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辉先生的“质疑文怀沙”，已经过去很是些时日了。如今旧话重提，是因为在已有不同证据和不同意见的前提下，李辉先生4月11日在“岭南大讲堂”再次指责文怀沙老人“欺世盗名”，而对自己的某些不足之处并无检视，由此引出了何三畏先生一篇文章。文章的标题，叫《评析李辉“质疑”文怀沙的方法》，发表在2009年5月28日《南方周末》第25版。
我个人认为，这是“文怀沙事件”中最具有现代意识和理性精神的言论。这样的意识和精神，其实当时就有诸多先生表现出来，但被媒体和看客们的一片喧嚣和叫骂声淹没。前两天，我上网“百度”了一下，键入“何三畏”和“文怀沙”这两个关键词，只搜到何三畏先前的文章《道德终归是为了让人幸福》。新写的这篇，几乎无人理睬。
于是想起了鲁迅先生的话──“造化又常常为庸人设计，以时间的流驶，来洗涤旧迹”。是啊，“文案”既无新料爆出（比如与老先生“有染”之某女出来说话等等），媒体和看客们之不感兴趣，也在情理之中。
我不知道李辉先生是不是也准备不予理睬，但我希望他回应，建议他回应，也认为他应该回应。因为何三畏先生写这文章，并非要跟李辉先生“过不去”（我也一样），也完全无意替文怀沙先生“辩护”（说白了，那是他老人家自己的事）。何先生担着被人误解、攻击和恶炒的干系，作此“六千言书”，其实是要讨论一个严肃的问题，一个所有文化人和批评者都不能不面对的问题，那就是在公共空间对另一个人进行“道德批判”和“道德谴责”，要不要有“规则”和“底线”？如果要，那么，它们又该是什么？
何三畏先生的文章，就实际上回答了这些问题，只不过以李辉为案例而已。根据何先生和我都同意的规则和底线，我个人倾向于认为，李辉先生的“质疑文怀沙”，已经涉嫌在公共空间“道德飙车”，车速超过“70码”。而且，李辉先生把人撞飞以后，又有众多车辆来回辗了N次。文老先生若非身子骨特别硬朗，恐怕早就粉身碎骨。
因此，为李辉先生计，恐怕还是回应何三畏先生为好。不回应，就不但有“闹市飙车”嫌疑，还有“肇事逃逸”之嫌。当然，李辉先生完全可以推翻何先生和我都同意的规则和底线，然后提出他的主张。这也正是我们所希望的。由是之故，我欢迎媒体转载此文，也愿意听到不同意见，但谢绝“娱乐八卦式”的恶炒，以及借题发挥的人身攻击。毕竟，这是一个严肃的话题，需要理性的思考。非理性，请勿扰！
先说三点意见。
一，李辉先生是不是“道德飙车”？
我认为是，而且存在“主观故意”。请大家想想，杭州飙车案发生后，网友们为什么几乎一边倒地认为胡斌“飙车”？就因为如非“飙车”，决不可能把人撞高五米，撞飞三十多米。再看李辉先生“质疑”的结果，又如何呢？是众多媒体和网民，在事实还没有完全弄清之前，就不加分析、不假思索，也不容文老先生自己辩驳地，给他扣上了“江湖骗子”、“文化流氓”的帽子。这对于一个文化人，无异于在精神上和舆论上宣判他的死刑。众所周知，即便是刑事案件，在法庭审理宣判之前，也只能“无罪推定”。面对一位抗战时期即已成名的文化老人，又岂有动用“道德私刑”，实施“集体谋杀”之理？我相信，后来事情的发展，已超出了李辉先生的预料，也未必是他的初衷，更非他自己所能掌控。但李辉先生作为“始作俑者”，却实在难逃其责。
那么，李辉先生的“飙车”，有“主观故意”吗？我个人认为有。众所周知，李辉先生的文章能有那么大的杀伤力，原因之一，是李辉先生在公众之中具有公信力；而李辉先生的公信力，又来源于他一贯的严谨作风。因此，尽管李辉先生既谦虚又谨慎地使用了“质疑”一词，但在公众心目中，却是“无疑可质”。因为大家伙信得过他李辉。然而令人大惑不解的是，李辉先生这回却是一反常态，完全置自己的信誉于不顾，把自己一贯的严谨作风抛到了九霄云外。比方说，他居然在自己的文章中，公开表示对文怀沙先生的鄙视和憎恶。当然，作为公民和个人，李辉先生有权这样表示。他是如此地鄙视和憎恶文老，也可信自有其原因和理由。但是，作为一个被认为是“学者型记者”的媒体人，李辉先生的这种表示，却让自己的公信力大大地打了折扣。我们不禁会问，这样情绪化的表达，其所言之事靠得住吗？看来，李辉先生在把文怀老撞飞三十米的同时，至少也把自己撞飞了二十米。虽非“粉身碎骨”，却也“伤筋动骨”。此诚殊为难解。
实际上，正如何三畏先生所言，李辉先生的“质疑”至少存在三个问题：一，“抽离历史环境，追查历史道德”；二，“使用单边信息，追查他人隐私”；三，“使命过重，道德过剩，推论过急，谴责过度”。在我看来，有了前两条，就是“超速”。如果还“过重，过剩，过急，过度”，那就是“严重超速”，是“飙车”了。
就说第一条。但凡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大约都知道，所谓“劳教”是怎么回事。那是不需要“证据”，也不需要“审判”，更没有“律师辩护”，就可以随便执行的。其中有多少“冤假错案”，恐怕只有天知道！我自己认识的人当中，就有不少人曾经遭此“不白之冤”。相信李辉先生手中，也不乏此类案例。既然如此，李辉先生在公布这一“史实”的时候，就应该对案情做深入的调查，看看是真是假，有无冤屈。哪怕就是装装样子，也让人服气吧？然而他不。李辉先生的做法是：一方面公布文怀沙当年的“劳教号码”，以示“确凿无疑”；另方面又对“原本劳教一年，实际关押一十八年”的事实置若罔闻，不予深究。这就未免太不厚道，几乎是要“置人于死地”了。李辉先生如此作为，难道还不算“飙车”吗？
二，文怀沙先生该不该“被撞”？
我认为不该。没错，文先生的情况跟杭州飙车案的遇难者谭卓不同。谭卓完全是无辜的。文怀沙呢？好像有点“咎由自取”。比方说，没有坚辞“大师”头衔，甚至“半推半就”。这就相对于“不走斑马线”，或者“故意闯红灯”了。但是，行人没走斑马线，或者闯了红灯，就活该被超速的车辆撞死吗？然而李辉先生一见文怀沙“不走斑马线”，就浑身气都不打一处来，非得“飙车”冲将上去不可，这又怎么说呢？是的，文怀沙先生的“三字真言”和“四部文明”，确实算不上什么了不起的“文化成果”；作为“公众人物”，老先生也应该自律，应该带头“走斑马线”，以免产生“不良影响”。不过这也只能规劝，顶多也就是批评，没有因此就揭人老底，非得“穷追不舍”的道理。
在这里，有一个问题必须予以澄清。有人说，李辉是在“打假”，因此应该肯定、支持。我看这话未免含糊。我的观点是：李辉的“打假”可以肯定，但不能“全盘肯定”。因为“打假”也要有规矩，有道理，有尺度，不能说只要是“打假”，就天然有理、总是有理，就“墨索里尼”了。文怀沙先生是不是“国学大师”？李辉先生坚定地说“不是”，我也认为不是，还认为没人是。但是，这顶“高帽子”，是文老先生自己用纸糊了，再戴在头顶上的吗？也不是，是别人在给他“加冕”。那么请问，你要“打假”，是该打“戴帽子”的呢，还是该打“扣帽子”和“做帽子”的呢？不言而喻吧！
其实，就连“扣帽子”和“做帽子”的，也要区别对待。这里面，有的是幼稚无知，有的是跟着起哄，还有的是给人戴高帽子戴惯了，甚至只是客气话。试想，如果诸如此类都要追究，岂非“一竿子打翻一船人”？
所以我认为，只有那些故意造假、欺世盗名、骗财骗色的，才应该打击。至于“胁从”，则可以“不问”。但可以做三点补充。一，文化人要自觉，不要别人送你什么“高帽子”，你就欣然接受，乐呵呵地戴在头顶上。告诉你，那叫“沐猴而冠”，只能留下笑柄。如果别人只是客气话，你却当了真，那好，结果必然是人家“当面叫大师，背后骂傻×”。二，媒体不要起哄。李辉先生的文章发表后，有媒体大惊小怪地说，原来文怀沙不是公认的大师，我听了暗中好笑。哈哈哈，这年头，哪有什么“公认的”大师？所有的“大师”，都是“私认”的。三，我们自己，也要痛改吹吹拍拍的不良习气，不要动不动就给别人戴高帽子。作为受旧传统影响颇深之人，我深知自己也未能免俗。因此，我在这里先向李辉先生鞠躬，感谢他的打假；再向公众鞠躬，为自己先前可能有的不当言论道歉！
当然，在此案中，文怀沙先生不好说就是“胁从”。对于“伪大师”一案，我同意何三畏先生的观点，文怀老应负一半责任。毕竟，他的“没有坚辞”和“半推半就”，给人的感觉就像赵匡胤的“黄袍加身”。出来混，是要还的，文老得埋这个单。问题是，李辉先生要打假，把这件“假皇袍”扒下来就是，为什么还要把人家的内衣如何如何，也展览出来呢？更何况文老先生并没有像某些人那样，摆出一副“我就是大师”的无耻嘴脸，或者“老子就不走斑马线”的蛮横架势，怎么就非得把人往死里整呢？
三，谁有资格充当“文化判官”，清理“文化门户”？
我的观点是：谁都没有。《圣经》说，曾经有一群法利赛人去找耶稣，问他该不该用石头将一个“淫妇”打死。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死她。结果，那些法利赛人一个个都放下石头，退了出去。是啊，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或如文怀沙先生所言，谁没有年轻过？谁年轻的时候没犯过错误？如果都要“深挖细找”，岂非“人人自危”？再说了，你今天能揪“文怀沙”，明天就能揪“武怀沙”。如此这般，何时是了？
因此，任何人都没有资格，也没有权力，可以自命为“道德警察”或者“道德检察官”，包括那些自以为道德高尚的人，也包括实际上道德高尚的人。因为真正的道德，一定是平等的。真正的道德，也一定是律己的。也就是说，你可以反感某个人，可以看不惯、瞧不起，这是你的权利。但是，你不能因此而产生“道德霸气”，更没有权力在公共空间动用“道德私刑”。要知道，那可是“闹市区”。闹市区不是不能开车，但必须遵守交通规则。同样，在公共平台上发表意见，也要遵守人类文明的共同约定。比方说，不能“在公共空间追查他人的隐私道德，无论是似是而非的或是真实确凿的追查”（请参看何三畏文）。违反了这个规定，突破了这条底线，就是“道德飙车”；而“飙车”，无论哪一种，都可能会死人的。
事实上，李辉先生这一回的“飙车”，之所以“飙”得理直气壮，就因为他的心中充满责任感、使命感和正义感。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不能让文怀沙认为神州无人；不能让世人认为媒体中的人都失去了良知；不能让后人笑话我们这个时代的所有文化人都失去了道德标准和勇气”。
如此“大义凛然”，确实令人敬佩，却也让人不寒而栗。因此很想对李辉先生说几句。先生的人品，我很敬重。先生的口碑，也一直很好。由是之故，奉劝先生听取何三畏的意见：“对自己备加小心”。因为凡事都有一个“度”。过度，就会走向反面。过度的责任感、使命感和正义感，会造成一种道德上的“优越感”。有了这种“优越感”，很容易就会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看作“圣斗士”。一旦看作“圣斗士”，又很容易变成“卫道士”。以我读书不多的经验，历史上的“卫道士”，恐怕十有八九不是“杀人犯”，便是“伪君子”。所谓“拿起笔，做刀枪”，除非是面对强权，否则未必是什么好事。对待历史问题，我赞成俞飞先生的观点，那就是“既要有大智慧，更要有大慈悲”（2009年4月9日《南方周末》第31版），诚望先生采纳，并好自为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