为对人类社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的观念，也是人类发展共同准则的重要方面。
“和”的观念，一方面和“仁”的价值紧密结合，“仁者爱人”，对于他人他者的关怀关切，其实正是文化赖以存在的重要基础，通过对他人的关爱关怀来达到一种和平性的理念。“仁”是一种态度，一种主观的取向，实现人类向善向上的基础。这是人的主动的精神追求。另一方面则和“中”的理念相关联，也就是要将“不偏谓之中”的认识贯穿于对于事物的认识。“允执其中”，要求以中道体现人类的公平公正，跨越偏见和极端，寻求深刻地认识事物，让客观认识事物成为生活观念的中心。这是人的客观的对于世界的认识。“仁”的态度，“中”的精神，其实都是追求“和”的前提。从这样的观念上理解中华文化的和平性理念，有三个方面的重要启示。
中华文化的和平性体现在相互尊重，超越对立冲突的观念之中，“共处”是和平性的前提。中华文明历来有超越对立冲突、化解矛盾的理念，对于倚强凌弱、以大欺小，对于偏激极端、刻板僵化都有深切的批判。中国文化和平性的重要基础，正是一种和平之下的“共处”。共处就不能简单地否定对方，就不能用冲突和对立来对待对方，不追求压倒或击垮对方，不把自身的观念绝对化，不把自身的利益绝对化，而是强调对于他人和其他文化、社会和平共处。中国文化中关于“协和万邦”“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的观念，关于“仇必和而解”的价值以及“礼尚往来”“以礼待人”等实践中体现的原则，就是对人类之间通过“共处”而达致和平的阐释。承认对方的现实存在，和对方在共处中寻求和平，是理解和沟通的基础和前提。
中华文明的和平性体现在不同文明对话和沟通中寻求更多的相互理解，这可以说是一种“共通”的关系。这就需要认识文化的差异和不同的同时，也认识文化之间的相通和互鉴，在相通中寻求理解，在互鉴中追求共同发展。让人类创造的各种文明交相辉映，让各种文明和谐共存，让人人享有文化滋养，是全人类共同的责任。然而，有的人总是看不惯别人与自己的不同之处，千方百计想去改造、同化其他的文明，甚至企图以自己的文明取而代之。这是当今世界不同文明交往共处面临的突出问题，也是当今世界动荡不安的重要原因。文明的差异其实是人类进步与发展的前提，这就要在观念层面上承认不同文明各有其自身的光彩，只有在和平性之下的更深的相互理解之中，偏见和误解才会被超越，不同文明的“各美其美”才会最终达到“美美与共”的境界。《国语》指出：“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这就点明了在观念方面的和，会让人类不断发展进步，而简单地“同”，则会造成停滞。中华文明关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观念是文明交流沟通的基础。世界上不存在唯一的发展模式，不存在唯一的走向现代化的路径。人类的发展其实是多样的，人类的进步也是多彩的。文明交流互鉴，文化沟通理解，都是人类发展的重要方面。中华文明的发展，是“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结果，也是不同文明通过相互对话获得进步的例证。和平性既是“共通”的保障，也是“共通”的目标。正是和平性的存在，才使得文明对话和沟通不断展开，让人类能够不断迈向新的未来。
中华文明的和平性体现在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追求和探索之中，这可以说是一种“共创”的努力。“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揭示了一个普遍规律——世界各国相互依存、人类命运紧密相连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这一大势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人类的共同创造和贡献，中华文明一直以来所寻求的“天下大同”，不是那种简单的求同，而是通过对“共通”的认知，来达致一种“共创”文明未来的努力。中华文化关于“天下为公”的理念，就是创造和谐的共同体的思想。人类的共同性和“天下一家”的命运共同性，在当下的世界更加凸显其重要性。人类的相互影响和相互理解，最终会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只有人类一同追求和平发展，以命运共同体的方式为世界的未来努力，才会让人类的文明继续向前。
不同文化和文明的“共处”之道的追求是中华文明和平性理念的前提，文明对话与交流的“共通”之道的追求是中华文明和平性理念的基础，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创”之道的追求则是中华文明和平性理念的重要目的。和平性已经融入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发展之中，在当今世界的剧烈变化和越来越复杂的挑战之中，和平性的价值会越来越凸显其重要意义。
（作者：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民进中央常委、北京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