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今年二月“聂绀弩刑事档案”被曝光以来，章诒和女士以名人黄苗子“告密”和冯亦代“卧底”二文把议论推向了高潮。如何正确理解这类事和文？我也谈几点意见如下。
一，古今中外，任何国家或社会的治理，为了防止罪犯的发生，以至防范内、外敌对势力的颠覆破坏，除了配置警察、保安、特务、线民监控调查、掌握动态之外，也还需要官员参奏、百姓举报来作相应的配合。在技术发达的信息时代，更有录象、窃听、邮检等办法辅助。事实上，美国和台湾早已对所有电话全部录音、实行重点对象监听的措施，此举在法律上也得到保障。这类情治举措，无论是谁上台掌权，只要不是书呆子，都会采取的。尽管这对多数人来说，并不公正，但它却是人类现阶段生活的现实，在哪里都逃不掉。问题在于，当局是否“草木皆兵”、滥用手段？且又如何处置所获情报？对相关的人和事处理是否合法得当？
二，“密告”二字属贬义词，使人联想到“卖友求荣”、“陷害忠良”；而“举报”与“揭发”则比较中性。怎样使用恰当，要看内容和性质。
在我们的社会中，贪污腐败、营私舞弊、贩毒走私、卖淫拐卖、阴谋恐怖、邪教诈骗，以至假冒伪劣等都是人人痛恨的现象。对这类勾当的举报、揭发，甚至卧底，都是英雄行为、正义之举，应当鼓励。否则，乐的只是贪官和恶棍。
这里，经济或刑事犯罪往往是有清楚的司法定义，容易区分。说到政治罪就比较难定，是非界限通常由权力当局或公众意志以国家安全为由而划定。美国在伊拉克悬赏后，经举报擒获萨达姆，美国人认为是义举，而原伊拉克阿拉伯复兴社会党人则可能认为是叛卖。立场观点不同，见仁见智，说法不一。
法治国家里，自由思想、宗教信仰不构成犯罪，也容许公开批评政治。然各国亦皆有敏感警觉的范围；若又被指认为涉嫌行动、妨害他人时，麻烦将至，有时会弄得与政治罪、间谍罪或刑事罪的界限模糊起来。好在除法律之外，尚有民主程序可循、为公众舆论监督，以防止政府滥用权力、官员野蛮执法。尼克松总统的“水门事件”即为一例。
专制国家里，历来有“文字狱”、“可恶罪”的风气。法西斯独裁也好，“朕即国家”也好，都是“无法无天”、“不可理喻”。从中世纪的“宗教裁判”到近代的“政治暗杀”，当局对知识分子、自由思想，尤为恐惧；又实行“愚民政策”，固守“舆论一律”，动辄以“反党反革命”论处，以“人民的敌人”定罪，结果是极度地扼杀思想文化、摧残人材。
另一方面，值得深思的是：在人类社会中，每当政坛上有人作法，“呼风唤雨”，下面总有人不问是非，顶礼膜拜，在不同层次上跟着“推波助澜”。这是一种很复杂的社会现象，除了单纯的利益追逐之外，还涉及到文化传统和社会心理学。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的冲动和理智、虚伪和真诚，投机和轻信等心理活动，往往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人性中的贪婪、自私、虚荣、嫉妒与仁爱、公义、内疚、宽恕等成分，此消彼长、混杂斗争；生物体自我保护的意识、趋利避害的本能、存活求生的欲望、利弊得失的权衡、生死离别的痛苦、家庭情爱的纠缠，往往导致对邪恶现实的无奈和容忍、于渺茫未来的盼望或幻想。人们在谎言与良心、诱惑和人格之间不断挣扎，分辨不清；在疲劳和沮丧当中判断失误，在利诱和许诺面前妥协交易，在分化和压力之下瓦解崩溃；如此等等，竟酿成多少人间悲剧？
总之，人性总有软弱的时候，加之历史局限，人一生中难免会做些蠢事、丑事，有时甚至是真诚主动地去“愚蠢”。
因此，行为究竟属于“正义举报”还是“无耻密告”，当事人须独立思考，以信念良知判断。虽然众人往往习惯于追随潮流，以一时的“成王败寇”论事，然而，历史的“是非曲折”还宜以大尺度审视，当从长计议为妥。
三，冯亦代卧底一事，说明即使文化名人也有良莠不分、把持不住的时候，难免失足。然而，他晚年临终前下决心出版日记，坦诚披露自己反右后曾“忍辱负重”、甘当线民之举，是很不容易的事，说明已受到良心的谴责。若再揪出示众、不依不饶，有些不通情理，似属文革遗风。
章诒和女士本人在压力之下也曾有过告密行为，且后果严重。她诚恳忏悔，自认有罪。一向“嫉恶如仇”的聂绀弩却原谅了她，“罪不在你，错不在你。”；接着评论了犹大和总督的故事。聂本人也曾受胡风事件之牵连，但在舒芜与胡风反目的旧事上，他也持同样观点，且事后与舒芜仍有往来。这就是聂绀弩的境界，或曰：文中之化。
然而，“我没错”的章女士完全没有读懂聂绀弩。在痛斥“告密者”之后，仍追杀不已，进而问道：“聂绀弩当然清楚谁是告密者。那为什么他毫不‘计较’呢？”
她的水准便在于能“推断”出：罪在聂绀弩夫人周颖身上！
四，章在2003年写的《斯人寂寞：聂绀弩晚年片断》里对周颖已多有贬损，看了叫人不服。这次揭密告文的最后，莫名其妙地又拿出周颖来开涮，暗示周颖之“不贞”对聂的伤害比告密者还甚，更加可恶。是故，聂已再无“心思”去“计较” 告密者也。
且不说聂氏究竟是无暇还是无意去追究告密者，而她却是耿耿于怀，不把周颖彻底搞臭是誓不罢休的。从告密案忽然扯到周颖人品，在他们夫妻私生活关系上闪烁其辞，作出煞有介事的样子，却又没有什么内容，实在不能不说是章文的败笔。
在别人的家庭事务、隐私问题上捕风捉影、大作文章，向不谙世事的读者煽情蛊惑、毁人声誉，这类行径与告密者无甚区别，看起来同样令人生厌。
不过，细看之下，她却什么事情也没有说，只不过是精心设计背景、大力渲染气氛，似有似无的表述、欲言又止的挑逗罢了。其实，这正是一种“杀人”的妙法：要的就是引导你自己去猜想和憎恶。
章女士擅长文字，且是娴熟这一手法的。
五，章文《斯人寂寞：聂绀弩晚年片断》，若作为文学小说，颇有可读性。在章女士的笔下我们看到了一个吝啬小气、忘恩负义、猥琐不堪的女人。但如果指名道姓地说，此人就是周颖，从道德的角度看，那就要审慎地对待了，特别是对一个已作古的人。对死人当然可以批评，但更要注重真凭实据，因为死人已是无法替自己辩护矣。
章文发表以后，偏有一与周婆聂公熟识的姚锡佩仗义出来替周颖打抱不平，并以事实澄清了对周的一些指责(见附记)。姚尚保留有周颖于筹备聂绀弩追悼会期间“最初手书的四页发送讣闻的名单”(照片一)；姚又特别查对了当年的签到簿，证实章母李健生的确参加过聂绀弩的追悼会(照片二)。因此，事实并非如章文所示：由于无情无义的小人周颖作梗，不发通知，致使聂绀弩生前挚友、恩人李健生竟连他的追悼会都不能参加。
读毕姚文，我奇怪，章诒和为什么要在“去了没去？”这么简单的事情上扯谎呢？我又重读章文，细究之下，发现章女士其实并没有扯谎，只是她写得很有“技巧”罢了。
在一些背景事物上，她的记忆清晰、叙述生动且富有细节，但在关键处却“语焉不详”。例如，她说母亲一直在等追悼会的通知。这自然是一定的！到底收到过没有？她却没有直说。又如，她意外得知并告诉母亲关于聂绀弩追悼会的事，“母亲的眼圈立刻红了。”这也是可能的，但她同样也没有明确否认母亲参加过聂氏的追悼会。她小心地选择了规避，是因为她知道这些事情的确发生过，恐还有其它人也会记得。
看来，这里一些真像被略去不表、按下不提，这里一切行文都是陪衬和暗示，只要效果能引导读者按常人逻辑推理，自行想象地补上那缺失的环节，得出与事实相反的印象就好。
如果事情的确是这样，那就很可怕了。
作为小说，作家对于素材的处理，常有人物的张冠李戴、场景的移花接木、事件的时光倒错、空间的腾挪位移；甚至采取印象派和意识流的模糊手法、跳跃思维、暗示影射、渲染煽情都是可以接受的。然而，为人修史写传则不可以任意作这类剪辑编排，不可以故意将关键真事隐去，为的只是让人去感受和意会自己那不实的议论。一些所谓的“纪实”作品中常可见有这类不良的文字风气，有分析头脑的读者是不会被它们牵着鼻子走的。
或许，作者会这样说：“瞧！我什么也没有说呀！假如你那样推想，那是‘你错了’。我的笔并没有流人的血。”
在重证据的法治国度里，涉及到真人的声誉时，“隐瞒真相”虽然不能构成“诽谤罪”或“伪证罪”，但仍然可以构成“有意误导罪”，被人一纸告上公堂。
还是《圣经》说得好：“你们说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免得你们落在审判之下。”
[附记]
香港《信报•文化副刊》2004年5月21日发表《为周颖辨正——读章诒和文后》一文时，因篇 幅关系曾删节了最后一段内容。此文后被姚锡佩收入《一代漂泊文人》一书(台北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出版，2007年6月)。
在该书序言中，作者说明：
这次我又把《信报》删去的最后一段补上，是因为我要传达当初决定写此文的想法之一，即我不希望过去“文革”中形成的凭个人好恶，夸大其事、耸人听闻、无限上纲的杀人文风再变相延续。若此风不改，则一切“人道”“民主”“法制”之谈，都会成为泡影。长此下去，中国怎生了得？本人就因为读了此类传记，已从一个爱看书的人变成对什么书都怀疑，不愿再看书，甚至不愿再写什么东西的孤独者。这种情绪，直至去年底才被迫稍有改观。
其实，这也正是笔者写作本文的初衷。
以下附上原文曾被略去的部分内容，以飨读者。
周颖和她的老伴绀弩一样，历经坎坷，但她都坚强地挺过来了，然而她不知身后竟雪上加霜。诸如此类这种凭个人的好恶，任意在私生活上丑化人，诬陷人的文字，难道不是重蹈过去“整人”的覆辙吗？难道这种被某些评论家捧抬的“记忆中的真实”或“想象中的真实”是符合人物性格和历史逻辑的吗？难道这也是有着“《史记》风格的信史”吗？真令人不寒而栗。连我这个无党无派的小人物，也不禁为周颖流泪，为绀弩难受。绀弩的后半生几乎是被传言包围着，陷害着，不料在这理应还本清源时，却又被人刻意误传他的话来攻击老妻。我仿佛看到了二老及其后代的心在流血！
章女士的《往事并不如烟》，应是一本重要的，有史料价值的书；修史写传，也应有“三不讳”的精神。但不管是写尊者、贤者、长者乃至恶者、仇者、敌者，都要遵守实事求是这一基本准则。我们编《鲁迅年谱》时的导师李何林先生、王瑶先生反复强调：为人编年谱写传，不能有闻必录，应认真考察。长期生活于港台的作家徐吁先生在见了苏雪林苛评鲁迅的文章后，也很不以为然，认为"刻薄阴损，似有太过"，感叹"许多过分刻薄的批评可以使任何善举都成为丑恶"。我们并不要求章女士去写完人、圣人，但她是文化大革命的过来人，应知某些舞文弄墨者的战绩，既可把死马说成活马，也可点粪成金，点金成粪，乃至杀人。此理在当今仍需我们用心体会。
写于2004年4月
[后续]
2006年12月8日为人翻检我保留的有关聂绀弩的旧物。不料我竟在旧物中翻出了筹备聂绀弩追悼会期间，周颖最初手书的四页发送讣闻的名单，其第2页“民主党”（即农工民主党 简称）一项下，只写了一个人名字，即“李健生”，并在名字上划了勾，以示发出。睹此旧物，感慨万千。周颖是否是无情人，观者自明。
照片一：筹备聂绀弩追悼会期间，周颖最初手书的发送讣闻的名单。中部划线打勾的名字为李健生。
照片二：聂绀弩追悼会签到簿上李健生的签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