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湖北巴东县女子邓玉娇在工作的娱乐城遭遇欺凌。三名当地镇政府干部先要求她提供“特殊服务”，被拒后又用一沓钱击打邓的头部。不止是言语的羞辱和威胁，邓玉娇随即受到暴力攻击，被两次按倒在沙发上。情急羞愤之下，邓挥刀自卫，杀死一人重伤一人，当晚自首。警方在侦办时确认了暴力攻击的事实，并对邓做了检查，认为她有抑郁症倾向，详情需要等待鉴定。
对于这桩发生在鄂西偏僻小镇的事件，媒体给予了强调和重视，始终占据着门户网站新闻页面的重要位置，跟帖高达十多万条。舆论立场鲜明，毫不犹豫地支持邓玉娇的举动，对她自卫反击的情节予以压倒性的赞赏。一时间，网络民意风起云涌，痛斥死伤干部是咎由自取，力挺邓玉娇无罪，认为抗暴行为不应承担任何刑责。显然，舆论的态度与警方办案的方向有了分歧。
这确实有些令人费解：警方并没有对邓玉娇是否属于正当防卫作出判断，却将着力点放在邓是否患有抑郁症上。无论是施暴的一方，还是警方现场调查，都确立了施暴与抗暴的清晰关系，案情简单，本身并不复杂。有论者认为，邓针对强奸实施进行了正当防卫，甚至不适用防卫过当。邓玉娇行使权利与是否抑郁无关，公正执行刑法中关于正当防卫的构成要件足矣。
面对如此魔幻的情境，舆论不惮以最坏的恶意去揣测：假设邓玉娇被鉴定为抑郁症患者，那对案件的定性或会造成影响，为人为设置某些法律的模糊地带提供条件，比如可以将她的自卫行为解释成带有主观故意，或发病状态下的客观过失，混淆事实与责任的清楚界限。
除了上述评价和推理，还出现了另一种对动机的猜测，针锋相对也颇具代表性。它认为，警方之所以要鉴定邓玉娇的抑郁与否，是因为万一证明她精神有问题，即使法院最终判定她防卫过当，也可以有凭据为她脱罪。这就属于警方的未雨绸缪，目的是在官场利益丛生的规则下保护邓玉娇，真可谓用心良苦。背景若是这般复杂，警方差不多成了潜伏中的正义。
受辱女工奋起自卫，究竟关抑郁症何事？舆论百思不得其解，进而设计出各种看似合理的解释。舆论的这番表现耐人寻味。无论是坚定地支持邓玉娇，坚决地贬斥施暴的干部，还是对所谓抑郁症的说辞寻找各式理据，都体现出一贯的焦虑感：罪与非罪不再那么泾渭分明，乃至于法律本身也不可靠，民众对司法机构抱有不安的心态，无法远离它们却又主动拒斥它们。
抑郁症本是邓玉娇案中的细枝末节，却被当作焦点放大，直至演绎成现今的情势，着实叫人莫名其妙。但这也并非全然没有价值。至少从一致反对的舆论声浪中，显现了比“抑郁说”更有依据的社情民意。从跨省追捕的王帅案，到70码的杭州飙车案，舆论在诸多案例中都凸显出拟人化的情绪，或愤怒，或失望，或惊恐，或暴烈。既然现实荒诞，舆论也在左冲右突。
邓玉娇手刃侵犯她的乡镇小吏，过程黑白分明，而欲将她置换成病人的举动，不管目的何在，都让人遗憾。因为这样做等于否认了法律至高无上的裁决地位。舆论汹涌奔腾，人心期望一个惩恶扶善的清平世界。可现实往往如此不堪，舆论所见的是压抑，所得的是郁闷，长此以往，早有抑郁症状。舆论抑郁，若求令现世静美的良方，则要扣问社会了。问题是，谁会真的在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