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风华正茂的吴稼祥先生在中南海做文书，行走于最上层，服务于大人物。他爱记日记。笔者看到他整理出版的日记电子版，在“亲戚的国家”的小标题下，是这样一段话——

据说，这是匈牙利一位作家对自己祖国的称呼，是他一部著作的名字。用在匈牙利，也许不甚合适，但用在我国，就贴切得多了。我在会上谈到，我们目前的干部制度，不甚完备，封建时代的某些官制颇值得我们考虑，比如回避制度。兆国颇有同感。他说，有一个山西干部对他说，终明清两代，只有两个山西人在山西当县令，其余的县令都是外省人来做的。而如今，几乎所有县委书记都是本省人或本县人。连省委书记都惟恐是外省人，专门挑本省人当。中组部副部长曹志说有一个市开常委会，一位常委发言说，“我同意我二舅的意见”，此类事并不罕见。我们是兄弟姊妹七姑八姨的国家，不，是一个家族的国家，全国上下的裙带，像国旗一样飘扬。

这段话，20多年后的今天读起来，味道就不一样了。

今天的中国已经普及了一个名词叫“亲戚资本主义”（也称“拉美化”），算是历史给了吴先生“亲戚的国家”一个回应。而吴先生日记中提到的“回避制”也已在今天的中国全面“回归”。全国省、市（地、州）、县党政主要领导，及主要部门的领导（如组织部长、纪委书记、政法委书记、公安局长等部门的“一把手”），基本上实现了“异地任职”。

二

我的家乡在祖国的西南。60年前，胜利的革命大军自北方来。从县委书记到多数局的局长来自革命大军，家乡人民永远称他们为“南下干部”。“南下干部”成为一个传说、一个神话，意味着资格，意味着不可置疑的正确。第一茬“南下干部”过去了，接任者还是他们的血脉，这个传统一直延续到“文革”以后。到吴稼祥先生写下上面那一段日记的时期，我县出现了第一位本土县委书记，系因“南下干部”治理我县时，犯了一个在今天看来非常低级的错误——“投机倒把”，“倒卖”桐油。这点事，确实不算事，今天的人们只能把它作为感慨系之的谈资。但好歹这位先生是“下台”了，由此迎来了他的本土继任。

“我同意我二舅的意见”的说法，应该是一个幽默和夸张，用来形容部分地方政权家族化的现象。当时人们纠结于此的背景，即以为社会腐败的源头在于官场“亲戚”太多。

大概吴先生日记中表达的信息，在当时代表了体制内的主流。“资产阶级自由化时期”过去以后，主要领导“异地任职”渐成常态。记得七八年以前，笔者看到报纸上登过新华社报道，某省省委书记表示，他治下的省，要在年内完成县以上主要领导全部异地任职。可见这是一种引领时尚的风潮。到目前为止，“异地任职”和“年龄台阶”两样，已成为中国遵守得最好的政治秩序。

但这有时也有点麻烦。想象一下，一个年轻人，突然要到遥远的地方去做官，可能出现什么景观？笔者认识某地一位副市长，他说有个新上任的外省领导，是拿着地图找来的。这至少在形式上复古了封建时代的外派官员风采。设想苏东坡到杭州去履新，不带地图也要问路呀。

总之，今天借鉴古时的官员回避制可说大功告成了，而且在异地化的基础上，还换得很快。以我的故乡为例，新世纪十年，已有过六位，现任的应该是第七位县委书记了。其中有的只是几个月，刚来得及改变前任制订的县城规划，卖县城两宗土地，就被调走了。

三

现在，不再是“亲戚的国家”了，也不和“二舅”一起开会了。但这样官员是不是就更廉洁了呢？我觉得这要从为什么封建时代异地任职就“有利于反腐败”说起。

封建时代，钱庄很初级，跨省“支票”肯定是不好通兑的。搜刮一点现钞吧，硬通货是金属炼制的，携带很不方便。我设想，那个时代的“纪委”只要在跨省驿站设立一些观察哨，发现官员告老返乡时箱子太沉，开箱查验一下就可以查明一些案子了。

但这道“天然反腐屏障”，在现代社会不成立了。现在的贪官，都大手笔地把钱洗来洗去，国内国外，都只看支票上的数字，没有称斤衡两的麻烦。

封建时代人口流动本来就少，在外省县城的官场遇到“二舅”的可能性很小。而封建政权到了县城已是强弩之末，皇权在县以下基本懒得管了，管的方面也只是收税。官方依靠乡村社会的宗法力量，规范社会秩序，解决日常矛盾已经足够。一个外省人来做主要领导，虽也一言九鼎，但今天的主要领导必须管的许多事情，那时可以不管。另外，一旦有什么异动，或做事太不公道，民众还可以上访。当时的皇权出于对家天下的爱护，鼓励民间举报外派官员的违法犯罪行为。

可是，以今天的信息技术、交通条件、银行制度和法律环境，“异地任职”未必能遏制“异地腐败”。今天的各级主要领导，人权、事权、财权一手包干。有人说过，跟国家元首相比，县委书记只是少了外交权和军事权。

当一位县委书记从异地降临，跟着，和他有关系的公司，就承包工程、购买土地来了。但过去的年代，县大老爷从异地带一个公司来，恐怕比较难。

四

当然，这么对比下去意思并不大。最重要的问题是，政治要不要自下而上的本土认同？

我设想，一个本土出生的县委书记，在家乡会更顾忌自己的形象。他要在电视上讲着大话，可能多少也有点不好意思。早年的街坊邻居会说，哇，那不是狗娃子吗，怎么说的话我们现在都听不懂啦，是不是吃错了什么药中了风。如果他实在做得不可理喻，令人忍无可忍，他的邻居大妈，他的中学老师，也许会找到他的妈妈说，你儿子怎么啦，是不是管教一下？如此等等，都可能是本土官员的“限制因素”。

此外，一个过去不生长在这里，以后也不打算在这里居住的人，凭什么让他对这块土地和人民充满感情？他凭什么向这里的人民负责？这是封建时代“回避制”回避了的“人性的漏洞”。

实行了“异地任职”，看上去不再是一个“亲上加亲”的国家，但社会已不同以往，裙带关系已以现代的方式广泛渗透，距离不是问题，所以某种程度上仍是一个“亲戚的国家”。不过，从某种层面讲，现在也不妨说是“朋友的国家”了，有时新来的领导，会以本土为基地，建立起一个“政治朋友圈”。或许更准确地说，政治利益朋党化。

事实上，在地方政治中避免亲戚化并不难，难的是切断这种“亲戚”间的联系。

作者系资深媒体人

来源:《同舟共进》2010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