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一个地方的公务机关向公众报盘，称自己“一以贯之地秉承‘忠于事实、忠于法律’的基本原则”，你能不赞叹这里的人民生活在法治的天堂里吗？

这里就是湖北省巴东县，这样表扬自己的是巴东县公安局。

5月18日，巴东县公安局在发布关于“5·10案件”的案情公告时，附带有“几点说明”，第一点第一句就这样劈头盖脸给自己灌了一剂甜言蜜语迷魂汤。

可是，5·10案是一个自我表扬的机会吗？如果这些自我表扬都是真实的，岂不应该掀起“全国公安学巴东”的新高潮，却怎么会酿成震惊天下的5·10案呢？

当然，你应该体谅一个基层公安局，突然成为全国的焦点，需要向全国公众喊话，但平时没有这方面的操练，其话语系统不支持“公众会话”，自觉不自觉就把平时“一以贯之”的“汇报材料”的套头语，抄到这个面对公众的文本里来了。

然而，巴东县公安局并不觉得5·10案跟上述冠冕堂皇的大话有什么矛盾。

一、“5·10案一件很普通的命案”

巴东县公安局长杨立勇接受媒体采访时，一再告诫媒体和公众，“从整个情节看，这确实是一件很普通的命案”，对于公众的惊谔和愤怒，表示“我不知道为什么弄得这么复杂”（南方都市报5月22日报道）。而这正是巴东县公安局的统一认识。

可是，这样看待5·10案，既不政治正确，也无德良心，还不符合事实。黄德智、邓贵大和邓玉娇能够在一个公开营业的色情场所“相遇”，这“很普通”吗？如果这里没有一个环境，一种小气候，如果不是邓贵大似的“客人”养成了骄横拔扈的恶习，敢于在营业场所以武力和金钱胁迫色情服务，能有5·10案吗？

你可以说，这是普遍的现实，公开经营色情行业的并非巴东县，你只不过是跟其它地方一样，奉行了放任的，或者难免有所“沾染”的潜规则，公众也不必苛求巴东县之一时一地；你还可以说，公务员成为色情消费的主流，也是你们无能为力的事；甚至你们自己成为色情行业的“消费者”，也在公众的“理解”范围。但是，作为公安部门，你们是否“从实际出发”，去“过问”了一下色情行业里的性服务人员，那些容易受到各种各样的伤害，没有任何自我保护能力的女子的人权状况？或者“警告”一下老板“加强管理”，出了事情“大家都不好说”？

从保一方平安的公安局长应该具备的素质来说，你应该有能力联系社会现实，联系政治经济环境，并把握法律的基本原则，综合地考虑你的职责。你还需要有视性服务人员同样有平等人权的怀情。从而认识到，5·10案不仅“很不普通”，而且你们正是应该负直接责任的公务部门。在5·10之后，你们需要对巴东县的父老乡亲有一个合理的交待，局长本人应该本着公务员的基本道德，向公众深深地鞠躬道歉，请求谅解。怎奈你们却统一咬定“这是一件很普通的命案”？

此外，杨局长也应该理解5·10案被“为什么弄得这么复杂”。首先，它不是公众“弄复杂”的！它本身有复杂的社会背景，又因为你们对它的认识让公众感到担忧，因此显得更加复杂。

并且，5·10案件还触动了人性中最敏感的层面。人们都渴望生活在文明的环境里，但是，他们看到，在一个乡镇，一个本是民俗敦厚的熟人社会，两个醉醺醺的男人来到色情场所，见一洗衣女子就要强求，人家声明，拒绝，逃避，都不能幸免。两个父亲般年龄的公务员，对一个二十一岁，正在梦想爱情的贫民女子，有暴力胁迫（如“推坐”），有金钱侮辱（如“扇击”）……这不已经构成了千百年来流传的，“女子抗暴”的经典悲剧的所有要素吗，在民间传播的故事和戏曲，不正是颂扬这样的故事吗？在自古以来的传统教养里形成的女孩子的正常心理，在那种无助的情况下，不都是要不计后果地反抗吗？反过来说，一个女子如果服从了，她的整个人生就改变了，她的青春的梦想就断绝了吗？

同时，在这个案子的黄德智、邓贵大也几乎全面符合这类传统悲剧的反派嘴脸。诚如某种市井间的评论所说，邓、黄之流的流氓行径，不仅女人恨，男人恨，而且“流氓恨”。或者如香港同胞的报纸上的标题，叫“烈女杀淫官”。“烈女”和“淫官”都是文化概念，但是，你能说它用在这里不准备吗。这样的案情，不是你想引导人们认识它普通，它就能普通的，它确实“很不普通”，它可能还有希望以文艺的方式流传。

二、“客人”的立场和视角

观察巴东县公安局在5·10案中的表现，你会发现他们是以邓贵大、黄德智的视角和立场处置和表述案情的。

案发后，警方立即把邓贵大“扇击”过邓玉娇的“头、肩”的四千块作为遗物给了邓的妻子！而邓妻则给“随身揣四千块钱”的丈夫一个“他随时要打麻将”的理由，我并不在意这种解释的合理性，我的问题是，如果警方以公正的立场，把邓贵大看作同一个案件中的当事一方，而不仅仅是“受害者”，至少应该把它作为重要物证固定下来。有一天，或者法庭上需要它来告诉法官，它是怎样“扇击”了一个扞卫贞操的女子的尊严。

接着是巴东县公安局的第二次公告，即5·18公告。这份公告以邓贵大、黄德智的单边角度来叙述案情的。它的“主语”就是邓贵大、黄德智。文中充斥“黄误认为”和“黄认为”之类的心理描写！直接为“强行要求性服务的”“客人”代言。

我不认为公安部门的案情文书中，需要像现代小说一样，以上帝般的全知全能，认定其中一方的心理活动的真实性，同时，对处于被动和弱势地位的另一方当事人，在整个挣扎和逃避攻击的过程中内心的剧烈冲突，则付诸阙如，不作对等呈现，和相互印证！

这里有必要引述公告原文，但限于篇幅只好略去，这里直接分析公告文本。而网络上很容易搜索，有兴奋的读者可以搜索对照。公告跟在黄、邓后面观察案情。用黄“误以为”，“黄认为”作为“见一位洗衣女子就开始强行要求性服务”的恶行的状语。用“口角”和“争吵”这种描述对等关系的中性词，来掩盖“强行”——公安方面应该比谁都清楚，一个女子在两个男人明确的强行性要求威胁下，从一间屋子逃避到另一间屋子，这到底该叫一方的“强迫”，还是双方的“争吵”？至于“扇击”和“推坐”等语言选择，是人所共知的了，此处不论。我注意到，在整个公告的叙述里，只有这两个动词成为惟一的身体接触。如果这是真的，黄、邓二人真是天下最文明的“客人”，而邓玉娇则是最“故意”的抗暴女子了。

在整个过程里，作为被动、弱势一方的邓玉娇的主体性被模糊，她是从黄、邓二人眼里被观照的。常识告诉我们，在公正的叙述中，应该由被动的弱势的一方“主诉”，而由攻击的一方的说法来对衬。例如我们这样叙述：邓玉娇正在洗衣服，两个醉酒的男人突如其来，直接提出“性要求”……显然，被动、弱势一方的处境更有接近真实的价值。而黄德智的“误以为”则毫无价值，如果承认黄的“误认为”的合理性，那就等于说邓玉娇的存在本身有错！

律师会见邓玉娇后得出的结论是，她思路清楚。为什么公告里没有她主诉的角度？在公告里，两个饮酒过量寻性而去男人的被格式化成标准的“来消费就应得到服务”的“客人”，他“合情合理”，“不合理”的地方，有“误会”来补足。在这种情况下，女子杀人，就成为“故意”的了。所以，我称公告有两个角度：一个是男权的角度，另一个是强权的角度。

公告里还出现了两位女子“上前劝解”的情节。这应该不是“劝”两个正在强迫邓玉娇“提供性服务”的男人放手（她们敢么？），而是“劝”在被控制状态下的邓玉娇“服从”、“服气”吧？此情此景，这也只能增加邓玉娇的无助、绝望和反击的决心。可是，在公告里，这个情节似乎是隐隐指向邓玉娇不听“劝解”的。

以这样的立场和角度叙述的案情公告，除了显示公安方面自觉不自觉地为黄德智、邓贵大之流背书，显示公共立场的偏废，对于一般受众，有可能造成黄、邓二人是“合理的”，而邓玉娇则是“不合理的”，甚至是“偏执的”效果。

然而，在任何案件中，公安都不能选择立场，它有一种立场，即公共立场，公安站在任何单边的立场表述案情都会令公众感觉深深的不安。细究5·18和杨局长的谈话，让人觉得目前公众对邓玉娇案的公正的担忧，并非没有道理。

三、公安局长心里的“异性洗浴”和“性交易”

当记者问巴东县公安局长杨立勇先生，“异性洗浴”的概念是什么？他的回答是：“那就是异性洗浴呗”！接着，他又说，“也许很多人理解为色情服务，性交易。但是这个案件当中，交易还没有发生……”

可以想像，一个基层公安局长对社会的熟悉和行事的方式，有许多超出普通公众的直觉经验的范围。杨局长回答记者提问的话，字面是不好理解的。但是，杨局长当然知道“异性洗浴”是怎么回事，只是他不说。但是，根据杨局长的谈话，和相关的观察，我倾向于对“异性洗浴”是可以作任何解释的“性服务”。

最后，我领会一下杨局长关于“这个案件当中，交易还没有发生”的说法。我觉得，面对5·10案说这个话，是令人寒心的。

杨局长一定要明白，在这个案件中，前提就是没有“性交易”，它不可能“完成”，邓玉娇是不出卖性的。这里是一个“强迫”的关系，或者“强迫交易”的关系。局长这个话，仍然有黄德智的意味，似乎在那里，没有不可以交易的性。看来局长还没有记住邓玉娇是怎样成为“烈女”的。这一点局长要牢记，下次一定不说偏了。另外，我们不知道，局长先生是否承认，根据对强奸的某种定义，就算是按字面理解的“异性洗浴”，只要是强迫，也应该构成强奸？

（20009-5-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