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60年来最大的暴雨终于远离了这个聚集了2300万人口的巨型城市。从7月21日上午10点开始，到次日凌晨2时，北京市区的降雨量达到了212毫米。为此，北京市气象台21日18时30分发出自2005年建立天气预警制度以来的第一个暴雨橙色预警。这场暴雨也最终导致了至少37人死亡，近1.5万人转移，个别地铁出现塌陷，以及超过300个航班遭遇取消和无法统计的人群因为交通阻塞而无家可归的结局。

暴雨袭来，列车停驶、航班取消，这些基于安全的考虑都是可以理解的。但因此导致多人丧生，造成河水倒灌，以及引发全城交通拥堵，使得大量人群滞留室外，却足以令整个城市陷入省思。更何况，类似的情况无论在最近几年的北京(如2011年6月23日的北京也因为特大暴雨引发类似后果)，还是在其他规模相近的城市(上海、广州等特大城市也出现多次因为暴雨导致的城市问题)，都已经被重复过多次。故而，包括北京在内的国内诸多城市，在应对极端气候的时候，都为此交过不少学费，也都到了必须进行深刻反省和行动的时间节点。

7月21日晚，面对这场半个多世纪以来最大暴雨造成的混乱局面，我们看到了许多令人感动不已的行为。而做出这些行为的，既有服务于公共机构的人员，例如奋力救人、忠于职守的七千交通警察，和那些站在每一个井盖被冲走的下水道口的环卫工人，他们的提醒显然避免了更多悲剧的出现；更不乏来自民间的热心人士：微博时代，信息的流通更为便捷，这也使得微博上的“爱心接力”代替了以往的争吵欢愉，一些由私家车组成的便民服务队穿梭在城市间，也同样让人觉得那个雨夜并不缺乏温情。

不过，温情固然宝贵，感动诚然必需，但却不应该盖过反思。对于政府而言，危机过后，大力表彰公职人员并非不可，但却更应该建立一个反思的平台，让更多危机中的受害者诉说自己的经历，表达自己的意见。然而，一个持续存在的悖论却在于，如果一些人的遭遇无法列入公共机构的统计列表，那么这些人的问题就可能会忽略，原本的社会问题也就无法成为一个政策层面的问题。

以北京的大量底层人员为例，鉴于高房租的压力，很多人只能选择栖身于地下室，一旦遭遇暴雨，室内浸水几乎已成定律。到目前为止，我们尚无法从官方的统计数据中找到北京市居住在地下室人群的确切人数，更无法知晓7月21日晚到底有多少“京漂”无家可归。但我们却能够看到，早在2011年初，公共机构就曾严令地下室不得用于居住。这一不切实际的指令显然无法真正实施，这也使得整个地下室居住人群存在严重安全隐患，甚至因此遭受劫难。更为糟糕的是，这些人几乎没有发出任何声音。这一点，从微博上充斥大量中产阶级互救的话语便可看出，在地下室的一族，他们并没有什么话语权可言。

当然，这可能是一个死结，也可能还是回到舆论普遍抨击的下水道建设糟糕这一点。但的确，对于担负着城市规划和建设主体一职的政府，如果在地下排水系统设计建造方面一直没有真正大规模的动作，那么可以预见，每次暴雨之后，批评的声音都会传向政府。因此，对于今天中国很多城市的管理者而言，记住雨果“下水道是一个城市的良心”这一格言是有必要的，以此作为城市建设的标准，这是许多市长都需要认真对待的议题。

需要指出的是，城市不仅仅是政府的，同样的也是民众的，反思需要进入政府议程，却也不应该缺位于民间。换言之，在城市的排水设施完善之前，民间社会需要意识到如何才能更好地形成一套自救、互救的网络、经验，以及如何才能切实推动政府政策的变革。对于民间而言，这既是一次挑战，却更是一次机遇。危机面前，如果民间社会能够尽可能由自己克服，或者能够通过将问题细化，以科学、详细的论证推动相应的政策，那么城市的主体就有了真正的回归。而当城市的主体真正回归到芸芸大众身上，城市的精神也就有了真正的生长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