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政治领袖是苏联和俄罗斯政治体系中的关键组成部分，在后苏联时代的俄罗斯政治生活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俄罗斯政治文化一直偏爱强势而有个性的政治领袖，从 1917 年以来的苏联领袖大多都秉持了这一特点。改革派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由于自己的优柔寡断而丧失了对于改革乃至国家的控制，而与其个人风格和成长经历迥异的叶利钦经历了一系列复杂的政治斗争，最终成为了新生的俄罗斯联邦的领袖。他推动俄罗斯进行了激进的市场化改革，希望使俄罗斯走上以市场经济为特征的“文明之路”，但由于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以及政策方面的失误，这一尝试最终以失败而告终。虽然他是俄罗斯第一任民选总统，但叶利钦自相矛盾的执政风格、不稳定的心理状态和诸多生活上的不良习惯都令人诟病，他虽然赢得了竞选连任，但由于身体原因和杜马掣肘，很难有所作为。在经历了复杂的甄选之后，他选择了普京作为自己的接班人，并且帮助普京顺利当选。有克格勃背景的普京是一位具有开拓精神和无比坚韧的性格的领导人。在接任总理之后，很快凭借自己的超群才能，解决了车臣问题，并且有效提高了社会福利，从而迅速提高了自己的威望，以绝对优势当选总统。执政之后，普京很快推动了俄罗斯政治制度新的“转型”，他通过除了暴力之外的一切手段强化国家权力，打击“寡头”，取消地方选举，限制独立媒体，通过“西罗维基”掌控权力，最终使整个政权集中于自己的手中，形成了被称为“可控民主”或“主权民主”的普京体制。在八年任期结束后，普京拒绝了第三个总统任期，而选择了一项略显复杂的政治安排。将总统职务交给自己的亲信梅德韦杰夫，本人则以总理和统一俄罗斯党主席的身份继续参政，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双头制”政权，直到 2012 年重返克里姆林宫。随着时代的变迁，俄罗斯正处于发展的十字路口。普京的重新执政对于俄罗斯未来的改革可能将会是一个积极的因素，因为他拥有足够的权力推动改革的进行。虽然面对诸多不确定的挑战，但仍然有成功的机会。

【关键词】 政治领袖 戈尔巴乔夫 叶利钦 普京 双头制

【中图分类号】 D73/77.09(511.2)【文章标识】A 【文章编号】1009-721X(2012)02-0010-(43)

对于政治活动和政府来说，没有哪个组成部分比领导层的功能更全面。领袖们制定或者帮助制定目标。他们决定政府的议程并且为那些共同性的问题提供可供辩论的参考性框架。除自身利益之外，领袖们还同时代表其他政治参与者的利益。而且，就像商人一样，他们积累政治资本并进行交易，拉拢同盟者以便能够采取共同行动，维护共同利益。[1]

相对而言，领袖们也许能够独立自主地操纵政治，但他们同时也必然受到哲学/意识形态、经济、制度、文化、国际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制约。即便如拿破仑、丘吉尔或者毛泽东这样一些历史伟人，也无法完全拥有率性而为的自由。五个世纪以前，意大利哲学家尼古拉·马基雅维利（NiccolòMachiavelli）在其《君主论》一书中便已指出，领袖们对事件发展的影响不 仅取决于其本人的主观才能，而且受到命运所赋予他们的难以测度的偶然因素以及客观机遇的制约。卓越的政治家往往都非常幸运，他们获得了非同寻常的时机，并且采取了非同寻常的行动——马基雅维利用“水漫河堤”的形象说法来形容这一切——他们充分利用机遇并获得了荣耀。

有些政治学家认为，在那些身居高位的领导者中，只有那些与其跟随者目标一致的人才配得上“领袖”这个尊称。至于那些只顾追求自己私利的政客应当被称作是统治者（dominators），而不是真正的领袖（true leaders）。[2]在我看来，这个观点更多地体现出的是政治体制的差异而不是领袖本身的区别。领袖可以居于统治者的地位，但依然是领袖，正如那些不是领袖的人也可以在他们所属的各种政治体制之中占有不同的角色，但依然不能够被称为领袖。领袖以及那些潜在的领袖们必须关心他们的追随者以及可能的追随者。不过，无论是在民主、威权还是混合体制中，他们都不能够被其追随者所左右。为避免此类情况的出现，他们可能如马基雅维利在他的时代所观察到的那样，采取那些从道义上看存在问题的政治技巧，或者为了方便起见，在公开与私下的不同场合以不同的面目出现。

当我们探讨苏联这个超级大国于 1991 年突然解体之后出现的新的俄罗斯政治领袖的问题时，上述观点需要牢记于心。

俄罗斯与苏联背景

对于强势而有个性的领袖的偏爱是俄罗斯政治文化的一个固有特点。这个特点贯穿于整个莫斯科公国和沙俄帝国时期。直到 1917 年，这个国家都在绝对君主制的统治之下，其统治的道德合法性源自于斯拉夫版的欧式王权神授论。尽管这一政体也曾一度呈现为寡头制的特点，在其最后的数十年间还出现了民主的倾向，但 “沙皇（tsar）的话就是法律与权力”的观念却像遗传式的地从一位独裁者传至下一位独裁者。[3]

布尔什维克革命是以工人、农民以及士兵等大众的名义发起的。但列宁这个革命的理论家与设计师不久便脱颖而出，成为在俄罗斯内战时期得到整合的集权式革命体制中领袖群伦的人物。在经过一番权力斗争之后，约瑟夫·斯大林（Joseph Stalin）运用列宁在 1924 年去世之前交给他的党的行政权力——也即共产党的总书记一职——使自己成了独裁者，并将其地位维持了整整一代人的时间。1953 年斯大林去世之后，斯大林的大清洗，狂妄自大和“个人崇拜”便遭到批判，而集体领导则在原则上得到了承认，尽管实际上此原则仍经常遭到侵害。性情有些反复无常的尼基塔·赫鲁晓夫（NikitaKhrushchev）在领导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的攻击之后不久，很快便使自己成为了这一体系中的强人——尽管他不像他的前任那样专横。[4]1964 年 10月，在出现了多次政策失败之后，赫鲁晓夫被其同僚推翻，他也成为苏联历史上唯一一位被同僚推翻的最高领袖。在赫鲁晓夫被排挤之后，苏共领导人曾尝试以书面规则的形式来防止个人统治的重新形成。[5]不过很快统治性角色便再度出现，那就是新的总书记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Leonid Brezhnev）。他是这一体系内的旧式官僚，在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他也发起了一场对自己 的小型个人崇拜，并且从中获益。

改革派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Mikhail SergeyevichGorbachev）在 1985 年继承了勃列日涅夫的位置。就像列宁生前所做的那样，戈尔巴乔夫曾尝试从党的等级体系与文件规定中寻求对改革支持；而在党外，他则试图尽可能地取悦苏联人民。戈尔巴乔夫急切盼望从社会底层获取合法支持，同时对这一制度进行改革，此种热望促使其对苏联制度进行部分的民主化改革。改革的高潮是 1989 年 3 月份的新议会，也就是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委员会（USSR Congress of People’s Deputies，苏维埃）的竞争性选举。 然而，新选出的苏维埃刚刚开始着手制定法律，不断升高的骚动与混乱便使得这种半截子式的改革难以为继，这种情况也使得戈尔巴乔夫面临着两难的处境，要么如东欧所做的那样，超越这种改革继续向全方位的民主化迈进，要么运用自上而下的手段来稳定现有体系的核心要素。受困于此，戈尔巴乔夫选择了折中调和，结果证明双方都不满意。这种调和甚至都体现在戈尔巴乔夫所担任的职务上。1990 年，他让苏维埃选举他为苏联总统，但此举并没有使他获得全体选民的支持，而且他也没有辞去执政党的总书记一职。

叶利钦的出场

戈尔巴乔夫的优柔寡断为他的失败铺平了道路，他败给了一个未曾预料到的对手：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叶利钦（Boris Nikolayevich Yeltsin）。他们并非天敌，实际上他们个性相似。两人都在 1931 年冬天来到这个世界上（前后只相差 29 天），都生于地处内陆省份的农民家庭。从民族来看，他们都属俄罗斯族，两者在政治上也都是从党的地方行政组织起家，逐渐提升自己的影响。叶利钦的根据地是其家乡省份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Sverdlovsk），该省地处乌拉尔军事工业带的中心。而戈尔巴乔夫所在的斯塔夫罗波尔（Stavropol），则是北高加索地区的一个生产谷物为主的省份。 叶利钦有一个颇有影响的提携者，那就是 1971 年至 1976 年期间担任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委第一书记的雅科夫·里亚博夫（Yakov Ryabov）。1976 年 10月，叶利钦取代里亚博夫，被提拔担任该州州委第一书记。

在这个位置上，叶利钦塑造了一个充满活力、锐意进取同时又善于与群众打交道的地方领导人形象。[6]前克格勃领导人，1982 至 1984 年间担任苏联共产党中央总书记的安德罗波夫（Yurii Andropov）已经注意到了叶利钦的政治才能。但直到1985 年执掌大权之后，戈尔巴乔夫与他在西伯利亚的下属兼盟友叶戈尔·利加乔夫（Yegor Ligachev），才将叶利钦带到了莫斯科。叶利钦接受的第一个任命是不甚重要的中央书记处建设部部长（Head of the construction depart-ment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Secretariat）。1985 年 12 月，他担任了第一个有权势的职位，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也就是苏联和俄罗斯首都的共产党委员会的第一书记。叶利钦在这个岗位上的政绩不但使他在全国赢得了声誉，而且帮助他得到了政治局候补委员席位，也就是不具投票权的政治局委员。叶利钦与戈尔巴乔夫的合作以及他们两人在背景方面的相似性暂时掩盖了他们之间在个人经历、风格与观点方面的差异。虽然戈尔巴乔夫有部分亲属在三十年代的镇压肃反运动中曾受到过伤害，但由于戈尔巴乔夫的家族出身贫困，所以还是非常支持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集体化运动。他的父亲和其他几个亲属还是共产党员。

叶利钦的亲属则属于那些相对富裕的富农（kulak）家庭，由于集体化，他们失去了全部的财产和社会地位，而且没有一个亲属是共产党员。1930 年，叶利钦祖父四兄弟都被强行搬迁到另一个村庄，1934 年他们又被发配到另一个更为偏远的北方村镇，在那里叶利钦的祖父伊格纳吉·叶利钦（Ignatii Yeltsin）于 1936 年悲惨离世，其祖母斯塔伊金斯（Starygins）则在 1945 年被允许离开他们的流放地，到工业城市别列兹尼基（Berezniki）与在那里的年幼的鲍里斯、他的父母还有兄弟姐妹共同生活。在 30 年代，叶利钦的父亲尼古拉·叶利钦（Nikolai Yeltsin）自己也碰到了政治麻烦，他被流放到古拉格劳改营劳教三年。1950 年，戈尔巴乔夫兴高采烈地成为了共产党的预备党员，接下来又在 1952 年转为正式党员，而叶利钦则在 1961 年才正式加入共产党，那时他已经三十岁，而且后来他还肯定地讲，自己加入党组织的目的就是为了个人发展与前途。[7]

上述事实并不意味着叶利钦是一个天生的叛逆与持不同政见者，也不意 味着戈尔巴乔夫有任何理由在开始他们有关改革（perestroika）的合作时怀疑叶利钦的忠诚。不过它们却可能表明叶利钦内心对于体制的一些核心价值是保有距离的，而这种距离在戈尔巴乔夫身上并不存在。叶利钦在党内的升迁之路也不同于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在法学院接受教育，而在共青团（Komsomol）以政工干部开始其政治生涯，专长是农业；叶利钦的学位是建筑工程，一直从事经济事务，开始是一个建筑经理，接下来担任一个工业化与城市化程度都很高的地区的第一书记。在性格方面，与戈尔巴乔夫相比，叶利钦更少耐性，更为浮夸，但更有人缘。当他在 1985 年 4 月离开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的时候，他已经与戈尔巴乔夫派系有些矛盾，原因既有对戈氏改革方式过于谨慎的不满，也有对自己未能得到更重要职位的抱怨。

戈尔巴乔夫与他的莫斯科部属之间本来不甚亲密的关系在 1986 至 1987年间更是迅速恶化。叶利钦公开支持更为激进的经济与政治改革战略。而在非公开场合，特别是在中央委员会全会以及每周的政治局例会上，他批评戈尔巴乔夫在改革方面走得太慢。戈尔巴乔夫反过来也抱怨叶利钦不但发表不负责任的讲话，还通过亲自上街及谴责干部享有的诸如豪华轿车、特殊医院和商店等“特权”来迎合莫斯科大众。深感受挫的叶利钦试图对总书记施加压力，他决定打破苏联历史上的惯例，向戈尔巴乔夫递交辞呈。后来他果然在 1987 年 9 月的一封给戈氏的密函中表达了这一想法，但戈尔巴乔夫没有回信。叶利钦对此事深感不满。1987 年 10 月 21 日，他未经邀请，径自来到中央委员会全会，发表了一篇有些散漫但却充满挑衅的讲话。在这篇发言中，他指责改革未能造福于人民，呼吁党内“实行民主”，将矛头直指戈尔巴乔夫愈益升级的个人崇拜，并要求允许他辞去所有职位。戈尔巴乔夫本来是可以采取更具包容性的应对方式，但他却正面回击，让几十个中央委员出面力陈叶利钦的各种贪腐行为。几天后，叶利钦软化了立场，要求允许离开政治局但保留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在戈尔巴乔夫看来，这种态度是不符合列宁主义的，也与维护党中央的权威不一致。11 月中旬，叶利钦被免去了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而且受到公开批评，1988 年 2 月被政治局除名。叶利钦神经有些崩溃，曾半心半意地试图自杀，但数星期后又在克里姆林宫医院恢复过来。

事后证明，这次低潮不但是叶利钦生涯新阶段的开始，而且也揭开了苏联改革新的一页。叶利钦直到 1988 年中才从病中恢复过来。此后他在建设 部门担任一个名义上的虚职，重新开始活动。1989 年 3 月，在戈尔巴乔夫拒绝将叶利钦派到苏联驻外使馆工作的意见之后，叶利钦趁选举法重新修订的机会，在莫斯科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中赢得了压倒性胜利。在最高苏维埃，他被推选为跨地区代表小组的五个成员之一，这是一个由自由派知识分子和专家所组成的小组，其中包括持不同政见的物理学家安德烈·萨哈罗夫（Andrei Sakharov）和经济学家加弗利尔·波波夫（Gavriil Popov）。与跨地区代表的交往使叶利钦接触到更为西化的道路，这是他充当党的官僚时不可能想到的。次年，当苏联加盟共和国开始制度化选举的时候，叶利钦 在 1990 年 3 月 4 日赢得了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RSFSR）的席位。在 5 月 29 日，凭借微弱多数，他被代表们选为大会主席。6 月 12 日，在苏维埃代表全体大会上，由叶利钦担任主席，宣布了俄罗斯的“主权”，或者说在苏联联邦中的自主权。

戈尔巴乔夫和他的同僚对叶利钦所领导的俄罗斯的转变颇为怀疑，也不能够理解他何以如此受大众欢迎。“突然之间”，一位中央书记处书记在 1990年 5 月的时候告诉政治局，“尽管到现在为止他从来没有给过俄罗斯任何东西，但他却成为了俄罗斯的爱国者，这是……一个不太光彩的政治游戏。” 戈尔巴乔夫在另外一个政治局会议上也说，“叶利钦正在做的令人不可理解，……每到星期一他的脸便大了一倍（由于其自大）。他说话语无伦次，经常想出各种馊主意，就像一个老旧的录音机。但人们还是一次又一次地重复，‘他是我们的人！’”[8]

虽然叶利钦在鼓吹俄罗斯的发展目标方面有机会主义的成分，但也的确存在更多的内容。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叶利钦曾不断地向他的副手抱怨说，相比其他十四个加盟共和国，俄罗斯苏维埃联邦议会总是受到歧视，这种歧视表现在从来没有一个有效的政府或者它自己的党的支部。一般来讲，他赞成分权，也赞成更多地将权力下放到地方，这一思路与在乌拉尔地区流行的区域文化中的“独立自主”的主张颇为一致。考虑到戈尔巴乔夫对苏联中央政府和党的铁腕控制，俄罗斯对叶利钦来说就是一个可以很有吸引力的选择，可以施展他的计划。而且随着他将政治自由、法治以及经济、市场合作和私有产权等要素包括进去，这一计划变得越来越具有内在一致性，也越来越有活力。曾与叶利钦在 1990 年 5 月会面过的撒切尔夫人是第一批认为叶利钦将比戈尔巴乔夫更快地直接与旧制度决裂的外国领导人之一。她认为，叶利钦“相较戈尔巴乔夫而言，对一些根本性问 题想得更清楚”，“而且已经突破了共产主义的思维模式与语言。”[9]

1990 年 7月，叶利钦交出了他的党员证以表明自己独立的政治地位。叶利钦与戈尔巴乔夫的冲突逐渐升级，由于叶利钦的权威建立在大众支持的基础之上，这使他在政治上得益匪浅，也使得他更倾向于采取冒险的行动获取胜利。与从未参与过选举的戈尔巴乔夫不同，叶利钦从 1989 年到 1991年间参加过连续三次选举。最后一次发生在 1991 年 6 月 12 日，他赢得了俄罗斯联邦总统这个新职位。叶利钦的总统就职仪式于 7 月 10 日在克里姆林宫举行，一旁观礼的戈尔巴乔夫有些忐忑不安。

几个星期之后，叶利钦迎来了他政治生涯中毫无疑问的最激动人心的时刻。1991 年 8 月 19 日，由副总统根纳季·亚纳耶夫（Gennadii Yanayev）以及克格勃领导人弗拉基米尔·克留奇科夫（Vladimir Kryuchkov）“为首”的一批苏联保守派领导人策动了一场柔性政变，企图逆转“联盟”条约的签署。该条约是由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协商制定出来的，如果通过的话将把苏联转变成一个松散的联盟。这些政变的发动者将戈尔巴乔夫软禁在克里米亚的夏季度假地，同时派遣几百辆坦克及数千名军人来到首都大街，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到 8 月 19 日中午，在时为俄罗斯联邦政府机关所在地的俄罗斯白宫之前，叶利钦爬上了一辆坦克并宣读了一封谴责政变同时要求释放戈尔巴乔夫的公开信。接下来他又拒绝投降，并连续两个晚上与他的忠实支持者呆在白宫。8 月 21 日，政变策划者放弃了攻打白宫的计划，不久之后他们便遭到拘禁。在 8 月 23 日的俄罗斯议会上，叶利钦手持证据，当着戈尔巴乔夫的面说他的内阁大臣已经背叛了他，并当场签署了禁止共产党在俄罗斯领土上活动的法令，一旁观看的戈尔巴乔夫神情木然，一脸惨白。至此，戈尔巴乔夫的权力彻底崩塌。

在接下来围绕着拯救苏联联盟而进行的艰苦谈判中，戈尔巴乔夫未能挽救自己的命运。不管其做法对错与否，事实上，叶利钦已经不愿意作出能够使联盟存留的必要妥协。也许他感到这个时候已经没有挽回余地了，因为不少加盟共和国，特别是乌克兰拒绝签署此类协议。12 月 8 日，叶利钦与其他两个苏联的斯拉夫共和国领导人——即乌克兰总统列昂尼德·克拉夫丘克（Leonid Kravchuk）和白俄罗斯的斯坦尼斯拉夫·舒什克维奇（StanislavShushkevich）——签署了“别洛韦日森林协议”，宣布苏联寿终正寝，取而- 18 -代之的是徒有虚名的独立国家联合体。现在真正的权力掌握在继承苏联的 15 个共和国手中，它们之中最大的是俄罗斯，或者说是俄罗斯联邦。1991年 12 月 25 日，戈尔巴乔夫辞职，苏联正式消失在历史之中，而叶利钦自己则毫无挑战地成了从苏联走出来的俄罗斯联邦的最高领导人。戈尔巴乔夫进入了平静的退休生活，他成立了一个慈善基金，撰写回忆录，发表各式各样的演讲，大部分是在国外。叶利钦则继承了戈尔巴乔夫在克里姆林宫一号楼的办公室，由此可以俯瞰坐落在红场上的列宁墓。

尝试与错误

甚至早在苏联解体之前，叶利钦就已经对外宣布将在俄罗斯推动名为“休克疗法”的激进市场化改革。这场改革开始于 1992 年 2 月 2 日，政府当时宣布废除对绝大多数商品与服务的价格管控。与之相关的另一项改革措施是允许非国有企业与个人从事贸易与商业活动，此类做法在苏联从二十世纪 20 年代起的大部分时间里都被认为是非法的。1992 年的下半年，又启动了工厂、商店以及其他一些国有资产的私有化进程。

叶利钦深信，要将俄罗斯从危机引向“文明之路”，必须要有决定性的“改革突破”，而且要行动迅速。只有这样，才能在理论和实践上都走上西方的发展道路，建立西方式的经济与政治制度。这种改革所奉行哲学与中国 在邓小平领导之下所进行的渐进、阶段式改革大相径庭。在采纳“休克疗法”时，叶利钦从那些年纪只有三四十岁的学者专家那里获取建议，这些人比他整整年轻一代，从来没有在前苏联政府里担任过领导职位。他们当中最重要的当属根纳季·布尔布利斯（Gennadii Burbulis），一个民主派学者，前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讲师。在布尔布利斯的建议下，叶利钦让一个非常年轻经济学家和期刊编辑叶戈尔·盖达尔（Yegor Gaidar）（时年三十五岁） 来掌管经济改革，他从来没有在政府里担任过任何职位；1992年 5 月，盖达尔更是被任命为代总理。而同样年轻的阿纳托利·丘拜斯（Anatolii Chubais）则被任命为私有化的负责人。

叶利钦的休克疗法使俄罗斯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同时也减缓了 90 年- 19 -代早期存在的一些诸如基本消费品短缺、食物配给和囤积居奇等尖锐的经济问题。但不久一切就便变得更加清楚了，市场之路将较之想象来得更为漫长，也更为崎岖不平，而且短期之内将面临巨大的混乱与艰困。当叶利钦在 1991年岁末宣布这一决定时，他曾预期最糟糕的情况可能在一年之后就会结束，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复苏则将在 1992 年底开始。不幸的是，结果证明此 一预期太过乐观。

改革引发的混乱很大程度上也是当时的客观条件所致。俄罗斯负担了苏联的全部外债（这些外债的大部分来源于戈尔巴乔夫时期），同时还有一个在后冷战世界需要缩减的庞大军工产业。无法满足的消费需求加之价格的自由化加剧了通货膨胀，使得许多家庭的生活积蓄一夜之间化为乌有。最令人沮丧的是，俄罗斯的经济产出年年下滑——1992 年下降了 15%，1993 年是9%，1994 年 13%，1995 年 4%，1996 年则是 3%。

同前苏东集团国家出现过的经济衰退相似，俄罗斯经济下滑在一定程度上也许是不可避免的。但实际上衰退相较之前的预期多延续了好几年，对此叶利钦和他的领导团队应该承担相当大的责任。改革计划本身草草而成，出台过程非常匆忙，在休克疗法开始之前，俄罗斯几乎不存在任何支持市场经济的体制及监管机制。随着生产的下降，政府收入也跟着下降，而这进一步又导致了高额财政赤字及福利缩减，而这些福利本来可能会使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情况不那么糟糕。在其十年任期最后阶段的退休讲话中，叶利钦也不得不承认改革计划尽管在最初“看似简单”，但执行起来却“被证明异常痛苦和艰难”。他曾一度相信“只要一跳，再加一击，我们就能够从那灰暗、停滞、集权的过去摆脱出来，进入光明、繁荣且文明的将来”。但实践与此完全相反，“一次跳跃并不足够达到目标。我在某些方面显然有些天真。有些问题被证明是异乎寻常的复杂艰难”。结果并不是稳健地迈向西化，而是“通过试错的方式艰难前行”。 如他本人认为的那样，“很多人民”，叶利钦继续补充道，“在这种不断的尝试中受到了深深的伤害。”[10]

经济改革受挫的一个重要结果是使反对激进改革的政治力量势力大增。他们有些属于社会草根，有些来自知识阶层，但对叶利钦而言最具威胁的反对力量仍来自于政治精英内部，尤其是俄罗斯联邦的立法机构。叶利钦曾从 1990 年 5 月开始担任俄罗斯议会的议长，直到 1991 年 6 月当选为总统之前，他一直保有这一职务。此后俄罗斯议会的议长是鲁斯兰·哈斯布拉托夫（Ruslan Khasbulatov），一个来自车臣的经济学教授。他最初是叶利钦的盟友，但逐渐对改革表示怀疑，到了 1992 年年中，他已经直言不讳地成为了改革的反对者。哈斯布拉托夫不但享有议会大多数议员的支持，也有来自那些在 1993 年 2 月建立俄罗斯联邦共产党（CPRF, Communist Party of theRussian Federation） 的左翼人士的支持，甚至还获得了叶利钦自己的副手亚历山大·鲁茨科伊（Aleksandr Rutskoi）——前阿富汗战争英雄的支持。到 1992 年岁末，叶利钦被迫放弃了其任命的政府代总理盖达尔，转而接受维克多·切尔诺梅尔金（Viktor Chernomyrdin）这样一个非常能干，曾在前苏联石油工业部门担任过老资格行政官员的人作为他的内阁总理。布尔布利斯也在此时离开了政府。

叶利钦与议会之间的紧张在第二年达到了顶点。3 月，议会议员们尝试罢免叶利钦，结果距离需要的三分之二多数只差 72 票。在与哈斯布拉托夫达成协议之后，叶利钦在４月份面向全俄罗斯发起了公投，公投提出了对领导层和改革过程的信心等方面的四个问题。叶利钦在公投的所有四个问题中都获得了胜利，并任命一个特别小组为俄罗斯起草新宪法——与此相对，俄罗斯议会则制定自己的宪法版本。1992 年 9 月 21 日，在迟疑了数月之后，叶利钦最后终于签署了法令，宣布解散议会，同时命令在 12 月进行新的议会选举。哈斯布拉托夫、鲁茨科伊以及支持他们的议员占领了白宫大楼并设置障碍保护，10 月 3 日，冲突在莫斯科街头爆发，数百人在冲突中身亡。10 月 4 日，叶利钦命令士兵和坦克攻打白宫，强迫占领者离开，并逮捕哈斯布拉托夫、鲁茨科伊和他们的主要支持者。选举按计划于 12 月 12 日举行。最后一刻，叶利钦决定在选举中增加一项颇有风险的有关宪法草案的公投，新宪法草案中，绝大部分权力将被赋予行政部门而不是立法机关。宪法在公投中顺利通过，同时选举产生了新的两院议会。叶利钦似乎赢得了两年来他一直寻求的胜利。

虽然赢了，但胜利者并不能令人满意。叶利钦在情绪方面一直存在问题，早在掌权之前，他就经历过很多心理上的起起落落。当面对如 1987 年 10 月他在中央委员会的讲话那样在政治失败的时候，他倾向于退回自己的小天地舔舐伤口，而拒绝与其他政治伙伴有任何联系。在他与议会旷日持久的斗争中，在面对激烈地冲突与不确定的未来时，他也做出了类似的选择。

不过有些反常的是，叶利钦即便在赢得政治胜利之后，随着庆贺时刻的过去，他在情绪上仍然会非常脆弱。2002 年，在与笔者的一次交谈中，他解释说，在这样一些时刻，他会感到“低沉”或“呼吸不畅”，并不真的“抑郁”。部分原因是在高度动员和紧张之后的疲劳所致的反应，部分则是由于他希望给予其他政治领导人一个机会来找他这个胜利者，并且提出符合他的条件的合作建议，当然也有部分原因是由于他需要考虑自己在未来的选择。在转型的背景之下，他经常要面临非常痛苦的抉择。而他又肩负着要按照自 己的设想来确定国家发展方向的巨大责任，在这种情况下，抉择就变得更为痛苦了。[11]甚至 1993 年 12 月份的选举和公投对叶利钦来说也是喜忧参半。尽管他支持的宪法得以通过，反对他的政党失去了对国家杜马，即新选出的下议院的控制；但由极具煽动性的弗拉基米尔·日里诺夫斯基（VladimirZhirinovskii）领导的民粹主义与民族主义政党——俄罗斯自由民主党获得了最多的选票。新成立的杜马最早通过的法令之一，便是 1994 年 2 月，同意对哈斯布拉托夫、鲁茨科伊和其他在 1993 年 9 至 10 月间反对叶利钦的领导人，以及 1991 年 8 月的政变策划者，实行大赦。

正因为如此，叶利钦的新闻秘书维亚切斯拉夫·科斯季科夫（VyacheslavKostikov）在 1994 年经常看到他的“超级总统”坐在一张光秃秃的桌子旁，若有所思。科斯季科夫认为，当叶利钦逐渐认识到俄罗斯的根本问题将需要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有所解决时，他“发现自己失去了内在的支柱”。他在1991年至1993年亲手建立起来的政治制度要求他面对并且回答这些问题，也只有他可以回答这些问题。“在我的印象里”，科斯季科夫在一篇回忆录中写道，“当叶利钦面对他在宪法中强行侵占的如山的责任时，他有些迷失了”。[12]1994 年 12 月开始的车臣战争使叶利钦与许多的自由派人士分道扬镳，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个人关系上都是如此。这些自由派在叶利钦权力升迁以及宏大改革措施启动时，一直站在叶利钦一边。

叶利钦另一个广为人知的爱好也和他的心理状态密切相关，那便是酗酒。叶利钦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委工作的时候，就经常过量饮酒，尽管这并没有影响其完成工作任务。在莫斯科，特别是随着他的生活压力加大，叶利钦开始豪饮。“我逐渐认识到”，他后来承认，“酒精能够迅速帮助舒缓压力”。[13]虽然叶利钦的酗酒在俄罗斯领导层是公开的秘密，但他的这一习惯到 1994 年才进入了国内和国际舆论的视线。最严重的事件发生在 8 月 31 日，当时叶利钦在柏林见证最后一批驻德俄罗斯部队的撤离。由于在宴会上喝得酩酊大醉，叶利钦摇摇晃晃地指挥起市政厅前面的德国警察乐队。他的七个助手曾偷偷写信给叶利钦，请求他少喝点酒。叶利钦确实接受了部分建议，但那是在这个习惯引发了危及生命的身体危机之后才开始的。叶利钦分别于1995 年 7 月、10 月和 12 月心脏病发作，每次离开医院病床之后不久又不得不开始工作。

情绪波动并不意味着叶利钦不能在他的一号楼内做出决策。在其第一个任期的大部分时间内，叶利钦都是一个颇有效率的领袖。他以务实的精神处理绝大多数问题，必要的时候也愿意更改不适当的决定，比如叶利钦就曾承认他用武力方式解决车臣问题的尝试没有成功。他的经济政策也较为灵活。无论成功与失败，他都愿意承担责任。他将相当部分责任下放给行政部门的下属官员去执行，对于那些杜马议员等官僚部门之外的政界人士，叶利钦则综合运用个人魅力、小恩小惠、特权及胁迫等方式来笼络他们。

叶利钦强烈相信治理俄罗斯的责任就在他个人身上，他不愿意经常性地召集任何小组来制定集体决策。与此同时，他也能够听取和接受来自不同背景的幕僚、密友或临时召至克里姆林宫的专家们的建议。在更大的政治舞台上，他支持在大众媒体上就相关问题进行公开讨论，而且对于批评几乎从不反击。1994 年，他批准创建俄罗斯的第一家私人电视台独立电视台（NTV）。这家电视台属于弗拉基米尔·古辛斯基（Vladimir Gusinskii）——俄罗斯首批“寡头”之一。“NTV”对车臣战争进行了激烈抨击，每周日这家电视台会播放一档喜剧节目“木偶”。这档节目毫不留情地嘲弄叶利钦，讥讽他的政策以及个人习性喜好。叶利钦不喜欢“木偶”这档节目，在看了开头几集之后就再也不看了，不过他也没有对节目的播放进行干涉。 叶利钦的施政风格变化多样甚至自相矛盾。他对自己能够成为俄罗斯的第一个民选领导人深感自豪，一直把自己视为一个民主派。但人们也可以从他身上看到苏联时期典型的党委领导身上特有的痕迹，比如在人事任免（聘用与解雇官员）方面有些随意，喜欢以口头而不是书面方式交流。一个从90 年代中期就跟随他的总统顾问在一次访谈中评论道，尽管他本人赞赏总统的贡献，但他也指出，叶利钦在承担“就有关紧急问题作出决策的权力与义务时”，不太顾及规则程序，他具有典型的“州委第一书记的心理状态。”[14]不过，叶利钦领导风格的另一面只能被称作为是专制君主。他的个性带有沙皇风范，在撤回自己的决定时从来不会疑虑，同时他也喜欢将自己装扮成一个慈父形象。如果碰到了恶劣的下属或官僚工作不称职时，普通老百姓可以从他那里寻求帮助。年纪轻轻就担任下诺夫哥罗德州（Nizhnii Novgorod）州长后来又在叶利钦的第二个总统任期被擢升为内阁重要官员的鲍里斯·涅姆佐夫（Boris Nemtsov）曾用“一个不错的俄国沙皇”来形容叶利钦。在涅姆佐夫看来，叶利钦尽管有时非常严厉，但却总是将人民的福祉放在心上。

重新振作与衰落

叶利钦 1991 年当选后的五年总统任期定于 1996 年 7 月结束。如果想继续保住自己的办公室，他必须出来重新竞选。根据 1993 年通过的新宪法，新总统任期将会是 4 年。对于是否参与此次总统大选，他曾犹豫不决。直到1995 年岁末，他决定还是试一试，不过在杜马通过了谴责 1991 年的“别洛韦日协议”的议案之后，他又有了另外的想法。包括总侍卫官亚历山大·科尔扎科夫（Aleksandr Korzhakov）在内的保守派顾问敦促叶利钦取消选举改由行政命令统治若干年。3 月 17 日，叶利钦曾尝试草拟过类似这一建议的法令，但第二天，他打消了这一念头并决定投身选战。 叶利钦开始竞选活动时，他的民调远逊于他的对手。当时在准备投票的俄罗斯人中，只有大约 5%的人支持叶利钦。不过民调也显示，在那些尚未确定立场的选民当中，他拥有 40%的支持率，这意味着如果此项信息准确无误的话，他仍有可能赢得大选。叶利钦全力以赴去拉选票，由丘拜斯领导的竞选班子运筹帷幄，帮他出谋划策。他获得了苏联解体后大多数新兴力量群体的支持，其中包括新的私人商业精英，以及那些控制大众媒体的老板等，俄罗斯人大多都从他们这里获得政治信息。他的主要竞争对手是久加诺夫（Gennadii Zyuganov）——一位老牌政客，新成立的俄联邦共产党的主席， 以及亚历山大·列别德（Aleksandr Lebed）——一位个性鲜明的军队将领，他以“法律与秩序”为其主要竞选诉求。叶利钦则强调将继续经济改革，同时强调将来的改革既要更多考虑那些在改革中受到不利影响的俄罗斯人的需要，又要避免不必要的政治反弹。在竞选大战中，叶利钦利用手中的行政权力，有针对性地给部分群体改善物质条件，例如给教师，退休金领取人员和军工企业的工人增加工资等，他也承诺将中止不受欢迎的车臣战争。媒体将叶利钦描绘成一个心肠慈善勇于悔过的俄罗斯国父形象。叶利钦则竭尽所能，走遍俄罗斯的欧洲部分以及西伯利亚与选民见面，并在竞选旅途中对当地百姓与政府做出各种财政补贴的承诺。

到了 4 月中旬，叶利钦几乎弥平了与久加诺夫的差距。在 6 月 16 日的第一轮投票中，叶利钦获得了 36%的选票，领先于久加诺夫的 32%以及列别德的 15%。在两个领先者叶利钦与久加诺夫于 7 月 3 日展开第二轮较量，叶利钦以 54%对 41%的选票轻易战胜久加诺夫。在 8 月的第一个星期，叶利钦宣誓就任总统，开始了第二个任期。由于健康状况的恶化，叶利钦未能在新任期开始时履行竞选中的承诺。

实际上，在两轮投票之间，他再一次遭遇了严重的心脏病，此次必须通过心 脏搭桥手术，才能挽救他的生命。俄罗斯医生在 1996 年 11 月为其动了手术，但叶利钦的康复过程颇为艰难，直到 1997 年 2 月才回到克里姆林宫恢复工作。手术后，叶利钦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以保持健康，除了戒酒之外，他遵守了其他的一切医嘱。但 1998 年至 1999 年间，叶利钦仍是医院的常客（治疗肺炎，胃溃疡以及其他疾病），他喜欢下午早早离开克里姆林宫，也喜欢长期度假。总之，病后的叶利钦从未能够恢复到以前的精力水平。叶利钦工作能力的下降迫使他将自己的幼女塔季扬娜·季亚琴科（Yatyana D’yachenko）带到克里姆林宫，并在一系列国家事务方面采纳她的建议。

1997 年，叶利钦在政治上采取了攻势，他任命两个年轻的改革者丘拜斯（Anatoly Chubais）与涅姆佐夫（Boris Nemtsov）担任第一副总理，他们挑战性地出台了新一轮的改革措施。碰巧在 1997 年，俄罗斯经济出现了自80 年代以来的第一次增长，尽管增长率只有不到 1%。1997 年叶利钦采取的另一项缓和政策，是与车臣政府签署了和平条约，条约使得俄罗斯军队能够从车臣撤回，却也给予了车臣事实上脱离中央控制的自由。

到了 1998 年，严重的经济危机又迫使叶利钦重新采取守势。这次危机 是由全球性金融危机，特别是东亚和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危机所引起的，但在俄罗斯，危机加剧了政府长期债务与预算赤字。而且危机也与叶利钦在其总统任期的剩余时间关心的另一大问题——寻找继承人——相伴相随。

叶利钦已经对切尔诺梅尔金领导解决俄罗斯经济问题的能力失去了信心，尽管他们之间保持了良好的工作关系，但他还是认为切尔诺梅尔金不适合担任下届总统。最终在 1998 年 3 月他决定解除切尔诺梅尔金的总理职务，并提名谢尔盖·基里延科（Sergei Kiriyenko）为新总理。此人是一个有管理私人企业经验且与切尔诺梅尔金的前任盖达尔在改革的倾向性方面非常相似的年轻阁员——在叶利钦威胁如果他的此项提名没有通过，就将解散议会重新选举的情况下，杜马才勉强同意了这项任命。很快由于卢布贬值、俄罗斯无法按时偿还外债，基里延科被迫于 1998 年 8 月辞职。此后叶利钦想把切尔诺梅尔金重新找回来，但杜马这次不买账。他必须在这项人事任命上妥协，于是他被迫提名前外交部长叶甫根尼·普里马科夫（Yevgenii Primakov）担任新总理，他是一个老派的左翼人士，同时也曾是戈尔巴乔夫领导下的苏共政治局成员。

此时的叶利钦政治处境堪忧。糟糕的经济形势使得他的支持率降到了创纪录的新低。俄罗斯与车臣的关系也在恶化，犯罪集团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已经控制了车臣并威胁将他们的影响扩展至北高加索地区。最糟糕的是，在久加诺夫领导的俄罗斯共产党的推动下，议会根据 1993 年宪法第 93 条指控叶利钦，试图罢免他的总统职位。1999 年 5 月，杜马就五项对叶利钦的指控进行听证：叶利钦通过“别洛韦日协议”非法摧毁了苏联；在 1993 年对俄罗斯议会的镇压过程中，叶利钦犯有教唆谋杀罪；在车臣问题上，他越权行事；他蓄意破坏俄罗斯军事力量；最后，他导致了对“俄罗斯人民的种族灭绝”。叶利钦对指控进行了激烈反击，结果在 1999 年 5 月 15 日的最后投票中仅以微弱多数胜出。按照俄罗斯宪法第 93 条，要就任何事项对总统实施弹劾，必须首先获得杜马三分之二多数的支持，也即 300 张赞成票。尽管有 294 位议员至少赞成五项动议中的一项，不过没有一项动议获得了足够的支持。有关车臣的指控获得了 283 张赞成票，有关 1993 年事件的指控是263 票，有关“别洛韦日协议”的是 241 票，有关军队的是 240 票，最后有关种族谋杀的是 238 票。显而易见，叶利钦在议会不受欢迎，不过此种不受欢迎尚未达到将叶利钦撵下总统宝座的程度。[15]

叶利钦的反击还包括对总理人事的再次重新洗牌，只有此次才是真正按照他自已的意愿进行的。5 月 12 日，也就是有关他的罢免案投票的前三天，叶利钦解除了普里马科夫的总理职位并任命谢尔盖·斯捷帕申（SergeiStepashin）为代总理。斯捷帕申曾在司法部门工作，持有自由派观点，从 1998年以来一直担任内务部长。在叶利钦威胁除非此项提名获得通过，否则他将解散杜马之后，斯捷帕申的任命才在 5 月 19 日得到通过。[16]不过他的总理任期是历任之中最短的一个——只有 12 个星期。叶利钦对斯捷帕申在面对车臣分离主义采取军事行动时表现出的软弱无力有些失望，斯捷帕申未能为即将于 1999 年 12 月 19 日召开的杜马选举做好充分准备也令叶利钦不快。结果，在 8 月 9 日，叶利钦做出了最后一次大调整，他解雇了斯捷帕申并以当时名不见经传的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局长——继承了前苏联克格勃衣钵的单位——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取而代之。叶利钦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宣布他希望其挑选的内阁总理能继承他的俄罗斯联邦国家元首的职位。叶利钦说，普京在他离开之后能够“团结巩固社会”并“继续俄罗斯的改革大业”。普京的任命在 8 月 16 日获得通过，俄罗斯的叶利钦时代迅速走 向终点。

普 京

表面看来，普京与叶利钦是一对特殊的伙伴。普京 1952 年出生于战后的列宁格勒（圣彼得堡）的一个工人阶级家庭。虽然普京的父亲（一个模范共产党员，生于 1911 年）比叶利钦的父亲（生于 1906 年）仅小 6 岁，但他比叶利钦年轻了整整一代。普京是个喜好运动的人（他最喜欢的运动是柔道），他很少喝酒，同时是个虔诚的东正教徒。普京德语流利，是列宁以来第一个能说一门流利外语的俄罗斯领导人。他的专业是法律，这一点与戈尔巴乔夫相似但不同于叶利钦。与戈、叶二人都不同的是，由于普京喜欢勇敢的苏联特工在海外的传奇故事，打孩提时起就梦想为克格勃的海外情报机构 工作，并在九年级的时候满怀赤诚地希望成为一个克格勃分局的志愿者。[17]

普京大学毕业之后才正式于 1975 年成为克格勃的一员，此后不久他成为了一名忠诚的共产党员。在克格勃的红旗学院（Red Banner Institute）接受了一年情报收集的高级训练之后，普京于 1985 年被派往克格勃在东德的德累斯顿市（Dresden）的分支机构工作——这是一次提升，尽管不如获得派往西德的职位那样来得荣耀。在东德，他亲眼目睹了共产主义制度的衰朽与崩溃。1989 年在柏林墙即将倒塌之前，一群东德人正威胁要围攻克格勃在德 累斯顿的总部，当普京向他的上司汇报时，“他们告诉我说，‘没有莫斯科的同意我们什么都不能做，但莫斯科什么都没有说’。从此之后，我开始认识到国家（指苏联）再也不存在了”。[18]

普京在 1990 年初重返列宁格勒，仍在克格勃工作（军衔是中校(lieutenant colonel)），不久被延聘为列宁格勒大学国际联络部部长。同年夏天，普京开始为曾担任他在列宁格勒大学的法学教授、时任列宁格勒市苏维埃主席的索布恰克（Anatolii Sobchak）工作。[19]

索布恰克是个自由派，同时也是最后一届苏维埃跨地区小组中非常重要的一员，在叶利钦看来，普京与他的关系不但是正面积极的，而且也说明普 京的政治观点比那些典型的克格勃官员更为复杂。1991 年 6 月，当索布恰克当选为列宁格勒（那时重新命名为圣彼得堡）市长之后，他任命普京为副市长。普京曾在 1990 年致信给克格勃请求辞职，但对他的请求克格勃没有回应。最后他在 1991 年 8 月即政变时脱离了克格勃，普京的党员身份也同时失效。叶利钦是以抗争者的姿态脱离了党，而对普京来说，“则是党离开了他。”[20]普京在接下来的五年里成为索布恰克的左右手。他最初主管对外事务，包括鼓励德国和其他国家的外资企业来列宁格勒投资，从海外购置商品与服务，吸引游客，以及与国外外交人员和基金会打交道。1994 年，他被安排负责司法与媒体事务。“普京在幕后操控一切，被誉为索布恰克的心腹谋士（Eminence Grise）”[21]，并且帮助协调市长与市议会之间的分歧。与外国投资者及城市发展项目商人打交道给予了普京不少个人致富的机会，但是“没有发现能指控普京腐败的严肃证据。”[22]1995 年，普京参与了切尔诺梅尔金领导的“我们的家园－俄罗斯”党在国家杜马的竞选活动。第二年，他担任了索布恰克竞选连任总部的联合主席。当索布恰克输给了另外一个副市长雅科夫列夫之后，普京拒绝在雅科夫列夫政府任职。离职以后，他开始撰写有关地区经济的博士论文，1997 年在圣彼得堡的采矿研究院完成了这篇论文的答辩。[23]在撰写论文的过程中，普京收到了一个工作邀请，从而走上了新的政治轨道。

这个工作邀请来自时任莫斯科叶利钦总统办公厅总统事务管理局局长的博罗金（Pavel Borodin），从 1996 年 6 月到 1997 年 3 月，普京担任博罗金的副手。接下来他又被任命为总统办公厅的副主任兼办公厅监察局局长——一个监督非法行为的政府机构。1998 年 5 月，他被提升为总统办公厅第一副主任，负责处理与各州的关系。在这个过程中，他在列宁格勒的工作经验派上了用场。只过了两个月，普京就取代失去叶利钦信任的尼古拉·科瓦廖夫（Nikolai Kovalev），担任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局长。次年 3 月，总统任命普京兼任国家安全会议秘书一职，这是一个协调那些主管俄罗斯内政外交等不同部门之间关系的机构。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普京火箭般地从一个失业者成长为一名执掌俄罗斯国家大权的政治精英。叶利钦并没有忽略普京对于他在圣彼得堡的旧上司索布恰克的忠诚。索布恰克自 1996 年以来，就被警方指控他在圣彼得堡任职期间存在腐败问题。正是普京帮助索布恰克在 1997 年出国接受治疗，然后又帮助他在 1999 年顺利返回莫斯科。2000 年 2 月索布恰克死于心脏病，普京参加了他的葬礼并洒泪相祭。1999 年春，普京对叶利钦表示出相似的忠诚。当时总检察长尤里·斯库拉托夫（Yurii Skuratov）发起了对博罗金所领导部门的贪腐指控的调查，而普京介入了对博罗金指控的反击行动。在普京以声明的方式证实了一段展示总检察长在床上与两个妓女鬼混的录像的真实性之后，斯库拉托夫被迫辞职。如叶利钦 1991 年以来一直习惯做的那样，在挑选普京担任政府首脑时，

他寻求的是行政效率与沟通能力。不过，这次叶利钦还希望指派一个总统继 承人，就此而言，他有两个主要动机：首先，新总统必须是某个不会背叛叶利钦本人的人——就此而言普京在处理与索布恰克关系时的所作所为令人放心。其次，对叶利钦而言更为关键的是，他的继承人必须能够纠正叶利钦自己在总统任期内的某些过分做法。[24]叶利钦是个现实主义者，愿意进行自我反思与批评，这是叶利钦身上长久以来特有的力量所在。叶利钦的这一特性在挑选普京做接班人一事上得到了充分体现。在经历了长达十多年的混乱之后，俄罗斯亟须稳定，因此它的新领袖需要有能力为俄罗斯带来稳定与团 结。叶利钦在回忆录中谈及他 1998 年所做的一次人事更替，其中似乎预言到了 1999 年普京为何被青睐。在这篇回忆录中，叶利钦非常好地总结了挑选普京时他的所思所想与条件，他写道，“我已经认识到这个国家需要一些新的社会风尚，需要一副能够强化政治结构权威性的钢筋铁骨。我们需要一个有思想，有民主作风，具有创新精神，同时像军人一样立场坚定的人。第二年这个人确实出现了……他就是普京。”[25]

叶利钦的记录表明，当他在 1999 年 8 月告知普京他的决定时，普京表示主要担心自己会厌恶“选举斗争”——此时即将到来的杜马选举显然占据了他的头脑。[26]

而普京的相关记载则表明他与叶利钦的谈话强化了他对俄罗斯面临的安全问题与国家脆弱性的警觉。普京与叶利钦对第二次车臣战争的爆发都感到不安。1999 年 8 月初，在军阀巴萨耶夫的率领下，数千名车臣分离分子组成的非法武装入侵了邻近车臣的俄罗斯达吉斯坦共和国，在那里，达吉斯坦的部分分离势力帮助车臣分离主义分子共同对付俄联邦军队。9 月中旬，巴萨耶夫的非法武装被赶出了达吉斯坦，但此时车臣及邻近共和国的极端分离势力已经在好几个城市制造了恐怖炸弹袭击，近三百人在袭击中丧生。普京由此得出结论，形势已经非常严峻，如果不加控制任其发展，俄罗斯南部边境面临的威胁可能会像前苏联及南斯拉夫所经历的那样，导致俄罗斯解体。“我对八月份非法武装袭击达吉斯坦形势的评估是，如果我们不迅速阻止（袭击），当前意义上的俄罗斯国家就将不复存在。”[27]

带着一种异乎寻常的使命感，普京正式就任俄罗斯总理。他施政的首要目标就是领导俄罗斯重新恢复对车臣的控制。叶利钦一反过去将安全事务牢牢抓在手中的做法，将其悉数交给他的总理去处理。普京对车臣战争发表战略性声明，督导战斗实施，通过简短有力的讲话来凝聚民心。普京表示，打击分离分子的行动不达目的决不罢休，如果他们不投降，那他将把他们“从厕所里面撵出来。”俄罗斯空军 8 月底开始轰炸车臣；10 月初俄罗斯地面部队和武装进入车臣，这是 1997 年以来的第一次。到 12 月，车臣首都格罗兹尼已处于包围之中，最后俄罗斯在 2000 年的 2 月 2 日重新控制了格罗兹尼。

普京并没有将自己的全部注意力都放在车臣问题上。他同样关心那些被忽视的社会问题，比如普京利用 1999 年初开始的经济与预算形势好转的机会，有效提高了老年人的养老金。俄罗斯在社会情况方面的改善，车臣战争的顺利，加上人们对普京谈话时那种实事求是口吻的钦佩，使得普京在俄罗斯几乎是一夜之间声名大振。就像俄罗斯几大民调显示的那样，8 月中旬，普京的支持率为 31%，9 月份便升至 53%，10 月份是 66%，11 月份 78%，到 12 月和 1 月份已升至 79%。这一新近建立的威望使得普京能够对新一届杜马选举施加影响。而俄罗斯名义上的总统叶利钦对于此次选举，却谨慎地避免介入。在“团结”的旗号之下，一个由职业官僚、地方州长、“技术专家”等组成的亲克里姆林宫的选举团队在 9 月份就已然成型，即“团结”联盟。它的领导人是自 1990 年起就担任俄罗斯紧急情况部部长的令人尊敬的谢尔盖·绍伊古（Servei Shoigu）。普京在 11 月 24 日“团结”联盟的支持者的集会上，对记者讲了两句话。他说，“就‘团结’联盟而言，我不能表明我的政治偏向（指支持），因为我是政府总理。但作为一个公民，我将把选票投给它。”“团结”联盟的组织者相信普京的讲话可能使他们的总得票数增加十多个百分点。[28]12 月的最后投票结果显示，“团结”联盟得到了 24%的选票，相比俄共产党只少了一个百分点。当新杜马在 2000 年 1 月开始召集的时候，“团结”联盟很快便在议员当中获得了实际多数。

在赢得了杜马选举的突破性胜利之后，叶利钦在 1999 年 12 月 31 日，也就是二十世纪千禧年的最后一天，对俄罗斯发表电视讲话，宣布他将辞去总统职位，并任命普京为代总统，此时距离他的任期结束还有八个月的时间。也正是在此次讲话中，叶利钦为 90 年代俄罗斯遭遇到的衰退与失败道歉，并请求社会谅解。此时，有近 60%的选民已不太顾及普京与叶利钦的联系，在民调中表示他们打算选举普京担任俄罗斯的下一任总统。在民调如此领先的情况下，普京在他克里姆林宫的新办公室为将要到来的总统选举所要做的仅仅是“不竞选”，也就是继续展示他的领导才能，但要避免犯大的错误。 宪法规定在总统逝世或退休之后的三个月之内将进行新总统选举。选举如期于 2000 年 3 月 26 日举行。普京在第一轮选举中击败了八个对手。他获得了53%的选票，几乎与叶利钦在 1996 年第二轮选举中所得选票一样多，而那次叶利钦只有一个对手。2000 年 5 月 7 日，普京宣誓就任俄罗斯第二任总统。

转型中的“转型”[29]

作为代总统，普京颁布的首批法令之一就是给叶利钦免予任何对其担任俄罗斯国家元首期间的行为进行犯罪指控的特权。[30]从那时起，普京允许这位前总统在莫斯科郊外的一栋政府别墅里享受体面而安静的退休生活，也从来没有对叶利钦个人进行过批评，即便在他开始修正那些迄至 1999 年仍风行的公共政策时亦是如此。起初，他们两个人还会定期会面，叶利钦甚至对他的继任者的几项决策发表过公开批评，但 2002 年年底之后，他们之间的交流就基本上停止了。在与妻子奈娜（Naina）从中东旅行回来之后，叶利钦再次发病，于 2007 年 4 月因心脏病去世。 叶利钦享受了国葬，在葬礼上，俄罗斯军队与东正教均给予了他最高的礼遇，普京在葬礼的讲话中也高度赞扬了叶利钦对俄罗斯所作出的贡献。

在普京的总统议程上，如何处理与叶利钦的关系并不是个重要的问题。 就任总统时，普京在总的领导战略方向上就算没有具体的计划，也是有自己的想法的。1999 年 12 月，刚刚上任才几天，普京便公布了他的“千禧年宣言”，这是一份关俄罗斯未来发展长远规划的文件。其中的关键思想是强调有必要重建国家权威与能力。在普京看来，这一思路相较业已失败的苏联体制或者叶利钦时代更为自由也更为混乱与西化的发展道路而言，与俄罗斯民族的历史传统与期待更为一致：

俄罗斯不可能很快成为——如果真的可以的话——另一个版本的美国或英国，在这些地方自由主义价值观具有很深的历史根基。而在俄罗斯，政府及其制度与架构在国家与人民的生活中一直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对俄罗斯人民来说，一个强大的国家不是需要被抛弃的异类。恰恰相反，他们将国家视作为秩序的源泉与维持者、同时也是变革的发起人与推进者。当代俄罗斯并不是一个有着强大与有效政府的极权主义国家。我们重视民主，强调法治以及个人与政治的自由。与此同时，人们对于国家力量的明显下降也颇为关切。公众希望看到国家指导与监管角色的适当恢复，从我们国家历史与目前的状况而言都是如此。[31]

普京打算以一种相比叶利钦时代更为冷静与稳健的精神来推行他的计划。他的健康状况远远超过叶利钦，他能够更长时间地连续工作，对政府管理具体细节方面的兴趣（Nuts and bolts）较之叶利钦也更为浓厚。普京对信息与情报的胃口极大。他在面临重大问题的决策时，行事谨慎，不轻易下结论，但一旦掌握了所有材料，他便能够明快果断地作出决断。普京也不像叶利钦那样喜欢动辄拿人开刀，随意换员，而倾向于让其信任的下属官员一直呆在同一个岗位上安心工作。在他执政之初，普京在承诺建设民主、有限的政府和法治与发展一个强大国家之间维持了某种平衡。他改革了俄罗斯的刑事诉讼法，对于严重刑事犯罪，也坚持执行陪审员制度。他非常关注民意，自 2001 年以来每年一次与老百姓通过电话直接对谈一小时，并同时进行电视直播。他也宣告要结束俄罗斯 90 年代以来奉行的妥协退让的外交政策，因为俄罗斯现在已经“站起来了，不再卑躬屈膝”，因此需要在国际关系中得到平等对待。普京同时也宣布他的政府将不再会庇护那些“寡头”，也就是像古辛斯基和鲍里斯·别列佐夫斯基（Boris Berezovskii）这样一些富人。他们在叶利钦时代对政府政策影响过大，大部分民众对他们的评价都不高。经济政策很大程度上交由从圣彼得堡来的自由派官员，如财政部长阿列克谢·库德林（Aleksei Kudrin）和经济发展部部长格尔曼·格列夫（German Gref）。这个团队将个人收入所得税调至 13%，同时通过增加的税收来减少预算赤字，以法律框架规范农田的私有化，对小型企业的发展则减少繁文缛节的束缚，政府部门的工作也变得更具可预测性。政策的改善，加之世界性石油价格的上升和叶利钦时代改革效果的延迟，合力为俄罗斯带来了经济繁荣。增长率在 5%到 8%之间，生活水平更是有了明显提高。毫不奇怪的是，这些好事反过来又为普京和他领导的政府带来了政治上的益处。

然而，普京也通过除暴力之外的几乎所有手段来强化俄罗斯国家权力，普京政权在自由化方面的进步很快就被其他政策所抵消。这些措施包括将控制权更多地集中于莫斯科的联邦政府、集中于政府的行政部门，特别是集中于总统直属部门和相关官员手中。从叶利钦那里继承过来的总统办公厅主任沃洛申（Aleksandr Voloshin）被圣彼得堡来的梅德维杰夫（Dmitrii Medvedev）所取代，后者又在 2005 年被曾担任西西伯利亚盛产石油的秋明（Tyumen）州州长的索比亚宁（Sergei Sobyanin）所取代。在普京权力扩张的过程当中，有一批被称作为是“西罗维基”（Siloviki）或者说是“强力部门”（men ofpower）的人扮演了重要角色。这批人有的来自执法部门，有的来自情报部门，还有少部分来自军队。他们当中的很多人从圣彼得堡空降而来――例如，曾担任国防部长和第一副总理的伊万诺夫（Servei Ivanov）；任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局长的帕特鲁舍夫（Nikolai Patrushev）；克里姆林宫的总统办公厅副主任谢钦（Igor Sechin）；还包括曾在警方担任过好几个高级职位后又负责军备出口的切尔克索夫（Viktor Cherkesov）。根据一项估计，2000 年至 2007 年间总共有六千多“西罗维基”的人进入联邦政府担任各种公职。[33]

尽管普京本人并未表示支持，但普京领导下的这场俄罗斯转型过程中的发生的“转型”被他的幕僚——最早是意识形态专家苏尔科夫（VladislavSurkov）称作 “可控民主”，后又被称为“主权民主”——即由俄罗斯和总统普京所界定的民主。早在 2000 年，普京就开始采取实际有效的步骤来控制大众媒体，特别是将俄罗斯的国家电视台转变成为政府的工具。古辛斯基失去了对 NTV 的所有权，它被垄断性的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Gazprom）的媒体部所收购。那些大商业寡头被迫从政治领域退出，将注意力集中在赚钱与牟取利润方面；至于那些不想屈从此种安排的人物，比如古辛斯基和别列佐夫斯基，就只能流亡海外。

2003 年 10 月，俄罗斯首富，石油大亨霍多尔科夫斯基（MikhailKhodorkovskii）拒绝离开俄罗斯，结果他被指控诈骗和逃税并遭到逮捕。2005年在莫斯科法院，他被判有罪并被处 9 年有期徒刑。尽管霍多尔科夫斯基在某些方面确实犯了他被指控的那些罪行，不过对他的起诉仍然是选择性的，因为此类的违法行为在俄罗斯的 90 年代非常普遍。其效果是传递一个警告，那就是俄罗斯政府会运用压制手段对付批评者。在普京的直接指示之下，类似的措施在其他一些部门也得到了实施。在叶利钦时代被很大程度上下放至地区的诸如决策制定与税收征管等联邦权力被重新集中到莫斯科手中。对反对党的成立与登记也采取了一些行政性限制措施。1999 年成立的“团结”联盟在 2001 年改组为“统一俄罗斯党”，这是一个纪律严明的“政权党”，它拥有来自普京和克里姆林宫的权力机器毫不含糊的支持。

尽管出现了上述变化，但在任期开始时，普京仍然小心谨慎，避免丢弃那些在 80 与 90 年代建立起来的民主形式。在俄罗斯老百姓当中，有无数的事实表明普京确确实实深受百姓拥护爱戴，他的绝大多数重大政策决定都受到人民欢迎，尽管热情程度有区别。在普京的第一个任期，其受欢迎程度曾一度攀升至 70%到 80%的高位。2004 年 3 月，普京轻而易举地战胜了五个对手，重新赢得了第二个四年的总统任期。在此次选举的第一轮，他获得了压倒性的 71%的选票。在普京的公开支持下，统一俄罗斯党在 2003 年的杜马选举中也获得了 40%选民的支持，从而强化了其对议会的控制。

作为俄罗斯的领袖，普京在他的第二个任期开始明显转向威权主义。如果对普京的转向有任何催化剂的话，那便是 2004 年 9 月发生在北奥塞梯别斯兰的血腥恐怖事件。一帮车臣和与车臣有联系的恐怖分子在该市的第一小学挟取了一千多名小学生、老师与父母，恐吓要求俄罗斯永久从车臣滚出去。俄罗斯军队在 9 月 3 日对学校发动了攻击，在交火中有近四百多人丧生，其中不少是无辜的儿童。作为回应，普京在 9 月 13 日的一次讲话中郑重宣示，俄罗斯的国家权力体系必须“全面重整，以加强国家的统一和避免更多危机的出现。”

在随后的几个星期，普京与他的班子出台了两项法律，对俄罗斯的政治体系实施重大改组。首先，自 2005 年开始，州长（或如在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称作的“主席”）将由俄罗斯总统提名，然后由地方立法议会确认通过。结果证明此项政策几乎等同于是由莫斯科来任命州长，因为没有任何一个州的议会机构否决过莫斯科的提名，甚至连质疑也没有。现在州长们被期待加 入统一俄罗斯党，并为该党在全国和州一级的选举而努力。其次，取消那些自 1993 年以来有半数杜马议员从其选举出来的选区制度，改为所有杜马议员都依据比例代表制经由国家登记的（也就是由克里姆林宫批准的）政党推举而选举产生——这是集中化的另一步。总统对州长几乎实际上的任命和立法议员选举的中央调控严重破坏了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时代实行的一些重大自由化改革措施，很多制度已经变得徒有虚名。

2005 年与 2006 年通过的一些法律与规定更是强化了集权化的趋势。这些新措施对非政府组织、私人基金和其他一些俄罗斯不甚发达的市民社会等新事物做出了更为严苛的限制。这一系列变化出现的部分原因是俄罗斯针对格鲁吉亚和乌克兰等前苏联共和国所出现的政治事变而做出的官方反应。这些事变后产生的政府相比俄罗斯都更为开放与多元，而且他们都奉行倒向北约、欧盟与美国的外交政策。

除了上述转向之外，俄罗斯的领导层在这些年里几乎没有什么大的变化。普京在 2004 年任命弗拉德科夫（Mikhail Fradkov），一个有些神秘的外贸官员担任内阁总理，以取代其第一个任期的温和改革派总理卡西亚诺夫（Mikhail Kasyanov）。应该说，这段时间俄罗斯的上层政治似乎进入了自动飞行轨道，因为俄罗斯的公共事务越来越多地取决于普京一个人，亦即根据普京的好恶而定。转型期中的转型至此完成了。

普京的继承人

由于来自规则程序方面的阻碍，俄罗斯要继续普京在 2000-2008 年之间的领导模式是不可能的。俄罗斯 1993 年宪法中的 81 条第 3 款规定，总统任期四年，连任不能超过两届，尽管该宪法被制定的时候几乎无人注意到这点。如俄罗斯新闻记者所说的那样，如果不是“2008 年问题”，普京很可能会再度参加第三次总统选举并且能轻易获胜。2007 年 7 月的一项民意测验结果显示，如果那时进行总统选举，而普京又是参选人的话，俄罗斯全部公民（有投票权）中的 55%会投票给普京，而在那些已经决定了投票的人当中，高达71%的选民表示会支持普京；至于其他人选，则没有一人的支持率能够达到5%。[34]

对此问题最直截了当的解决方法是修改宪法，对此绝大多数俄罗斯选民并不反对。普京那些精英圈里的支持者多年来也一直支持此一主张。但普京本人对此却不赞成。“留下来再做第三个任期对我而言从来没什么吸引力，”在普京对外宣布他将于 2008 年 2 月份举行告别新闻发布会时，他这样说道。普京也讲到，他听说权力对人的诱惑比毒品和金钱还要大，但他自己却不这么认为。普京说，“如果上帝给了我好的机遇为我的国家服务……我对此应该心怀感恩，因为这本身就是对我最好的礼物。奢望获得更多，或幻想只要你担任过最高职位便有权霸占这个岗位直到进入坟墓，那将是对上帝的不敬。”[35]

除了觉得这样做不妥之外，普京也担心修宪可能导致的其他不确定的后果，因为它可能会诱使其他人模仿效法。2005 年，普京曾承认，对他而言任期届满就退休并靠养老金生活太过年轻，同时他的离任对俄罗斯制度而言也将会是个“严峻考验”，不过他还是以其特有的强调口吻警告说，“如 果国家的每个新领导人都出于自己的需要来修改宪法，那么不久之后这个国家便将一无所有了。”[36]自 2004 年普京的第二个总统任期开始以来，莫斯科就开始流行各式各样的传闻，有的来自海外，有的来自俄罗斯，有的说普京会退出政治圈，有的说他可能会担任诸如俄罗斯天然气公司（Gazprom）的总经理或宪法法院主席这样的半政治性职位。俄罗斯的国际孤立使得大多数的外国传闻在那个时候毫无意义。而国内的传闻则持续了好几年。从 2006 年起，普京开始就有关他的下一步行动发表越来越多具有政治内容的公开暗示。在普京当年10 月份的年度热线节目中，一个来自乌拉尔地区的村民要求普京就其离任后将要发生的事情作出解释：

阿尔迪·科卡耶夫（Arkadii Kokayev）：我叫阿卡迪，是个司机。尊敬的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Vladimir Vladimirovich），我们都知道您将在 2008 年离职。您能告诉我们，在您离去之后，对我和我们国家来说会发生什么吗？弗拉基米尔·普京：阿尔迪，我认为一切都会很好的。我肯定情况将会如此。我确信俄罗斯将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一个经济持续发展并在此基础上解决我们的社会问题的新阶段……至于我本人，我一直这样说，确实，我很喜欢这项工作，但宪法不允许我连续任职三届。你肯定也知道另一个观点。我相信将总统权杖交出，而不是出于我的私人利益来修改宪法，我就可以要求任何领导人坚守这个必要条件（Sine qua non），那就是权力来自你们的信任。运用这种信任，你和我将找到一条对我们国家政治生活施加影响的有效途径，并开辟出一条始终如一的发展道路。[37]

随着他的第二个任期临近结束，普京越来越多地谈及，他继续充分参与俄罗斯领导层工作的重要性，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俄罗斯的“始终如一的发展道路”。2006 年，普京召集 1999 年“千禧年宣言”的作者格列夫（GermanGref），请他起草一份“国家战略报告”。最终形成了 2007 年 9 月发表的“俄罗斯联邦长期社会经济发展规划”。这份报告列举了俄罗斯到 2020 年要实现的一系列目标，其中包括使俄罗斯成为世界第五大经济强国及世界金融中心之一，推动产业多元化，力争使高技术产业的产值达到石油与天然气工业的两倍，使全民享受住房与汽车，将人文与公共卫生指数提高至西欧水平等。[38]普京认为要实现这些目标，俄罗斯需要维持一种“人工的”或者说“手动的”制度以便指导和规范国家的发展，最终达到如在发达工业国家普遍流行的那种“自动式的”市场经济与民主制度。在 2007 年的另一次讲话中，普京提出了另一项比 2020 年更长远的规划——如果在“大约 15 到 20 年”没有大的变动，也就是说俄罗斯这种“手动式”的发展模式将延续到 2020 年代中期。[39]

绝大多数的俄罗斯人认为普京应该继续在政坛扮演相应的角色，他们也支持普京在 2000 到 2008 年间实行的总体发展战略。根据 2007 年 8 月的一份全国民调，70%的人预期普京在离任之后将“继续从事政治活动”，而只有 14%的人认为他将“退出政坛转干其他行当。”其中 66%的回答者对普京继续积极参政持正面观点，27%的人持无所谓的态度，仅有 2%的人看法负面。[40]在精英圈里，认为普京应该继续参与国家事务的人数相较大众而言只多不少。有些普京崇拜者建议，如果普京不能或不愿续任总统，那么应该给他设置一种类似高级国家领导人或民族国家良心之类的资政角色。这些人援引新加坡的李光耀和中国的邓小平的案例，建议普京离任之后，可以担任俄罗斯的“国家领导人”。一位来自车臣的统一俄罗斯党的政治人物苏尔蒂格夫（Abdul-Khakim Sultygov）在 2007 年 11 月发表一封公开信，要求俄议会召开一次特别的俄罗斯公民大会，负责起草一份公民统一公约。这份“公民 对我们国家领导人的誓约”象征着“俄罗斯人民在思想与内心”都忠诚于普京和他的制度。这样就能使国家领导人不定时地向大众和其他政治阶层传递各种具有启发和指导的“信息”。[41]这样一个不太合适的设计并不讨普京本人的喜欢，它与缺乏东亚儒教传统的俄罗斯文化也有些格格不入。经过几个月的摇摆反复之后，普京最后选择了一项有些复杂的安排，那就是将总统职位移交给一个他一手提拔上来的年轻亲信梅德韦杰夫（Dmitrii Medvedev），而他本人则改为担任内阁总理一职——就书面而言这是俄罗斯联邦内仅次于总统的重要职位，这样一个职位 也能够使得普京更多地介入政府的日常事务。此外，普京同时也接管了统一俄罗斯党的领导权。尽管从该党创建之初，普京就与其保持合作关系，但他却从未直接领导管理过统一俄罗斯党的活动，也没有在该党的选举活动中以候选人的身份参与过竞选。

上述继承人问题的解决方案是在2007年秋至2008年夏天之间分阶段公布的。2007 年 9 月中旬，普京任命已届退休年龄的祖布科夫（Viktor Zubkov）在选举期间担任内阁总理——祖布科夫没有什么政治地位，这显然只是形式上的安排。10 月 1 日，普京宣布他将首次在 12 月 2 日召开的杜马选举中领 导统一俄罗斯党的候选人参与竞选。在同一份声明中，普京还说在离任总统之后他愿意考虑担任内阁总理一职。如预期的那样，杜马选举进展顺利，统一俄罗斯党获得了 64%的选票，取得了压倒性胜利。8 天之后，即 12 月 10日，普京宣布他支持梅德韦杰夫担任俄罗斯下任总统。尽管普京对梅德韦杰夫的个人品性进行了例行性表扬，但他还是强调这一决定更多的是出于国家事务的考虑。普京说，“我们有机会建立一个稳定的政府……而且……是一个将继续过去八年来给我们国家带来如此之多的积极效果的政治路线的政府。”[42]此后一天，如预期到的那样，梅德韦杰夫宣布如果他当选总统，他将提名普京担任总理。新年期间的总统选举已经明显虎头蛇尾。梅德韦杰夫和普京的竞选标牌和旗帜与俄罗斯的三色国旗并排飘扬，这些标牌写着“团结起来胜利属于我们”。就算没有那些铺天盖地的媒体渲染报道和来自俄罗斯居民对两位领导人（Duumvirate）近乎一致的支持，普京受欢迎的程度和极高支持率，就已经使结果提前失去了悬念。梅德韦杰夫以 71%的选票，赢得了 2008 年 3 月2 日的总统选举。5 月 7 日，他宣誓就职俄罗斯国家元首。而普京在 4 月 15日开始担任统一俄罗斯党的主席之后，5 月 8 日又获杜马通过代替祖布科夫 担任总理。

双头制（Diarchy）

就个人生涯而言，很难将梅德韦杰夫（DmitriiAnatol’evich Medvedev）和他的恩主与提携者普京分开。他与普京出生于同一个城市，都在圣彼得堡（那时称作列宁格勒），不过比晚了 13 年。梅德韦杰夫与普京还是校友，两人都毕业于圣彼得堡法学院，而且都在索布恰克手下干过——梅德韦杰夫曾在索布恰克 1990 年的首次竞选过程中做过志愿者。从 25 岁到 31 岁（1990年至 1996 年），梅德韦杰夫一直在索布恰克和普京领导的圣彼得堡市政府工作。尔后，1999 年 11 月，梅德韦杰夫调至莫斯科再度与普京相聚，担任普京的总统办公厅副主任，协助组织普京 2000 年的首次总统竞选，2003 年 10月至 2005 年 11 月，梅德韦杰夫担任总统办公厅主任，鞍前马后，勤谨干练。他接下来又担任俄罗斯天然气公司（Gazprom）董事会的主席以及第一副总理，负责石油美元推动下的“国家优先项目”（包括健康、教育、住房以及农业）。这些都是普京第二个任期内颇具宣传效应的项目，梅德韦杰夫的职务也帮助他在官方媒体上获得了相当高的曝光率。与普京以及他圈子里的其他许多人物不同，就我们所知，梅德韦杰夫并没有在克格勃或者情报部门工作过的经历。另一个与普京不同的地方在于， 梅德韦杰夫曾有过十多年在私人经济部门工作的经验，其中有三年（1996-1999）时间他未担任任何政府公职。[43]没有人会把梅德韦杰夫的个人风格与普京混为一谈。梅德韦杰夫举止勤勉，不像普京那样高视阔步，决不妥协。他也不像普京那样关注决策的细节。梅德韦杰夫生于一个教授家庭（父亲是物理学教授，母亲是俄罗斯语言与文学教授），他讲话文雅，像是俄罗斯的知识分子与城市白领阶层，没有普京那种蓝领阶层讲话中惯有的粗俗与不雅。不过就 2007 年的情况来看——对总统的忠诚以及两人在有关政府与俄罗斯问题看法的共同语言，使普京完全能够相信梅德韦杰夫是一个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目前，我们还无法揣度清楚，梅德韦杰夫与普京在 2007 年，也即有关接班问题的程序最终确定的时候，究竟作了什么样的交易。迄今为止，两位当事人中没有一个公开谈论过这个高度敏感的问题，短期之内他们也不太可能这样做。

确有可能的是，普京只是将梅德韦杰夫视作一个纯粹的过渡者，亦即一个能够暂时担任这一职务的可靠的过渡人，直到在他本人认为合适的时候再取而代之。俄罗斯宪法禁止任何人参与连续两次以上担任总统职务，不过它没有禁止一个像普京这样的卸任总统在经过一段没有担任总统之职的时间间隔之后再度参选或任职总统。普京与梅德韦杰夫也许在 2007 年的时候达成协议，让梅德韦杰夫在 2012 年离开总统岗位，改由普京再次出山，开始新的两届任期。就已经出现的情况来看，宪法已经在 2008 年 12 月依照梅德韦杰夫的建议作了相应的修订——这是 1993 年以来的第一次修订——从下一任期开始，总统的任期将从四年延长至六年。如果普京打算在 2012 年再次出任总统的话，他将有权再担任两届总共 12 年。如果这成为事实，那么他将能够领导这个国家到 2024 年，届时他 72 岁，俄罗斯政治在他的控制之下也已将近四分之一个世纪。

即便普京与候任总统梅德韦杰夫之间在 2007 年的时候没有达成明确协议，普京仍可能依靠他的资深身份及对公众的吸引力说服梅德韦杰夫让位，以便在 2012 年的时候秘密回到总统岗位上来。[44]另外的可能是，他们两人也许可能已经达成协议，不管普京是否继续担任政府总理一职，作为普京亲信的梅德韦杰夫仍将在 2012 年再度参选。[45]

梅德韦杰夫担任的是俄罗斯的最高元首，而与此同时，颇具反讽意味的是，普京这个俄罗斯最成功的领导人，却担任政府总理这个排名第二的职务。人们不免揣度，普京之所以安排梅德韦杰夫到这个位置上，是因为他在梅德韦杰夫身上发现了不同于他本人的一些特性，而且这些特性可以使得梅德韦杰夫为实现他们两人的共同目标做出贡献。普京不可能仅仅因为将梅德韦杰夫看做是自己的克隆体而选择他——倘然如此的话，在“西罗维基”队伍中[44]人们不能排除普京复出的可能性甚至在 2012 年之前发生。倘然如此，那么它看起来将与挑选年轻的梅德韦杰夫担任普京的总统继承人的初衷不甚一致。早于 2012 年复出对俄罗斯选民来说也难以接受，不管普京迄今为止在总统任上干得如何出色。民意测验的数据表明只有大约 15%到 20%的选民支持此一选项。这种做法也将使人们怀疑普京2007-2008 年之间的真实计划有误导人民之嫌。他需要解释自己当初为什么会犯下挑选麦德韦杰夫作为总统继承人的错误。在当前的经济危机之下，他还将面临人们批评他在水深火热的时候未能恪尽职守的批评。同时他也将面临国际社会对于他虚伪与滥用职权的指控。还有更为符合此一要求的人选。45[]换言之，梅德韦杰夫之所以如星辰般耀升出来，一方面是因为他与普京有一些共性，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自己所拥有的一些独特性。公正地说，梅德韦杰夫某些方面较之普京更为自由也更倾向于法治，对苏联时期的历史与遗产的批评更多，他也认为更需要从政府大楼之外的专家那里进行咨询。

那么这样一种“双头制”的领导模式在出现之后的几年来运行到底如何呢？在两位领导人有关这个问题的不多的谈话中，他们都提及两人保持了健康的工作关系，经常进行沟通和对话。一方面，梅德韦杰夫拥有宪法赋予的很大的权力，在诸如军事和国家安全，犯罪与司法，打击腐败，推行联邦主义，维护俄罗斯族与其他少数族裔之间的关系，以及人事选择等方面，他都能够行使他所掌握的权力。在 2009 年，梅德韦杰夫在行动上显得更有自信，这一趋势在未来也许将得到继续。

另一方面，非常清楚的是，普京的权力相较于 1991 年以来，甚至可以追溯至 1917 年以来的任何其他俄罗斯总理都要大得多。他不仅关注经济与社会经济政策这些长年以来就属于总理分管的事务，而且他同时也找到了一种恰当的方式来关心其他事务。如果一件事情对作为政府总理的普京来说可能因为过于政治化而显得敏感，他就可以适当地以统一俄罗斯党主席的身份参与讨论。在 2008 年 7 月至 9 月间，统一俄罗斯党在全国各个地区都开设了“普京接待室”。它的目的就是接待那些不满的人的投诉，大部分都是诸如住房、就业、寻求中间调解人的需要、或向莫斯科的总理办公室表达不满等琐碎问题。在担任总统期间，普京曾参与过每年一度的电视直播“直接连线俄罗斯总统”的活动，在该节目中他会回答那些来自俄罗斯普通老百姓提出的各式各样的问题。迄今为止，梅德韦杰夫没有沿袭这一做法（不过，他确实于 2008 年 10 月在克里姆林宫的网页上开设了一个视频博客），而是悄悄顺从了普京，让现在担任政府总理的老上司继续这档节目，如此看起来好像普京从来没有更换过工作。在统一俄罗斯党和普京接待室的联络网的共同赞助支持之下，一档三小时的“与普京对话”的节目在 2008 年 12 月 4 日开播。有近 160 万俄罗斯人打进电话。普京再次进入了“他习惯的角色”，一位观察人士评论道，“就像以往那样，普京试图表明只有他准备与老百姓一对一谈话，也只有他了解人民的利益。”[46]

在许多议题上，包括最重要的外交领域，迄今为止很难发现两位领导人的谈话有什么差别。在 2008 年 8 月俄罗斯与格鲁吉亚之间经历的短暂战争，中俄关系，与美国在军控问题上的谈判、北约东扩以及伊朗问题等方面都是如此。不过，一旦在政治环境方面发生的真正剧变的时候，“两驾马车”管理模式中，两位领导人之间的这种协调与合作的态度也许最终将被证明是经 不起考验的。这些变化当然包括世界经济危机的爆发，处于任何大陆和实行任何政治制度的国家都不可避免地受到这一灾难的冲击。2008 年夏秋之际的金融危机很快便影响到了俄罗斯。自此之后，随着信用破产的继续，石油价格的暴跌，俄罗斯股市大大缩水，卢布对主要货币的汇率迅速下降。其结果是俄罗斯公司在经济繁荣时遗留下来的以美元、欧元结算的欠债也已到期，现在被迫要用贬值了的卢布来换取外币偿还债务。通胀加剧，实际收入下降。各种各样有关俄罗斯将在 2009 年、2010 年，甚至此后的好多年面临巨额预算赤字和大规模失业的预期传闻不绝于耳。[47]在俄罗斯中部和西伯利亚地区，已经出现了市民骚乱事件，而且这可能仅仅是个预兆。

当 2008 年金融风暴出现的时候，普京的第一个反应是拒绝承认俄罗斯危机的严重性，并声称危机全然来自外部，国内领导阶层则没有任何问题。梅德韦杰夫总统在开始的时候则将日常的管理以及大多数有关政策的声明交由普京总理以及政府机构处理。然而，自 2009 年年初以来，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双头制领导内部开始出现紧张关系。梅德韦杰夫开始以不同于普京时代那种多从“西罗维基”队伍中发现人才的方式来选择提拔干部。梅德 韦杰夫也越来越多地就经济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同时表达出对“政府”在出台政策挽救经济危机方面的行动迟缓已经失去耐心。这种批评尚未直接针对政府总理普京个人，但这种情况的出现也许只会是个时间问题。同样可能的是，或早或晚，普通俄罗斯人也许将如过去几个月许多俄罗斯精英所思考的那样——认为这个国家在面临危机时表现出来的脆弱性很大程度上是管理不善的结果，也就是政府错失了在经济快速增长时期实现产品出口多元化的机会，而且由于过于集中和过多控制的政治制度、市民社会的弱小、以及反馈渠道的缺乏等也都妨碍了俄罗斯自我调整以至于无法适应严峻的形势。 两位领导人之间的这些分歧很有可能按有利于普京的方式得到解决，同样普京仍有很大的可能性重新担任总统来领导俄罗斯。然而，如果忽视权力斗争的可能性以及由此而可能引发的不同结果，也是不甚明智的。历史上俄罗斯领导人曾给我们以各种各样的“惊喜”。改革时期的戈尔巴乔夫曾出人意料地选择对苏联体制实行大刀阔斧式的改革。接下来的叶利钦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以无人可以预料到的方式将前苏联模式全盘抛弃，而普京则反其道而行之，对叶利钦的所作所为大半弃之不用，转而选择以制度化的方式加 强克里姆林宫对国家的控制，也加强了国家对于俄罗斯社会的控制。

正如在人们能够想象得到的几乎任何其他国家一样，在俄罗斯，压力和波动也在不断改变着时代。俄罗斯的政治领导层一直是俄罗斯国家不可或缺的工具，藉由这一手段，国家既引导社会，也在向社会学习，从而获得活力与反馈。现在押在政治活动中的赌注已经是个天文数字，以至于在其他环境中的一些微小政策分歧也会被空前放大。由于其在最近几年所拥有的发展机会，俄罗斯现在发现自己被视为全球政治经济的“动乱轴心”，许多关于如何维持一个一体化体系的假定正面临质疑与挑战。[48]

就俄罗斯高层政治的最新发展而言，可以想象，现在的普京—梅德韦杰夫式的双头制很有可能会面临越来越多的紧张压力。此种情形之下，如果爆发严重的冲突，那么要么两位共同领导人中的一位将胜出，并且能在此过程中寻求不同的伙伴，以维持体制的延续。要么普京时期的根本政治安排本身就将面临质疑。那些俄罗斯问题的著名评论家现在已经开始（在他们的对话评论中）将可能的混乱及自由化纳入考量的范围。[49]尽管这些评论对话并不构成任何此类发展前景将会出现的科学依据，但这些问题正在被讨论这一事实本身就给俄罗斯人以及我们这些外界的观察者以足够的理由来更为紧密 地跟踪俄罗斯的发展，同时以开放的态度，关注俄罗斯的未来之路将通向何方，以及由谁掌握前进的方向盘。

尾 声[50]

2012 年 3 月 4 日，俄罗斯总统大选尘埃落定，和所有人的预料一样，普京再次当选，将重新成为克里姆林宫总统办公室的主人，历时四年的梅德韦杰夫—普京的双头制也即将结束。梅德韦杰夫主动放弃了参选的机会，并且全力支持普京，最终保证了普京的胜利。很明显，如果梅德韦杰夫参与竞争，那么他无疑会获得很多的选票，但普京仍将赢得选举，因为他拥有所有的行政资源。俄罗斯宪法赋予了总统很 多权力，但只有非常强大的领袖才能够真正运用这些权力。很显然，梅德韦杰夫不是一个强人总统，特殊个性及其与普京的关系，使得梅德韦杰夫很难有去挑战普京的念头。这一点可能很难理解，但梅德韦杰夫确实有独特的个性，这使得他能够忠实于自己所的身份。他可能会说很多，但不会去做，这就是他在历史上所扮演的角色。也许他在头脑中也有自己对国家发展的规划，但他不会冒险去做些什么。叶利钦喜欢冒险，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普京也喜欢冒险，尽管他会玩的安全一些。然而，不冒险是不可能走上权力的巅峰的。

矛盾的是，普京的回归可能意味着变革的可能性会变得更大，比起那种 名义上的双头制，普京个人统治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上都为权力结构的重新调整提供了基础。一旦普京像宙斯一样重返俄罗斯的奥林匹斯山顶之后，他将拥有所有的选项可以对现有的权力结构和规范进行调整，可以为最终民主化的实现铺平道路。其中最容易做到的事情就包括选择一名具有执行力的实干的改革派担任政府总理，而梅德韦杰夫在担任总统时根本无法自由选择。普京能够开始在制度上对主要行政长官的权力加以监督和制衡，对于总统的任期可以给予更加严格的限制（不仅仅是对连任两届的限制），而且可 以赋予议会更强大的监督权力。在抑制腐败和保护财产权利方面，他可以做更多有意义的事情，可以推动俄罗斯进一步参与全球经济，也可以授权成立一个不受政府监管的公共电视网络。

如果他愿意的话，这位新的老总统可以全部或者部分地着手开展这些项目，因为停滞的历史不应该在俄罗斯一次又一次的重复上演。如果停止向前的探索，胜利将会因为时间的侵蚀而终结，普京亲手建立的政治体系也会最终崩溃。普京需要尽量背离自己的性格，要努力限制自己的权力，而梅德韦杰夫则需要对抗自己的内心，去勇敢地面对他的恩人。普京正站在民主的十 字路口，他们所面对的机会并不算好，但绝非毫无胜算。

译者：李承红，封帅 编校

来源: 《俄罗斯研究》201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