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朋友说，如果没有三天两头的罢工和名目繁多的税收，法国会是世界上最美好的国家。我想，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如果没有美国，法国将是世界上最美好的国家。这样说并非笔者持美国是世界上最好国家的信念，更不是号召法国有朝一日攻打华盛顿。问题在于全世界都跟着美国忙效率，而法国人特立独行，讲究“法兰西文化例外”，并渐行渐远，成了一个既美好却孤独的国家。二十世纪以来，法国文化日益边缘化，渐渐失去“主流”意义。关于这一点，法国历届总统、文化部长以及那些有深谋远虑的知识分子都深有体会。在这场抵抗美国化的浪潮中，法兰西引以为荣的“例外”一词其实已隐含了某种悲观色调。
一：佩雷菲特的电梯寓言
法国著名政治学家阿兰•佩雷菲特在《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对话》一书中曾表达这样的忧虑：
孩子们在自动电梯上逆向而上。要是停下来，他们便下来了。要是往上走，他们就停在原处。只有几级一跨地往上爬的人才能慢慢地上升。在人类漫长的队列中，各个国家也是这样：静止不动的国家向下退，不紧不慢地前进的国家停滞不前，只有那些紧跑的国家才会前进。
这是佩雷菲特叙述马戛尔尼访华时对“中华帝国”衰微所作的总结。现在当我们重新端详这把“电梯的尺子”，发现法国已停在原处，它似乎已经放弃几级一跨地往上攀爬。虽然我们常说“纵观历史”，但考究文明衰微时多半是要横着看的。“中央帝国”没落并不是因为乾隆逊于朱元璋，更不是GDP出了问题，而是吾皇万万岁后觉于同代欧洲君王，所以才逼着后代蒙羞含垢、忍辱负重、苦寻良机，等待有朝一日以“震惊世界”的方式醒来。
佩雷菲特接着写到：
“这种相对的运动与静止，我们只有经过长期的比较才能发现。18世纪的中国发生过许多事情：一位毕生从事研究这段历史的汉学家在把这个帝国看成停滞不前时可能会感到犹豫不决。相反，一位研究英国文化的学者可能会对同一世纪里英国国力的发展无动于衷，因为他只看到这个国家里的苦难与不足，看到被无情的圈地法从自己的土地上赶走的农民，看到那里的破屋、暴乱、咄咄逼人的寡头势力，看到它对美国起义军与对法战争的失败，看到总是低于百分之二的发展速度……但比较结果却发现英国的农业迅速地完成了现代化，而在同一时期，大多数法国农民像中世纪一样地生活；通过大银行家、大工业和大宗买卖的协同作用，英国不但对其他各洲，就是对欧洲其他各国的领先地位也越来越明显了。”
如今，彼时的英国已换成了美国，彼时的中国定不是现在的中国。
二：美国不是检验一切国家的惟一标准
全球化是二十世纪的高频词，它是积极的、残酷的，同样是不可阻挡的。事实上，全球化与人类进化迁徙是同步进行的。人是动物，如果可能，动物大多要全球走一走的。植物也一样，一有机会便借助风力或水力将种子繁衍到世界各地。若不是气候的原因，北极熊现在会在孟加拉湾捕鱼，杜鹃花也会开满珠穆朗玛。所以，不管你赞成，还是反对，全球化是必然趋势。人和文明一样，具有病毒的天性，要复制自己，要说服别人，甚至还会像小布什一样为了扩大“我们都是上帝的仆人”，搞一搞“十字军东征”。现在许多法国人反对全球化，可往上数不了几代，他们的前辈当中也少不了甘为全球化作贡献的炮灰与洋灰。法国人嘲笑美国人，我们早已收起了殖民的枪炮；法国人忘了，强者多半是要到世界各地走一走的。像华盛顿那样的珍稀领袖，能解甲还乡，这地球上几千年才出一个。所以，无论知识精英或异见者对中国经济提出何等严厉的警告，笔者仍相信中国大有希望，因为现今中国人的态度，从政府到民众，都是端正的，也是积极的。中国人知道落后就要挨打，闭关就难自守，中国不能绊倒在同一颗地球上了。
世界政治，以利益分析，殖民时代是一群狼抢肉吃，而现在是狼群进化出了一个首领。法国虽然是个老牌殖民国家，但除了拿破仑可以扬眉吐气，乏善可陈，再数就得找贞德那妇道人家帮忙。法国战争史几乎是部投降史，既打不过英国，也斗不过日尔曼人。硝烟散尽，法国自知打仗不是长项。与此同时，作为人道主义的故乡，法国自然也是世界反战中心。无论是基于客观还是主观，法国人都更愿意过安逸的日子。和其他欧洲人一样，他们相信自己找到了人类幸福生活的真谛，他们不仅是享乐者，而且是先行者。世界因此分化成两个方向，要么像法国一样维持一个合理富裕的社会，大家公平平等地生活，让“血浆经济”无处藏身；要么像美国日本一样，紧锣密鼓建设，不放过一刻可以赚钱的机会，并致力于“好文明走四方”，自我复制愈快愈好。
遥想萨达姆当年，在科威特复制很快，没想到竟被布什家族端了老窝，说到底也是被美国复制掉的。如今，恐怖主义与恐美主义并行，睡不好觉的何只是活在录音带里的萨翁？笔者楼下的法国朋友也常睡不好觉，他知道欧洲正在没落，他害怕有朝一日白天和美国人打交道，晚上照镜子脸上还带着媚笑。有个观点颇为流行，民主国家对民主国家是不会有战争的。真是这样吗？可哪个国家敢将自己的安全寄托在另一个国家选民的素质上呢？林达说，总统是靠不住的。想想希特勒如何十年发迹，看看勒庞如何驱逐了“要市场经济，不要市场社会”的若斯潘，就知道其实选民也是靠不住的。
当然，你让现在法国人有危机意识，和美国那样“在摩天大楼里关着暗无天日的劳工”，也是绝对不可能的。法国人太珍惜今生今世，太珍惜每一缕阳光每一寸海滩，除了想保持他们继续说法语、思考和养狗的权利，甚至不太想将来。法国政教分离后仍保留了许多宗教节日，并不是因为人们对上帝心存怀念，而是为了好好休息，所以一有机会便“搭桥”（将两组假日连起来）。美国的经济学家惋惜法国人“活在统制经济的桎梏之中”，法国人则嘲讽前者不知珍惜幸福与自由——人应该自己选择生活。
我们可以说，美国不是检验一切国家的惟一标准，但有个标准却一直在检验着每个国家——人类文明史上最残酷的规则是它以成败论英雄。否则，中国现在会有完整的圆明园（写到这多痛心啊！），巴比伦空中花园的门柱也不会被人搬到哈贝马斯的家乡去赚门票。
三：今日法国与旧日中国
如今，全世界都上跑道了，你推我搡，法国却在理想社会中闲庭信步。全球化到底是一场没有尽头的马拉松，看客与运动员都信奉速度与效率。所谓“国在跑道，身不由己”，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有切肤之痛的中国人知道，法国有没落之象。十七八世纪，吾国与吾民也是养尊处优的，无论骑马坐轿，还是徒步前进，社会终究歌舞升平，平稳发展，甚至后来还长出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在工业革命发威之前，连伏尔泰这样伟大的思想家对东方的专制主义都佩服得五体投地。那时候，法国是世界民主与法制的摇篮，闪电之下，思想家“鱼贯而出”。只是今日法国，思想家已不如往日风光旖旎，只留下些“想家”在高速路上雷诺狂奔。
法国人是完全可能找回十七八世纪中国人的心理的。有个说法是，“法国人是欧洲的中国人”。理由是法国人有着东方人的细腻与复杂。对于法国，笔者曾在上几篇文章中赞美其举世无双的精神气质，但笔者同样发现，法国有不少中国人的特点。
譬如说封闭，一提起它，人们就会想到中国的万里长城。其实法国也是有长城的，它不只是如今已散落在大西洋岸的城堡与断壁，还有著名的“百里马其诺”。和始皇帝一样，法国的天才军事家相信修一道墙便可高枕无忧，从此天下太平。
和英国比，法国当属大陆文明，为防止英国海盗上岸，免不了到处修墙。欧陆上的庄园，其实就是一个个大雕堡。同时因为临海而居，封闭不算彻底，于是便有了关于围城的那句话，“墙里的人想出去，墙外的人想进来”。因此，说法国属于半海洋半大陆式的文明会更贴切些。
和中国人一样，法国人也是天生平等派。中国人后天“逆来”较重，又闹窝里斗和告密，因此朝野“顺受”风行，但中国人骨子里还是要求平等的，所谓“不患寡，患不均”。中国历史上几乎所有的农民起义，莫不高扛“等贵贱、均贫富”的大旗，从陈胜吴广到太平天国，直至极端共产主义试验，都是要量身订做一个平等天堂，但最终莫不以激情始，以悲情终。其症结就在于，这些运动只注重结果的平等，却忽视过程的公平。
法国人对平等的诉求同样坚持了若干世纪。如今的法国，虽以“左派大本营”为中国自由精英诟病，但法国人对平等与公平的追求已见成效。笔者曾对法国民众做过些访问，受访者或许身份卑微，但多以此国家之公平自豪，相信自己已置身于理想国家之中。法国人并不追求财产平等上的完美，但做到了平等上的合理。相较之下，中国落后了许多。
和传统的中国人一样，法国人也不少爱祖宗，这都是留下了丰厚文化遗产的伟大祖宗。和中国人受害于“中央帝国病”一样，法国人其实也受害于“文化帝国病”。傲慢固执结下的恶果是敏感与创新精神的缺失。
佩雷菲特是这样分析中华帝国之衰败的：
“中国原来领先于其他文明好几个世纪，为什么它会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失去这种优势呢？马戛尔尼的出使至少作出了两种解释。正当西方各国投向广阔的世界时，中国却闭关自守起来。当欧洲的革新层出不穷时，中国却在顽固地阻止新事物的出现……长期受中国文化影响的日本起飞了，而他们文化的故乡的文明之火却被自己的灰烬压着正在熄灭。”
这句话现在同样可以用来警告法国。
四：向后看与向外看
普鲁斯特说，天堂只在那些逝去了的时光里。法国人之怀旧举世无双。法国人的眼睛可能是长在脑后，他们习惯朝过去看。如果让他们和政客一样往前看，最多也只能看到退休改革的分摊金上，所以今年一听说政府搞退休金改革，法国人便纷纷上街抗议去了。因为习惯往后看，所以法国能出哲人、作家和诗人。逡巡于大学校园里的法国学生，成熟得让中国人畏惧。十八九岁的文科生，与你交流，从不缺思想，他们深沉优雅，像是十八世纪徘徊在索邦小广场上的哲学家。重思辨轻实利的法国似乎不是以国家的形式存在的，它更像是世界的拉丁区，他们做不了在校区卖羊肉串致富的勤俭营生，也当不了文化顾问去收开发区的钱。他们勤于思辨也时常囿于思辨，并因此渐渐失去了创新能力。长期以来，由于过分依赖巴黎信奉教条主义的官僚机构以及文化神经中枢的惟理传统，许多来自更广泛的群众生活的敏感与判断得不到重视，而重人文轻实践也使这个国家受累于思想者的空话连篇。
世界经济论坛2002年11月公布的各国竞争力年度排名，法国从世界第20位跌至30位，原因之一是技术创新缺乏活力，虽拥有高水平的科研，但产业化不足。中国古代从不乏发明创造，据说连足球都是中国发明的，问题也在于产业化不足。即便是那时畅销大江南北的春药，也不过是手工作坊式的量产，没有形成规模，否则哪轮得到今日美国“伟哥”横空出世。
法国向外看的人有两种。一是“勒庞病”患者，他们相信外来人口是法国每况愈下的根源。他们盼望勒庞有朝一日大权在握，能兑现承诺，成立“移民营”，然后将这些“外来民工”驱逐出境。另一种向外看的人是勒庞请都请不回来的，他们是转道英美的淘金者。2000年，法国参议院公布的一份调查报告说，法国的年轻技术人才外流严重。他们包括年轻的高级科技人才和年轻有为的企业家，主要流向美国和英国。近五年来，在这两个国家注册的法国人增加了30%，它侧面说明了法国渐渐被那些想创业的年轻人所轻视。
给法国人当头一棒的是大名鼎鼎的威旺迪环球前老总让•梅西埃，这位“M6先生”不但卷走巨额钱财移居到了美国，而且还扔下句让法国人集体失血的话：“L'exception culturelle française est morte！（法兰西文化例外已死！）” 对于法国文化，笔者常怀敬畏之心，但当我在法国电视上看到一个完全克隆美国荒岛生存的节目时，便如食苍蝇。若不是Canal+的木偶新闻剧原汁原味，尚能陶冶情操，我定会相信梅西埃此言不虚。
汉语不怕西文入侵，毕竟是象形文字，有天然屏障。当年“email”大举入侵时，汉语只派了几个“伊妹儿”便立即战成平手。法语不一样，由于是字母文字，所以随时提防其纯洁性，尤其严防来自盎格鲁•萨克森文的“性骚扰”。不久前，法国文化部门下了一项禁令，不许使用email一词，而改用courrier electronique。法国人认为email是美国外来文化，会给法语掺脏水。不过，法国官员还算开明，否则会将互联网也禁了，因为这是外来通讯科技，会玷污法国Minitel的纯洁性。
笔者寓所附近有个电视房，里面不乏观摩好莱坞垃圾片的法国学生。他们眼巴巴盼着“无中生有”，每次看完还是大骂“nul”（什么也没有），但他们乐此不疲，以“偏不信美国文化没东西”式的韧劲，夜夜抢占本土频道。法国人说，电视是餐厅里的政府。如果法国年轻人整天看美国电视，美国政府便已经介入法国人当下的（更在于未来）生活了。因此，法国政府的email式的禁令不过是道文化马奇诺防线而已——也就是说，当法国文化部门如敝国抗洪大军深一脚浅一脚到处排查管涌时，美国文明的浪潮已绕道而下冲进了善良的法国人家。
五：官僚主义与民僚主义
天灾不比人祸多。
法国人认为，政府应该和人一样，有必要午休。但今年希拉克与拉法兰“午休”却出了大乱子。“人命关天，医院关门”——由于罕见的天热，短短半个月，法国有一万五千位老人因未得到及时救治死亡。法国朋友戏称，苦命的拉法兰终于感动上苍，但得如此热上几次，法国退休制度改革就可以不搞了。
法国人享受生活是出了名的。每年夏天，因为很多人外出度假，法国医院的床位减少，政府部门也精兵简政，甚至人去楼空，加上有三分之一的老人都是单独居住，死了都没有人知道。其时拉法兰携第二夫人避暑在外，直到老人死得差不多了才缩着脖子回来启动应付紧急事态的“白色计划”。几天后，刚从魁北克晒完太阳的希拉克打破沉默，一脸健康肤色地站在爱丽舍宫大骂天气预报。但是一个高效的政府是不能总报怨天气的。卫生局长倒是知趣，没等中央说撤便自己辞了。
法国是个“上有老下有小”的社会，任何一项政策都需要酝酿很长时间。近日，拉法兰总理打算取消圣灵降临节休假日，以此为救助老人基金筹资。这个主意看似简单，但落实起来难上加难。首先是法律难题，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11个法定休假日写进了劳工法，劳工法必须修改。此外还须修改大多数企业劳资协议、劳动时间法、按月交税法等等，不一而足。工程浩繁复杂，2004年初以前完成实非易事。当然还有文牍旅行的问题。法国人信封和记事本的使用量大得惊人，前者多半是为文牍，后者是为了“航得吾”（rendez-vous，约会）。在法国，拔牙修脚都得“航得吾”一下，否则准吃闭门羹。
说到公民权利，中国人常会激动得热泪盈眶。但在法国，公民权利却已出现了庸俗化趋势。所谓钻权利的空子，和中国人钻政策的空子差不多。最明显的便是罢工庸俗化，本是严肃的社会政治类新闻，却可能会抢娱乐新闻版头条。
自法国大革命后，法国人食髓知味，动辄上街，其中大多是可赞美的。与此同时，有些上街也没少让这可爱的国家糟殃。由于社会福利太好了，多年来大家已经习惯了享清福，政府稍微作一点改革触及一部分人的利益，这部分人便捆绑公众，以罢工来威胁。2002年，又是热闹的一年，教育改革、退休改革、反美……据统计，法国每天有三次罢工。其中有一半发生在巴黎。一方面，罢工可以作为泄洪闸防范社会危险，另一方面，罢工也让极端个人主义有可乘之机。损失是难以估量的，记者说“电站一罢工，冰激凌厂和冰激凌一样溶化了。”
法国人动辄罢工，总统有时也心痒痒。1985年，政府推出教育改革方案，全国一罢了之，最后密特朗也走上街罢了五分钟。理由是，“反对学生罢课家长罢市！”
今年法国教育界抗议教育改革，罢课罢教风起云涌，到升学考试时，若不是思想工作做得好，差点没有老师监考。事后拉法兰盛赞法国公民识大局。这让笔者想起几年前发生在天津的一件事：一群老太太要求政府解决平房积水问题，牵着绳子在中环线上静坐数天，至7月7日突然销声匿迹，只留下一条标语悬在护栏上：“为了下一代支持高考灾区人民忍忍忍”。从这点看，其实法国公民素质和中国老太太是差不多的。
眼下，正值多事之秋。假期刚过，拉法兰总理四下排雷，承诺条件，因为刚度完假的1800万名师生又杀回来了。度完假，然后再搞一场声势浩大的罢工游行，是法国“民僚主义”的精华。法国最长的一次罢工“烽火连七月”，当时全国几乎瘫痪。法国人罢工，有时是为了争取权利，有时漫无目的，有时蛮不讲理，有时是传统的例行公事。每个人都“逆来顺受”，“顺受”是为了自己有朝一日有权让别人“逆来”。
中国人说“罢罢罢”，常是自己有苦难言，因此有了“罢罢罢，不说也罢”的口头禅。法国人说“罢罢罢”，常是政府有苦难言，但凡有点风吹草动，举国都沐浴在“阿罢”（A BAS：游行口号，“打倒”之意）的浪潮之中。尽管英国人骂这是“法国病”，但法国人，从官方到民间，都不以为然，只当是大家的权利。今年闹大罢工，马赛的垃圾工人一罢就是十七天，留下八千吨垃圾，恶臭连天，到复工时不得不动用香水。这就是法国人的优雅，香水不仅是用来除体味的，还可以和白匪的消防水龙一样横扫大街，消除罢工影响。从消防水龙驱散人群，到政府出资香水扫街，应该说人类的确是进步了，至少是有了品味。
六：福利与创新
若泽•博韦是法国中部拉尔扎克山区一位养羊的农民，1987年创建“农民联盟”，以保护农民利益。这个留着八字胡、烟斗不离手的“罗宾汉”，近些年成了反全球化的明星。砸麦当劳是博韦的拿手好戏，今年他又因捣毁基因玉米实验地被投进监狱，一时引来成百上千的支持者在门外高喊“博韦回家，希拉克进去！”。在这些人看来，全球化与美国化正在摧毁他们平静安逸的幸福生活。
华盛顿曾说过，“一个国家，如果听任自己时不时受制于对他国的爱憎，那它在某种程度上就成了奴隶，被她的爱憎所奴役。”无论大家如何谈全球化，“美国化”总是无法回避。法国与美国的诸多纷争，其实更可以看作是两个方向上的纷争，或者说是美国的经济学家与法国的社会学家在打仗；既是经济学，又是幸福学。如今“美国化”大行其道，但与其说他国做了美国的奴隶，不如说是做了效率的奴隶，其错不在美国，亦不在效率。人类的天性是面向未来，更想在有生之年知道更多的未来——对于他者的财富甚至还有点贪婪之心。
经济学家对法国以及整个欧洲的忠告是，“在凯恩斯主义走向衰退，在维护社会公平为中心的社会民主主义传统受到了冲击，在以市场经济为信仰的新自由主义受到质疑的时候，欧洲如何在保持固有价值观的基础上，制定出富有创新精神、适合欧洲的全球化对策”。如今，欧洲新经济的起步至少比美国落后了10年。犯了“勒庞病”的法国人认为是移民抢走了饭碗，而美国却借着移民的脑袋多快好省地振兴经济。美国大学数学和信息学专业一半以上的博士文凭和工程师文凭授予了外国留学生，其中大部分留在美国工作。
透过网络科技，我们可以看到法国年轻人多少有些不思进取。笔者深有体会的是，中国青年学生到法国后，给不少法国学生普及了网络知识。让人费解的是，很多学生对网络根本就没有兴趣。
有人说，法国福利太好，所以人们渐渐失去了进取心，因为“饱暖思进取”闻所未闻。可芬兰人不这么想。在世经论坛2001年的全球竞争力报告中，仅有500万人口的芬兰其创新能力世界排名第一。芬兰的福利与税收均高于法国，但是政府较法国更高效、更重视创新，民众心理也较为轻松。
好福利并不会滞塞人的创新能力，比福利更高的是人的智商。可以想见，法国没落症结不在于享受生活，也不在于“坏罢工”，更不在于“好福利”，而是因为长期以来创新能力的萎靡不振。创新不仅是创新本身，它还包括国民接受创新的能力，这不只是几个科学家在精舍或实验室里培养的。它关系到整个民族的精神面貌，他们必须面色红润，而非垂垂老矣。
一声叹息 写在后面
如上所述，世界潮流，浩浩荡荡，如今已汇集成一个大江湖，每个国家都在跟着美国赛跑，谁也不甘落后，谁也不敢歇息，其实都已身不由己。历史记住了那些“先前也阔过”的文明，现实却十足无情。
以人道、勇气和幸福的名义，笔者赞美法国，它热血柔肠、特立独行，超然于此“囚徒困境”之上。笔者同样担心的是，在强劲的“美国化”背景下，法国如此安于现状必将寅吃卯粮，伤及未来。外在因素是，大多数国家出于功利与自身安全的考虑，都信奉美式效率，而非法式幸福，这或许注定了将来又一场先行者的悲剧上演；内在内素是，当法国人沉醉于昔日荣光与今世安逸时，自大症与鼻塞正腐蚀它未来的根基。
在《停滞的帝国》一书结尾，佩雷菲特发出意味深长的叹息，“一方面的狂妄自大与另一方面的骄傲自满相对抗，结果是人类失却了难以估量的财富，这些财富只能随同没有发生过的历史永远埋藏在地里。”
那一声叹息，是萦绕在无数曾经盛极一时的帝国心头的噩梦。
原载《南风窗》，2003年9月下。发表时题为《全球化与法国病》，本人为惟一作者，特此声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