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大选结束后，街头抗争风起云涌，而政治动荡却才刚刚开始。透过波斯地毯一般厚重、重叠的遮挡，外界虽然暂时无法判断此次大选终将如何落幕，但是，伊朗社会的两个基本特征，也是伊朗革命三十年后的最新发展，却在选后的政治角力中表露无遗：一方面，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威权特质在保守派分子内贾德掌权期间空前加强；另一方面，伊朗的公民社会已经走向成熟，具备了明确的政治表达欲望。无论内贾德能否顺利连任，或者说，无论伊朗的街头抗议以何种方式结束，伊朗的公民社会都将战斗下去。在波斯湾的一侧，一场新的社会革命正在孕育。由此，不仅未来的伊朗政局走向难卜，而且，整个中东局势都可能因此发生微妙的全局性变化。
伊朗的选举威权
革命后的伊朗，权力结构是一个“世俗—宗教”的分权体制，由宗教领袖（从霍梅尼到哈梅内伊）、高级教士组成的宪法监护会、民选产生的总统和议会四者组成。相对应的，尽管伊朗社会宗教信仰高度同质，什叶派信徒占人口总数达90%，在政治立场持保守偏中间的精神领袖霍梅尼1989年逝世后，伊朗出现意识形态的分裂，单极化的伊朗政治精英也分化为四个基本派别——改革派、技术官僚、主流保守派、和强硬派。
1981年之后每四年进行一次的总统和议会普选，基本反映了伊朗世俗社会民意对伊朗政治精英各派系的支持变化。1997年改革派领袖哈塔米的当选，即是伊朗这种“半民主”体制的正常结果，被普遍认为是伊朗公众对社会经济状况不满下的选择。而2005年第一位非教士出身的总统艾哈迈迪－内贾德，则代表着伊朗贫穷大众与新保守派的结合。
尽管伊朗存在一定程度的分权机制和定期选举，维持了世俗社会的相当空间，也大大限制了伊朗社会“塔利班化”的可能，但是在“古兰经是我们的宪法”之下，伊朗社会缺乏基本的言论和结社自由、存在严格的政治控制。比如公共空间这个西方式的概念本身，在伊朗就意味着与“非伊斯兰”和“颠覆威权”的双重危险。伊斯兰法律中的“公共”几乎意味着威权统治能够触及的一切，剩下的才是个人的，个人所能拥有的法律空间与“隐私”已经没有多大分别。因此，当哈塔米政府2000年提出扩大言论自由法案后，被保守教士抨击为有违伊斯兰法律一点也不奇怪。
尤其当以“社会主义经济政策”为号召、以广大乡村地区贫民为基本选民基础上台后，内贾德，这位当年曾经参加过闯进美国大使馆行动的激进学生，在其任内强化了许多威权措施。其中之一，创建于革命时期的Basij被大大加强，内贾德还试图将这一民兵组织的经费纳入政府预算。结果，这一曾经在两伊战争期间组织大批青少年到前线自杀性冲锋的团体，成为伊朗世俗社会威权化的一个主要工具。Basij名义上接受革命卫队的指挥，在几乎每所清真寺都设有分部，接纳了大批无所事事的失业青年。尽管没有统一制服，但是Basij或者以摩托车小组方式、或者三五成群、或者荷枪实弹，出没在街道上，享有随意制止民众“冒犯宗教”的权力，连警察也无可奈何。甚至在互联网上也有近一万Basij成员的博客，狂热鼓吹内贾德的反犹主义，大有占领互联网阵地、与五毛党争锋的势头。与直接受控于宪法监护会的革命卫队不同，Basij已经事实上成为内贾德的私人军队，在6月12号选举结束之后的街头抗议活动中充当了镇压急先锋的角色，直接在示威人群中摄像、棍殴、捕人，还有许多目击者证实Basil成员甚至向示威者开枪。
就在今年大选前夕的4月份，内贾德推动议会通过了一项新闻法修正案，将涉及新闻发布的互联网网站和个人博客纳入新闻法的管制，不仅对言论自由施加许多直接限制，而且禁止任何可能“促进损害伊斯兰共和基础的……冒犯革命领袖的……或者引述反伊斯兰的媒体、政党、和团体的文章（无论国内或国外）……妨碍伊斯兰共和国安全、尊严和利益的……”内容。以伊朗革命卫队为主导，通过向西门子和诺基亚购买设备，伊朗还建立了一整套互联网和手机信息过滤系统。针对伊朗人民的日常生活和公共交流，内贾德政府事实上已经发起了一场战争。只不过与两伊战争的前线不同，内贾德及其Basij的前线是在伊朗内部，与复苏中的公民社会为敌。
如此威权下的选举，也就成为维持威权的工具，即所谓的“选举威权”，选举结果被预设为为维持威权服务，选举也就成了威权的工具，没有公平竞争可言。早在上次选举期间，内贾德选情低迷，依靠哈梅内伊紧急动员革命卫队投票才勉强当选。6月12日的大选，仅伊朗宪法监护会就收到600多项舞弊举报，支持内贾德一方的人员在点票站做票的录像也被上传到Youtube网站，更有一份内政部密函在支持反对派候选人穆萨维的支持者当中流传，该密函指穆萨维获得绝对多数选票，内贾德得票数仅列第三。
而事实上，选战中的穆萨维根本没有机会利用被内贾德牢牢控制的公共媒体，而不得不依赖互联网进行选举动员，也因此界定了自己的基本选民，即能够利用互联网的城市中产阶级。但不仅于此，从过去20年伊朗公民社会的发展状况来看，从过去一周的百万规模街头抗议来看，穆萨维所代表的改革派所获得的支持远远不止是拥有智能手机的“智能暴民”，而是一个更为广泛的公民社会基础。
复苏的公民社会
与人们通常对伊朗社会的理解不同，早在1979年革命之前，伊朗就存在一个发达的市民社会，与巴列维王朝的威权统治相互平行，支撑着伊朗的世俗社会。这一市民社会传统，在革命之后三十年，与巴列维时代遗留的西方生活方式一道，顽强抵制着被伊斯兰化。
尤其过去二十年间，特别在改革派哈塔米政府所营造的宽松社会气氛下，重新复苏而且规模日渐庞大的城市中产阶级们，发展了相互间赖以交流的公共空间，伊朗的公民社会生活日趋活跃，公民社会讨论在伊朗知识界悄然兴起，每时每刻都在产生与保守原教旨主义相左的意识形态冲突，比如宗教与权利、信仰和自由、伊斯兰和自由主义等等概念的对立，成为诱引伊朗威权政治派别斗争激化的导火索，公民社会逐渐成为伊朗国内政坛的新兴政治力量，也是伊朗政坛内改革派的主要支持者。
与内贾德的激进反犹主义不同，以穆萨维代表的改革派，尽管与强硬派在核问题上并无太大分歧，但是反对内贾德的反犹主义所带来的国际孤立和内贾德愚蠢的经济政策，而且认同公民权利的普世价值，强调伊朗宪法所规定的平等与权利，代表着穆斯林世界在“9.11”之后出现的“后伊斯兰主义”。相对保守的伊斯兰运动，后伊斯兰主义更权利而不是责任、多元主义而不是一个权威的声音、矛盾而不是确定、历史性而不是经典教条、未来而不是过去。换言之，他们相信民主与伊斯兰并不冲突，而且可能，从而代表着“9.11”之后穆斯林世界内部的民主力量。
不仅伊朗，在更广的范围内，如埃及、沙特、也门、阿曼、摩洛哥、突尼斯等等许多国家，即使兄弟会这样的伊斯兰运动组织，其新一代也开始谈论公民权利、多元主义、少数族群和妇女权利。公民社会尽管从结构上仍然处于社会边缘，得到威权政制的容忍，但作为一支连接穆斯林世界与国际社会的纽带，已经主导着该地区的民主化议题。“9.11”不仅改变了世界格局，也让伊斯兰社会重新反思激进主义、重新评价民主的普世性。伊朗的此次选举结果因而影响伊朗对哈马斯和真主党的传统支持，而对中东局势有着举足轻重的效应。
其中，妇女的表现大概是本次选举中最有代表性的，已经被国际社会关注多年的妇女第一次在一个伊斯兰国家的选举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曾经参与革命的伊朗妇女并未屈服于宗教法对妇女法律地位的摧毁，相反，她们不懈地追求更多的政治参与，努力创造一个通向妇女运动的基础。就在上月，伊朗的妇女组织成立了“伊朗妇女联合会”，推动实现宪法所赋予的妇女平等权利。而这一发展的背后，很大程度上必须归功于穆萨维的妻子扎娜.拉娜瓦德博士，1979年的革命者、艺术家。她在个人的Facebook网页上宣称，“我的批巾就是自由和信仰的旗帜！”。无论在伊朗历史上，还是伊朗的选举史上，拉娜瓦德都是第一位运用自己的影响力宣扬妇女平等的“候选第一夫人”。穆萨维因此获得广大伊朗妇女的支持，妇女选民的态度第一次在决定伊朗政治未来的时刻发挥着重要影响。
余下的事情很清楚了。在平均年龄只有24岁的伊朗社会，互联网用户每年以48%的速度增长，从2005年时的不足100万发展到今天超过2300万，并有6万左右活跃的博客作者，他们充分利用Facebook之类的社交网络传递信息、进行选举动员和示威动员。每一次的街头抗议和镇压，都有无数公民利用手中的智能手机及时将现场画面和文字信息传递出去，成为“公民记者”，与全球公民社会时刻相联。任何技术屏蔽和封锁都只能暂时和局部地中断这一联系，而无法根本堵绝公民社会的行动。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任何公民既是公民社会的也是全球公民社会的，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