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司马光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历史人物。“司马光砸缸”的故事，使他智勇双全的模范儿童形象，成为每一个家长教育自己子女的榜样；一部《资治通鉴》使他成为史学泰斗而永垂不朽；而他和王安石在变法问题上坚决而持久的抗衡，更使他成为近千年来备受推崇，又备受争议的政治人物。

司马光和王安石的分歧，并非道德上的正邪，更不是政治上的忠奸，而是立身处世准则的不同，用今天时髦的话来说，是价值取向的歧异。在从政目的上，司马光侧重一个“仁”字，要仁者爱人；而王安石侧重一个“利”字，主张富国强兵。在从政哲学上，司马光推崇西汉初年的“无为而治”，主张一个“静”字，要与民休养生息，而王安石则张扬一个“动”字，力主变法革新。在施政方略上，司马光主张循规蹈矩，一切按即定方针办；而王安石主张标新立异，大刀阔斧，一切推倒重来。神宗年间，年轻的皇帝听从了王安石的意见，推行变法，国库暂时充实了，但社会秩序开始混乱，政坛大分裂，总体上看，失大于得。正是王安石变法的失误才成就了司马光的大名。

然而，司马光为更多中国人所了解，还是与那个不朽巨著《资治通鉴》联系在一起的。在中国史学史上，司马光与司马迁是至今无人能够企及的两座高峰。《资治通鉴》上起战国周武烈王，下迄五代周世宗，共记载了16个朝代、1362年的历史，全书300余万字。司马光用28年时间完成了这部不朽巨著，被宋神宗亲赐名为《资治通鉴》。

但是不久，宋神宗与司马光相继去世之后，哲宗，徽宗先后继位，已逝的司马光又被打成另类，被视为奸臣之首。他原本希望通过他的著作来帮助治理的那个朝廷，将他彻底地抛弃了。宋哲宗任命的第一个宰相，便是王安石变法时的干将章惇。他一上任便提出将司马光破棺戮尸的请求，虽未被接受，但司马光死后追赠的职衔，谥号皆被剥夺。宋哲宗死后，章惇失势力，被流放岭南雷州。在宋徽宗时代，继章惇而起的是权相蔡京。他明白对付文人，要从败坏其名节处下手，于是他给元祐时期的那批旧臣树碑，请皇帝赵佶用他别具一格的瘦金体书写，刻成石碑，立于朝廷的端里门外，以丑化“奸党”。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元祐党人碑”。在这块碑上，司马光名列榜首，其他党傀还包括苏轼、苏辙、陆佃（陆游的祖父）、黄庭坚、秦少游、李格非（李清照之父）等共120人。如果说王安石的变法是一场历史悲剧的话，章惇和蔡京的按既定方针办则是一场丑剧。但是，“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最终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正是章惇、蔡京之流的整人者。

宋朝是中国历史上对文人最为宽厚的朝代。据陆游《避暑漫钞》记载，宋高祖赵匡胤登基后，秘密刻了一块碑，立在太庙寝殿背后，叫做誓碑，用黄色幔帐遮盖，不许人见。至北宋亡，太庙洞开，人们才得以见到这块碑的真面目。碑高八尺，宽四尺，上刻三行誓词，其中一行是“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这块碑在中国历史上可谓绝无仅有，它昭示了宋太祖对文人的豁达胸襟。赵匡胤曾被讥为“稍逊风骚”，没有雄文华章传世，可他却使众多的文人得以展示其风骚，那位讥人者自己虽是风骚了，可文人都倒大霉了。

学问和政治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领域，对人的要求也相差悬殊。政治要求人“随机应变”，学问要求人“特立独行”，如果不能在这两者之间找到恰当的结合点，而固执一端者，大多难免悲剧的命运。司马光做为一个著名的历史学家，对历代王朝的治乱兴亡，政治人物的得失成败可谓洞若观火。他的著作《资治通鉴》，正是要以史为鉴，帮助掌权者来治理这个国家。但是司马光从政的办法是没有办法，一切因循守旧，率由旧章。一个伟大的历史学家，面对着并不伟大的现实政治，表现出了昏昏然，飘飘然，无所措手足。他烂熟于胸的历史，对他竟然没有起到丝毫的“资治”作用，正所谓：明于史而昧于世。都说要“以史为鉴”，谈何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