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今天在一起回顾和反思“中国思想”三十年，不过说到我要讲的主题“国学”，应该说只有十五年，1993年8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国学，在燕园悄然兴起》的文章，这可以被看做是1990年代国学热兴起的一个标志性的文章。而且，因为发表的媒体是《人民日报》，这自然会引发人们的兴趣，试图了解这样的报道背后的用意。当然，说国学在“燕园”悄然兴起，则是说明国学热的范围主要是在以北京大学为代表的高等学校。

关于1990年代的思想学术，有一个经典表述是“思想淡出、学术突显”，也就是说与1980年代社会参与性很强的学术研究相比，1990年代体现出的是更为专业性的纯学术研究，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中，1980年代人们更多的是关注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问题，深受韦伯式的问题意识纠缠，而1990年代则更为注重学术积累性的研究。所以8月18日，《人民日报》的一篇名为《久违了，“国学”》的文章中，提倡“板凳要坐十年冷”这样的学术精神。

当时，北京大学编辑出版 《国学研究》集刊，同时，一些出版社开始编辑“国学大师评传”系列读物，形成了一定范围的舆论热点。

但是国学热因为与儒学被日趋肯定的倾向形成了相得益彰的局面，特别是1989年和1994年政府高调纪念孔子和成立国际儒学联合会等机构，强化了国学热的意识形态功能，传统文化被看作是“增强民族凝聚力”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是，这样的国学热也引发了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批评，当时的《哲学研究》连续发表文章，认为国学热是想借助董仲舒和王阳明来达到取代马克思主义的目的。

为了避免国学被意识形态化，所以当时的许多国学研究者并不主张提倡“国学”，而更多的学者甚至怀疑是否真正存在着“国学热”。

这样的疑虑到了21世纪，似乎可以消退了。

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背景下，在全球化所带来的新的国际秩序的刺激下，国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热潮。

最为显著的标志是包括电视和网络在内的大众媒体大量地报道与国学有关的新闻，以中央电视台的《百家讲坛》为标志，推出了一批以“国学”为标榜的大众化学术明星，他们在电视上讲述古典名著、历史趣闻，受到前所未有的欢迎。在网络媒体也出现了“国学博客”，以图吸引人的注意。

民众的读经运动也方兴未艾，在英语热持续不断的情形下，学生们又开始了新的背诵古典经典的热潮。

当然最为值得关注的是体制化的国学机构的出现。除了1990年代就已经存在的北京大学国学研究所之外，中国人民大学于2005年起成立了国学院，正式招收本科生，并引发了媒体的大争论，接着又有厦门大学和首都师范大学成立了国学研究所和国学传播中心等机构。《光明日报》推出了“国学版”，北京大学、武汉大学等举办了以国学为主题的培训机构，吸引工商业人士的参与。

总之，不再有人怀疑国学热的存在了。

我们需要反思的则是为什么国学热以如此迅猛的形势席卷学术界和普通民众。

究其根源：首先是意识形态的推动。近代以来中国所形成以国家富强为指向的国家意识在全球化的时代，被重新强调。在寻求新的合法性资源的时候，“中国道路”被赋予民族性的含义，寻求民族复兴成为国家的新的战略口号，所以传统的资源被肯定和重新解释。

其次是民众精神的内在需要，在商业和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道德危机和信仰缺失已经成为社会的病痛，因此传统儒家对于人际关系、对于社会责任的强调，连同道家的超脱和佛教的慈爱，一起被看作是医治现代社会困境的良方。而国学被视为是新的信仰基础。

最后，可能是高层次的学术反思的必然。中国自近代以来，吸收西方的政治法律和科学观念，然后，中国思想的内在特性被压制甚至否定。从具体的学术研究来说，以外来的学术规范和学科方式来处理中国的传统资源，其所造成的学科合法性危机已经被充分的讨论，而国学，在一些学者看来，是解决学科危机的一种有效的途径。

因此，国学问题，并不单纯是一个学术问题，夹杂着政治和文化的多重因素。我们可以预料国学热还会在一定的阶段持续。而我们要重视的是，国学热在彰显民族精神的同时，不应成为拒绝普遍价值的理由。从学科的角度看，国学热在批评完全否认传统学术精神片面性的同时，也不应成为拒绝吸收西方学术思想资源的借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