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窜红的文化名人易中天先生以何三畏的《评析李辉“质疑”文怀沙的方法》为主轴，重申“一个所有文化人和批评者都不能不面对的问题，那就是在公共空间对另一个人进行‘道德批判’和‘道德谴责’，要不要有‘规则’和‘底线’？”为此他专门写了一篇《李辉先生，请勿‘道德飙车’》（载09/06/11《文学报》，相关引语均出自此文），认定李辉是“道德飙车”，并且他不无辛辣地嘲讽道：李辉先生的“质疑文怀沙”，已经涉嫌在公共空间“道德飙车”，车速超过“70码”。而且，李辉先生把人撞飞以后，又有众多车辆来回辗了N次。文老先生非身子骨特别硬朗，恐怕早就粉身碎骨。他认为文先生不该“被撞”。在最后一节“谁有资格充当‘文化判官’，清理‘文化门户’”，他认为任何人都不可自命为“道德警察”或者“道德检察官”，因为过了度，会变成“圣斗士”乃至“卫道士”。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对待历史问题，既要有大智慧，更要有大慈悲。
此前我看过一些质疑和反质疑文怀沙先生的文章，不少严肃的学人都赞同李辉先生的观点，对文先生“来回辗了N次”，就是说，许多正派学人都参与对文先生的“道德飙车”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打假”，既是学术意义上的打假，也是道德意义上的打假。李辉先生的出发点无可菲议：“不能让文怀沙认为神州无人，不能主世人认为媒体中的人都失去了良知；不能让我们这个时代的所有文化人都失去了道德标准和勇气。”这是对权钱勾结、物欲横流、学术做假、文化做假情境下的一个戮穿一个反击，是富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值得肯定的文化现象。这说明我们的社会已经成长并壮大着一支富有良知和学识的清正力量。易先生决不是指李辉一个人，而是抓住一些穷究文先生当年错误的做法，对当下这种反击伪劣学术及人格的文化现象进行再反击。这里，同是以演释传统文化窜红的易先生对文先生有明显的惺惺相惜之情。如果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惺惺相惜是人之常情，那么，在易先生的内心深处——精神历程，文化研究由隐而显的生存情境，肯定有与文先生同病相怜之处。
一个大家感觉到但没有说出的时代原因就是，文、易走红决不是凭着自身和创造——学术研究的过硬（比如钱穆和他的中国传统文化研究）即耐读，可以深读和精读，不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中有卓越的建树，其学术研究不是缘由自己的学术积累，水到渠成地趁时代回归传统文化之风占领了学术高地，而是借助了政治意识形态情境，有拔苗助长即人为虚饰——虚假的成分。我之谓易先生与文先生的同病相怜即在于此。主流意识形态要使国人自豪：一不小心中国又出了个大师，印证了已经存在的强劲的中国文化软实力。当执政党在相当一个时期以革命党自居的时候，它是对传统文化持一种严厉的反对和颠覆态度的，现在它终于意识到传统文化可以做为政治意识形态的核心软件，于是一夜几夜，诸多文化大师纷纷现身。这真是一个要什么就有什么的时代，好像社会及其发展——大作家、文化大师的出现，可以“横空出世”，无须讲究社会、思想、文化基础、精神基础和人格基础，只要主流政治需要了，它就可以命名，就可以睁眼闭眼听任炒作和包装，“大师”涌现正是“和谐盛世中国”——软实力的一个有力证明呀。至于“文化大师”一阵风的速朽现象，体制政治从来就是忽视的，它注重的就是“付现”。因而李辉先生抓住的是文怀沙个案，传导的是中国正直知识分子的清正之音。如果说这是道德上的优越感，它正是我们当下社会所稀缺或普遍回避的。
照易先生提示，文先生在抗战时期即已成名，如果按照社会发展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良性发展），也肯定是文化大师了，不过其间至少有40年不利于他进行文化研究，这大陆40年正是政治运动频仍，大革文化命，或传统文化稍稍喘息的年代。要是文先生像钱穆一直呆在香港倒有出文化成果，成为名正言顺文化大师的可能，但他是在中国大陆。且不说那些年月“谈文色变”，除了少数进入政治圈子的文化人供批判之用而与传统文化打交道，大多数读书人是犹躲之唯恐不及，文先生肯定也是这样，文化研究于他是“昨日黄花”，更重要的是，不管达官贵人还是一般知识分子、平头百姓，心灵都会受到如此畸型的政治环境的荼毒，莫说有可能生活上不检点，就是文化研究的心态上也会受到污染（如郭沫若、冯友兰）。这属于中国知识分子精神流变的不可轻易抹去的范畴。
一个带普遍的现象就是，在介绍文化人物时，强调其人现在的成就，在追溯其人进行文化研究的起点年份后，几乎一笔代过，给人以其人数十年没有中断研究的印象，好像我们国家向来就具有良好的文化研究氛围；我更想指出的，是政治运动肆虐的年代，也是知识分子精神病变的年代，不明白这一点，就有可能给人以文化研究不需要相应宽松的环境，无须良性积累，任何时候都可以大干快上的印象。
或许正如易先生所说，文先生对于“伪大师”他自己应该负一半责任，李辉先生抓住其若干事实，延伸其历史的可圈点之处进行不留情面的揭示，对立的双方也往往陷在“坐实沙先生污点”的陷阱里，按易先生说就是过度了。在我看来，李辉及一批正直学人对文先生的“道德飙车”，就是以司马迁为正途的中国历史精神加现代知识分子人文精神，对以文怀沙先生为代表的，缺乏历史意识和人格根基的轰轰扬扬的“文化大师”现象，作一个严正的审视。在民众特别是年轻人很轻松很容易地追随“大师”“偶像”的当下，这样的“道德飙车”是必要的。由具有公信力的李辉操刀也就更显示了他的道德勇气——社会良知和正义的力量。
在这场争论中，我把李辉派作A，把易中天派作B，我以为，A的不足就是在首轮“道德飙车”之后，过于专注个案（如文怀沙）的历史细节，没有扣紧宏观的现实文化批判和精神命题，导致抓住一些细枝末节，有专门针对某一个人之嫌，李辉的上述道德表白也就被架空了；而B的不足就是过于拘泥于“大师既成”这种局面，好不容易我们才拥有如此文化大师，爱护还来不及呢。比如说“文老先生非身子骨特别硬朗，恐怕早就粉身碎骨”，当然指文老先生身体好，也具精神抗震能力，更有“言外之音”：一是他也是受过政治迫害的（增加了其学术的砝码）；二是他获得了“主流”的接纳和认同，即有不可小看的“政治保险系数”，所以不管你们如何“道德飙车”，他自岿然。
所谓“历史精神”，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正视真相(包括个人精神史意义上的真相)。现在“不正视真相”倒可能成为我们的传统。在极权体制之下，我们的知识分子有太多的不良行为（外国也一样），这种种不良行为已内化为知识分子性格和灵魂，改革开放的时代就是在这样的精神基础上开始的，所以对所谓大师级的成就不应有过高估计。当然我们不是也无必要揪住和追究相关个人的缺点，我们也要看到即使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中也还有正直的知识分子不屈不挠进行学术研究，要看到有人格缺限的学人跟其学术成果缺限的内在联系，因此在弄清真相之下，一些属于个人的小节（如文先生早年的错误）谈谈也不妨。
说到“个人错误”，有一种是政治强加的（像当年打右派），有一种是政治抓住个人生活上的小过失而上纲上线（当年文先生也许属于这类），有一种是在政治高压下的人格心灵向着堕落转化，有一种与政治无关，在任何时代任何人身上都可能出现的人性的恶行。这正是我们的时代社会所普遍存在的，构成了我们的文学创作、学术研究的一般性的精神基础。这应该是属于弄清真相的范畴，对社会对个人都是一样，因而有一个自我审视的问题（跟政治上做检查无关），对自己的人格和学识有个清醒的把握，这并不防碍我们进过继续努力取得骄人的文化成果，这样建立的文化形象更让人信服，也更有亲和力。
问题在于，那个时代所毒害所扭曲所延误的心灵，受功名利禄的诱导，所谓大彻大悟，投主流意识形态之所好，借政治东风，很快获得了大师或类大师的桂冠，八面琳珑，如鱼得水。这些人频频出现于主流媒体，是公信力所致么？培养了公信力么？前者是个伪问题，后者要仔细辩识，外表上粉丝多簇拥者多似乎印证了某种公信力，其实那是广告效用，那些粉丝和簇拥者有几个认真读了你的大著的？图个时髦和时尚罢了，这是假的公信力（此类“公信力”正在大行其道呢），也需要具有真正公信力的人予以戮穿。
真正的公信力只有建立在让人了解真相和人格精神上，李辉以往的文化研究就具有这样的底蕴，易中天也认可，说明他还是明白人。社会需要警察，当然包括道德警察，道德有私德公德之分，但在中国社会，往往是先关注私德层面后进入公德层面，何况（文化）名人的私德公德往往搅在一起。作为一个严肃的现代学人，经由“私德”应当很快进入“公德”，他的发言才会有效地匡正时风，对社会才有真正的促进作用。
2009年6月2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