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的王帅案和内蒙的吴保全案出来之后，我的第一反应，是文字狱。但仔细想想，这种事情，跟古代的文字狱，还是有点不一样。古代的文字狱，一般为最高统治者发动，目的是力求思想和舆论的一致。显然，大力度追索和迫害王帅和吴保全的人，没有这样高境界的追求，他们所要的，第一是信息不能外泄，第二是维持治理者的尊严，不容犯上作乱。从某种迹象上看，第一点的需求极其迫切。必须承认，我们的地方官员已经有所进步，治下臣民如果喝醉了，私下骂骂领导，多半不会招致领导的追究，只要不指着领导鼻子，公开挑衅，听见了装作没听见，也是有可能的。动用警力千里追索王帅，指使司法机关给吴保全判刑，上诉之后居然加刑，如此大动干戈，杀鸡用牛刀，无非是要在尽快的时间内，堵上信息外泄的窟窿，杀一儆百，防止治下臣民有样学样。
说起来，我们的官员，一般来说，面皮都比较薄，听不得不同意见，尤其是这种意见在公开场合发表，无论如何都会脸红心跳，进而怒不可遏，跳到半空，也不是不可能的。但如果这样意见来自外部，来自媒体，怒则怒矣，但也无可奈何，抓记者的事，固然也有者敢于尝试，但毕竟风险比较大，所以，大多数官员，只在加强防范上下功夫，防火防盗，防记者，重点是防记者。防、堵、围、缠，无所不用其极，有的地方，据说有全套的应对记者的政府预案，一有大事，立即启动，构筑全境上下立体的防御体系，让所有来犯的记者，扫数铩羽而归。
如果说，对于外来的人，虽怒，但还有点无可奈何的话，那么，对于治下的人出来爆料，则一定痛恨异常，恨到牙根痒痒。很多的官员都有这样一个共识，内部的事，只能内部解决，内部不给解决，也必须等待内部解决，把问题捅到外面去，就是大逆不道，就是叛逆。因此，对于这样叛逆，无论下多重的重手，都是合乎情理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得罪一个领导，等于得罪所有的领导。
美国学者孔飞力有本关于中国历史的研究著作《叫魂》，里面说到一个道理，说是在帝制的中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实质上就是信息控制的关系，皇帝想要知道地方的一切，而地方官则尽力不让皇帝知道一切，在上面的担心下面欺瞒，在下面的害怕自己那点不合规矩的事让上面知道，后果不堪。这样的信息控制战争，未必在今天就没有。对于一个唯有上级才可能福之祸之的行政体系，无论自己干了些什么，只要能把上级瞒住，一切就等于没发生。官僚机构，本身就是金字塔，上小下大，瞒住上级，具有可操作性，即使有人外露消息，只要控制及时，局面就不至于失控。我们看到，在王帅事件被媒体披露之前，吴保全已经被判刑，类似的事件，还有若干，内部人的消息外泄，总的来说，还是能被控制的，因此必须下功夫控制，内部人的这种“反叛”行为，是行政官僚最担心的，因为，人人都知道，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如果不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控制住内部，一旦所有人都有这种“异动”，自己所做的一切都将暴露在阳光下，上级自然什么都知道了，自己的乌纱帽也就保不住了。
在这样的体系里，身正不怕影子歪的说法，是没有市场的，凡是强力控制内部舆论的人，都意味着个中的猫腻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在某个范围内，几乎是公开的，所要瞒的，只是他们的上级。真正要实现政务的公开，首先要改革这种只对上负责的体制，落实体制、社会和舆论的三种监督，从体制改革入手，让人权行动计划落到实处，否则，王帅和吴保全的故事，就还可能重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