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六中全会昨日闭幕，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有分析认为，这是自2007年十七大以来首次将“文化命题”作为中央全会的议题；也是继1996年十四届六中全会讨论思想道德和文化建设问题之后，中共决策层再一次集中探讨文化课题，其战略部署和政治意义备受关注。

文化，文明，这样的字眼可以说从未远离人们的口头与笔端，中国人对于文化崛起的向往与追求，不亚于其在经济、政治领域的情怀。文以载道，文化从来都被寄托了更深更远的图腾意义。尤其是植根于改革开放这三十多年的言说背景中，在经济改革遭遇瓶颈、亟须寻找突围路径之时，蓦然回首，文化领域所经历和遭遇的种种，会否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思路拓展？即便是以惯常的解释逻辑观之，经济崛起并且试图维持这种崛起的过程中，文化领域的作为将不仅仅是辅助的佐证，必须扮演相辅相成的角色。

此次会议高规格、密集讨论文化体制改革，之所以被外界寄予颇多期待，乃源于人们对公共议题设置的一般逻辑自有其掌故，执政高层对于文化领域发展长期滞后的认知，从一定程度上将主导并决定文化体制改革的纵深剖面。但其实这一现象本身就折射着文化体制长期以来的制度病灶——— 在经济领域早已被认清的某些计划式管理模式和思路，一直以来都并未从文化领域退场，而且还在某些时候被进一步固化和加强。即便是呼之欲出的文化体制改革序幕，人们也还是习惯由行政的力量出面拉开，起码定个调子。长期束缚和压抑文化事业发展的那一套陈旧的管理机制，是到了改一改的时候，而且是大改，这份庙堂与江湖的难得共识将作为改革的逻辑起点。在此言说基础之上的自然展开，便更容易触及并寻到文化生发与再造的核心要义。

将文化体制改革进行文件单列呈现，有别于以往综合报告简单而固定的篇幅，人们当然希望能从新文本中读出更多实际的指向。但庞杂而具体的文化事业，即便是在集中表述的文件中，依然无法做到事无巨细。文化改革究竟怎么改？一言以蔽之，就是要革除那些长期束缚文化事业大发展的制度羁绊，将陈旧的管理思路与管理方式进行大刀阔斧的剔除。毋庸讳言，长期以来，文化事业的发展跟不上经济改革的步子，所需要直面的也恰是管理体制的问题。《公报》言辞明确地表示要“加快构建有利于文化发展的体制和机制”，便从一个侧面说明，目前在文化领域运转的体制机制存在不利于文化发展的弊病，而且要改就必须讲求速度，“改革在与时间赛跑”的问题不会独独遗漏文化层面。

需要特别厘清或者研判的一组概念在于，于文化而言，究竟是该更多侧重人为建设，还是更多偏向自我的生发。我们认为，只有自由生发而产生出的文化，才具备足够顽强的生命力，甚至是起码的存在价值。人们在建设层面的努力所能够给予的，必须限制在环境培育与土壤优化的范畴之内，这也是改革管理思路与模式的题中之义。该管什么，绝不管什么，不是简单的权限争夺，它将涉及文化发展的路径选择。也只有在这一过程中，才能真正体会“更大程度发挥市场在文化资源和要素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的内在所指。

文化体制的改革，绝不可能孤立地完成，必须依托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同步推进。尽量避免并最终告别行政权柄对文化内容的越界干涉，要把文化体制改革根植于社会管理创新的范畴中，改变并最终告别“大政府、小社会”的旧有治理格局。更多地把辨别和选择的权利交还给民众，在多元文化自由发展的前提之下，相信每一个人所具备的基本判断能力，并要学会尊重这些判断。

《公报》中说，文化引领时代风气之先，是最需要创新的领域。正是因为这一点，才尤其需要在文化领域倡导并最终建立“宽厚、宽容和宽松”的管理思路，充分发挥市场在其间的配置作用。革除旧有弊病的前提是有勇气与现有利益进行切割，将文化资源的整合与运作交还给有志于此的所有平等主体。有远见的改革，一定包含着对新生事物的宽容与宽厚，脸谱化地唱衰从来都无助于发展中的改变，这无须反复申明，因为它本就是常识。大刀阔斧地推开文化体制改革，就意味着不仅要补欠账，而且要有勇气推陈出新、先走一步，为其他领域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探索路径、积累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