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新闻办10月27日发表白皮书，宣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建设完成。既然法律是一个社会的基石，那么，体系化的法律建设完成，尤其是从“文革”的“无法可依”状态走过来，应该说宣告了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尽管很容易理解的是，随着社会转型的深入，或者说中国特色的变化，今天完成的法律体系仍然是需要完善的。

但比法律体系更重要的，是法律实践，是法律在现实社会和国民心中的地位和作用。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建设过程的30年里，法律对维护社会秩序和调控社会矛盾的作用是越来越重要、越来越管用了吗？公众对法律是越来越信赖、越来越有信心了吗？这是非常值得回答的问题。

从党政部门和领导干部的角度看，维护社会稳定、解决社会矛盾的形势却是越来越严峻了。在这种形势下，法律不是越来越受重视，反而是越来越被放弃，转而依靠行政和政治手段了。相应的地在公众方面，法律也就显得越来越没用，法院的门槛反而越来越高。法庭难上就上访，上访困难就上街，上街困难就上网，上网当然也困难。这和政府的对应管理手段是一个攀比互动、水涨船高的过程。

到了最近几年，法律甚至正在演变为一种禁忌。检索时下的官方文件、官员讲话和媒体语言，会发现一个惊人的现象：“法律”、“法治”和“依法办事”等词，变得越来越少见了。今年上半年，人民日报连续发表了5篇评论。说的并不是抽象的政治诉求，而是现实的利益冲突、具体的维权事件，是应该法律解决的。可是，这系列评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便是都避谈法律：对那些“沉没的声音”、“异质的思维”和“弱势的心态”，要“倾听”，要“包容”，要“消解”，要“理性”，而绝对不说，要诉讼，要判决。

绕开了法律以后，“理性”成了新的流行语。网络世界是“沉没的声音”、“异质思维”和“弱势心态”的集散地。于是，《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等主要官方媒体接连发文，在谴责网络上的“谣言”特别多的同时，强烈地诉诸“理性”，没有一篇文章说到依法管理网络，说到网民、网络公司和网络监管各方如何为自己的网络行为负责。

如此刻意地回避法律，这都是为什么？现实告诉我们，许多问题被带离法律的轨道已经多么久远，回归法律会有多么难。如果依法办事，那么，首先被追究的，恰恰是“有关方面”，是“掌握法律的人”。观察任何一个每天都在紧绷着的社会事件，都可以回答这个问题。例如，你说截访队是非法的，殴打上访人员必须追究法律责任，这该追究到什么人头上？只能追到当地有权指挥公检法的人头上。于是，只能在这里讲“理性”。同样，如果网络依法管理的话，首先是用财政款组建的各个层级的网络宣传队，以及部分不公开工作的网络管理员势必下岗，无数遭遇暗中删除的网民，会到各地法院去要求立案。这不乱套了吗。现在的网络，靠的就是暗中删除，所以，网络必须“理性”。

这就是“理性”的秘密。于是，在不能满足公众的合法诉求时，官方一律讲和谐、讲稳定、讲政治、讲国情、讲接轨、讲文化，但不讲法律。除非是有针对性的，要对某人予以“法办”。可悲的程度已经到了有些法院也不敢讲法律的地步。法院门口公然高悬着压倒法律的政治口号。官员指挥公检法，则已经公开化制度化，见诸于官方媒体的表扬稿。

某省纪委的一位公务员写道：“法律没制度管用，制度没文件管用，文件没批示管用。”普通民众则在心理上把法律定位成了权力的奴婢，网络上广为流传的段子说，中国的“三大基本法”是“领导的看法、领导的想法、领导的说法”；中国的“三个诉讼规则”是“大案讲政治，中案讲影响，小案讲法律”；中国的法治基本状况，则是“严格立法，普遍违法，选择执法”。这是多么令人沮丧的民谣，可是谁能说它都是一派胡言呢？

这种危险的状态已经维持很久了。这样的状态维持越久，回归法治本位越难。而回归法治是必须的，这是国家的希望和出路。那么，什么时候才能重新开始“依法治国，有法必依”呢？回答是，任何一天都是开始的时机，法律至上应该是无条件的，来自官方和官员的阻碍不能成为挡箭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