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初识马汉茂先生（Martin），还是在1987年初的伯克利加州大学。
那时我作为路思学者（Luce Fello），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南加州洛杉矶，及斯坦福等地，来到伯克利。那时魏斐德教授（Wakeman）正在纽约担任全美学术委员会的主席，我们也约好，在我的演讲会上见面。
相隔二十多年之后，一次在清华大学的土地问题研讨会上，见到台湾的陈秋坤先生，还谈起那次小会，回忆起那些情景。当年我们差不多还是小伙子，到今天，许多“大人先生”竟已不在了，包括魏斐德、马汉茂，还有意大利的高察（Coccia），——他们恰是（外国）教授中对我特别好的三位，——毕业于斯坦福的秋坤还告诉我，施坚雅教授（Skinner）刚刚也走了（我正是那次访问了他，并一起合影留念）。
我演讲的题目是“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是我的第一个十年的代表作（演讲稿发表于《知识分子》1987年秋季号）。
演讲以后，由研究所请客，大家（包括马汉茂）“欢呼雀跃”，挑了一个日本料理。日本清酒，日本招待，……马汉茂先生主动提出，第二天带我去逛旧金山。这是我没想到的。
我们到了城里，（忽然想起来）他曾带我去“中国城”的一个广东饭馆“吃早茶”，随后走了很多地方（沿着那些街道上上下下），也几乎无所不谈。从他跟廖大姐当年偷偷谈恋爱的故事（台湾学校不允许），香港的前途，到中国的“学运”，国务院领导人对欧洲留学生的谈话（这使我产生了一种预感）。谈得兴起，我们索性不走了，就在街头的一个小店，坐下来，认真就问题展开讨论。
我们成了好朋友。但我没想到的是，他把我看作中国史学界的一颗“新星”，将来史学的“希望所在”。这，却是我不敢当的（其后，美国教授蒲地典子、夏志清都说：“没想到大陆还有这样的研究”，也为我想不到）。
1992年，我访问意大利后，经法国来到德国（关心农业的诺曼基金会资助了我），在波鸿大学的广告上，就赫然写着这样的话。可是我讲了些什么呢？他似乎想让我讲讲中国的人口问题（大约因我以为人口众多在历史上有着正面贡献），回想起来，我没准让他失望了（直到最近我才对中国人口问题有了一个归结，写文曰：“人口众多何罪之有”）。尽管他的学生给我起了“奥古斯都”这样的好名字。
认真的说，我们当年还拿不出真正的自己“足以自傲”的产品。大约再过几年，我写出了《租佃关系新论》（现在网上说我“给地主翻了案”），写出了“反行为”研究（成为我“发现的历史”）。我的朋友，当年受到马汉茂慷慨接待的那些“年轻人”，更有了长足的进展，常常讲出中国人的“骨气”和“心声”，其研究在国际间都受到重视。
也许，现在我们可以拿出这些成果，献给马汉茂先生了。
希望他会我们感到骄傲。
可惜的是，马汉茂已经不在了。
但他还活在我们心中——我们的朋友马汉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