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江南立宪派负举国重望，其中领袖人物世人以“张、汤”并称，张即南通的状元实业家张謇，汤即杭州萧山(当时还属于绍兴山阴)的汤寿潜，以争路权、办铁路而受到普遍敬重，名动全国。汤寿潜(1856—1917)原名汤震，字蛰先(又叫蛰仙)，他在1890年就写出了著名的《危言》，比郑观应的《盛世危言》早了4年，提出了许多令人耳目一新的维新变法思想，包括改革考试、任官制度，裁并机构，遣汰冗官，提倡采用西法，培养具有真才实学的人才，废除捐官制度，迁都长安，刷新吏治，严惩贪官，废除武举，设立武备院，加强海军等，更值得重视的是他所主张的广造铁路，兴修水利，改革税制，开发矿藏，整治道路，改善环境卫生，实行晚婚等。他而且倡议设立议院，专门有一篇《议院》，对西方议院赞美有加，认为可以仿效而变通，第一步先以王公大臣四品以上翰林组成上院，军机处主持，其他官员组成下院，由都察院主持，地方也由绅士、贡生监生、农工商代表人物组成议院，每有大事，进行集议。同时他提出兴新学、植人才作为议院之本，以开议院作为开风气之先。当然他设想的议院本身还有很多问题，充其量只是一个咨询机构，与西方的议会制度相去甚远，但他提出议院这个思路本身是超前的，这是他的立宪思想的初次表达。
《危言》的出版使年轻的汤寿潜赢得了维新思想家之名，“时人以比唐甄、冯桂芬，有疏通知远之用。”这也标志着他的思想在甲午之战前就已基本成熟，他后来办铁路、兴实业、推动立宪运动，都从这里可以找到思想的起点。1892年他在会试中榜，在翰林院呆了三年，1895年3月到安徽青阳县上任，离京前夕，读过《危言》的重臣翁同龢召见他，日记中评价他“于时事极有识”。他们促膝长谈一番，翁以为他“必为好官”，然而他不过三个月就辞官回乡了。1898年百日维新期间，光绪帝两次通过浙江巡抚廖寿丰，召他进京，以备任用，他因为母亲有病，请求缓病，躲过了戊戌一劫。谭嗣同在写给汪康年的信里说，汤是他素来钦慕之人，“而不曾一见”。他在政治舞台上初露锋芒应该是1900年八国联军进京时，他和张謇游说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发起“东南互保”运动，确保了江南的秩序和经济繁荣，张謇说他是最初的倡议人，先是6月18日他到南京与张謇等合力游说推动此事。他们奔走武汉、南京之间，说服了张之洞、刘坤一两位封疆大吏。也就是在1900年12月，他曾在南京与张謇等人共商立宪之事。1901年7月7日，应张謇的邀请，他们同赴南京，与刘坤一共商立宪事，没有得到积极回应。当年9月，他写出了《宪法古义》三卷，对元首的权力、议院的权力、行政大臣及法院的权力都作了分别，其中包括大臣任责、法院独立、法官选任、刑官终身、陪审制度等，已有三权分立的自觉认识，更值得我们重视的是在第三卷“国民之权利”中一下子列举了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迁徙自由、尊信自由、产业自由、家宅自由、本身自由、书函秘密权、赴诉权、鸣愿权等十几种自由权。在《宪法古义叙》中，他从《尚书》、《周官》等古书中寻找立宪、宪法的依据，认为宪法不仅是东西方所实行，也是中国所固有的。其实是想把立宪的理想与古老传统嫁接在一起。他的这些思想、言论、行动上接1890年《危言》中的开议院主张，而有了很大的突破，下启1906年直接成立立宪团体，来推动立宪。这是他立宪思想的一次集中表达。
1903年，清廷任用汤寿潜为两淮盐运使的肥缺，他竟托词辞谢了。从1895年到1904年，他先后出任金华丽正书院、上海龙门书院(龙门师范学堂)的山长，从事教育事业，启迪民智，作为立宪的先导。他深知“教育为文明之导师”，1902年曾与张謇合力创办通州自立师范。这一年9月《浙江潮》第7期发表的《四政客论》文中，第一次出现了“立宪派”这个名词，倡议变法维新、君主立宪的“维新派”一词从此逐渐被“立宪派”所取代，立宪运动的呼声日渐高涨，从体制外渐渐蔓延到体制内，当时声势最大、最用力的无疑是江浙的立宪派，派遣五大臣出国考察宪政就是在他们的着力推动下才成行的。其中当然活跃着汤的身影，1904年5月起，张謇不断与张之洞、魏光焘等讨论立宪问题，游说他们奏请立宪，还为他们代拟了立宪奏稿，汤也参与了包括拟稿在内的这些活动，张没有应承，而是要他们去探询袁世凯的意思。张謇在给袁世凯写信，请其赞助立宪同时，张、汤和张元济等在6月初连日会谈，决定游说军机大臣瞿鸿禨和其他达官显贵，推动立宪。5日，由张美翊给瞿转呈了一个说帖，产生初步成效。9月10日，汤又通过章梫连续带给瞿两封信，第一封信鼓动瞿站出来倡导立宪，“以去就争之，岂非中国一伟人乎？”事成，后世将为其树铜像，不成，也可以奉身而退，此举光明正大。他在第二封信建议，“考求宪法”和保卫主权可以有“一笔两用之策”，这可以作为出国考察宪法的主题。他希望瞿以一片愚公山、精卫石之心，“独为其难，天下之幸”。瞿为之心动。当时瞿受慈禧信任，他的态度会直接影响慈禧的决策。汤不断给瞿写信促动，瞿除了面奏派员出洋，甚至自请亲到欧美考察政治。在军机重臣中他受立宪派影响最大，在民族危机的刺激下，其他封疆大吏、王公大臣的态度也有变化，各种因素促成了1905年冬天的五大臣出洋。戴鸿慈、端方等考察政治大臣从日本、美国到欧洲考察，1906年7月21日回到上海，张、汤等四次谒见，竭力劝说他们迅速奏请立宪，不可再延宕。他是个坚定的立宪派，不断地游说、呼吁、上书，希望清王朝能真正走上立宪的轨道。就是在1906年，他还上书朝廷《为宪政维新沥陈管见事》，有许多好的见解，比如要求维持舆论，定报律保障而不是摧残报纸，以合乎宪政之名。同年他们曾两次致请速开国会，都被搁置。他们推动立宪在当时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端方等抵达天津，有8万学生上书要求颁布宪法，更改官制、重定法律。9月1日，慈禧颁布了“仿行宪政”上谕，提出“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的原则，以及广兴教育、清理财务、整饬武备、普设巡警等内容。
消息传来，朝野上下、商学各界一片叫好声，以为这是千古未有的盛举，到处奔走相告，甚至有喜极而泪下的。张謇、汤寿潜等代表的国内立宪派和梁启超为代表的海外立宪派无不一片欢欣鼓舞。汤寿潜写信给瞿鸿禨：“以五千年相延相袭之政体，不待人民之请求，一跃而有立宪之希望，虽曰预备，亦极环球各国未有之美矣。”欣喜之情毕露无遗。
反响最热烈的就是上海，9月9日，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总商会、华商体操会、南市商业体操会、洋货会馆、商学补习馆、商学补习会、商学公会、各学校纷纷开会庆祝，上街游行。那些在晚清经济发展中成长起来的自治组织、新兴的教育、报纸，无疑都是宪政最坚定的支持力量。16日，上海各大报《申报》、《时报》《中外日报》、《同文沪报》、《南方报》等联合举办庆祝会，到会的上千人。江苏各地包括南京、无锡、常州、扬州、镇江、松江等地商会、学堂也都召开庆祝会，扬州商学界自编的《欢迎立宪歌》传达的是当时普遍的心声，其中有“运会来，机缘熟，文明灌输真神速。……一人坐定大风潮，立宪及今朝。”全国许多省的情况也都差不多，用立宪派的话来说，“凡通都大邑，僻壤遐陬，商界学界，无不开会庆祝”，这一切都是自发的，不是官方组织的。当年10月2日《申报》报道，消息传到深宫，慈禧、光绪“颇深嘉悦”。
包括汤在内多少善良的人民，在专制中生活了多少个世代，以为清朝真的要走上宪政的轨道了，以为从此可以过上平等的人的日子了。不能嘲笑他们的愿望是天真、可怜的，谁又能想到这一切都只是空头的许诺，只不过是水中月、镜中花？
1906年的这次宪政萌芽是从官制改革入手的，设立了专门机构——编制馆，虽然只花两个月时间就完成了中央体制的改革，实际上改动的幅度很有限，仅以满、汉之分来说，改革以前，各重要部门大臣都是满、汉各半，改革以后名义上说满汉不分，实际上在11个部的13名大臣、尚书中，满族占了7人，蒙古族1人，汉族只有5人，反而不如改制前。立宪派由此感到失望。
中央体制大致上确立以后，厘定官制大臣于当年11月5日通电各省疆吏，提出改革地方体制的方案，计划将地方分为府、州、县三级，各设议事会，由人民选举议员，公议应办之事，设立董事会，由人民选举会员，辅助地方官，办理议事会议决之事，逐步推广，设立下级自治机关，另外设立地方审判厅，受理诉讼。从现在来看，以“地方自治”为内核的这一方案，进步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各地封疆大吏大约到1907年2月17日以前陆续表明自己的态度，看法不一，众说纷纭，推行下去的难度很大。
最热闹还是民间宪政派的自发组织应运而起，它们如同雨后春笋一般，几乎在一夜之间就冒了出来，这是1906年慈禧接受宪政改革主张的最大成果，以铁的事实证明了国人对宪政的热忱。
第一个立宪派团体是马相伯、雷奋等成立的“宪政研究会”，“预备立宪公会”的产生与两广总督岑春煊有相当关系，他一个人就捐资万元，1906年9月上旬开始密商、讨论，到12月15日在上海愚园正式开成立大会，投票选出了15名董事，郑孝胥为会长，张謇、汤寿潜为副会长。最初会员不过百余人，却都是一时精英，他们来自商界、学界、报馆、书局，其中包括张謇、汤寿潜、李平书、荣氏兄弟等实业家，《时报》的狄平子、《中外日报》的叶瀚、商务印书馆的夏瑞芳、张元济等报人、出版家，创办浦东中学堂的黄炎培、杨斯盛，以及年轻的孟森、孟昭常、雷奋、杨廷栋等，无不都是江南工商业界的大腕、知识界的佼佼者。“预备立宪公会”的成员以江、浙、闽为主，逐渐拓展到国内十多个省及港、澳、海参葳、南洋各地，后来像江西、安徽、山西、四川、吉林等省的咨议局议长或副议长都加入进来。一直到辛亥革命后才停止活动，存在的时间比较长，“预备立宪公会”做过大量推动宪政的工作，首先是出版书刊、普及宪政知识，仅孟昭常编的《公民必读》就发行了13万册，其次是开办法政讲习所，第三是推动地方自治及咨议局的成立，第四是编订商法。在这个重要的立宪团体，每年选举一次，汤多次当选为副会长，有1909年力辞，1910年还是当选。
旗人松毓组织了“吉林地方自治研究会”。广东有地方自治研究社、粤商自治会，贵州有“自治学社”、“宪政预备会”，其他各省也有各种立宪、自治团体相继诞生。在海外，康有为将“保皇会”改名为“帝国宪政会”，留学生杨度在日本组织了“宪政公会”，梁启超组织了“政闻社”。从上海到日本东京，那些民间立宪团体的诞生更是标志着时代风气的转换，如果说梁启超、康有为他们早在1895年甲午战败的泪水和屈辱中登上了政治舞台，那么1906年标志着张謇、汤寿潜这些江浙实业家的代表开始政治舞台上施展身手，毫无疑问在这一波推动宪政变革的浪潮中，他们的声光盖过了康梁一辈，这已是他们的时代，这并不是说他们有什么新思想或者他们的水平、能力更高，只是生逢其时而已。同时不能忽略他们是特定时代的产物，与江南经济发展有密切关系，他们有相当的社会基础，是新兴中产阶级、士绅、读书人在政治上的代言人。“预备立宪公会”，张、汤都被选为副会长，会长是捐了一万两白银的岑春煊代表郑孝胥。
汤在投身立宪运动之时，把更多的时间、精力用在铁路上面。“夙以时务致称，晚以铁路见贤”，这是张謇为他做传时的概括，他之所以在晚清赢得很高的声望，就是因为全身心投入保卫路权、兴建铁路的实践中，并取得了显著成效。早在1898年，英国银公司与清政府就订有《苏杭甬铁路草约》，此后便一直没有了动静，连勘测都没有做过。到20世纪初江浙民间要求收回路权的呼声很高。1903年在新政改革中，新生的商部准许各地设立路、矿公司，1905年春天，正好有美商到上海活动，试图得到浙赣铁路的修建权。年近半百、素怀实业兴邦之志的汤寿潜就是在这个时候站了出来，当年7月，他和张元济、夏曾佑等浙江籍名流在上海发起“浙江全省铁路公司”，他被推为总理(南浔“四象”之首刘镛之子、候补四品京堂刘锦藻为副理)，决议向全省人民集资办铁路，清廷批准，授予他四品卿衔，总理全浙铁路事宜，责成盛宣怀与英国银公司交涉收回苏杭甬路权。
从1906年到1909年，浙江境内修成铁路328.2华里，沿路筑桥144座，而且平均每里铁路的造价只有13400银圆(不计建桥及车辆)，当时浙江旅沪学会评价“中国商办铁路，其成效以我浙为最速，其经费以我浙为最省”。这与他本人不受薪金，不支公费，芒鞋徒步，风尘仆仆，不计劳苦往来奔走于杭、沪之间是分不开的。其间还创办了浙江高等工业学堂(铁路学堂)(1906)，为管理大笔集资款，创立了最早的商业银行之一浙江兴业银行(1907)。
然而当铁路开工之后，英国银公司不肯废约，通过驻华使馆向清廷施加压力，要求向英方借款。实际上是将铁路抵押给他们。消息传来，1907年10月浙江铁路公司发起“浙江国民拒款会”，他多次电军机处抗争，路潮汹涌，清廷一度想动用武力，军队都已集结。为了把他支走，1909年，先后几次任命他为云南按察使、江西提学使，每一次他都再三辞谢，坚持留下修路，到1910年8月他还致电军机处反对盛宣怀为邮传部侍郎。清廷指责他“狂悖已极”，将他革职，不准干预路事。结果引起一场轩然大波，浙江各地各界、浙江旅居外地的同乡纷纷请愿、集会、抗议，电文雪片般飞向北京，还有一个工程师、一工头以身殉路。一时舆论汹汹，上海《天铎报》《申报》《文汇报》《民呼日报》及各英文报纸纷纷发表评论，连篇累牍地刊载有关报道，浙江咨议局连浙江巡抚也出面请求收回成命。8月25日，当清廷下令严禁上海、浙江、江苏各地为汤革职而集会，他在两天后只身前往山东，登泰山、谒孔林，放松身心。而杭州商务总会28日、9月5日两次举行集会，旅沪同乡几千人9月9日专列到杭州，冒雨前往巡抚衙门请愿，秩序井然。至10月1日杭州还举行全浙铁路维持会集会声援他。他为争路权，弹劾大臣，顶撞朝廷，不惜冒杀头的危险，他也因此几乎成了维护主权、艰苦创业的代名词。
在一波又一波捍卫路权的声浪中，混合着要求速行立宪、召开国会的呼喊。1908年颁布的《结社集会律》给了老百姓结社集会的有限自由。
1906年7月，汤寿潜他们联名二次发出请速开国会电，要求以两年为限，都被搁置。郑孝胥日记讲到5月29日，拟电宪政编查馆，稿交汤等，6月13日交回的稿中，汤增加了“时不可失，敌不我待”二语，决定当天发稿，次日见报。
1907年12月预备立宪公会和宪政公会、政闻社、宪政研究会等团体决定成立“国会期成会”，作为领导全国请愿运动的临时团体。商定共同发起各省联名，派人到浙、苏、皖、湘、赣、粤、豫等省活动串联，12月和次年1月，张、汤两度讨论了国会问题，1908年2月立宪公会第一次会员常会上，讨论创办私立法政大学(即上海政法学院前身)、求开国会、设立“宣讲研习所”，他和张謇、孟昭常都在会上发表演说。1908年4月，他们决定派代表到北京请愿。6月7日，他们以“预备立宪公会”名义邀请全国各省的立宪团体，共同行动赴京请愿，敦促召开国会，7月12日“国会期成会”正式举行成立大会，目标是速开国会，揭开了晚清国会请愿的序幕。浙江的运动就是在汤的促动下开展起来的，借助办铁路赢得的社会声望，汤和张謇等人对推动晚清立宪运动起到了旁人难以起到的作用。1908年6月他在上海电促浙江各团体行动起来，8月10日推出代表，会上通过了他执笔起草的《代拟浙人国会请愿书》，由前礼部侍郎朱祖谋领衔，8000人签名，包括不少旗人，还有500多名天主教徒。8月20日三名代表到都察院递请愿书，呼吁“国会迅速成立”。这次有18省请愿，8个立宪团体还有留学生、海外华侨，签名人数可查的达15万，各省人民集体向朝廷要权利，“极千古未有之奇观”。1908年，清廷的应对是查禁了政闻社，拿出了宪法大纲，宣布九年立宪，一年内先成立咨议局，再成立资政院。各地立宪派的代表人物在接下来的咨议局选举中纷纷当选为议员或议长。
1909年3月，汤在杭州发起了“自治筹备处”，受他影响，南浔也创立了自治局。
1910年，在立宪派发动下，以各省咨议局为中心，先后掀起了四次国会请愿高潮，先是1909年10月张謇决定出面联合各省咨议局要求召开国会。
11月张蹇到杭州会见了汤寿潜等，汤同意张的意见，当月28日，汤还给朝廷上《为国势危迫敬陈存亡大计》，提出治标之策4条，提早开国会，急筹公债，联盟美国(分日本之势)，锐意断发以易短便之服。同时有治本之策4条，注重典学，以培植经国的基本；事必独断，要有真正负责任的内阁；统筹财政，以解燃眉之急；议决币制，以定国币之价。1910年他到广州等地活动，发起集资自办东南铁路。4月25日《时报》发表他在广东向各界呼吁“请开国会”的演讲全文。
1910年1月，16省代表在学界、商界的热烈支持下到北京请愿，组成了“请愿速开国会同志会”、“咨议局联合会”。第一次请愿遭到拒绝后，代表们先后决定将“请愿速开国会同志会”改名“请愿即开国会同志会”、“国会请愿同志会”，与咨议局联合会一起在北京办《国民公报》，继续请愿。征集各地签名，仅直隶就有20多万人，到4月请愿代表以国会请愿代表团的名义汇集京师，6月16日分别递交了10份请愿书。再遭拒绝。第三次请愿是10月，直隶、河南、福建等地还发起了国会请愿的游行，山西、陕西等地举行了集会。清廷决定提前三年召开国会，有了让步。第四次请愿是在请愿代表团解散后，以奉天、直隶为中心，学生和社会各界自发举行的，强烈要求1911年召开国会，结果被清廷打压下去了。20世纪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许多身影都曾在晚清国会请愿的热潮中出现过。
1911年5月皇族内阁出现，汤他们联名致电摄政王，要求改组，遭到拒绝，至此，晚清立宪运动走到了尽头。10月10日武昌起义，包括张、汤在内有影响的立宪派头面人物纷纷都对清廷投了反对票，汤被浙江拥为都督，随后和张謇一起成为孙中山南京临时政府的内阁总长。立宪派和革命派联手把绵延数千年的王朝政治送进了历史博物馆。汤本来的理想是君主立宪，当共和政治已为全国舆论所公认，面对清廷这个扶不起来的阿斗，他赞同以美国制度为模范，他写信给赵凤昌，要他运动法国政府承认中国的民主共和，“法亦民主，能与美同时承认，他国宜不至为梗，庶中国从此不亡。”从他给张謇、张元济的信都可以看出，他已走出君主立宪的天地，赞同共和。所以他反对袁世凯称帝。黄元秀回忆，辛亥前，他“常与民党中人往还，虽未参加革命，行动早有默契”。
他一生事业垂于后世，对于做官、敛财毫无兴趣，所以才一再辞官，1903年4月瞿鸿禨保举他入经济特科，他不去，同年清廷任命他为京师大学堂总教习，他也不干。1906年学部任用为他头等咨议官，不受。即使铁路公司总理的职务在被革除前，他至少十几次向公司提出辞职。
1917年6月6日，他在萧山临浦牛场头家中谢世，终年61岁，葬于桐庐的青山绿水之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