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前总统卢武铉跳崖死了，原因是涉嫌在职时贪污而“无颜面对国民”。我忽然想到，我国的贪污犯查处了一批又一批，他们中是否有人也曾有过“无颜面对国民”的羞恶之心而多多少少有点抬不起头来？可能还是有的，不多就是了。
孟子说过，“羞恶之心，人皆有之。”这话恐怕不准确。世上有一类人是没有廉耻的，比如台湾那个陈水扁，你说他有羞恶之心吗？他哪一点表现出廉耻之心？是绝食吗？台湾名嘴们都说他是装的，没有一个说他是“无颜面对国民”，是真的要以死谢罪。
一个人，一群人，有耻还是无耻，是随着社会风气的变化而变化的。当众多人做坏事而仅仅少数人受到惩罚的时候，有廉耻的人就会少起来。常常听基层的人说，他们那里某某人自从做了镇长，自从做了党委书记，很快就富起来了，过年过节送的礼屋子里都堆不下，三亲六故都有了好工作等等。说的人一般都透着羡慕。在特别恶劣的社会环境中，有廉耻之心的人，清廉的人还会站不住脚，会被人千方百计排挤掉，就是人们说的逆淘汰。这时候，那些贪足了的人不觉得羞愧，被淘汰下来的人倒会被人嘲笑。这就完全乱套了，颠倒了。这样的社会，知耻之人会越来越少。
一个社会有耻还是无耻，还受到这个社会的传统文化的影响。远的不说，自明朝中叶以后，腐败就时常很严重。据史料记载，“有历官四月而槓至三十九抬者，有历官旬日而积羡过千者。” 崇祯年间，有一个给事中（检察官）就曾说：“而今何处非用钱之地，何官非爱钱之人？向以钱进（用钱买路进了官场），安得不以钱偿？以官言之，则县官为行贿之首，给事为纳贿之尤。”设置检察官一职本来是封建时代为了防止腐败，结果却成为纳贿之尤，这很有意思。《明经世文编》里说，有一个御史（检察官）出巡一次就贪污受贿白银一万四千两。当时地价腾涨，一亩地卖到一百两，这一位出差一次贪污所得就可以买140亩地，能叫人不眼红吗？
文化是制度塑造的。公权力私有化而不受任何监督，或者不受有效的监督，腐败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了，相反，没有腐败倒是一种反常。
文化也是人造的。卢武铉以死谢罪，将对韩国社会的文化产生深远影响。它可以告诉后人，贪污受贿是不体面的，使人有耻辱感，又羞恶之心。
我国古人曾说要“养耻”。这是一个非常有内涵的建议。耻辱感，羞恶之心是做人的底线。“人无廉耻，王法难治。”人没有了廉耻，就难办了。在一个社会，如果耻字不是重千钧，而是轻飘飘的没有分量，这个社会也就难办了。今天我们建设现代文明，“养耻”应该是一个重要的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