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大师”文怀沙的偶像刚刚倒掉，文化名人黄苗子的告密丑闻再度惊动文化学术界。文的丑闻比较卑下，但那终究是人性固有的弱点，只是贪一点便宜而已。黄的丑闻却是二十世纪的特产，这丑闻背后知识分子的特殊心智曾经给整个世界带来巨大灾难。

有人为黄苗子辩护说，是世道败坏了人心。乍一看，蛮有道理。看起来蛮有文化的人怎么会作出那么坏的事情？问题是，这世道又是谁败坏的？世间是由人组成的，世道的败坏，除了人心的败坏，还能怪谁？在二十世纪的中国，这个败坏者首先就是那些以启蒙自许的知识分子。因为，这是一个知识分子的世纪。正是知识分子的“道德反转”（moral inversion），导致二十世纪中国的巨大灾难，知识分子也被自己酿成的灾难吞噬。

“道德反转”这个概念是当代重要的思想人物迈克尔•波拉尼（Michael Polanyi，1891-1976年）提出的。他是二十世纪的天才：他对自然科学有精深研究，有人曾说，他之所以没有获得诺贝尔奖，仅仅因为诺贝尔奖委员会不知道该给他发物理学奖还是化学奖。他又具有哲学头脑，从科学研究的经验中发展出了一套科学哲学和广义的认识论学说，“默会知识”、“个人知识”等概念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哲学讨论的话语体系。由此，他又进一步关心科学与社会、政府的关系和知识分子的社会功能，进而讨论到自由与传统的关系，论证了计划经济体制的不可能性，并提出具有更广泛解释力的多中心秩序、自发秩序理论。

波拉尼的很多政治、社会思考源于其对苏联科学、社会、政治状况的洞察。他认为，这场革命及其建立起来的秩序，是法国式启蒙运动的必然结果。借由这一洞见，他对启蒙以来现代思想的黑暗面进行了深入剖析。

启蒙运动高扬理性，由此它释放出了两个相反而又融为一体的力量：怀疑主义与“人道情感的新浪潮”或者说“慷慨的希望”。既然人具有高超的理性，那他就可借由理性重新全盘设计构造新秩序，让自己进入永恒幸福状态。他也有权利怀疑一切既有的信念、制度、文化。

经过理性的审查之后，启蒙者宣告，既有的道德规范是腐朽的，人们基于此一道德规范体系而形成、反过来又支持着这一道德规范体系之正常运转的道德感是虚伪的，由此规范及其他社会制度支持的社会秩序是落后的，由此规范及诸多制度支配的人是愚昧无知的。在启蒙者笔下，旧秩序中人物——不论其为教士、还是贵族、或者是商人——的最大之恶就是“虚伪”、“伪善”，他们也最喜欢对此予以揭露。他们把揭穿这一道德规范体系和种种社会制度的虚伪、摆脱其束缚的败德行为，说成是“真正的”道德。

这就是“道德的反转”。古人早就说过，道德教化的目的是“化性起伪”。道德就是要抑制人的本能，使之文明地过一种社会性生活。如果一个人一辈子都在虚伪，那他就是道德的。启蒙者则坚决抛弃这种“虚伪”，回到真正的道德——其实就是无道德的自然肉体状态。

卢梭的《忏悔录》就是这种道德反转的典范。在奥故斯丁的《忏悔录》中，人们读到的是作者面对绝对的道德戒律对自己曾经的肉欲的忏悔，卢梭在他的书中却炫耀他的种种败德行为。在他看来，传统的道德本身是虚伪的，而他的败德行为是对这种陈腐的、不人道的道德的超越。

这样的心智影响深远，此后，无数现代知识分子都在炫耀自己的败德行为，尤其是法国，盛产这类知识分子。这类知识分子在中国也有很多粉丝。比如，“范跑跑”先生就把自己的不道德、反道德的主张，描画成“真正的”道德，并声称那些要求他尽到教师职责的人是虚伪的。

这些追求“真正的”道德的启蒙知识分子当然不满足于只是怀疑、揭穿。他们进而要求在社会生活中确立这种道德的支配性地位。为此，就应当摧毁传统秩序，包括支持这种秩序的传统道德。要进入永恒幸福状态，人类就必须这样做。

这样的心智是史无前例的。在此之前，社会并非没有变化，但人们“普遍接受作为社会之根基的既有习惯与法律”。启蒙运动则把“刻意地追求不受限制的社会进步上升为一项支配性原则”。人们超越既有的道德、法律，以自己理性所构想、乃至幻想的社会变革方案全盘设计、改造社会。为此，不惜诉诸不受限制的暴力。这就是法国大革命中大规模破坏、杀戮的精神驱动力。

这种理论后来走向极端。第一步，道德被还原为经济的必然性。道德不过是人们经济地位和权力的一种反映，因而，道德根本就是虚无的。波拉尼用“虚无主义”来描述这种倾向。第二步，“历史”神秘地登场。历史在进步，用自己的道德全盘替换与旧的生产力相适应、支持原有统治阶级之统治权的道德，乃是革命的进步阶级的历史使命。自觉地承担起这种使命，是最高的道德义务。

为履行这种义务就必须十分地讲究道德，但这已是另一套革命的道德，与传统道德恰成对比。传统道德教人虚伪，真正的道德却是放纵激情。激进知识分子公然地、自豪地宣布自己不受任何传统道德节制。革命者以残酷和本能的释放，表达所谓的“真正的”道德感。传统道德旨在维护亲情，革命者则相信，为了革命的目标，必须六亲不认，这才是真正的最高的道德。传统道德属于“温情主义”，按此行事只能表明当事人缺乏历史责任感。

如此反转了的道德观，就是启蒙了现代各国革命者和知识分子群体的支配性规范。告密乃是高尚的行为，革命群体内部不断地相互清洗，也是保持道德纯洁的基本制度安排。在革命者看来，亲手杀死自己的亲人是革命者私德的最高境界，成群消灭阶级敌人则是革命公德的最高境界。这个群体摧毁旧世界的力量，也正在于这种“不加掩饰的无情”。

正是这种道德反转，催生了英国的韦伯夫妇、法国的萨特、美国的乔姆斯基之流的人物。从他们的著述中，人们能够感受到强烈的道德感，但正是这种道德感引导他们迷恋杀戮，崇敬杀戮者。

当然，这样的道德反转也可以解释现代中国的诸多重大现象。黄苗子等人就是道德反转的制造者和信奉者。反转了的道德观促使黄苗子等人积极主动地告密，他们相信自己正在从事一件高尚的工作。

聂绀弩同样生活在这样的特殊群体中，因而他也完全可以理解黄等人告密的动机，他甚至可能也承认，这确实是一种高尚的行为。恐怕正因为此，聂以及大量被害者后来很容易就原谅了害人者。因为他们本来从事过共同的事业，具有共同的心智，即共同信奉那种“反转的道德”。这种心智让他们乐此不疲地相互告密、自相残杀，直到所有人都丧失了传统伦理学所谈论的尊严。这个时候，他们就疲惫了、消停了，一个奇异的时代也就结束了。

悲剧总是引人同情，但是，这些悲剧的主角在思考自己命运时，也许根本就没有“受害”、“害人”之类的念头。这些是后人作为旁观者所使用的概念，在传统道德的范畴内的概念，而那些告密者、被告密者却早就相信，自己已经超越了这种庸俗的道德概念。使用这些概念讨论他们的命运，很可能只会招徕他们的窃笑，反而显得同情者的灵魂十分卑下与庸俗，不能理解他们与宏大的历史进程融为一体时——哪怕是通过告密——的那种伟大与高尚。

因此，对黄、聂等人的同情是廉价的，甚至是后人的自作多情。重要的是反思，反思启蒙的黑暗面，警惕现代性背后吞噬文明乃至生命的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