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是北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他历仕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是北宋中期重要的政治人物。他秉持“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的宗旨，主持编纂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编年体通史巨著《资治通鉴》。在《资治通鉴》《稽古录》等司马光的著述中，以及后人编撰的《续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长编》等史书中都有司马光关于人才的观点，其中他倡导的为政之要，莫如得人，用人之道，任之欲专，取士之道，先德后才，知人之道，至公至明等观念值得后人学习和借鉴。

为政之要，莫如得人

人才是国家的栋梁，人才得失事关国家的治乱兴衰。北宋时期，朝中冗官、冗兵现象严重，封建官僚集团腐败不堪，国力日渐贫弱。司马光洞悉历代兴衰治乱，深知用人得失的重要性。通过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和对北宋中期统治危机状况的深入分析，他认为，“择人而任之”是“人君之要道”，是为政者理政的不二法门。对此他反复强调：“为政之要，莫如得人。百官称职，则万务咸治。”而国家之治乱，在于人君，“人君之道有一，其德有三，其才有五”。“何谓人君之道一？曰：用人是也。”他把用人作为治理国家的一项重要举措，同依礼治、施仁政、讲信义相并列，指出“夫为国家者，任官以才，立政以礼，怀民以仁，交邻以信；是以官得其人，政得其节，百姓怀其德，四邻亲其义。夫如是，则国家安如磐石，炽如焱火，触之者碎，犯之者焦”。

在上朝廷的奏疏中，司马光指出：“人君之德三：曰仁，曰明，曰武；致治之道三：曰任官，曰信赏，曰必罚。”在司马光看来，仁、明、武是为政者应当具备的优良品质，而任官、信赏、必罚则是其所应具有的治理手段，这些手段概括为一点，就是“用人”。司马光还列举了“周得微子而革商命，秦得由余而霸西戎，吴得伍员而克强楚，汉得陈平而诛项籍，魏得许攸而破袁绍”等历史典故，来说明广纳贤才的重要意义。

用人之道，任之欲专

对于如何用人，司马光主张“随器授任”，即根据每个人擅长的事情授以职位，而不是一味地求全责备。“若指瑕掩善，则朝无可用之人，苟随器授任，则世无可弃之士。”

《资治通鉴》中记载了唐太宗和大臣封德彝之间的一段对话：“上令封德彝举贤，久无所举。上诘之，对曰：‘非不尽心，但于今未有奇才耳！’上曰：‘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长，古之致治者，岂借才于异代乎？正患己不能知，安可诬一世之人！’德彝惭而退。”在唐太宗看来，封德彝寻才良久却未有所获，原因并不是没有人才，而在于其不会识人用人。司马光随器授任、不求全责备的选官用人主张与唐太宗的观点是一致的，他认为，“夫人之材性，各有所宜，虽周、孔之材，不能遍为人之所为，况其下乎！固当就其所长而用之”。司马光精辟地总结了用人之道务必把握四条原则，即“采之欲博，辨之欲精，使之欲适，任之欲专”。也就是，采纳选拔必须广泛全面，鉴别甄选必须精准，安排任务必须适合，任用必须根据各之所长。

取士之道，先德后才

司马光主张“官人之道，以得贤为本，而资序为末”。资历深浅只能作为选人用人的一项参考，最根本的还是要看其贤能与否，是否有“德”。在《资治通鉴》的第一卷中，司马光指出：“智伯之亡也，才胜德也。夫才与德异，而世俗莫之能辨，通谓之贤，此其所以失人也。夫聪察强毅之谓才，正直中和之谓德。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在这里，司马光以“三家分晋”的历史典故开篇，追溯了韩赵魏三家合谋灭智伯之事，由此引出了“才者德之资，德者才之帅”的命题。“云梦之竹，天下之劲也，然而不矫揉，不羽括，则不能以入坚。棠溪之金，天下之利也，然而不熔范，不砥砺，则不能以击强。”司马光以“云梦之竹”和“棠溪之金”作比喻，强调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重要性。

按照德才标准，司马光将人才分为四类：“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并提出了发人深省的观点：“凡取人之术，苟不得圣人、君子而与之，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司马光认为，用人当先求有德，德才兼备是最好的，有德无才次之，无德无才又次之，最不能用的是有才无德之人。若才德不能两全，宁舍才而取德，一个才胜德的人对社会的危害，远比一个无才无德之人要严重得多。北宋熙宁年间，王安石在宋神宗的支持下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史称“王安石变法”。然而任用的变法大臣中有一些是投机取巧的奸猾之徒，吕惠卿就是其中之一。变法事关国家大计，如果用人不当，就会生出祸端，危害百姓社稷。司马光曾告诫王安石，吕惠卿生性狡诈，必须慎用。王安石并没有听进去，对吕惠卿仍言听计从。变法失败后，对王安石打击排挤的人当中，就有吕惠卿。司马光的观点是非常有远见的，“取士之道，当以德行为先，其次经术，其次政事，其次艺能”。尽管德才兼备的人难得，但一定要用君子，决不能用小人，因为“君子挟才以为善，小人挟才以为恶”。

知人之道，至公至明

用人首先要知人，而知人的根本在于察人者至公至明。司马光认为，“知人之道，圣贤所难也。是故求之于毁誉，则爱憎竞进而善恶浑殽；考之于功状，则巧诈横生而真伪相冒。要之，其本在于至公至明而已矣”。所谓“至公至明”，即察人者必须处于公心，不以亲疏贵贱或喜怒好恶作为标准。司马光认为，在人才选拔的过程之中，执政者须参与其中，并且客观公正，因为“为人上者，至公至明，则群下之能否焯然形于目中，无所复逃矣”。相反，如果“苟为不公不明，则考课之法，适足为曲私欺罔之资也”。这里的“公”，就是公而无私，“明”就是知人善任，只有这样，才能真正选拔出于国于民有益之人。

《资治通鉴》中记载了这样一段史事。唐德宗朝，崔祐甫在出任宰相的一年多时间里，任用了八百多名官员，而且这些被任用的人都是他所亲近和熟悉的。为此，唐德宗批评他任人唯亲。崔祐甫却回答说：“臣为陛下选择百官，不敢不详慎。苟平生未之识，何以谙其才行而用之。”对此，司马光评论道：“臣闻用人者，无亲疏、新故之殊，惟贤、不肖之为察。其人未必贤也，以亲故而取之，固非公也。苟贤矣，以亲故而舍之，亦非公也。夫天下之贤，固非一人所能尽也，若必待素识熟其才行而用之，所遗亦多矣。古之为相者则不然，举之以众，取之以公。众曰贤矣，己虽不知其详，姑用之，待其无功，然后退之，有功则进之；所举得其人则赏之，非其人则罚之。进退赏罚，皆众人所共然也，己不置毫发之私于其间。苟推是心以行之，又何遗贤旷官之足病哉！”司马光认为，选贤任能不能以亲疏好恶为标准，而是要秉持公正的原则，对于才德高茂之人予以提拔，才德庸下之人进行废黜，立功之人就奖赏，犯罪之人就处罚。倘若“所进者皆平生所亲爱，所退者皆平生所不快，所赏者皆谄谀而无功，所罚者皆忠谅而无罪”，那么就会失去章法，也选不出真正的人才。只有既任人不“唯亲”，又举贤不“避亲”，如此，方能选出好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