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有幸参与了国内关于福利国家的辩论。中国是否要以福利国家为样板，已经成为公众关心的热点问题。我之所以参加这场辩论，并非出于对某几个福利国家的倾慕，而是感到福利国家长期以来被流俗的市场经济理论进行了缺席审判。

表面上看，福利国家要求大量的公共开支，鼓励人们呆在家里享受救济而不是出去劳动，高税收降低了经济的竞争力，对劳工过分的保护吓得企业不敢轻易雇佣员工，造成了高失业率等等。但是，尽管几十年来自由市场的信徒对这些说法深信不疑，福利国家的现实却和这些高超的理论无法切合。比如，以北欧为代表的福利国家，在经济上保持着高超的竞争力，甚至生活水平比美国这种自由经济的国家还要高，社会流动更加充分。我曾以美元为单位比较了几个主要发达国家的人均GDP：挪威是十万以上，丹麦、瑞士六万七，瑞典、芬兰、荷兰都五万五上下，奥地利五万二，澳大利亚五万，比利时四万九，法国四万八，加拿大和美国都在四万七的水平，德国是四万六，英国四万五，意大利四万，日本三万八。可见福利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大多比美国高或至少相当。另外，福利国家的平均寿命普遍比美国长，婴儿死亡率比美国低。再看每十万人口中的囚犯数量，美国高居世界第一，达到738人，荷兰128，澳大利亚126，英国124，奥地利105，意大利104，德国95，比利时91，法国85，瑞士83，瑞典82，丹麦77，芬兰75，挪威66，日本62。请注意，在美国一个监狱人口一年花费两万五到三万美元。养这接近六十万囚徒的钱也会算到人均GDP里。囚犯多反映了社会治安状况。拿每十万人口中的凶杀数字比较，美国为5.6，瑞士为2.94，芬兰2.75，瑞典2.39，英国2.03，加拿大1.85，法国1.64，比利时1.5，澳大利亚1.28，意大利1.23，日本1.1（一说0.5），德国0.98，荷兰0.97，奥地利0.81，丹麦0.79，挪威0.78。也就是说，如果你生活在美国的话，大致比生活在福利国家有将近十倍的机会被关进监狱，有三到七倍的机会被凶杀。

如果我们把美国视为自由经济的代表、把欧洲特别是北欧视为福利国家的话，那么不管从哪个角度看，那些“违背市场原则”的福利国家似乎都是个更健康的社会。而且，我们还能从这里看到一个“自由的悖论”：人的出生、长命的自由，免于被囚禁、被凶杀的自由，靠个人努力在社会中晋升的自由等等，都是人最基本的权利。在这方面和福利国家相比，自由经济的美国给人们带来的反而是不自由。

我不想否认自由经济的价值。事实上，所有上述福利国家都是自由经济的国家。当今世界上几乎所有发达国家也都是自由经济的国家。人类历史上还没有比自由经济更有效率的制度。但是，自由经济可以有两种基础，一种是亚当.斯密所谓的“道德情操”，这就使自由经济有了道德的目标。当市场手段无法达到这一目标时，社会就通过其他的手段来修正市场竞争的结果，使市场经济和人类的基本价值观念保持一致。另一种则是狭隘的经济效率。在这种经济中，市场规则压倒了道德情操，似乎什么问题都要用市场来解决。用左翼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对右翼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里德曼的批评来表述，那就是“市场永远都灵，而且只有市场才灵”。这最终使市场偏离了人类的道德目标。

中国的经济发展，应该以前一种有道德目标的市场经济为范本。显然，福利国家属于这样的范本之列。当然，各国经济政治条件不同，不可能彼此照抄。具体地界定哪几个国家是福利国家，也并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澄清福利国家的理想，并以这样的理想指导我们解决中国的具体问题、建立有道德目标的市场经济。

那么，有道德目标的市场经济究竟秉承什么样的原则和理想呢？我不妨用几年前希拉里.克林顿在竞选参议员时的一段讲话来界定：“在我们这样的社会，如果一个人勤奋工作，那么他和他的家庭就应该看得起病，有房子住，有基本的温饱，能让孩子接受良好的教育。”她之所以用“应该”二字，显然是因为美国并没有达到这样的目标，而欧洲的福利国家至少是非常接近这样的目标。事实上，单靠市场的运作，即使在高度富裕的社会也是无法达到这样的目标的。因为市场讲究的是效率，要尽最大可能降低成本。这就使雇主千方百计地压低雇员的工资。而市场天生是动荡的。一旦遇到经济危机，那些最弱势的阶层就会流离失所，在绝望中会接受生存线以下的工资。按照市场规律，越能残酷压低工人的工资的企业就越有竞争优势，最后适者生存的也多是这样的企业。远古时代雅典面对的就是这样的现实：许多雅典的穷人在绝望中把自己卖为奴隶。梭伦改革则是通过政治手段否定了这种卖身为奴的市场契约。美国殖民时代，卖身的契约奴在贫穷的白人中也非常流行。在十九世纪末的镀金时代，工人受工伤后经常立即被解雇，毫无补偿。美国史上很早就有这样的官司。市场派的人总是争论：“工人在接受这一工作时，完全意识到这一工作的危险性。他既然同意了，当然出了事故不能让雇主负责”。即使到现在，美国许多下层劳动阶层（特别是移民阶层），即使非常努力地工作也无法解决温饱问题。他们的低工资完全是市场竞争的理性结果。

当一个社会容忍市场竞争导致一个努力工作的人无法为其家庭提供基本的温饱时，这个社会就开始了对这个人的奴役。如果对此不加以修正，那么市场经济就可能变为“通向奴役之路”。换句话说，“血汗工厂”在现代经济中之所以屡禁不止，就在于其非常合乎市场规律。历史不断地证明，市场竞争完全有能力把劳工的工资降到生存线以下，和奴隶没有本质区别。美国早期劳工运动中的一些诉讼，就有类似的理论：工人的工作时间超长、工资过低，自己的身体就成为一个不属于自己的生理存在。这使一个自由人和黑奴几无二致。如果市场本身不能对此修正的话，就必须用政治手段或社会手段进行修正。也正因为如此，在当今的发达国家中，没有一个是完全靠市场竞争发展起来的。

中国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伟大成就。这种转型，是在政府从许多社会经济领域退出的前提下完成的。考虑到历史上绝对政治权力的肆虐，许多市场派人士对用政府权力修正市场竞争的结果疑虑重重。笔者也不例外。但是，我们必须意识到：中国的市场经济是在高度的权力（权利）不均衡的政治架构中展开的。这样“自由”竞争，可能创造扭曲的市场上的绝对权力，背离我们的价值观念，必须不断地对其结果进行修正。

最近关于廉租房的事情就是很好的一例。声称“不给穷人盖房”的任志强先生，在为他七百多万的年薪辩护时娴熟地运用市场竞争的理论，证明他可能有收入更多的高就。这在中国式的市场经济中，是完全“正常”的、可信的。但是，真正在建筑工地夜以继日干活的民工，其收入也许仅能住进廉租房。而任先生的朋友茅于轼则呼吁：这样的廉租房不应该修私人厕所。按市场经济竞争的理论，这确实也是合情合理的。但是，这是否符合我们的道德情操呢？是否需要根据我们的价值观念加以修正呢？

笔者反复强调，为中国这四分之一的经济起飞立下首功的，是那些只能住廉租房甚至连廉租房也住不进去的民工。那么他们一手创造的经济奇迹带来了什么结果呢？是他们可望而不可即的财富：中国目前拥有可投资资产在800万—1000万元的富翁达到了30万人，个人持有可投资资产达1亿元以上的接近1万人。再说经济条件太差、无法照顾弱势阶层，已经说不过去了。中国的发展目标，首先是让所有努力工作的人能住上带卫生间的房子、有温饱、有医疗服务、子弟受到良好的教育。这是政府对其公民的基本义务。当市场竞争达不到这样的目标时，政府就必须承担起责任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