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五四运动九十周年，各方有很多纪念活动。但是，随着历史推移，五四、包括它背后的新文化运动的面目，其实是越来越模糊了。

主流的立场是，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激烈反传统是必要的。通过反传统，新文化运动开创了中国现代文化的新局面。比如，新文化运动打破了经学的垄断，为新学问开放出一片天地。

问题是，自废除科举之后，自民国建立之后，经学果还有垄断地位么？即便曾经有过经学的垄断，以行政命令的方式取消经学就是正确的做法吗？今日西方大学仍有神学院，神学依然是思想之重要源泉。而蔡元培以来的中国大学，除了西方化的所谓“中国哲学”乃至更加等而下之的“中国哲学史”之外，可曾给传统的经学一席之地？如今北京大学可以安放各种稀奇古怪的雕像，却容不下一座孔子雕像，倒与此一脉相承。这样的大学究竟是新文化还是旧文化？

当然，赞美新文化运动的主要理据还是，现代中国的文化学术思想繁荣是在新文化运动之后才发生的。只是，时间的先后次序未必表示两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问题是，如果新文化运动也算文化繁荣，它自己又是从哪里来的？总不可能它自己生下自己。恐怕要说，二十世纪前半期的学术思想繁荣，另有原因在。

帝制时代中国思想学术陷入困境而无法健全演进的根源是文化与权力紧密捆绑在一起，一如欧洲中世纪宗教与权力捆绑在一起，或者教会本身就享有强制性权力。晚清新政，科举制废除，尤其是自清末立宪以来，政府逐渐放弃对教育、学术的控制，教育自治、学术自治已成基本的制度安排。学生大规模出国留学，西学广泛输入，十年之后即陆续结出正果。新文化运动本身即是这种相对自由的学术文化制度的产物。

这种制度安排是二十世纪前半期学术文化思想繁荣的制度基础。一旦学术、思想、教育免于政府强制性权力之无端控制与干预，西方内部不同文化、中国内部的新旧文化，自然就在中国学术思想共同体内部展开自由竞争。竞争将会刺激喜好新学者引入西方元素，促成中国内部新文化之生成。面对西学、新文化的竞争压力，旧文化的某些承载者可能因为恐惧而趋向守旧，形成守旧主义；但更多人可能明智地寻求旧文化再生之道，与新文化以各种方式共生、互补、互动。

后一种结合，不是激进的，也不是守旧的，而是英国大哲爱德蒙•柏克基于英国文明演进历史而概括出的“保守主义”。它没有宏大口号，而是从细微处入手，所以不够激动人心。但惟其如此，这种文化生产才更有原创性、更有建设性。

现代中国学术思想史上最伟大的人物如梁启超、张君劢、陈寅恪、萧公权、学衡派、牟宗三等现代新儒家等先贤，走的就是这样一条中道保守之路。他们要么与新文化运动无关，要么根本厌恶这场运动。胡适先生真正原创性的学术、思想贡献，也来自其与新文化运动“全盘反传统”精神相反的另一种精神：温和的文艺复兴的精神。如果中国的思想文化沿着这一路线行进，则假以时日，当如张君劢所言，获得其“死后复活之新生命”。

新文化运动却带有一股戾气。新文化运动或许确有启蒙的效果，但它也带来了一种迷信，那就是对“新”的迷信，对理性的迷信，以及由于前两种迷信而来的对破坏的迷信。直到今天还有人辩称，只有大破才能大立。其实大谬不然。文化的演进仿佛人体的生长，不需要毁掉少年之身，才有青年之体。当然，一直有人说，中国文化已经从根子上溃烂了，因而需要大刀阔斧地进行切割性治疗。问题是，操刀者本人即身在此生命体中，他又是如何保证自己不被“污染”，何以单单他有资格成为医生？未必自相矛盾。他自命为医生，又如何保证自己的判断不错？又如何知道自己的刀当止于何处？会不会一刀刺中心脏？

当然，新文化运动本身毕竟只是思想文化运动，它没有能力导致传统的断裂。真正导致这一断裂的是以暴力的方式大规模摧毁传统礼俗、社会结构的政治社会运动。只是，我们恐怕还要追问：如此普遍、强烈而根深蒂固的破坏精神，又是从何而起？恐怕不能不溯源于新文化运动，它制造了“不破不立”的迷信，并俨然成为一项新传统，于无形中支配着人们的心灵。

今天，地方政府禁止种种民俗，对城市进行大规模改造——就是全盘重建，在乡村，也拆毁村庄、让农民集中居住，凡此种种，无一不是不破不立的扭曲的现代心态之制度化表现。唉，中国文化，的确是被火烧了一遍又一遍，只是恐怕未必因此而得到涅槃。

中国海关杂志，2009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