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祸，又称文字狱、文案，因文字得祸而入狱也。文祸，它是权势的伴生物，像幽灵一样，在权势者身边，随影而行，随时置文人于死地。“弄文罹文网，抗世违世情，积毀可销骨，空留纸上声。” 鲁迅先生这首小诗，包含了文祸的全部内涵。事实上，统治者不但把文人“积毀销骨” ，他们也采取禁毁，不准“空留纸上声” 。但统治者万万没想到的是“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从古至今，读书人不造反，而造反者从来不读书。扼杀知识，扼杀文化，这样的国家也就离灭亡不远了。
文祸形成及特点
人类进入文明社会，就有自由言说、用文字表达思想的“天赋人权”。只是到了阶级社会才有了文祸。上古时代言论还是自由的，《大戴礼•保傅》云：“忠谏者，谓之诽谤。”《淮南子•主术训注》说：“书其善否于华表木也。”《古今注》：“程雅问曰：‘尧设诽谤之木，何也？’答曰：‘今之华木也，以横木柱头，状如花也，形如桔棒，大路交衢悉施焉。或谓之表木，以表王者纳谏也，亦以表识衢路。’”华表，亦诽谤木也。华，花也，亦为话；表，将话表达出来也。尧舜时代，政治开明，“求言”于民。于是在交通要道上树立“诽谤木”，鼓励天下人在木牌上刻写对君王的批评意见，议论是非，指责过失，让人“诽谤”。可见，唐尧其开放度量。这种民众享有“谤王”的政治权利，真让炎黄子孙高兴一阵子！“诽谤木”成了“出气阀”，可以想象，生在那时的先民，不管是达官贵人，还是平民百姓，凡对国家朝政，君王得失，都可嬉笑怒骂地在“诽谤木”上说上几句，一吐心中之块垒，岂不快哉！后来，那个战国时的齐王还下令：“群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过者，受上赏；上书谏寡人者，受中赏；能谤讥于市朝，闻寡人之耳者，受下赏。”咱们的先王太伟大了，因为，腓特烈大帝为了鼓吹法治，鼓励人民去告他；杰佛逊总统为了鼓吹民主，纵容政敌去骂他；还有一些国家在报刊上骂自己的总统总理，甚至画漫画、编电影来“诽谤”，都是跟俺们先王学的！
到了春秋战国时，周厉王暴虐，但国人仍有“谤王”的权利。当时周厉王的大臣邵公对周厉王说：民众己经受不住你的暴虐了，不听话了。周厉王听了十分恼火，找来一个巫者，让他去监督查处那些敢于“谤王”的人，发现了就抓来杀掉。果然，国人只能侧目而视，不敢再批评指责厉王了。周厉王很高兴，告诉邵公说，我已消除了诽谤了，国人不敢批评指责我了。邵公说：“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朦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民之有口，犹土之有山川也，财用于是乎出；犹其原隰之有衍沃也，衣食于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政于是乎兴，行善而备败，其所以阜财用、衣食者也。夫民之虑于心而宣之于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与能几何？”邵公这段话，讲透了一个“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的道理。国君当通过各种渠道来倾听舆论改善政治，而不应该用杀人的办法使民众敢怒不敢言，那会出大乱子的。中国古代在倾听舆论，广开言路上，能达到如此高的认识水平，是我们后人引以为骄傲的。比时下这不准、那不可的封杀要高出几千倍！
不过，邵公呼吁言论自由、放开舆论的话，并没有起作用，“王不听，于是国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于彘。”到了秦代，秦始皇可不听“妖言”、“诽谤”了，他“焚书坑儒”，并除去“诽谤木”。“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诽谤者族，偶语者弃市”。虽然汉时恢复了“诽谤木”，但己不是原来意义上的“诽谤木”了。而变成了宫殿、城门口，甚至皇陵上的雕龙刻云，高耸云霄的擎天大柱了。老百姓怎敢“诽谤”，只有匍匐华表之下，三呼万岁的份了。而“诽谤”一词也由原来意义的议政、提意见，变成了“造谣中伤，无中生有”的“诽谤罪”了。于是，文祸从此不绝如缕，一件比一件惨绝人寰。“诽谤木”早已演变为高耸入云的华表，“它是一种沦落的象征，一种失传了的言论道具，它是中国的眼泪，中国人的十字架。”（李敖语）但“诽谤罪”依然没有消失，不时地出现，至今，以诗文短信治“诽谤罪”屡屡发生，这不能不让人感叹万千！
中国文祸，可谓源远流长，可上溯三千年。禹建立了夏王朝，成了专制君主后，“致群臣于会稽山，防风氏后至，杀而戮之。” 防风氏开会迟到，禹认为是蔑视大禹权威的表现，为了保持思想、行动上的统一，禹诛杀了防风氏，大禹时代已经为翦除思想行为上的异己而大开杀戒了。《左传•昭公六年》载：“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史记•夏本纪》载：“皋陶于是敬禹之德，令民皆则禹，不如言，刑从之。” 就是要百姓都听从禹，如不服从，有异言乱政，便用刑法对付。可见在大禹时代就有文祸思想罪了。到了夏桀时，他制造的关龙逢一案。夏朝末代皇帝桀是个昏君、暴君。史称：“桀为酒池，可以运舟，糟丘足以望十里，而牛饮者三千人。关龙逢进谏曰：”为人君身行礼仪，爱民节财，故国安而身寿也。今君用财若无尽，杀人若恐弗胜，君若弗革，天殃必降而诛必至矣。君其革之。“立而不去朝。桀囚而杀之。春秋战国时代，虽说是百家争鸣，合纵连橫，但在征战杀伐之中，以文字杀人之事，也是有的。公元前548年（鲁襄公二十五年），齐大夫崔抒杀死了齐君，太史官如实记载：“崔抒杀其君。” 握有生杀大权的崔抒哪里能容得下这样的文字，一怒之下就把太史杀了。继任太史是前太史的兄弟，他像他哥哥那样秉笔直书，其结果也像他哥哥那样被杀了。第三位史官是太史家族中最后一名男儿，他依旧写道：“崔抒杀其君。” 这样一来，崔抒害怕了，不敢再滥施淫威。一位在野的南史氏听说京城里几位史官相继被杀，便拿出竹简来都城书史，半道上听说史已修成，这才转身回家。从此，中国－部二十五史，文祸何其多，尽人皆知，稍有文化的人都能略数几例。文祸之害，一直延续三千年。
中国历史上首次明确论证要动用国家机器来对付文人的是韩非。他说齐东海上有狂矞、华士二文人，“私者，所以乱法也。而士有二心私学，岩居穴处，托伏深虑，细者惑下。”“凡乱上反世者，常士有二心私学者也。……上不禁塞，又从而尊之，是教下不听上，不从法也。” 韩非认为文人的独立人格、异端思想都是专制统治所不容的，前者是不为君用的独立罪，后者是二心私学的思想罪。二者任有其一，都该杀。韩非首创的以思想罪、独立罪杀文人得到韩非精神后裔的传承，秦王读了韩非的书后，对韩非的才华大为赞赏，击案称绝，感叹道：“寡人得此人与之游，死无恨矣！”历代的统治者都用此法对付文人，制造文祸。
历代帝王为了巩固统治，制造了“君权神授”、“天子”、“龙种”的神话，配之以“三纲六纪”、“纲常名教，君道臣节”、“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法纪，建立了一整套驯民术。把一人之意志，一人之好恶强加于全社会，以一人之大脑取代万人之大脑，以一人之言代天下人之言，以一人的自由否定所有人的自由，以一人的理想消灭其它一切思想。他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却不受任何法纪所约束，“君叫臣死臣不敢不死”，“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于是，统治者高悬霸王鞭就可以牧民了。于是，君权统治下的臣民就服服贴贴受君王摆布了。
但是，无论怎样编造神话，帝王也不过是肉胎而生的凡人，如果帝王权力没有监督，也会变成魔鬼甚至魔王，天子之怒，伏尸百里，流血千里。而对文人更是随心所欲制造文祸，这在几千年中国历史上简直数不胜计。
中国文祸，概而言之，有几个主要特点：
其一，中国文祸，是权势者发动的，它是强权政治的产物，总是和政治斗争紧密结合起来的。封建君主专制是我国封建社会的基本政体，纵观我国封建社会封建君主专制的演变，大体可划分为两个发展阶段和两种形式。从秦到元，是有宰相制的君主专制，而明清时期，则是无宰相制的君主专制，面对封建末世复杂的社会矛盾，封建统治者为维护统治，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这时期的突出特点就是极大地强化了君权。丞相的废除和军机处的设置，消除了相权对皇权的分割，大大加强了君主对中央的控制；明代三司和清代地方督抚的设立，大大加强了皇帝对地方的控制；八股取士和文字狱的实行，强化了对人们思想的控制；厂卫、文化审查机构的设置，则大大加强了皇帝对官吏和人民的控制和镇压。这些表明，明清时期的君主专制统治得到了空前强化。以文化高压政策钳制文人的思想，阻塞进步思维和禁绝不利于封建专制统治的言论，可以加强以君权为主的封建专制集权。统治者以文字狱的方式迫使士人、官员、百姓人人自危，明哲保身。因为“祸从口出”、灾自笔下来，谁还敢“谤毁”朝政、直谏君主呢？这样，人民俯首帖耳，甘为奴才，君主的权力自然登峰造极，专制集权制度“固若金汤”。 从思想上严密控制知识分子。造成了社会恐怖，摧残了许多人才，许多知识分子不敢过问政事，从而禁锢了思想，严重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其二，中国文祸，屠杀的对象虽然是手无寸铁的文人，但文人自有威武不能屈的风骨和前仆后继的韧劲，暴虐一时的文祸，最终不能完全扼杀中国优秀文化精英，“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 。正是有这些文化精英，中国优秀文化才不至于泯灭，文化薪火才未熄灭，才有一群以血泪蘸笔，铮铮铁骨，真正称得上文人的人，直书亘古不移的国家情怀和人文理想，他们前仆后继，以苦难、良知、正义和呐喊，构成一幅壮美的长卷，才不使历史失色。
其三，中国文祸，虽然是权势者发动的，勿庸讳言，其间总少不了文人的作用。或为告密，或为揭发，或为莫须有罗置罪名，或为上纲上线置人死地，或以反戈一击而自保。从唐时武则天发明告密后，一直延续到文化大革命，检举告密反目同事，太多了。胡风反革命集团案，舒芜献私信构筑“反革命材料”，卖友求荣；黄苗子告密聂绀弩，冯亦代卧底章伯钧。其结果，我剃人头，人亦剃我头。
其四，文祸总是首先确立思想罪、恶攻罪、颠覆罪。历来统治者为什么喜欢孔子？就是他为统治者制定了思想罪。“巧言破律，遁名改作，执左道与乱政者，杀；作淫声，造异服，设奇器以荡上心者，杀；行伪而坚，言诈而变，学非而博，顺非而泽，以惑众者，杀；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者，杀。” 而孔子删定诗三百，这本身就是一场文字上的清査和思想上的审查。孔子虽然制定了思想惩处条例四则，但他手中没有权柄，没有生杀大权。到了秦始皇时代，可就对文人大开征讨清洗杀戮了。这就是大家熟知的焚书坑儒这个中国头号文字狱。秦始皇三十四年，秦始皇下诏：天下所有的“诗、书、百家语者” ，都要交地方官那儿烧掉；胆敢偷偷议论诗书的弃市；敢“以古非今者，族”：官员知情不报者，以同犯论处；令下三十日不肯烧书者，罚筑长城四年。始皇三十五年，秦始皇开始坑儒。四百六十余名儒生被坑杀于咸阳。秦始皇焚书的目的，是统制思想，确立他的“定一尊”的思想，让亿万人民喊他“万岁万岁万万岁！” 他好“一世二世百世万世” 永世统治。坑儒的目的是维护权威，禁止对帝王的专制统治说三道四，让天下文人永远闭上乌鸦嘴，要张嘴只能唱红歌。然而，焚书三年后，秦始皇死了。坑儒五年后，秦帝国就灭亡了。
其五，文祸范围之广。文祸 “文字”可谓千奇百怪，无奇不有。最常见的“文字”是诗，此类冤案也称“诗案”、“诗祸”。历史上最有名的诗案，当属“乌台诗案” 。其次常见的“文字”是文章。文章汇集成书，就是文集。因文集、专著中某一篇文章或几篇文章而遭遇文祸，在清代不胜枚举，其中比较著名的案例是康熙后期的戴名世《南山集》案。另一种比较容易惹祸的“文字”是史书，此类案件也称为“史案”、“史祸”、“史狱”。历史上较早的比较典型的“史案”是北魏的崔浩在写北魏拓跋氏开国史时，揭露其野蛮杀戮行径，结果被认为“暴扬国恶”，其本人及姻亲皆被夷灭五族。康熙年间的庄氏《明史》案即是因修史书而起。诗文、史著成为“文祸”的主角。中国古人讲诗以言志、文以载道，而读书人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所谓的“志”、“道”很难脱离政治，诗、文既要承担言志、载道的重任，也就不可能不涉政治。然而政治险恶，所以需以隐讳的方式去谈，同时也养成了中国古人从诗文中揣测深层意蕴的习惯。这种习惯的恶性发展，很容易就演变成文祸。史学方面，中国古代另有一种秉笔直书的传统，而当权者往往不希望真相被公开、丑行被公布，秉笔直书让其丢脸，犯其禁忌，也很容易发展成文祸。其他各种各样的“文字”也发展成文字狱就是刻意诛求了。比如中国古代皇帝的生日称为万寿，有资格的官员要向皇帝进呈贺表，以祝皇帝生日快乐，这种贺表自然只会说好话而不会说坏话的，但朱元璋却认为贺表中本是称颂统治者的套话，很多人无意中用了这个词，稀里糊涂遭遇文字狱，丢了脑袋。清代被打成文字狱的“文字”还有试题、日记、奏稿、榜文、表文、家规、宗谱、县志、碑文、墓志、匾额、呈词、字帖、字典、木戳等，甚至词或音同，或意似，几乎凡是能够想到的“文字”都可能构成文祸，可见文网之密。只要是笔头下写出来的文字都可以作为文字狱的罪证。大则几十本的专门著作，文集诗集；小则一篇短文，一首诗，一封书信；甚或一二句诗的断句，一二句写下来的言语。自己作的，传抄别人的，以至传抄古人的，一经挑剔，决不容你摆脱。发展到后来，戏曲、音乐、绘画，以至于刻图章等等，凡是与文字有关的，也都列入文字狱的罗网了。
其六，文祸手法多样。统治者为了制造文祸，通常运用的手法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精心炮制、强词夺理、牵强附会、肆意歪曲、望风捕影、剪头去尾、断章取义、移花接木、张冠李戴、制造伪证、阳谋、引蛇出洞、鸡蛋里挑骨头、莫须有、曲解原意、无限引申、无限上纲、罗织罪名等，这在历代文祸中常见的。 “欲加之罪，何患无词”。一个“明”字，一个“清”字，都不能随便使用，徐述夔《一柱楼诗集》里有“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之句；胡中藻《坚磨生诗钞》里有“一把心肠论浊清”之句，这些都是死罪。事例太多，无从列举了。 深文周纳，吹毛求疵。清代雍正时期，有人在文字中写了“维民所止”，这原是句成语，不料雍正勃然大怒，说“维止”二字是把雍正砍了头。所以吕留良留下一部《维止录》尽管是在此以前的事，凭这个书名就非得把他鞭尸不可了。
其七，文祸处置手段极其惨烈残酷：被逮捕，被抄家，坐监牢，终身监禁，流放边荒，充军为奴；大多是杀头处绞、碎剐凌迟、挖肾断喉、挖坟戮尸，五马分尸、剁为肉酱、坑杀焚书等等。如果人已经死了，还免不得从坟墓里刨取棺木，拖出尸身，磔碎焚烧。而且一人得祸，株连九族，灭门绝户。文字狱一构成，就意味着血淋淋的一场杀家的惨祸。所以一人被捕，常常举家自杀，以免受辱而终难逃一死。帝王们拿士大夫开刀，为的“杀鸡吓猴子”，迫使全体臣民慑服。每一文祸的构成，文案几乎全部是冤案、假案、错案。
文祸与专制
文祸与专制制度是紧密相连，是专制的衍生物。可以说只要专制存在就会有文祸。它的产生非常简单。统治者内心有潜在罪恶感和自卑感时，就产生強烈地报复行动，为了维护他的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力，统治者就把文祸当作合法的谋杀手段，成为镇压文人的血腥工具，历代王朝几乎都有文祸，只不过是政治开明时，统治者对文人宽容些，文祸相对少些。中国汉代唐代宋代政治较清明，对文人持宽容态度。
汉代，在汉惠帝、文帝、景帝三朝，由于暴秦的杀伐、苛法、苦役、重负闹得人口锐减、民穷财尽，汉朝就实行了道家的“无为而治”的仁政，让老百姓修养、生息、恢复和发展生产。“无为”，是人治的无为和法治的有为。惠帝废除了“挟书律”，即：不许民间挟书、藏书；文帝二年，开言路，废除诽谤妖言之罪，这同近现代的“言论自由”有些类似。从西汉高祖到惠、文、景帝，政风宽大，绝不奴役和掠夺人民，不事扰民，让人民在法律范围之内休养生息，享有较多的自由。五十年以民为本的仁政，为西汉培养了雄厚的国力，才产生了汉武帝和汉宣帝由“无为”到“大有为”的时代。东汉光武帝也是一个以民为本，关心人民疾苦的皇帝。他自己是有知识的太学生，即位以后，以仁爱、忠恕的儒学治国，明帝、章帝继续大兴学校，以儒术治国，并从西域引进佛教，以致风俗醇厚，天下太平。史称“明章之治”。他允许人民有说话的自由，也有不说话的自由，有从政做官的自由。也有不臣、不仕的自由。他尊重严光、周党等“不臣”之士，倡导独立人格和高尚气节，其影响所及，东汉二百年间特立独行、重节义轻生死之士，不绝于书，直到汉末“党锢之狱 ”中，富有独立人格和殉道精神的知识分子数以千计。汉哀帝要杀弹劾权臣的著名知识分子鲍宣，引起中国第一次学生运动，即1000多太学生伏阙上书，为鲍宣鸣不平。汉哀帝不仅没有降罪，还采纳了太学生们的意见。
唐朝，是中国史上文化、政治、经济最发达的一朝，也是拥有言论自由的朝代。后人称之为“盛世”，实在是名副其实，所谓盛世，不单是社会安稳，物质丰富，百姓衣食无缺，更主要的是百姓言论自由，可以说它是一个盛世应该具备的基本素质。唐朝人虽然有不少文字上和语言上忌讳，但忌讳的范围以私人之间为主，一般的，可以放言无忌。唐王朝从来没有迫害过知识分子，更没有由中央政权发布命令、制定政策和统一组织对知识分子的迫害、围剿，这从唐朝诗歌空前繁荣，从唐朝诗人所处的宽松政治环境和创作自由程度可以证明。唐人作诗作文批评皇帝、嘲讽贵妃，拿皇帝的故事作诗作文，甚至讲得很不堪，亦不会遭祸。李白感叹自己一生怀才不遇，报国无门，其大量诗作抒发了这种苦闷，强烈表达了对现实的不满和不与现实合作的态度。李白赶上了好时代，生逢其时才能“天生我才必有用”，其诗人才华得到了充分的淋漓尽致的发挥。他对现实发泄了那么多强烈的不满，唐朝统治者却一点也没有追究他的责任，更没有把他打成什么“分子”。正是宽松的政治环境促成和造就了李白这个天才诗人。杜甫被称为“诗圣”，其作品因为真实而深刻地反映了现实而被称为“诗史”。他的诗揭露了现实的诸多不合理不公正，把批评批判的矛头指向官府和官吏的残暴，直指最高当局。唐朝开元年间，应该说是很辉煌的盛世，可是杜甫，却与主旋律相悖的很不和谐的声音。面对“大好形势”，本应歌功颂德，他却不仅唱出了“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的反调，控诉社会不公的悲惨世道的最典型最响亮的呼叫：“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却不但未被追究任何责任，还成了被人敬仰的大诗人，可见唐朝言论的自由程度。白居易的“讽喻诗”深刻揭露和大胆抨击了社会的不公正，批评朝廷政策的弊端。指名道姓地批评唐玄宗贪好女色、用人唯亲、不理朝政并终了导致了“安史之乱”。这要是在严酷的“文字狱”下的清代，还不个个“磔”死！但白居易却安然无恙，当时的皇帝十分开明和宽容地对待诗人这样放肆批评先帝，这在历朝历代也是罕见的。在武则天以外的盛唐，下情上述比较通畅，没有以言获罪的知识分子。整个唐朝，有记载的只有一起文字狱。那是在唐高宗发动对高丽的一次战争前，有个叫元万倾的诗人，写了一首诗给高丽人打招呼：唐军将要来犯，赶快备守鸭绿江天险。结果唐军江边而退。元万顷此举，实为叛国叛军，罪不容恕。唐高宗却没有要他的脑袋来平息众怒，只是把他充军到岭南了事。不久，居然又把他招回来，封给他一个著作郎的官职。与清朝皇帝比起来，唐代君主们有着何等雍容雅致的气度！唐朝是自信而更气度恢宏，胸怀宽广。说话较可随便些，纵说话不当，得罪了皇帝，像孟浩然因“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而触怒了唐玄宗，终无大灾祸，不做官罢了，乐得个“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优哉悠哉！皇帝并没有制造文字狱，把他们捉进大牢，文人们相安无事，高枕无忧，该写诗的继续写诗，该喝酒时喝酒。盛唐的文化也达到中国古代的顶峰。诗仙李白、诗圣杜甫，画圣吴道子，草圣张旭，还有颜真卿、柳公权、欧阳询、褚遂良等第一流的书法家，李龟年等第一流的乐师，宇文恺等第一流的建筑师，刘知几、杜佑等第一流的史学家，玄奘等第一流的佛学家、翻译家和旅行家，还有在敦煌、龙门、大同留下他们杰作的佚名的第一流雕塑家和壁画家，都出在这个辉煌的时代。
北宋在一百年里，虽也有文祸，但在处置上仅是贬谪、流放，五个姓赵的皇帝竟不曾砍过一个文人的脑袋。宋太祖曾对儿孙立下两条死规矩：“一、言者无罪；二、不杀大臣。”结社、组团、游行……这些在现在看来都比较敏感的事情，在宋朝已经是司空见惯了。民众广泛组织各种团体维护自己的合法利益，学生公然到街上游行，抨击朝政。公民社会初步形成。宋朝已经出现了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的雏形。弹劾权臣的事儿屡见不鲜，甚至连皇帝颁发的圣旨都曾经被谏官驳回。有一年，宋仁宗想扩建一下皇宫，于是派人去和皇宫北面的居民协商。堂堂皇宫想找臣民要一块地皮，进行公益性基础工程建设，拉动GDP增长，居然还要跟他们商量，让人大跌眼镜。意外的是，那边的 “钉子户”， 居然不允许。这样就僵持住了——按照常理，接下来就应该是官府发布拆迁公告，聘请拆迁高手，浩浩荡荡的跟在推土机后面开进拆迁现场。但是，宋朝没有强制拆迁这一说法的，这一幕没有发生，皇宫的人退步了，宋仁宗也居然就此作罢——这放在任何一个朝代都是不可想象的。宋朝的科举制度被西方人称之为中国的第五大发明。不论是农民还是富家子弟，官僚后代，一律凭自己旳真才实学参加考试，才能进入政坛。国家有国立大学，各州县有很多学校，民间有私立大学，免费实行义务教育。有国家州府图书馆，向人民开放。印刷出版和书籍发行业也发展起来。宋朝成为当时世界上文化普及程度最高人民文化水准最高的国家。民间学术思潮异常活跃，连皇帝都给民间书院题写院名。这是一个群星璀璨的时代，范仲淹、包拯、苏轼、王安石、司马光、柳永、辛弃疾……所诞生的伟大人物，比之前、之后所有封建朝代加起来的数量都还多得多。唐宋八大家，宋朝就占了六家。宋词是中国文学艺术的又一个高峰，使宋朝成为一个歌声遍地的国度。绘画艺术、工艺美术、舞蹈艺术等，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发明有一半以上都出现在宋朝，如火药、指南针、活字印刷术、纸币、垂线纺织、瓷器工艺、丝绸、茶叶、冰激凌、面条等等。还有航海、造船、医药、农业等领域的科技水平也达到了前所未有，后难比及的高度。南宋数学家秦九韶在1247年就已经发现一元三次方程的求根公式，欧洲人在400多年后才发现，但在中国的课本上这个公式仍是以那个欧洲人的名字来命名的。显而易见，一个时代开放言论自由对经济文化社会发展，是多么重要。所以，西哲说，如果让我挑选，我宁愿生活一个言论自由的国家，而不愿生活在一个专制而繁荣的国家。言论自由，人们心情舒畅自由表达思想，就能创造出奇迹。
相反，封建专制禁锢言论的时代，文祸最多，文人的命运也最惨烈。中国文祸历朝历代，史不绝书。但是文网之密，处刑之重，规模之广，要数明代和清代。朱元璋由流氓发迹为帝王，被鲁迅称为“无赖儿郎”，自小出身流氓无产者，对于知识分子非我族类的排斥，制造了一波一波的文祸，血腥镇压，疯狂屠杀，以宣泄对文化人的逆反。早在黄袍加身之前，朱元璋就效法刘邦，往儒生的帽子里撒尿。登基后把文人排在老九，九儒十丐，文革时“臭老九”这个词就是这么来的。他还发明了给知识分子挂黑牌，污辱人格的流氓行径。元帝时有一头大象，在君臣宴饮作乐时能人模人样地跪拜起舞。元亡后，朱元璋将此象这到南京，大开筵席，让象起舞助兴，象伏地不起。朱元璋下令将它杀了。朱元璋觉得这大象是甘殉旧主而拒事新朝，由此想到了降臣翰林讲学士危素，遂下令“作二木牌，一书‘危不如象’，一书‘素不如象’挂于危素左右肩。” 这种污辱人格，令斯文扫地的丑恶行为，是十足的流氓行径。朱还发明了“语录风”，发布四篇统称《大诰》的文告共236条。实际上就是朱元璋语录汇编。朱元璋深知读了书的士子，思想复杂，怎样统一士子的思想，以巩固他的统治基础，要统一士子的思想，又必须从传授知识的书本入手。他多次申令全国的士子非四书、五经之书不读，孔孟之书又必须以朱熹之注为准。
朱元璋很厌恶孟子。他一边读《孟子》，一边骂：“这老头要如生在今日，岂能放过他！”于是，一些文人在朱元璋的强迫下，开始肢解他们奉为经典的《孟子》。根据朱元璋的标准，结果共删去《孟子》全书85处，剩下170余节，編成《孟子节文》，于洪武五年（1372）颁发各级学校，作为钦定的教材。从此，朱元璋不再满足于当皇帝，而且还要做“教主”。他对臣民思想的钳制是无孔不入的，他的发号施令不仅局限于政治、经济、军事领域，连臣民的生活方式，包括服饰、器皿、居处、往来称谓、婚丧嫁娶的礼俗等，都要过问和监管。比如他特制一种束头发的网巾，取“万发皆齐”“万法皆齐”相谐，正与其专制心理相合，遂颁行天下，全国百姓都要服用；又如他因为对战国时期的纵横家不满，便下令学校里不得诵读《战国策》。朱元璋开启了一个唯个人意志的政治强权对抗民本传统和精英政治的时代。
朱元璋利用厂卫、廷杖、专意戮辱士大夫。明初大批的士大夫儒生，都因在文字上无端被猜疑，穿凿附会而遭杀害。 最可笑的是，朱元璋因姓“朱”，音同“猪”，又因他曽出家做过和尚（僧），凡是同“光头”有关或与“僧”同音的词，都属犯上之例，罪当诛。不少的地方官逢新岁，写表祝贺的，往往莫名其妙地横遭杀害。 如祥符县学教谕贾翥，为本县作《正旦贺表》，內有“取法象魏”句，被认为“取法”音同“去髮”是影射“和尚光头”，“象魏”是影射把朱元璋比作曹操，因此被诛。 常州府学训导蒋镇为本府正旦作“正旦贺表”，內有“睿性生知”，以“生”与“僧”同音，被诛。 杭州府学教授徐一夔作贺表，內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句，“光”被认为剃光头，即和尚。“圣”即“僧”，“则”即“贼”，被诛。余不一一列举。一般来说，自己写了错字，别人替你纠正过来，你得感谢人家呢。即使不感谢，就像有位大师别人纠错，他不高兴，进而辨别几句，也不至于砍掉人家的脑袋呀！但这得看你给谁纠错。明朝的卢熊，人品才学俱佳，被吏部推荐到朝廷做官，朱元璋委任他到山东兖州当知州。卢熊接到皇上的诏书，非常高兴，可他仔细一瞧，顿时傻了眼，诏书上的兖州被朱皇帝写成“衮州” 了。皇帝写了个错别字，有什么大惊小怪的？管它兖州还是衮州，你老兄当你的官就是了。可这个卢兄一根筋，认定兖州就是兖州，怎能改成衮州？于是，他向朱皇帝上了奏章，说皇上应将兖州写成“衮州” ，这样名不正言不顺，我怎么上任哪，请皇上改过来吧！朱元璋一看奏章，恼羞成怒，天下都是我的，我说是衮州就是衮州，你竟敢给我咬文嚼字，给我纠错！我先让你脑袋搬家。卢熊就这样为了纠正一个错别字，丢了性命。皇帝是天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皇帝一开口就是金口玉牙，就是最高指示，岂容小民说三道四，还敢挑我的错！这个卢熊，你也不看给谁挑错，你以为像你一样的书呆子让人“斧正” 呀！你以为皇上有错，那是你错了，皇上圣明，岂能有错！你说皇上错了，那就是对皇上的污蔑，就得砍去你的脑袋！两千多年来中国就是这么走过来的。明初的文字狱涉及面甚广，包括表笺祸、诗文祸、疏谏祸等；明成祖有“奸党祸”，中明、晚明文字狱没有间断过，他制造了数不清的文祸，对文人施以一种报复性的蹂躏和摧残。最著名的文祸有魏观案、胡惟庸案、蓝田案。魏观案“腰斩高启于市” ，同时被杀的还有学者王彝。胡惟庸案株连“僚属党羽凡万五千人” 。胡死后十年，洪武二十年，又挖出新证据，重开胡党之狱，“坐株者三万余人” ，并发布奸党录告示天下，“株连蔓延，迄数年未靖。” 蓝田案，蓝田被诛杀，诛杀达“万五千人” 之多。十三年间，三度杀戮，许多著名文化人惨死在胡蓝党案中。有画家王蒙、诗人孙贲、学者王行等。到了抢班夺权而绍承大统的朱棣，对文化人的杀戮一点也不次于朱元璋。方孝孺案将方孝孺的九族、眷属、门生、故旧共八百七十三人当着方孝孺的面一个个处死，最后将方肢解，方的书被销毁，他写的碑文铲尽磨平，不留只言片句。同时训导陈迪、状元黄观、编修练子宁、修撰黄子澄等被诛六百余人。此时的欧洲已进入文艺复兴时代，挣脱黑暗时代的枷锁，呈现一片光明。而中国人此时人性尊严被严重践踏。
在清代，顺治、康熙、乾隆、雍正四朝文祸达到登峰造极，文网之密，文祸之多，在中国历史上甚为罕见。顺治朝首开其端，中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历时百余年。清朝统治者为巩固自己统治地位不遗余力地镇压反抗势力，制造文字狱同样变本加厉。因此，清代文字狱在多发性、残酷性等方面，都创造了新的历史记录。据统计：从顺治五年（1648年）到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的140年间，顺、康、雍、乾四朝共发生各类文字狱多达82起，平均不到两年就有一次。其中顺治朝2次、康熙朝2次、雍正朝4次、乾隆朝74次。而且各朝次数递相增加，日趋狂烈，至乾隆朝达到高潮。乾隆朝（截止到乾隆五十三年）兴发的文字狱平均每年发生竟达1.39次之多，发生频率如此之高，这在中国历史上非常罕见。清代文字狱所打击的主要是官民中的反清民族思想、对统治者的不满情绪以及与党争有关的事件人物。除了少数案件事出有因外，绝大多数都是捕风捉影、望文生义，纯属冤假错案。每兴一狱，一人获罪，九族株连，斩杀流配，惨不忍睹。诸如庄廷《明史》案、戴名世《南山集》案、查嗣庭试题案、吕留良文选案、谢济世注大学案、胡中藻《坚磨生诗钞》案、徐述夔《一柱楼诗集》案、伪孙嘉淦奏稿案等，都是影响较大、牵扯人数众多的重要冤狱。言论环境自由的程度，深远地影响着文明的活力和创造力，文字狱，毁灭和摧残的不仅仅是作者的生命，更是对人类精神活力和创造力的毁灭性打击。在清朝，清廷虽有组织修编《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等辞书之举，但当时就有人看出来了，一个叫王播的书生说，清廷“名为修书，而古书亡矣！”在修编《四库全书》的过程中，被焚毁的古籍总共不下十万种！对清朝统治者有所不满、或对明朝有所怀念的书籍统统禁毁，而且连与程朱理学相抵触的书籍也都不得超生。如李挚的书籍就因为“排击孔子，别立褒贬……尤为罪不容诛。”到了康雍乾三朝，祖孙三个一条路子——钳制言论，大造文字狱，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文字狱造下来，一个比一个凶悍。不能在文字中出现“胡、虏”等字眼，必须要避皇帝的名讳，否则都是“大逆之罪”。最后，连“清风明月”四字用了，都会叫你人头如蒜头一样落地。凡涉及“悖逆”文字，不但作者惨遭杀戮，还要连累刻、印、售、购者连坐，“失察”官员降职甚至处斩。康熙年间发生的庄廷鑨案，700多人被杀，18人被凌迟处死，庄廷鑨等两人虽然在案发时已死，仍被开棺戮尸。戴世名案有百人被斩、流放。雍正年间的吕留良文字狱，处斩128人，吕留良虽死去多时，仍被“挫骨扬灰”。乾隆在位六十年，制造了一百二十起文字狱，几乎一年两起，残杀数千人……由于极其严酷的言论环境，除了极少数隐居遁世的明朝遗老，如黄宗曦，顾炎武，吕留良等，一百多年的康乾盛世竟然找不出一个有个性尊严和独立思想的知识分子，有的是一篇篇出自于文化太监笔下的阿谀之作，一堆堆出自于精神侏儒书斋的无风险也无实际价值的考据钩沉。连疯人说疯话都不放过。乾隆期间因疯人说疯话被处死的有六起。如刘三元案。刘三元本一向疯癫，自称梦见“神道对我说，我乃汉朝后裔，要天下官员扶持”，并把这些话写了下来。后来这事传到了乾隆耳里，乾隆才不管他有没有疯，马上通过督抚下令把刘三元拟大逆罪凌迟处死。更可恶的是，乾隆热衷于查禁各类图书，明令全国查办有“违碍”之书，还把查书力度与官员政绩挂钩起来，经过十九年的查禁，乾隆终于成功的销毁了十几万部图书。到了乾隆后期，文字狱造的差不多了，书也查光了，终于成功地把神州4 亿人民变得鸦雀无声，真正达到了“万马齐喑”的高境界。鲁迅说清统治者“杀尽了汉人的骨气和自尊”，称清朝是“一个无声的中国”。
时间进入上世纪五十年代，文祸更是层出不穷，其惨烈程度远远超过历史任何朝代，可以说是史无前例。早在四十年代的1942年2月17日，王实味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野百合花》的杂文，批评延安“歌喉玉堂春，舞回金莲步” 与当时“不太合谐” ，批评干部不应“衣分三色，食分五色” 及某些官僚主义。使他成为文祸的第一个殉葬者。新中国成立后，文祸越来越频，文网越来越密。1951年初，电影《武训传》受到批判；1953年，红学家俞平伯受到批判，同时对胡适思想开展批判；1952年，胡风被定为“反革命集团”，胡风被判刑，长达24年才出狱，受株连的达2000多人；1953年，梁潄溟冒犯毛泽东，受到批判；1954年，丁玲、陈企霞被打成“反党集团”，被关进监狱；1956年9月，开展肃反运动，毛泽东曾得意地哾：“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千个儒。我们镇反，还没有杀掉一些反革命知识分子嘛！我与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是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了秦始皇一百倍，骂我们是秦始皇，是独裁者，我们一贯承认，他们说的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1957年，马寅初《新人口论》受到批判；1957年夏，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右派斗争，五十五万知识精英沦为“右派”打入另类，被下放、拘禁、强制劳动，直到25年后平反；1959年，杨献珍哲学思想受到批判，杨入狱11年，株连160多人；1962年，小说《刘志丹》遭受批判，祸及万人。紧接着，开展文艺整风运动，小说、诗歌、戏曲、电影、音乐、文艺评论、美术、舞蹈等领域，以及学术界、理论界，无一幸免。从此神州大地，百花凋零，万马齐喑。“在短短几个月内”，“橫扫盘踞在思想文化阵地上的大量牛鬼蛇神，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 ，“把所谓的资产阶级的专、学者、权威、祖师爷，打个落花流水，使他们威风扫地。” 然而，一场全面、惨烈、深刻的大浩劫降临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思想文化知识界首当其冲遭到摧残，《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海瑞罢官》被猛批，文物被当成“封资修”被毀灭，图书被当成“四旧”被烧毁，抄家、凌辱、游街、批斗、扫地出门、关押，成了家常便饭。大批作家、演员被囚禁、流放、自杀。黄钟毁弃，瓦釜雷鸣；小人高涨，贤士伏泥。冤狱遍国中。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全国的舞台上只剩下“八个样板戏”。全国三呼万岁，只有一个人的“红宝书”。文革只不过过去几十年，众所皆知，至今提起来仍心有余悸，不提也罢。
文祸对文明的伤害
三千年的中国文祸对文明的伤害是巨大的，对中国社会的破坏也是巨大的，它甚至比一场战争的破坏还要大。历代文祸集中地反映了封建专制的黑暗与野蛮，写下了中国历史上黑暗的一页，对中国的社会文化发展产生了极其严重的消极影响。
第一，禁锢思想。中国的每个朝代都制造了大量的文字狱。统治者把持有不同意见、再异端思想、有独立思考的人视为异端邪说而杀掉，奉行愚民政策，把国民愚化成为无思想的愚民、奴仆、畜类、驯服工具。在这种高压统治下，别说是发表异端思想，连在私下里痛骂一声狗皇帝都是需要极大勇气的。弄不好就会被灭九族。中国的文字狱的历史也就是中国人思想被压制的历史。也就是中国人被统治者愚化的历史。也就是中华民族从先进民族蜕化为劣等民族的历史。中国自秦朝以来便再无世界级的思想家、哲学家了，在文化专制舆论一律下，天下文人闭嘴犹恐不及，谁还敢越雷池一步？在秦代偶语诗书者，弃市，谁敢说话？胡风说，咳嗽一声都有人录音，谁敢说话？把张志新的喉咙切断了，怎么说话！文字狱就像一把剑，悬在知识分子的头上，压抑了人才，形成了万马齐喑的局面。一个本该产生巨擘大师的时代，成了一片空白。读书人被剥夺了对社会对人生的批判性思考，使社会失去了创新的活力，将政治引向专制。
第二，文祸对于历史文化来说是毁灭性的浩劫，它不仅使许多珍贵的书籍、作品遭到禁毁，戕害无数文化精英，而且使思想文化严重地被扭曲，出现畸形发展的后果。龚自珍的名言“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只为稻粱谋”，言谈中听到文字狱就吓得立即躲远，文人著书就为生计，不敢发表自己的见解。这是对历代文字狱后果的真实写照。读书作文动辄得祸，为了苟且偷生，文人学士只好泯灭思想，丢掉气节，造成人性的扭曲和社会道德败坏，内乱，狗咬狗，嫉贤妒能，为虎作伥，造成一批虚伪、欺骗、狡诈、告密、谄媚、造假、吹牛、拍马、贪污、受虐、狂妄的无耻文人。党同伐异，互相攻讦， 检举揭发，作为自己猎官的敲门砖。有仇恨嫌隙的，利用文字狱陷人于死地，以伸其报复心愿。他们或密告，或落井下石，罗织罪名，卖友求荣，或制造陷阱，请君入瓮，或歌功颂德，文过饰非，成为愚忠犬儒，软骨头，如郭沫若，含泪劝告者、做鬼也风流者；或说假话，成为伪君子、小丑、痞子和政客，灵魂深处遍布尘垢和腐物。或者死抱八股程式，背诵孔孟程朱的教诲以求科举入仕；或者远离敏感的学术领域，远离现实，把全部精力用于训诂、考据的故纸堆中。
第三，文祸是封建专制主义空前强化的产物，其根本目的是要在思想文化上树立君主专制的绝对权威。这种文字狱造成了极其严重的社会后果，影响了中国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它的后期，即明清时期出现了封闭的状态，尤其在清代康熙、雍正两朝陆续实行闭关政策后，更加强化了社会的封闭性。邓小平说：“如果从明朝中叶算起，到鸦片战争，有三百多年的闭关自守，如果从康熙算起，也有近二百年。长期闭关自守，把中国搞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中国社会出现的这种封闭状态是由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就文化方面而言，封建统治者大肆推行惨烈的文字狱不能不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一个明显的事实是，清代文字狱的兴发从顺治到乾隆愈演愈烈，呈直线上升趋势，而在政治上君主专制的集中程度也越来越高。一切大权都集中在皇帝手中，实现了“乾纲独断”的绝对君权。另一方面，封建专制必然要导致社会封闭的后果，社会封闭又会助长封建专制的恶性膨胀，而这一切恰恰为文字狱的发生培育了最好的土壤。政治专制，社会闭塞，以及因文字狱肆虐而导致的文化扭曲，构成阻滞中国社会发展、科学文化进步的严重障碍，拉大了中国与欧洲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发展差距。中国人发明了火药却用它做敬神和喜庆的爆竹，西方人却用来做炸弹枪炮；中国人发明了指南针却用它来测风水埋死人，西方人却用来做舰队导航。中国人在两千年前提出的宇宙天体变化规律问题，却被当作杞人忧天的寓言来笑话亵渎。正如有的学者所说：文艺复兴之后，欧洲知识分子冲决了教会的桎梏，纷纷探索新问题，各种新思想、新学术骤然兴起，出现了一个生气勃勃的崭新局面，自然科学也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而我国知识分子的注意力被引入对于古籍的整理，对于新事物的探索，或缺乏勇气，或不感兴趣，因而花费的心血虽令人赞叹，但却是造成学术文化以至科学与欧洲相比越来越落后的原因之一。文祸是孳生在中国传统文化肌体上的一颗有害的“毒瘤”，它为后人提供的警示与教训是决不能忘记的。
中国的先哲们也多次约束皇权。孔子用天意天命限制帝王的暴行，“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天是“仁”的，因此为君王者应施“仁政”。施暴者乃逆天而行，乃倒行逆施，是大逆不道。所以必遭天谴之罚，遭天谴之罚者即是气数已尽。孔子将“天”人格化，对之作了伦理化的阐释，以此来教育君王们，教其向善，具体是周制。孔子将取暴纣而代之的周视作天意天命、仁政的楷模。孔子以仁善之天意来约束君王，令其向善。但后来之儒学都成了专制皇帝的点缀、粉饰和弁护。皇帝已成了神，皇帝就是天，是君权神授的“天子”，“奉天承运”，皇帝的意志就是天意，皇帝的欲念就是天念，一切的坏事都有了冠冕堂皇的借口。儒学由阐发伦理的“天”来约束君王，变成了赞颂人间的“天”来奉承皇帝的堕落的理论。墨子想用赏罚分明、因果报应的鬼神来约束君王。孟子则向君王忠告：“民为本，社稷次之，君为轻” ，朱元璋干脆将此言删去。荀子创“君舟民水” 说，并警告君王们水可载舟亦可覆之，唐太宗是记住了这一点并以此告诫子孙。但纵观中国历史，记住了上述这些约束之道的君王、皇帝实在寥寥无几。这些约束之道均以自律为基础的，寄希望于帝王们的自律。这一约束之道源于人性本善。那么人若不善怎么办？中国古代也有法律，但都是治民的，是“帝王之具”，怎么能治“天之子”？对帝王的他律无人敢想无人敢企及。一人控制的社会流弊了几千年，导致中华民族的沉沦。
因言因文治罪的文祸是反人道反人权的行为，有悖于大势所趋、人心所向的时代潮流。回顾中国历史，文祸的盛行，历来都是一个政权的执政污点，也是中华民族的耻辱。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言论自由早已成为人们的共识，制造文祸千夫所指。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监狱的高墙关不住自由的表达。一个政权不可能靠压抑不同政见来建立合法性，也不可能靠文祸来达成长治久安。只有从制度上根绝文祸，宪法所规定的言论自由权利才能落实到每一位国民身上；只有当国民的言论自由权利得到制度化的现实保障，文祸才会在中国大地上灭绝。
人们不会忘记，近年内，我国已经连续发生了震惊全国的几起“文字狱”案，如重庆“彭水诗案”开当代文字狱之恶劣先河后，又有山西“稷山文案”，陕西“志丹短信案”，河南“孟州书案”、“儋州歌案”，以及“高唐网文案”。这几起文字狱，都是由当今被人们斥为“土皇帝”的当地县委书记所制造！人们不禁要问：因何当代文字狱屡屡发生？有哪些问题需要引起高度警醒和深刻反思？一些地方官员权力膨胀，滥用权力，视民众如草芥，恐怕已是到了疯狂的地步。一些地方“一把手”，摆出一付“土皇帝”之架势，唯我独尊，专权独断，大搞一言堂，道貌岸然，神圣不可侵犯，根本没有一点 “人民公仆”的意识。对此，胡锦涛总书记指出：要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他还特别强调：“发展基层民主，保障人民享有更多更切实的民主权利”。人民日报《执政者当以包容心对待“异质思维”》文章说，思想观念的价值，在竞争中才会彰显，在实践中才能检验。“我不同意你的看法，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这是一种胸怀，更是一种自信。以包容心对待“异质思维”，在对话中协调立场，在交流中化解矛盾，我们才能最大限度地形成共识，推动思想观念的进步。 彻底消除文祸，开放言路，实现宪法公民权利，实现《人权宣言》中“各个公民都有言论、著述和出版的自由”，仍任重道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