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言

2009年1月，我第二次访问新加坡。

上一次到新加坡是23年前的1986年，是随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政治研究所所长浦山去的。浦山是1947年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博士。他在1986年春天率外交部、经贸部、社科院三家组成的访问团来新加坡参加中国与东盟贸易关系对话会（当时东盟只有五个国家）。我在北大获得硕士学位后去社科院工作，是浦山的下属，在访问团里任秘书。1986年的新加坡对二十多岁的我来说，是震惊。同样以华人为主的社会，却如此整洁、有秩序，而且富裕。那次到新加坡是我第一次坐飞机，第一次出国，而且七天访问得到的“伙食零花”就相当于我当时在社科院五年的工资。可想而知，当时的新加坡对我产生了何等大的影响。回国时我在飞机上斗胆问浦山所长，“好像实行资本主义也挺好的？”他反问我，“我们为社会主义奋斗了30年，难道白干了？”是的，中国改革开放建设的新经济，是在30年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础上进行的，基础是社会主义经济，与新加坡不完全一样。

那次到新加坡是1986年的春天，比这次稍晚些。当时新加坡正在修建第一条地铁，工地被围栏遮盖，围栏上喷写着大字标语：“与新加坡共同进步”。这个口号很让我非常感动。次年我去美国留学，此后做的各项研究都和我对新加坡的印象有关系。我心里的希望是，中国要像新加坡那样进步，先进，与新加坡共同进步。

一些同行可能了解，我读完博士回母校北京大学任教做研究，宣扬一种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政府体制：由六个支柱构成的“咨询型法制”。即文官行政主导，独立的司法机构，独立的反贪机构，独立的审计机构，包括立法机关在内的广泛的社会咨询机构，再加一个原则：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这六个支柱的蓝本显然是新加坡和香港。

在我个人的理解中，大中华区的经验值得认真比较和总结。从以下表1关于四大要素的比较中可以看出，我对政治体制的理解中有清晰的新加坡形象。

从表1的比较中我得出两个结论：

（1）强大进步的执政党是根本。坚强统一的执政党能维持行政主导，建设并巩固法治。（2）迷信选举政治，执政党会分裂，行政主导会崩溃，法治也会被削弱。

香港有强有力的执政党？香港过去是有的，可称为“英国党”。这个英国政治统治的强力机构是“政治处”，其背后是英国“军情五处”（MI5）。

在23年前的那次访问中，我们专门去看了邓小平1978年访问新加坡时种的树。那是棵我不认得的树，上面结着无名的果实。经当事人回忆得知，访问新加坡对邓小平触动很大，与李光耀总理的谈话是邓先生下决心在中国推行改革的重要起因。回想当初，我今天理解了那个果实，我把它称为“中国模式”。

什么是中国模式？中国模式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60年来走过的成功之路的抽象总结。目前学界政界都存在把西方的今天当中国明天的迷信。我希望通过概括中国模式，说明中华民族走的路是独特的，而且是成功的。

我把中国模式分解成三个子模式：“社稷”社会模式，“民本”政治模式，“国民”经济模式。判断这三个子模式的关系，把三个子模式整合在一起，就是“中国模式”。如果您足够细心，会看出新加坡对“中国模式”的启示。

一、“社稷”社会模式

社会模式一般包含四类内容：（1）构成社会的基本单元；（2）社会分层的形态；（3）社会伦理的准则；（4）人民与政府的关系。四者的关系是：社会单元的形态塑造社会分层和社会伦理的形态，社会分层和社会伦理的形态塑造人民与政府的互动关系，人民与政府的互动关系决定社会组织及社会秩序的状态（参见图1）。

依据这样的知识，我把中国社会模式概括为四个要点，或四大支柱：

（1）以分散流动的家庭为单元组成社区和工作单位；

（2）社区和单位与行政的“条条”“块块”重合成弹性的开放的立体网格；

（3）家庭伦理观念主导社会组织和行政管理的逻辑；

（4）官民彼此嵌入形成相互依存的“社稷”。

下面我分别解释上述这四句话。

1.以分散流动的家庭为单元组成社区和工作单位

与西方很不同，中国的社会不是由市民会社（civil society）组成的。中国社会是由社区以及单位（企业和事业单位）组成的。在西方，组成公民会社的是“个人”。在中国，组成社区和单位的不是个人，而是“家庭”。在中国和在西方，家庭都是人伦的载体。但在中国，家庭还是经济载体，是独立的经济单位，历史上叫“小农经济”，独立自由，自给自足。在今天，中国50%的人口仍然生活在乡村，主要从事耕作；在城市，可以看到大量的家庭或家族企业：在中国工商局注册的企业99%以上都是家庭企业。所以在中国，家庭不仅是人伦单位，而且是基本的经济单位，是劳动力的主要雇主。家庭的影子，在大型企业也可以看到：此时，我在新加坡，我的“单位”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正组织全体教职员和家属外出郊游三天；我的“单位”在每个学期末都组织这样的活动，而且还发食用油之类的家庭生活用品。

2.社区和单位与行政的“条条”“块块”重合成弹性的开放的立体网格

在西方，社会分成纵向的上、中、下层阶级。不少学者们也会这样分析中国。比如社会学学者们常说，中国大陆的“中产阶级正在发展”。什么是中产阶级？不是就财富而言处在相对中间的那些，而是先于大众拥有某类消费品的富人。还有些社会学的学者模仿西方社会分层，把中国社会分成8个、9个、10个、11个、12个上下的“阶层”。其实他们所说的是职业分工，不是阶层。中国是以平等的社区和单位所构成的社会网格，不是阶级社会。这个原因是历史的，中国农耕社会拥有“富不过三代”的社会机制：因为耕地辽阔、人口少，缺少劳力，就“多子多福”；既然儿子是主要劳动力，就无法实行“长子继承制”；没有长子继承制，还多子，结果就是“富不过三代”，中国社会没有分成上中下层阶级，而是形成平等自由的农耕家庭组成的社区。在西方，因为以社会分层为基础构成公民会社，社会就独立于国家。而在中国，社区之上的行政管理我们称为“条条”；对专业生产企业和社会行业的行政管理，我们称为“块块”。政府的这个网格，就是“条条块块”。于是我们看到，在中国，社区和单位构成的社会网格与政府管理网格大体重合了，形成“立体网格社会”。

在西方，分层的社会妨碍社会流动。说话方式，口音，甚至姓氏，就能分出社会阶层。在中国，不可能听到讲河南话，山东话，北京话，就分出社会地位，重要的原因在于“立体网格”包容了中国高速的社会流动。人们可以看到，中国的“体面”地方，包括办公大楼的电梯，经常有“不体面”行为留下的痕迹；进入“上层社会”的有钱人，在行为上却并不属于“上层”，而是非常的“农民”；整个社会相当混乱，直至不遵守交通规则。因为开放，不同职业的人在社会上下快速流动，在网格间流动，结果就是紊乱。然而，中国社会“乱中有序”：汽车行驶方式混乱，可交通事故并不比美国多，因为行政网格与社会网格重合。尤其是危机的时候，比如说去年的汶川大地震，以社会网格和政府网格重合为特征的中国显示出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

3.家庭伦理观念主导社会组织和行政管理的逻辑

既然是家庭而非个人组成的社会，家庭伦理就主导社区组织和企业组织，也渗入了行政管理的逻辑。什么是中国的家庭伦理观？就是“父慈子孝”——家长有不可推卸的照顾家庭成员福祉、养生送死的责任；家庭成员则要尽忠孝之责，齐心协力去发家致富。既然父母望子成龙，子女就要出人头地：以“王侯本无种，男儿当自强”的竞争精神去“立德、立功、立言”，光宗耀祖。不同于强调个人自由权利和法权的西方，“舍己为家”是中国社会伦理的楷模。

南怀瑾先生，以“中国人的精神十字架”概括中国人的家庭伦理观：“以自己为中心，上孝父母而及于天，下爱子女以垂万世，旁以兄弟、姐妹、夫妇而及于朋友。”南先生的理解可以下面的图2显示。

这幅“十字架”展示的是中国人独奉的家庭伦理“教”。由于这种理念渗透在社会组织和行政管理的逻辑里，因此可以称为“政教合一”。于是，“修身、齐家”的“内圣”自然延伸为“治国平天下”的“外王”，中国历朝皆称“以孝义治天下”。

在西方，社会与国家是契约关系。契约观要求公私分明，群己权界清晰。在中国，伦理观淡化公私，视社会为一圈圈向外放射的“家”，家庭是小家，宗亲是大家，社区和单位是“公家”，公家之上还有“国家”。小家、大家、公家、国家，利益相符，观念相通，公私难以区隔。中央政府成了最大的“公”，然而其全部工作规划是“私”，远期是帮助全国人民的家庭收入达到“小康”，近期则是“农民家庭平均收入翻一番” 。反之，小家也依托国家，“卫国”就是“保家”，就是“光宗耀祖”，就有“杨家将”、“岳家军”为国家分忧。既然都是“家”，社区和单位提供的福祉、亲和力、安宁就成为评判“好”与“差”的标准；既然都是家，越大越远的家承担的义务就越少，政府对个体家庭生老病死等直接福祉负的责任也就越小；既然都是家，政府就应鼓励“父母官”爱民如子，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还要明文低税，限制官吏数量，使民休养生息；既然都是“家”，税费并举并无道德问题，就没有西方“无法不税”否则违法的观念，没有“纳税人权利”隐含的多纳税多权利、少纳税少权利、不纳税没权利的契约逻辑陷阱。中华社会最高的理想，是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大同世界”。这个理念明显衍生于家庭伦理。较之人造的意识形态或宗教观念契约思想，家庭伦理要自然和牢固得多。

4.官民彼此嵌入形成相互依存的“社稷”

中国原有的“社稷”概念，初指“民以食为天”，拜五谷神的庙堂，亦泛指官民在利益和意识上的统一体，介乎“民”与“君”之间。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朱熹解释说，“盖国以民为本，社稷亦为民而立，而君之尊，又系于二者之存亡，故其轻重如此”。不同于西方的“国家与社会”两分，社稷系于物质福祉，亦系于伦理精神，是中国官民互动的共同体。

社稷中的社会网格与行政网格有两个交错嵌入的契合面，其状态与中国社会的治乱兴衰直接相关。

第一个契合面是网格内官民一体的家庭式伦理意识。官员通常被看作为民做主的大家长。与西方畜牧文明里产生的奴隶制和封建等级制所遗留的奴性服从不同，中国民众的“官本位”意识来自对官员行为规范的尊重：有了“父母官”，才产生“官本位”意识；官场纲常崩溃则“天命无常”，而且 “造反有理”。在中国，戕害民众的官不受尊重，是过街老鼠，因为其祸及社稷甚至遗害子孙；官员若背弃照顾“子民”的伦理，只顾自家私利，官民就离心离德，社会秩序就难以支撑。

第二个契合面是“亦民亦官”的社区—单位领袖（即中华社区自治传统里的“乡绅”）。这些基层的“父母官”占据社会网格与行政网格的结合部，是实现官民一体的结合部。这些人曾经为官或兼官府微末散职，因此能上达官府、下通草民：一条腿站在社区—单位的局部利益；另一条腿伸入官家的宏观筹划。他们既带头抵制不通“天理人情”的行政，又带头抑制局部利益损害全局利益。他们不代表正式的“国法”，却依“天理、人情”调解社区—单位内部的冲突，把社会矛盾消弭于下层网格之内。因为他们的存在，政府就能感知民心，获得修正行政错误的弹性空间；亦能减少官吏，节省开支，在广土众民的大国维持低税率。历朝实现“以孝义治天下”的具体途径就在基层政权建设。而以“国法”契约为名鄙视这些“乡绅”，削弱他们的地位，社会矛盾冲突就集中到正式的“衙门”。衙门膨胀，就风行官僚主义，行政开支剧增，税赋日重，甚至“官逼民反”，社稷崩溃。所以，“基层不稳，天下大乱”。

对中国社会模式，我有如下三点评价。

（1）近代以来，随着小农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中国孜孜不倦地消化吸收西来的现代社会组织方式，调整传统社会组织，逐渐形成了当代中国的“社稷模式”。

（2）市民会社组成的社会与立体网格的社稷都使得社会有组织、有秩序。然而，不同之处显而易见：市民会社由个人构成；社稷网格由家庭构成。市民会社的基础是阶级分层；社稷网格的基础是平等的社区和单位。市民会社的内外纽带是法权；社稷网格内外的纽带是家庭伦理。市民会社是集团利益博弈的依托；社稷网格内的单位和社区也相互竞争，但家庭为自身福祉在其中“择木而栖”，自由流动。市民会社与国家有清晰的“群己权界”，维持权益争夺的动态平衡；立体网格的社稷官民一体，公私一体，维持官民距离远近的动态平衡。

（3）中国社会模式不仅独特，从理论和现实成就而言也未必落后。个人至上比家庭至上更先进？分为上、中、下层阶级的市民会社比平等的社区—单位更能鼓励社会流动？契约法理比家庭伦理更公正可靠？国家与社会界限分明比官民复合的社稷更自由？笔者无意分高下优劣，也反对分高下优劣。作者的基本观点是：因为历史道路不同，以美欧社会模式衡量中国社会进步的程度并不恰当。

二、“民本”政治模式

政治模式不是少数学人和政治家拍脑袋的结果，而是从历史的曲折中磨合而来，是以社会模式为基础的“上层建筑”。政治模式一般包含四类基本要素：（1）关于政府与人民关系的政治理念；（2）依照上述理念组织政府和行使政府权力的方式；（3）依照上述理念选拔和更换官员的方式；（4）依照上述理念修正行政错误的方式(参见图3)。

根据上述知识，我们可以抽象出当代中国政治模式的四个支柱。

（1）现代民本主义的民主理念；

（2）先进、无私、团结的执政集团；

（3）强调功过考评的官员遴选机制；

（4）独特的政府分工制衡纠错机制。

下面我分别解释这四句话。

1.现代民本主义的民主理念

什么是民本主义？民本主义的含义是：政府存在的惟一理由在于照看全体民众的民生福祉；否则“造反有理”，政府理当被推翻。

此种“主义”明显是中国社会的家庭伦理观在政治生活中的自然延伸。

民本主义思想源自中华的上古时代。《尚书》原称“上书”，是上古文献的汇编，乃“四书五经”之一，至清末为历代科举必考书目。《尚书•夏书•五子之歌》最早记述了民本主义思想。大禹的孙子“太康”（夏王“启”之子）失德被拘，其五个弟弟分别做《五子之歌》，晓之以大禹的训戒。第一首歌中的第一句便是“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尚书•周书•蔡仲之命》称，“皇天无亲，唯德是辅”。换言之，“以民为本”的政府是有“德”的政府；不以民为本的政府就失“天命”，就没有“正当性”。何谓“天”？与西方有神怪偶像的“天”不同，中华以“民”为“天”，天之命就是民之命。《尚书•周书•泰誓》上说，“民之所欲，天必从之”；更称“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天命”归属的变更即“革命”。

西周亡而官散于春秋各国，故“诸子百家皆出于王官”。西周的民本思想为“百家”所共奉：道家承之，法家用之，墨家持之，孔子继之，孟子以“民贵君轻”说弘扬光大之，故有汉武以降儒家2000多年道统。在儒门正统观念里，官员应“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自王朝而民国，民本主义称“民生主义”；自民国而人民共和国，民本主义称“为人民服务”。在今天，民本主义被具化成“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新三民主义”。政府的这种权力观、情感观和利益观，是中国独有的官民关系思想。

所以说，民本主义底蕴极为深厚，是中国一脉相承、万世一系的主流意识形态，是正统的官民共识，是官权“正当性”的根本，早已融化到中华各族裔百姓的血液和文化基因中了。

中国传统政体以民本主义为意识形态，成就了有朝代更替而无政体更替，寿命长达2000年之久的伟大政治体制。

自近代西方民权观念引入，伴随市场力量的勃兴，中国民本主义增加了关于人民权力的意识。抛弃“皇家”，由人民代表组成政府，称为“民主”。

中国民主主义与承认强势社会集团利益的西方民主主义有重大不同。现代中国之民主主义，是民本的民主主义，依然以人民代表“公正廉明”地照顾“百姓”福祉为根本。在中国“百姓”眼中，利益集团政治之“党争”，即西式民主，并没有必然的“合法性”，也就更谈不上“先进性”。

2.先进、无私、团结的执政集团

与西方社会不同，中华社会自由分散，不分成若干固定的阶级或层级化的大型利益集团。因此，类似西方若干社会集团共存的政治力量均衡缺少社会支撑，单一执政集团是中华的常态。在中国，要么是一堆觊觎大位的宵小逐鹿混战，要么是新的先进执政集团平定天下，取代旧的腐朽的执政集团。

中国政治模式最根本的特征是拥有一个先进的执政集团。

中国共产党是当下领导中国现代化事业的执政集团。这个集团宣称代表全民向现代化前进的福祉，公正无私，纪律严明、团结统一，使分散自由的中华民族拥有坚强的政治领导核心。之所以称为政治领导核心，是因为执政集团执行六大政治功能。

第一，在险恶的全球生存竞争中，通过主导积极的思想斗争来把握稳定的政治方向，保障各地各级政府和各社团及行业管理层的政治统一，使中央政令通畅，使散漫的中华社会在政治上团结一致，万众一心。

第二，以组织路线保障政治路线，统一考察和培养政治人才，拒绝血缘、地域、裙带、派系的干扰，为量才录用的绩优功勋制提供政治标准。

第三，统一指挥武装力量，杜绝军人干政和军事割据。没有共产党和党在军内的层层建制，所谓“国家的”武装力量根本是空话，更谈不上“强大”的军队。

第四，凝聚“统一战线”，使各界、各族裔和海外华人都有政治向心力，为中华的进步共同奋斗。

第五，协调中华一统与区域自治的关系，抵抗族裔分裂主义，保障中国辽阔的边疆自治地区团结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旗帜下。

第六，维护中国的世俗政府传统，抵制海内外宗教势力挟持中国政府和分裂中国社会的企图；并坚持弘扬科学精神，与愚昧迷信做不懈的斗争。

就上述六大功能而言，一个“先进、无私、团结”的核心执政集团是不可或缺的。

“先进”，既体现在该集团致力于中国现代化的近期目标，也体现在其光明理想——天下为公，寰球同此凉热的“大同世界”。

“无私”，体现为该集团追求公正廉明地为人民服务。秉承儒门“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民本道德，坚持“私志不入公道，嗜欲不枉正术”。

“团结”，体现为执政党严格遵守党纪。执政集团的强大来自严格的党纪，而执政集团的纪律涣散导致党的堕落分裂，使中国社会丧失核心，分裂动荡。

一旦核心执政集团丧失理念，道德堕落，纪律松弛，“先进、无私、团结”这三大特征就消失了，执政集团就必然懒惰无能，贪污腐败，分裂成相互竞争权力的私利集团。由此，中华民族必陷入政治混战，乃至分疆裂土，直至诞生一个新的“先进、无私、团结”的执政集团。

在传统中国，皇家对儒门弟子组成的行政集团实行政治领导。权力导致腐化。皇家质量代代退化，就引发行政集团质量退化，从以民为本的集团退化为鱼肉百姓的集团，在内外交攻之下崩溃，为新朝所替代。

在现代中国，执政集团也会退化。与议会政治里集团利益的党争弊端不同，为社会整体利益服务的中立政治，最大的问题是以公权谋自家私利。相当数量的党官“以公权谋私利”，成为社会极少数富裕家庭，是执政党退化的明显标志。因此，共产党要求党的干部由“特殊材料制成”，操守要求远高于普通民众。

共产党的生命线在于不断通过“党的建设”维护其“先锋队”的精英性质。党建手段因时而异，但万变不离其宗：防微杜渐，让普通党员和广大群众来监督党的干部是党防腐的惟一有效机制。中国共产党成功的两大相辅相成的“法宝”，是“党的建设”和“群众路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的首创精神）。群众监督不是“群众运动”。借口害怕“运动”而拒绝群众监督，早晚会酿成推翻执政集团的真正的群众运动。党建的成败只有一条标准：严肃党纪，制止住贪污腐败之风。党建成败攸关中华先锋队的命运，攸关中华民族现代化事业的命运。对本党腐败干部采取纪律上的霹雳手段，方显出共产党对中华百姓的菩萨心肠。

3.强调功过考评的官员遴选机制

选贤任能是所有政府体制的核心问题。在西方，强权政治为社会公认，利益集团组成党派，党派代表靠相对多数票支持获得政治权力，以政治权力维护本集团利益。在中国，民本主义的中立政治为社会公认，利益集团主导的党派政治缺少正当性。欲组织“公正廉明”维护全民利益的政府，制度答案只可能是科层文官制，由行政主导中立的政治。

文官制起源于中国。这种“中央六部，吏部为首”的制度可一直上溯到3000年前西周文王第四子周公（姬旦）制定的《周礼》。中国孩童们代代诵读《三字经》：“我周公，作《周礼》。著六官，存治体”。隋唐兴科举，代表中国文官制的成熟，迄今已1600余年。

文官制的精髓是成绩评估，即官员由考试入门，依服务人民福祉的政绩升调奖惩。不同于西式的democracy（选举民主）和autocracy（个人专制），中国文官制是大众型的meritocracy（绩优选拔制）。比起选举制，绩优选拔制与上古流行的功勋制有更直接的承继关系。

今日中国政府主要由考选出的文官组成，全部党政系统官员都被纳入职业公务员体系，包括八个“参政党”及参政的“无党派”官员。选拔党政官员的主要途径是由考试入门，依服务人民福利的政绩评估升调奖惩。

“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是中国官员成就感的来源，也是“百姓”的殷殷期盼。尽管主要官员的任命需通过人民代表大会的认可，但那是业绩考评手段的一部分，不是竞争型的议会政党政治的一部分。在东北亚社会中，我们能清晰地看到“行政主导”这个中华传统的延续。无论在台湾、香港、还是在新加坡、韩国、日本，文官制都是政体的脊梁，最出色的议会议员也大多是有丰富行政经验的官员转轨当选的。在各自的“文革”时期，大陆和台湾文官制被搞乱，社会就陷入混乱。

就服务于社会需求而言，“绩优选拔制”与“集团代表竞争制”都有内在的缺陷，却是不同社会结构和社会意识的结果。考评机制难在拒绝结党营私的裙带关系，与时俱进地调整评估系统，保持绩效评估的精确。但比起治理竞选机制内在的利益输送，完善评估机制要容易得多。

4.独特的政府分工制衡纠错机制

在政府机制中，纠错制衡机制最能体现成文和不成文制度的精致。在制衡方面，中国制度凸显独特性，也最有争议。中华政体里有没有制衡机制？当然有。如果没有制衡机制，官员随意胡作非为，中华政治文明早就崩溃了，怎么可能是世界上延续最长久的文明？如果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中国官员受到很多制约。说中国的官员什么都不怕，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这事从来就不存在，过去也不存在。如果看明朝，号称最专制的朝代，但御史们在皇帝面前“犯颜直谏”的人很多。皇帝不爱听批评，就命令当庭打他们，可越打他们就越要说，被皇上打就说明忠诚正直，被皇帝打死了就能光宗耀祖。皇帝不敢动了，索性不见朝臣，自己在家做家具不上朝了。说中国皇帝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绝对专制，这是皇权消失之后的后人妄断。

“制衡”（checks and balances）减少因领导人“滥权”而犯错误的机会，也提供纠正错误的机会。“制衡”主要靠两类技术：功能性的分工以及一定范围的功能重合。比如美国的“三权分立”是功能性的分工，但立法机构有特定范围的执法权和司法权，司法和执法机构也有特定范围的立法权。

西方体制遍行“分权制衡”，指的是政府内部主要的权力部门各自独立，互不隶属。美国实行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欧洲多数国家实行“两权分立”，即司法独立，但立法权与行政权重合，获得立法机构多数席位的政党同时获得行政权。与西方体制不同，中国体制实行“分工制衡”，在法理上比欧洲更强调“议会主权”，规定“一切权力归人民代表大会”。因共产党在人民代表大会中据有多数席位，权力就集中于中国共产党，貌似缺少制衡。

分权的基础是分工，但分权是刚性的分工。就制度而言，较之分权，分工的对抗性低，无论分权和集权的弹性空间都比较大。

中国的分工制衡可依次分为十类。

第一是官民共奉的民本主义观念是“民心”，对官员形成软制衡。“为人民服务”观念，类似宗教规范，制约着每个官员的行为。“民心”中的对错观念始终存在于官员的心中。官员以公权谋私利毫无正当性。

第二是党政制度互相制衡。党政分工，政府领导行政，党委把握政治方向。但“天无二日”，又明确规定以党领政。以党领政，但党政人员交相替换，互相渗透，行政第一把手担任党内第二把手，功能也有一定重叠。这种由分工而存在的制衡相当精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熟悉对方工作，形成有序制约。

第三是党和国家的“民主集中制”，民主与集中相互制衡。集体讨论，集体决策，但“班长”负主要责任。自改革开放以来，受西方舆论影响，民主集中制屡遭中国学界和新闻界诟病。然而批评者却提不出在中国利大于弊的可行替代方案。“文革”后中国的民主集中制显然有了进步，明确规定集体领导，也明确了“班长”的个人责任。除非事关紧迫，一般不用粗暴简单的票决，这使得少数不同意见举足轻重，决策谨慎度大为提高，却又保持了效率，不至议而不决。而今的问题不是要不要民主集中制，而是要求领导干部们理解和严格遵循这个制度。

第四是任期制和年龄限制。领导干部五年一届不得连任两届以上，以及由低层至高层55、60、65、70岁退休，促成了中国干部队伍的激烈竞争和创造力，而且为定期更替提供了比西方更严格的制度保障。此制度也催生了最高领导人更替的“常例”。总书记不仅受年龄限制，而且五年一届，仅可连任一届。九常委每届更换一半左右，为新一届领导人准备班子，给新人提供高层决策历练。在新总书记的第一届常委班子里有前任班子的半数左右常委，在其第二届任期内则会新进半数左右常委，包括下届总书记的后备人选。在这种制衡之下，政策既保持了延续性，又提供了与时俱进的契机。这个不成文常例保障了最高领导人的平稳产生和交接，保证了政策的延续性和创新机会。但“常例”成为“惯例”仍需经历危机的考验。若终成定制，于中国政治模式的成熟而言善莫大焉。

第五是在政治局领导下的中央纪检监察机构。在很大程度上，中纪委独立于中央委员会，对党官违纪行为形成强大的威慑。这个独特制度在中国历史悠久，而今却依然粗糙。这种古老的中国制度反是在香港特区和新加坡发展得最精致。

第六是干部异地交流和异地任职制度。这是中国古已有之的独特制度，能有效阻止地方派系的形成，保持政府决策的中立。

第七是人大、政协制度。这两个机构对决策形成了相当明显的制约。

第八是舆情上达机构。在西方，新闻界被称为“政府第四权”，但主流媒体却被大资本控制，近年甚至出现了“垄断”趋势。中国新闻舆论号称“官办”，实际上却是多元舆论的阵地。不仅新闻监督在互联网时代已经形成大气候，形形色色的官办“内参”也为官员所惧怕。而且，官办的上访制度导致不少官员惧怕，拼力“截访”便说明其威慑作用。

第九是各政府部门及其所属政策研究机构的利益视角不同，导致相互制衡和决策谨慎。

第十是中央与地方的相互制衡。笔者称中国纵向的中央与地方关系制度为“弹性条块制度”。这个制度既有“联邦制”甚至“邦联制”的特点，也有“单一制”的特点；但既非联邦制亦非单一制，而是古已有之的土生制度，源自“郡县制”（条）与“封建制”（块）高弹性的相互制衡。行政上中国有下级服从上级的单一制，但税收上分国税和地税。立法上中国有人大层层推举的单一制，但选举和议事以地方代表团区隔，而且各省有事实上的特色立法权。司法上中国追求“正义”标准的统一，原因却是巨大的几乎不可能消除的区域司法差异。

中国的分工制衡并不完善。但夸张西方分权制衡的优势，要求照搬西方分权模式，似有妄自菲薄、食洋不化之嫌。毕竟，中国政府在以往60年里把世界上人口最多、差异最大的国家带入了高速发展的现代化轨道。对中国政治模式，我有如下三点评价。

（1）从历史角度看，民本政治模式的土生性和传承性远强于外来性。60年的历史不算长，但渊源何止千年。民本主义思想，统一的执政集团，官员的绩优选拔，独特的分工制衡，这四大支柱明显体现了中华古老政治文明的传承。

（2）从功能上看，四大支柱有机地连在一起。现代民本主义的民主理念指导核心执政集团，核心执政集团领导绩优选拔制，绩优制支撑特殊的分工制衡制度。抛弃了民本观，后面三个支柱就会相继垮掉。中华政体功能最强大的部分来自执政集团，政体最脆弱之处也在这个集团。

（3）从结果看，民本模式有很多缺陷，也仍在发展完善之中；但中国政府60年来相当出色地满足了“百姓”的三类六种需求：眼下和长远的需求，部分和整体的需求，又要发展又要安定团结的需求。

三、“国民”经济模式

最后概要地谈一下中国的经济模式。经济模式的理论基础相当简单。经济三要素——劳力、土地、资金——是分析经济生活的基本出发点。土地（一切生产资料的来源）加劳力就有了“产品”；将土地、劳力、产品均赋予货币价格就有了“商品”。然而，传统的“三要素”缺少了企业，三要素的结合是通过企业完成的。从经济生活的四大要素出发就能归纳出经济模式。而四大要素显然都受政治模式的影响(参见图4)。

根据上述知识，我们可以抽象出当代中国政治模式的四个支柱。

（1）国家对土地的控制权和民间的有限土地使用权；

（2）国有的金融及大型企事业机构；

（3）依托家庭和社区中小企业的自由劳动力市场；

（4）激烈竞争的商品—资本市场。

这四句话简单到无需太多解释。

国家对土地的控制权就是土地国有。实际情况要复杂一点，农村的耕地集体所有，但集体所有的土地受国家控制，不能随意转换为非农用地。中国土地公有私用。私人和企业可以购买一定年限的土地使用权。

中国的金融业主要是国有的，至少是国家控股的。国家通过拥有的各种大型金融机构调控金融市场。国家还拥有一些控制着经济命脉的行业，如石油、铁路、电力、通讯、道路、航空、自来水，等等。中国还有国有的“事业单位”，主要指教育、科研、体育、文化、医疗等机构。

中国企业的主体不是国有企业，而是家庭企业和社区集体企业。这些企业的用工属于世界上最自由的一类，导致了中国高度自由的劳动力市场。

中国的中小企业是商品市场的主要供应者，所以商品生产的自由竞争烈度非常高。中国的资本市场也在迅速形成之中，其开放没有意识形态问题，主要是技术问题。我们原来以为西方金融业非常开放，但最近才发现其开放具有很多技术性限制的前提。十几年后，我们将看到中国成为世界金融开放的旗手，正如中国已经成为自由贸易的旗手。

中国经济的四大支柱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国”，一部分是“民”，因两部分互为支撑，故称为“国民”经济模式。由于有了国民模式，就解决了计划经济缺动力、市场经济缺情义、福利经济缺效率的问题。国民经济空前地调动了全国工商业劳动者的积极性，刺激了企业间的激烈竞争，导致物质生产极大丰富。

多数学人看到了“民”即劳动力市场和商品—资本市场的重要作用。

（1）民营经济的上述两大块引发了激烈的竞争，使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商品生产基地。

（2）占中国注册企业99%以上的家庭和社区集体企业雇佣了中国大部分劳动力。

（3）家庭经营的中小企业“富不过三代”，有利于社会财富的平均化。比如去年深圳倒了 900多家企业，但是新增的企业是两万多家，这就是中小企业的活力。

但只有不多的学人看到“国”即国有经济两大支柱发挥的巨大功能。

（1）土地国有体现出人道主义和平均主义的人情味道。拒绝土地集中到少数人手里，拒绝土地成为主要商品和赢利对象，就是让农村人耕者有其田，城市人居者有其屋，让地球上五分之一的老百姓安居乐业，而非流离失所。国有土地的使用权转让还能使国家支出减少对税收的依赖。

（2）基于大型国有企业和金融机构的存在，政府可以保持相对较低的税率，可以通过宏观调控去保障国内市场秩序，可以防止外力冲击，防止中国经济的血管被西方经济寡头切开，并狙击他们垄断地球资源的企图。中国国有的企事业机构还担负国防和基础高科技的研发和生产任务。

（3）基于国有事业机构的存在，中国科研、教育、医疗、体育、文化等等中小型家庭企业很难承担的任务完成得相当出色，远超世界上同等收入水平的国家。

以家庭和社区企业构成的劳动力市场和商品—资本市场是两只翅膀，让中国经济得以腾飞，搏击长空。而国家土地控制权和大型国有金融和企事业机构是两只腿脚，保障经济安全，让中国经济站在坚实的大地上，不至在国内和国际市场的风浪中沉没。削弱中国经济四大支柱中的任何一个，都可能摧毁中国经济。

中国经济模式是独特的：

（1）不是苏联式的“产品经济”，因为不依靠“全民所有制”。

（2）不是英美式的“市场经济”，因为不以私有产权为基础。

（3）不是西北欧的“社会市场经济”，因为不支持高税率、高福利。

（4）不是德国和日本史上的“国家资本主义”，因为没有被少数大型私有企业主导，大型私有企业也不是中国劳动力的主要雇主。

如果用一句话表达中国经济，那就是：“国”与“民”相互支撑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四、结论：鲲鹏及其未来

中国模式来自60年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也基于数千年华夏“取经”文明的传承。中国模式是中国成功的原因；弃之则成失败原因。因为时间的缘故，我在这里省略了自己对中国模式形成的中西比较历史解释。

就这个模式我做三点总结。

1.中国模式由社会—政治—经济生活里的十二个支柱组成。

就三个子模式的关系而言，社稷体系塑造了民本政府，民本政府塑造了国民经济，也保障着社稷体系的生存。换个说法：政治模式是精致的首脑，社会模式是伟岸的躯干，经济模式的国与民两大部分分别提供了两只粗壮的腿脚和两只巨大的翅膀。中华因这中国模式而腾飞。

中国模式体量巨大，不妨称为“鲲鹏模式”。鲲是《庄子•逍遥游》中描绘的一条巨大的鱼；这鱼嬗变为巨大的鸟，腾空而起，即鲲鹏。据庄子说，这鲲鹏“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云；水击三千里，抟（‘抟’音及义皆同‘团’）扶摇羊角（‘扶摇’和‘羊角’为两种旋风之名）而上者九万里；绝云气，负青天”。中国好似鲲鹏，前30年“水击三千里”，后30年驾苏联模式和美欧模式两股旋风冲天而上。

2.中国模式“后来居上”；代价巨大，但远小于美欧模式和苏联模式的代价。中国成功的基础不包括侵略性的军事和政治经济机器，不包括通过武力向全球殖民建国，实行种族压迫甚至种族灭绝，不包括发动两次世界大战和不断的区域战争。

3.中国模式的弱点极为明显：执政集团可趋于退化，法治尚未健全。与新加坡模式相比，中国缺乏法治。如果中国共产党能如新加坡这样厉行法治、制止腐败，并避免落入台湾式的选举陷阱，中国会像新加坡这样先进，中国模式也将完善、持久。因此，中国将继续学习新加坡的先进经验。

本文是潘维教授2009年1月17日在新加坡中国商会的演讲，主题为“中国模式与新加坡”，原发《绿叶》杂志200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