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欢带着书上路——登上旅途。

这次我带着何怀宏（北大哲学教授）的新书《道德.上帝与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问题》经过了南昌——赣州——深圳等地，最后还是在上犹家中把这本书读完。

在一般人心目中，旅途充满紧张，喧器，一句“人在旅途”可见旅人的身心不得安宁，旅途上未知的突发的事太多，就是在舒适的候车厅里等车，旅人都不可能像在家那样从容自得。不过，旅途中又存在或长或短的闲暇时间，许多人临时买生活性、通俗性书报进行翻阅。即使是短时间的无听事事，对人也是沉闷甚至是痛苦的。用临时性的书报杂志进行排遣不失为一种方便的选择。这种阅读可以随时中止，这种书报可以随时丢弃。要问有什么用？（如今的中国人开口就讲目的性和明确性）打发时间而已。

可是在我，上路前所挑选的书是经过考虑的；我往往选择社会科学书籍，在旅途中进行有目的地阅读。

这跟我喜欢思索、热中于“人的命运”的精神思考有关。对现实生活中令人感喟的人或事件，我耳濡目染的实在不少，可我总想探究这人或事件背后的东西，这就是对人对社会的深层次思考，社科书能帮我“擦亮”眼睛，“伸长”腿，从中我得到了莫大的精神愉悦。追寻着，思考着，这正是无目的而合目的的人生乐趣。

这跟我的沉静秉性有关。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李建军（评论家）先生在读了我60多万字的长篇小说书稿之后，立即肯定我是个对文学态度极虔诚的沉静的作家，在他看来，“这是一切大师对文学共同的态度”，能保证创作“不断进步和提高，获得丰收，终成正果。”依我的经验，读小说使我热血沸腾，是人物形象感动了我；读社科书使我理智上受到震撼——近些年我偏重于这种形而上“精神”或“意义”的探寻，这种震撼必先令自己的身心沉静下来，就是说，先有沉静后才有震撼。

这还跟自己时时想保持身心的沉静状态的努力相关。沉静是创作（创造）的先置条件。沉静之心不是与生俱来，需经过修养即打磨，是一种较高的生命境界。置身于嘈杂喧闹的旅途，人心不能不浮躁，不安宁，这是必然的必定的，这是一种无可选择无可逃遁的现实，是此地到彼地的必经之道，但人可以选择沉静——闹中取静，在我则是真读（而不是假读）随身听带的社科书，一下子便在走动喧闹的人群中沉静下来，因为此时此刻，书中展示的精神思辩吸引了我，与我平时所思索的人的问题接上轨，一种收获感充实感充满了自己的心胸。

我在南昌新华书店买下这本《道德》，由于喜爱，在长途汽车行驶途中便开始了阅读。我不愿一目十行，宁愿读得慢，甚至重复读。回家后几天带上它又奔深圳。转眼，5月下旬的一个下午，我又在深圳往家乡的候车室，在等车的几个钟头接着读这本书。

这本书分析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区别十分有趣。托翁在上流家庭舒适环境、稿酬较高的情势下写作，而陀氏在贫困潦倒、稿酬较低，时时还债的平民境况中写作；托翁在世就已获得世界声誉，而陀氏“死后方生”——一百五十年之后，被重新发现，思想家形象及笔下的思想形象仍具巨大的现实意义；狐狸多知而刺猬有一大知——托翁天性是狐狸，却以为自己是刺猬，并努力想做刺猬，而陀氏是想做狐狸的刺猬；陀氏预见到革命，而托翁却为革命所“预见”；陀氏能敏锐地抓住了文化植被被破坏之后人的精神蜕化问题，在白昼的辉煌重归黯淡时，陀氏的思想已在黑暗的背景上闪亮：思想的“对话”比实力的“对阵”更可取，精神的黑暗必须用精神去驱散……

——这类震聋发聩的分析实在是一道道清泉呵。这又使我感悟，作家的地位不是能盖棺而定的，有深度价值的作家生前往往被忽视，但这种作家始终会得到时间的肯定。

旅途中的烦闷何有？在书中与先哲对话和交流实在是别有洞天！

2001.6.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