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清代文学历史而不以迭兴于康、雍、乾三朝文字酷狱为戕害文心、迁变文风一要捩，则甚难成其为信史。关于“史”，清初遗民耆宿钱澄之《何紫屏(咏史诗)序》有精到之说：
盖吾更历世变既久，而后知史不足信；非谓其伪也，真见功名成败之际，皆有幸有不幸焉。即幸而成矣，又有幸而传，有不幸而不传。其传者，事至庸不足道，而人偶传焉，传之久，傅会益甚，史氏从而润色之，今之班班载诸典册者皆是也。其不传者，虽事迹昭然在人耳目间，而不为人所传，久渐湮没，史氏无从考据，并姓名胥失之矣，今之所不载诸典册者何限也！故称信史者必阙疑：有传其名而佚其事，有传其事而佚其名。夫事苟传，名即不传，庄生所谓万世而下，犹旦暮遇之也。当太平右文之世，承明著作之徒正据实录，旁搜家乘，犹且淆讹阙略，至不足凭，若一经变故以来，遗文放失，故老凋残，谁传之而谁信之？其佚之也不亦宜乎？[1]
钱氏所辨“功名成败”之幸与不幸以及人事的传与不传，于“更历世变”的特定时代，自具有独有之指对性；而“傅会益甚，史氏从而润色之”云云尤具针砭意义。这位桐城文学与学术宗匠，张舜徽先生曾称誉为“才气骏发，不可控抑。非特一扫明季之陋，即清初诸大家并鲜有能抗衡者”的钱澄之却仍未及审察“太平右文之世”中的“变故”[2]，其酷烈有或猛于社稷板荡之“世变”时。他所著诗文集即于乾隆年间遭禁毁，至于未经刊刻的前期所作《藏山阁集》更为世人罕知。张先生说“其治经深于《易》、《诗》，而说诗尤精”，“不知近人考论清初学术者，何以忽之？”钱氏《易学》、《诗学》、《庄屈合诂》亦少见考论，遑论诗文。究其“何以忽之”？实“太平右文之世”动辄以文字获罪之“变故”所致，系别一种“遗文放失”、“久渐湮没”的灾祸。凡此皆为钱澄之等始所未料的“其佚之也不亦宜乎”之史实，是故仅依今日所见“载诸典册”而“传之久”又屡经史笔润色者以言清代文学之史，又岂“足凭”？
文字狱与毁版禁书事并非自清代始，但爱新觉罗氏王朝文祸之惨烈足称空前。其所以持续百年、遍殃朝野，着意营造肃杀酷厉声势，目的确系威劫天下人“不敢用文章来说话”[3]，换言之，动用王法正为逼驱朝野人士趋入心灵的自闭状态。对此，鲁迅已有过透辟论断：“而且他们是深通汉文的异族的君主，以胜者的看法，来批评被征服的汉族的文化和人情，也鄙夷，但也恐惧，有苛论，但也有确评，文字狱只是由此而来的辣手的一种。那成果，由满洲这方面言，是的确不能说它没有效的。”[4]其最明显而又对民族文化最具破坏性灾难效应的，是文士的失语。于是，层累有千百年人文积淀，又历经翻复更变之人生体审，本属才识之士辈出的时代，却由此陷入令人浩叹之心灵荒漠，呈现一种集体怔忡症：或热衷拱枢、或冷漠遁野，或饾饤雕虫、或风花雪月，或乡愿、或佯狂，或趋时、或玩世。总之，灵光耗散，卓识幽闭，顺者昌，逆得亡。而此种心灵威劫最严重时期允推康熙末期至乾隆后期，戴名世《南山集》一狱与李驎的《虬峰集》案则恰成为玄烨、弘历祖孙百年间文狱高峰起讫标志，对清代文学史程所发生的影响亦特具认识意义。
一
《南山集》案发于康熙五十年(1711)，二年后戴名世(1653-1713)弃首东市。李驎(1634-1710)年长戴氏二十岁，卒先三年，也即《南山集》狱兴前一年已亡故，其《虬峰集》案成并戮尸则是乾隆四十四年(1779)事，两案相距六十八年。戴案发时适值所谓“朱三太子”、“一念和尚”残明遗胤悬疑之案未戢而康熙两次废太子事件峻急时；李氏案则正处于乾隆诏令天下搜交违禁书的狂潮中。就治学志趣、理念趋向、为人情性言，李戴二氏有极相似处：如均精研《易》学又志在著史，好论前朝史而尤热切于南明、残明史事；特厌弃世风浇厉，人心险恶，专以彰扬忠孝节义为己任。对八股制义之“荒经”戕心，达宦缙绅之丑陋媚世，彼俩皆鄙蔑挞伐，时加痛詈，更是不遗余力。唯其愤世嫉俗，与时背乖，故皆被目为迂拙狂悖，而二人亦以放逸自废，每称“草鄙之人”横眉傲世。由此而言，彼等诚为“盛世”之异端，终于缘“狂悖”而罪谳“悖逆”，借之惩毖警戒“食毛践土”之子民，“以绝根株”[5]，似非枉治；而先后成为攸关清代文学以至文化转捩的酷狱，势亦不免。唯相距六十余年这两大案狱，戴名世祸起生前，身首异处于京城，李驎则劈棺戮尸在卒后七十年，锉骨江苏扬州之荒郊。论罪固全系“羁怀胜国”、“罔识君亲之大义”，其实李氏之故国哀思，远较戴氏浓重，纯系一派遗孑情怀，至于“狂悖”，好与时世持异见一以独立不趋则尤甚。因此，李氏案所以迟发，当与各自出处进退不同有关。但既然如此，乾隆帝于立国已一百三十五年后缘何仍借“系怀胜国，以待复明”来诉罪，其时何尝还有“白头孙子旧遗民”或“布袍幅巾行市上”者？当年玄烨于结案时降旨“戴名世从宽免凌迟，著即处斩”，弘历却严旨“照大逆凌迟律剉碎其尸袅首示众，以彰国法而快人心。”事事仿效其皇祖之乾隆大帝如此狠辣出手，其借李驎之辈枯骨所要惩警的，显然有异康熙时，案狱之兴的意图与效应亦所以有不同。
就今存戴氏文集与《虬峰集》看[6]，李、戴之间无有交往，但于各自交游圈内似相互知闻，至少李驎知悉戴氏，而且知之甚多。如《虬峰集》卷十八《三书懿安皇后事》后段引申及“永历王死后尤烈”事，系其闻之于江都友人史炤(烛九)者。云：吴三桂派兵押永历帝太后及后入京，“有朱某者鲁府之中尉也，与太监刘某从行”。俟永历后自殉死，时“朱某更姓名曰鲁一贞，客于徐乾学”，徐氏告知一贞，一贞与戴田有(名世之字)一起访刘姓太监。“刘监哭语一贞曰：‘前此侍后，老奴任之，后此则在君辈矣。’盖欲一贞纪其事以传之也。闻田有为作《传》，匿之不以视人。其后刘监遣戍乌龙江，一贞同田有各解衣裘质金赆之。此一贞语史炤，炤以语驎者也”。据此似可证戴名世《与刘大山书》所言“二十年来，搜求遗编，讨论掌故，胸中觉有百卷书，怪怪奇奇，滔滔汩汩，欲触喉而出”云云羌非夸言，其亡佚文字亦多甚。然而，尽管戴氏自知所著文不宜轻出，“匿之不以视人”，但僻居江村之李虬峰亦知其多“欲触喉而出”之史笔，又正足以见此公实非善以“匿之”者。于是，一当其出处错位，“盛世”之危人形象自无可避免被轻而易举定格于大清法网上。
戴名世著有《田字说》，谓“余也忧钝愚拙，人之情，世之态，皆不习也，以故无所用乎其间。将欲从老农老圃而师焉，乐道‘有莘’之野，而抱膝南阳之庐，优哉游哉，聊以卒岁”。所以取字田有，“以著其素志”。又有《褐夫字说》，以为“其等列以渐而降，最下至于褐夫，则垢污贱简极矣”，自己就是此类“庸人孺子皆得傲而侮之而无所忌”的褐夫，故亦以之为字。更作《忧庵记》，曰：“吾之生也与忧俱，几数十年于今矣。”其答客“子之忧何如”一问时，则含沙射影，极愤世嫉俗之能事：“五行之乖沴入吾之膏肓，阴阳之颠倒蛊吾之志虑，元气之败坏毒吾之肺肠。”在他心中，置身者乃一十足倒行逆施、昏天黑地、元气耗溃之人间世。既然“求所以释之者而未能也”，也即世无“国医以愈吾疾”，所以自号忧庵。考戴氏似也自处医方谋求“其天则全，其神则宁，其体则休以适”，挽免“疾且益殆”，先后又有《醉乡记》、《睡乡记》。然而他又自辩“睡乡”无缘，因“若迷若忘”难以能，忘不了天下人间“灾祥祸福，是非美恶。荣辱得丧”！“醉乡”则尤不愿入：“吾尝叹夫刘伶、阮籍之徒矣，当是时，神州陆沉，中原鼎沸，而天下之士，放纵恣肆，淋漓颠倒，相率入醉乡不已”；“或以为可以解忧云耳。夫优之可解者，非真忧也，夫果其有忧焉，抑亦不必解也。”究其意，所谓“真忧”或“不必解”之病人膏肓，生死以之的心病，即“治国平天下”情结。“自刘、阮以来，醉乡遍天下。醉乡有人，天下无人矣！”因而戴名世愤叹：“呜呼，是为醉乡也欤，古之人直余欺也！”其所以愤慨者正为当世无国医，是故傲然以医国手自期，这就是他申言：“其不入而迷者岂无人也欤！”凡此皆见其自负太甚，不免“狂士”习气，同时亦表明“乐道有莘之野”、“余固鄙人也”云云无非牢骚语耳，心实不甘的。按理说，如此心性并未越轶“兼济天下”之圣人遗教，虽似惊世骇俗，骨子里仍很传统，甚至相当迂执。但当他以“天地为之易位，日月为之失明”来阐释“是为醉乡”，则已难免犯忌嫌疑，而将对其“率指为笑”者咸斥为荒惑败乱之“醉乡之徒”，又不啻置一己于犯众怒的危境。
戴名世在《成周卜诗序》中曾忆及少时有里老父问其为文所好之境界，答以“远山缥缈，秋水一川，寒花古木之间，空濛寥廓，独往焉而无与徒也。”里老父说：忒以凄清幽绝，“汝之致则高矣，虽然，富与贵也，无望于汝矣。”戴氏于是感喟而又泰然自我定位云：
余生平用意多悲，与世往往不合，人之所不趋者就之，人之所必争者去之；萧疏寂寞，其意象独宜于山林之间，里老父之言则验矣。
不幸的是戴名世虽谙“人之所好慕，一皆秉之于性，互易焉而有所不可”此道理，却未能守持“独宜于山林之间”完此生，终于一问钟鼎旋即袅首，是精于《易》却荒于自卜；尤可叹者志于治史竟不察何谓王霸之术？他在最为世人熟知的致祸文字《与余生书》中说“近日方宽文字之禁”！因而对余湛畅论：
昔者宋之亡也，区区海岛一隅如弹丸黑子，不踰时而又已灭亡，而史犹得以备书其事。今以弘光之帝南京，隆武之帝闽越，永历之帝两粤、帝滇黔，地方数千里，首尾十七八年，揆以《春秋》之义，岂遽不如昭烈之在蜀，帝昺之在崖州，而其事渐以灭没。
为此他意欲在“老将退卒，故家旧臣，遗民父老，相继澌尽”之际，搜访于菰芦山泽间，掇拾“什一于千百”，以免“一时成败得失，与夫孤忠效死，乱贼误国，流离播迁之情状”，“荡为清风，化为冷灰”，无以示于后世。从前文引李驎所述攸关为永历皇后作《传》事可知，戴名世确也付之实践，而并不仅摭拾方孝标《滇黔纪闻》。那个“鲁一贞”、刘太监与《与余生书》中提及的原亦永历朝中宦之犁支和尚，凡此交往均表明戴氏历游南北时访采遗闻之甚勤。而这类举措不仅仅有妄存汉家统绪之正的忌讳，与新朝力谋遗忘若干史事之企图亦悖背，诚属“罔识君亲之大义”。戴名世是康熙四十八年(1709)成进士而且是一甲第二名，时年已五十七岁，二年后赵申乔以“狂妄不谨之词臣”特参之，遂成狱。试想，如果其毕生萧疏寂寞于山林之间，祸罪至多如李驎戮尸于身后，按其文字构衅程度容或还不定谳成大狱。然而历史无可假设。《南山》之集成铁案，恰如其《命说示郑雯》所云：“君子之命，就其一己者言之，又非推算之所可得，就天下之命而推算之，而君子之命已得矣。”问题在于旁观似清，返顾一己每当局易迷，戴名世作《鸟说》于篇末所发之议论不意竟成其“文谶”，令世人惊悚而怵惕之际又慨乎此论殆如预为墓圹之自铭：“嗟乎！以此鸟之羽毛洁而音鸣好也，奚不深山之适而茂林之栖，乃托身非所，见辱于人奴以死。彼其以世路为甚宽也哉！”
戴氏遘祸既借以威劫天下，必株连门生故旧。如著有《匪莪堂文集》、《大山诗集》之江浦刘岩(大山)，这位早戴氏六年成进士的翰林院编修于康熙五十五年(1716)死于旗下，余湛则案发次年已先卒于狱中。江淮间涉案险送一命的著名文学家还有与刘岩同榜进士同任编修之休宁汪灝(紫沧)。按刑部部议汪氏亦“应立斩”，缘其为文学侍从多年，很得康熙赏识，结案时“蒙赦”。也曾直南书房之大诗人查慎行《闻汪紫沧同年出狱》诗有“累朝岂少文章祸，圣主终全侍从臣。莫怪两家忧喜同，十年同事分相亲”[7]句，尽写其时身同感受，人皆震慑。查氏诗还有《半月以来坊局史馆前后辈削籍者凡二十一人，偶阅邸抄慨然而赋》一题，足见当时余震频多，波及之广。“幸收糜鹿迹，终莫负山林”，这是威劫效应的一种表现，查慎行之辞官归里固属惊悸而及时抽身，连许多新进士特别是江东南素以文学名世者亦纷纷辞归。余金所记“康熙壬辰有三庶吉士”、“三人者可谓不慕爵禄，超然荣利之外矣”[8]似极具类型性。壬辰即五十一年(1712) ,“三庶吉士”即“一为长洲顾侠君嗣立，散馆后即告归，居秀野草堂，有《元诗选》初二三四集，注韩昌黎、温飞卿两家诗；一为无锡杜云川诏，以养亲归，与道士荣连、僧天钧结‘九龙三逸社’，选《唐诗叩弹集))；一为江都程伍乔梦星，不俟散馆归，注义山诗”。这都是以诗文词卓称江南的人物，“不慕”、“超然”云云之内里，无疑均为远离风波，由朝返野而肥遁山林，从彼等存世诗文集中全可按知心迹，那是足以另成个案的。
戴案事发时，本亦牵连的《居业堂文集》作者王源(昆绳)、《杜溪集》撰者朱书(字绿)幸“已经病故，毋庸议”；但当时誉称古文巨擘的王氏后世已少人提及，而朱字绿今存文集中则散佚大量人物传记之篇，如《方文传》等。朱氏为安徽宿松人，王源则籍贯北京而随其父在明亡后一直流寓江淮间，实亦东南闻人。然“已经病故，毋庸议”并非均可引援，方孝标即必须戮尸剉骨，对其子孙族裔严处亦远较戴氏为酷。桐城桂林方氏为江南最著人文之名族，而戴名世家人则大抵无闻，故康熙上谕中旧账一并清，谓“方氏族人若留本处则为乱阶矣，将伊等或入八旗，或即正法，始为允当”；结案时则云“方登峄、方云旅、方世樵俱从宽免死，并伊妻子充发黑龙江，此案内干连人犯，俱从宽免治罪，著入旗”。此举着实关系一代文学风气至巨，缘“从宽”入旗为奴才的不仅有著名诗人方世举(息翁)、方贞观(南堂)从兄弟，更有方苞！对方氏“不论服之已尽未尽，逐一严查”这一罕见之苛治，就清代文学特别是传统文体诗与文发展史程言，确为大不幸。
关于桐城方氏“中六房”到方大美诸子方体乾、承乾、应乾、象乾(方苞曾祖)、拱乾(孝标父)及至孙曾辈之盛衰起变史事本文不烦稽考，世所称名“桐城文派”之辨认亦非本案所得能涵盖。但应该指出的是：桐城文学自钱澄之、方以智父子等人而后，原自有所传承，唯《南山》一案后，该地邑文风发生歧变。这种歧变简言之，即批判理念失落，钱澄之以来诗文中的锋锐的批判性日渐消散。按批判性必悖背趋从、依附性，凡思想识见不能自持、人格独立之个性不能自守，焉得言批判理念？对于为文之事，钱氏《陈椒峰文集序》[9]有单刀直入之论：
凡文之可传者，不妨有可议；而欲无可议，其文决不传。盖由其于圣贤之理，古今得失之数，无所独见，不能自持一论；唯是依傍经传，规模前人，其理不悖于常说，其法一本诸大家。周旋顾忌，苟幸无议而已，宁有一语发前人之未发，使向来耳目之久锢者，能一时豁然者乎？若是，则何以传也？
为文为诗不惮“有可议”，也就不必顾忌，无须周旋，而“周旋顾忌”正是一切匍伏讨生活者普遍现象。同卷《陈二如<杜意序>》谈及杜甫诗，钱氏以为杜诗“其奇在气力绝人，而不在乎区区词义之间也”，如仅奇其辞，“其弊至多”，“宋人奉之太过，谓其弊处正佳，从而效之，又为穿凿注解之，以讳其弊，其去诗意愈远。今且守其一字一句为科条，确然为不可易”，“耳食之徒，略不考核，唯随声附和，何足辨哉”(第245页)。在其文集中类此言气势言胆力，言“我能转物，物不转我”之以“志”为“中锋”的论述，例不胜举。卷十四《叶井叔诗序》论驳“怨诽而不乱”诗教一段文字可视为气盛胆张范型：
而近之说诗者，谓诗以温厚和平为教，激烈者非也，本诸太史公所云：“《小雅》怨诽而不乱。”吾尝取《小雅》诵之，亦何尝不激乎？讥尹氏者旁连姻娅，刺皇甫者上及艳妻，暴公直方之鬼域，巷伯欲畀诸豺虎，“正月繁霜”之篇，“辛卯日食”之行：可谓极意訽厉，而犹曰其旨“和平”，其词“怨而不怒”，吾不信也。且夫无病而呻，不哀而悼，谓之不情。有如病而不呻，哀而不悼，至痛迫于中，而犹缘饰以为文，舒徐以为度，曰：“毋激，恐伤吾和平也。”有是情乎？(第259页)
凡此“性情唯恐其不至，可谓宜得半而止乎”之论辨诘驳，无不沛然淋漓，透骨入木。钱澄之为人为文力持“吾宁任吾本色而病，必不为无病而乡愿”(《容斋集序》)，又以为诗文犹如“花之光、水之波、云之峰、剑之锋，皆物之有余于质，以出而见奇者，皆强之为也。彼弱者恶能文”？(《姚经三诗序》)“物之有余于质”，实即精气神的沛足，如此强者必不为乡愿、不为委琐、不媚俗唯上、不曲意承欢，总之，气不馁而胆不缩。明清易代前后桐城文学承传态势大抵如此营造构建成。这种传承到戴名世仍未失落，且还因其长期陷于“抱难成之志，负不羁之才，处穷极之遭，当败坏之世”(《与弟书》)的心境中，故怒气益加，锋芒更露，从而批判性理念愈见横肆。
如其《朱翁诗序》中这样的议论在文集中几乎随处可见：“呜呼！俗之衰久矣，非独其仁义道德功名之际荡焉无余，虽以诗文之末技，而天下皆懵不知其事”，所以戴氏每引荀子论《小雅》语：“疾今之政以思往者，其言有文焉，其声有哀焉”。其言所以作文：“独其胸中之思，掩遏抑郁，无所发泄，则尝见之文辞，虽不求工，颇能自快其志”(《答朱生书》)；其自许并许人之文辞品格应是“深情壮气”(《与白蓝生书》)；当借鉴道家养生术语之“曰精曰气曰神”而“用之于文章”，“非有声色臭味足以娱悦人之耳目口鼻”(《答伍张两生书》)而已。他极力抨击“学古而失之者，徒从事于格调字句之间，一跬步不敢或失”(《再与王静斋先生书》)习气；与吴中名儒何焯商榷时云：“仆尝以为文章者非一家之私事”，“圣人之道衰，至宋之儒者而发皇恢张，始以大明于天下，故学者终其身守宋儒之说足矣。至于文章之道，未有不纵横百家而能成一家之文者也。”(《与何屺瞻书》)戴名世深恶“上之人悬其令以倡率之，而下之人莫不奔走恐后而不敢有异议于其间”；“上之人所以取于下，下之人所以献上者，皆雷同相从而已”(《再上韩慕庐大宗伯书》)风气，故他既期望“风气之权操之自上”者应责守“公论”，有自持“不为世人之言，斯无以取世人之好，故文章者莫贵于独知”(《与刘言洁书》)，其“独知”之“为文之道”就是：“第在率其自然而行其所无事，即至篇终语止，而混芒相接，不得其端。”其实，诸如此类理念均为“物不转我”，不唯陈言务守，不死于一家一派，不唯古，不唯上。在戴氏看来，只有“意气不足以孤行而后有所附丽，言语不足以行远而后思所以炫其名声”者才惮于“独知”，才会乞求于王公大人。他申言：“文章之事，虽非有用于世，而未可以爵位势分缘饰于其间！”(《上大宗伯韩慕庐先生书》因而他痛斥“以诗为取声名争坛坫之具”流辈，在《刘陂千庶常诗序》)中批判以“术”牟取名位的丑陋行径，直如禹鼎之铸形，无所逃遁：
数百年来，诗教变而其变愈下，彼此訾謷，互起迭仆，陵迟至于今，而世之说诗者其术更黠，而其说更谲诈而不可穷诘。彼盖知古人之不可非也，于是据其一说而指之曰：“古人在是也。”为之峻其墙垣，固其藩篱，仿佛其形貌之万一，以为己之所独有而他人之所不能至。又惧天之下不吾信也，于是恫疑虚喝而傲睨顾盼，以济其术之穷，庶几天下之可欺，不深察吾之所以而震而惊之，而吾之诗可以名矣。鸣呼！世之说诗者，此其术也。而岂复有诗哉。
需下一转注是“恫疑虚喝”以济其术而震慑天下能奏效的，除却“爵位势分”，谁能办得？戴名世矛头所指极显豁。至于其论诗文“不能尽无瑕”，亦极同于钱澄之的“不妨有可议”说，《与洪孝仪书》中有云：“今夫诗莫盛于唐，而唐诗莫盛于杜，所谓圣于诗者，古今为子美一人而已”，但著述之家“其气有时而盛衰，其思有时而枯润，锻炼结构或偶有所未尽其力，则亦往往有瑕与颣之错出于其间，而要皆无损于其全体之美”，杜甫亦不能例外。倘“昧于瑕瑜不相掩之义”不仅“不敢有分别”，甚至“指其瑕与颣而以为美在是也”，戴氏将此种现象尖刻地嗤之为如悦毛墙、西施“过甚，至谓其溺为香泽也而珍视之”，从而谥之为“狂惑”！当年田间先生在《书<有学集>后》等文中[10]，甚不满钱牧斋“生长华贵，沉溺绮靡”所养成之习气，鄙其“唯理不明，故见不稳，不能辨别古今之是非得失，自出一论，虽有论说，依傍而已”之倾向。戴名世则在谈及杜诗与注杜诗事时说：“虞山钱氏以诗自豪，其所论断，人皆信之；而仆以为珍毛墙、西施之溺，在钱氏为甚，使子美而可作也，未有不笑其狂惑而有所不乐受者。”
戴名世于《与刘大山书》中自陈：“仆古文多愤时嫉俗之作，不敢示世人，恐以言语获罪”。如果说，其“夙昔之志，于明史有深痛焉”，故“生平尤留意先朝文献”，撰写成遗民传如《沈寿民传》、《一壶先生传》、《画网巾先生传》等，又有《孑遗录》、《弘光乙酉扬州城守纪略》等专述，固已易致以言语获罪；那么他那些以为“世道之敝，不复有有志之人生于其间。苟有毫发之不同于世俗，则必受毫发之困折，以至不同于世俗者愈甚，则困折亦愈多；而昏庸之极者则乐安亦处其极，苟有毫发之昏，则亦必享毫发之福焉。此天道之变，不可致诘者也”(《倪生诗序》)之类文字实更不免惹祸获罪。前者多少显得患一种怀旧史癖、恋昔情结，此种“狂悖”似尚属个体性行为，随时光流逝，已不可能煽起“复明”妄图；后者之“愤时嫉俗”则诚具极危险之破坏性，是对现世新王朝“世道”的全面厌恶与敌对。当这种“处穷极之遭，当败坏之世”意念联结着对故明旧朝的“潜德幽光”的怀恋，对新朝统治无疑危害至大，因此此种“狂悖”在知识人士中极易星火燎原，何况正值宫廷内外风波迭起之时。于是，“狂悖”而谳定为“悖逆”乃必然事，戴名世侧身翰苑并不颇噪声名，毋论赵申乔之特参有否私慊，《南山集》之触祸成狱，借其头以惕戒朝内外士人，岂不亦正合天时、地理、人和之利，于康熙帝看来，此杀戒能不开么？《记桐城方戴两家书案》以为据当时刑部覆旨亦只提尊崇南明三朝年号“大逆已极”，“可见其书别无违碍之词也”云，不免想得太以善良而轻信以致粗疏。试看“幸收糜鹿迹，终莫负山林”效应外，朝内外缙绅大夫数十百年间顿成仗马寒蝉态势，底蕴当已甚明。
二
终康熙一朝，以文字得罪，皆由廷臣参奏或朝外告发而构致祸狱，戴名世《南山集》案亦不例外。迨雍正继承大统，则或因他案株及引发或经“密折”达天听，但仍系自下而上启动，个案的目标性质大抵均具特定指对性。乾隆朝文祸自三十九年(1774)起一变为政令出于天宪，以竭泽而渔之声势，布网南北查办禁书，造起一场由君主亲自裁定空前密集的自上而下的运动态势。如果说清代的“文治”，经戴名世一案，翰苑馆阁文士惊悸之余，基本上敛收心声，遮掩尽人格独立性，从而千百年来承载文学文化精英传统的格局遭致致命戕害的话；那么，乾隆中后期拉网式查禁毁焚“违碍”著作，并链锁般或立斩或戮尸以至严惩及子孙的数十百起文狱迭兴，实已不分庙堂抑山林一并洗劫，对民间在野文化族群之威劫尤甚。如戴移孝《碧落后人诗集》案。安徽和州戴氏自移孝父戴重即名著东南，这位复社名士后在湖州地区武装抗清致伤而死。移孝兄鹰阿山樵戴本孝飘泊湖海，尤以丹青名天下；卓长龄等的《忆鸣诗集》案举巢倾覆者乃浙江钱塘塘栖镇最称世代人文之家族，近百年间，卓发之、卓人月、卓火传、卓回等名宿巨擘辈出，而卓回(方水)正是长龄兄弟之父。与李驎同时遭身后惨祸的《西斋集》作者王仲儒本人固江淮间名诗人，而兴化王氏与同邑李氏、解氏诸望族自明中叶起久已世为姻亲，互通声气。即以此数案例言，在乾隆朝这些世族虽大抵式微，但经举发的传家遗著中就有如此众多异己悖逆诗文，弘历能不警惕江东南仍多犹如死而不僵之百足之虫？确实“也鄙夷也恐惧”，对此务须痛加穷治，“以绝根株”。李驎《虬峰集》则竟然未被禁绝，今犹得读，而其诗文中的“狂悖”程度也远胜《南山集》，故足为后世辨审乾隆文字狱案供典型。然而应该指出，如《虬峰集》等幸而劫后孑存，并非表明禁毁得不彻底，更不能以此证明酷狱频起没有效果。龚自珍作于道光五年(1825)之《咏史》名句：“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十四字写尽文祸悸栗的世代效应。在如此生态环境中，还能奢望载运心灵搏动，直面世道人生的血性文字？缪钺先生曾说：“吾尝论有清一代之诗，以量言则如螳肚，而以质言则如蜂腰。”[11]其实于文于词诸文体又何尝不如此？究其所以，则舍文字罪狱的酷治，士人心灵被禁锢并耗蚀这一史实，必难揭明原因。缴毁之籍尚可采辑成《清代各省禁书汇考》而得以统计，以此引发因畏祸而藏慝自毁者当不知万几。何况毋论缴毁抑自毁，仍还属具形已成之著；至于焚毁在心，嗫嚅其口，此种潜在无形的威劫效应所导致的畏葸之气尤为致命。由此而言，漏网遗存如《虬峰集》一类著作恰可烛照士人们被剥蚀的心气，又如洞穿文祸阴霾的铜鉴。
李驎，初字简子，号西骏，后以号为字，更号虬峰。兴化李氏，自明代嘉靖年间李春芳而后，称江以北巨族，子裔繁衍甚，西骏系李春芳次子李茂材“老二房”之五世孙。乙酉(1645)清兵南下，李氏族群或在郡邑或在外省纷起反抗极其激烈，尤以西骏本房长辈中名著“节烈”、“忠义”者独多。如其伯祖李信(字吾斯，原名长俶)与两子全家死难广东和平县，从伯祖李长倩(字维曼，号瞻麓)以隆武政权户部侍郎兼右都御史死闽疆，从叔李澜在兴化内应所谓“新昌王”被捕杀。新朝底定江南后，以《南渡录》、《三垣笔记》等驰名天下之遗老耆宿李清为驎从伯父，与新廷拒不合作而均以诗文著称于遗民群中的从伯叔还有澜之长兄李瀚(籀史、严庵)，长倩诸子中的李濯(若练)、李渤(若海、昕庵)、李淦(若金、季子)，李清兄李潜(缵修)等。从伯叔中对李驎教诲多、影响深的要数其父李潮(有声、幽斋)同祖兄李沂(艾山、壶庵)。李沂著有《莺啸堂诗集》、《秋星阁诗话》今均存世，其仅长李潮一岁，少小同学，后数十年相伴隐遁，情分最深笃。故李驎早年常侍从李沂随访遗逸诗人如陆廷抡(悬圃)、宗元豫(子发)等，并与年长十岁之宗氏谊在师友间。正因成长于如此氛围的家族群体与人文圈中，所以他十二岁就写有《乙酉书事》、《乙酉岁三月十九日》等诗，应不以为怪。事实上如作于康熙元年(1662)之《壬寅岁三月十九日过廷尉六伯父西园恭随奠烈皇帝兼出〈南渡录>相示感赋》二律一再抒述的对前朝的缅怀与对南明覆亡的遗恨始终伴随着其一生。“廷尉六伯父”即李清。因诗中表陈的对往事辨识实与李清之史见一脉相承，引录可省赘述，诗云：
芍药花开春暮天，林居凄绝几时迁。图书消日三千巷，伏腊惊心十八年。紫塞黄尘迷故国，白杨青燧冷新烟。欲浇麦饭悲无处，拜手空阶共黯然。
南渡偏安裁一年，中朝水火日纷然。投鞭已震边烽逼，钩党犹持廷议坚。隔代感怀谈往事，孤臣老泪滴残编。为言春夜肠频断，明月声声叫杜鹃。
作为世受前明“国恩”之裔孙，存有怀旧情思似不算乖背“忠孝节义”封建伦理。新朝定鼎以来，自顺治到乾隆都有过上谕，斥不忠之贰臣为非人的狗豕。玄烨曾祭过明陵，弘历则广谥逊国“忠愍”。但是，怀旧又易与蔑视鄙斥当今同步为表里。当故国之思一旦与轻蔑以至抗颜当道共生，怀旧必具有离心性、破坏性，而此类轻蔑或抗颜若出于既敢思想又不惮放言之辈，则对新朝“文治”秩序破坏力尤大。耿介倔强心性的李驎正属此类型，其生前以布衣善终未如戴名世那样遭劫实已大幸。
李西骏的守持心志，绝不谐于世之言行，即其至友甚或最亲近的本房兄弟亦每为之忧，时有规劝，他一一报以“不敢闻命”！如有劝曰：“直道难行于今，交游往来亦须加意周旋”。《复友人书》说：交往相处“一周旋即伪矣”，“足下所言是亦自轻自弃之一端，而志气必因之丧”！值今“先正典型，凋丧殆尽而我曹竟为落落硕果”之际，“岂我曹所当为哉”？吴凌苍是其知己，为助赀刊印文集最尽力者之一，他在答吴氏问“近日起居康健若何”时，说“迁疏之人，动辄多忤”，“苦无善状可慰知己”，笔一转云“唯春杪头忽大痛三日，痛定扪之，顶上突生二骨，夹中顶旧骨，森若天半三峰。人皆云是寿骨，可为知己告者止此耳”。此为年已七旬的虬峰老人头角峥嵘之自状，可谓虽则困顿之甚，仍傲骨挺拔，反骨横耸。李国宋(大村)与驎及从伯父李沂以诗称“三李”，系李瀚之子，在“老二房”同高祖从兄弟中，西骏与他亲情最洽又是诗文知音，国宋妹国梅(韫庵)更被视为唯一才识迥异的能剪烛夜读的知己，从兄妹情若同胞。可当李国宋规箴以“今时局面不可过执古道”，岂能“性既孤僻，与人有不和平”？劝道：“年老资用不继，何所籍以颐养？必须稍加圆融，毋株守坐困”。李驎《复从弟大村书》以千字长文作答，一曰“古道之亡也久矣”！从而以“瀛州有鸟”相喻：申明羞为“类贪竞小人”，“污秽泥沙无不搜索”之“谩画”，守正之志一如“凝立水际，即终日无鱼亦不易也”的君子鸟“天然”。继之曰“孤僻则诚有之”，不和平是“物不得其平则鸣”，“不得已矣”；三则对“圆融”之说措辞激烈痛加抨击：“非君子守正之道”！古往今来“士行只为圆融二字不知坏却多少”，凡巧言令色“以事妇人”、馅媚阿谀“以游大人”、寡廉鲜耻“偷以全吾躯”，等等，莫不托于“圆融”为遁辞。所以，其对大村说：不能认同，“切勿谓愚又过执古道也”！[12]
李驎的特立独行，对所生存的现实世道人心持疏离不群、深恶痛疾之批判态度，在其《书壁自警》中有镵刻表现，所谓“自警”实乃警世。话题从“明哲保身”，不可“任性使气”谈起，颇似“自警”，然重心却在“悦众则丧己，近名则隳实”十字上，并借“孔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逊”之训而笔锋一转云：
若吾辈即邦有道，也当危行言逊！大凡此心不可不朗朗，而其外不可不浑浑。此心若不朗朗，则易为人所惑，是其所非，非其所是；其外若不浑浑，不论其人之可言与否，一概是其所是，非其所非，恐亦难免乎今之世。吾非教人为乡愿也，危行言逊，道当然也。但不可有所依附，人谓依附多助，不知适以召祸；人谓孤立寡援，不知正以远害。慎之哉慎之哉！(卷十八)
“吾非教人为乡愿”云云，焉属自警语气？“也当危行言逊”，则直视“有道”实“无道”，其借“自警”而讽骂世道意豁然可见；于“依附”与“孤立”之透辟认知，亦是烛照有识，深谙世味人语。如此以言“明哲保身”以“远害”、免“召祸”，就王权教化言，无疑狂悖属异端，所以，欲自警不“任性使气”，岂能？如同卷有《潜虬室记》，室名系其从弟大村所名，“谓是虬峰之所潜”也。而西骏却借题发挥，先回答朋友之问说：我虽因水灾由乡邑迁郡城，但并非真怕水，水有“逆其常”、“循其道”之别，“智者乐水”，圣人早就有言，“古昔贤哲未尝不以水畅性情”。继而引申向瓦匠木工筑室施用材料“几近良相之道”，一转笔痛斥曰：“非其党而媢嫉之心一生，违其才俾不得通，虽败其事而亦弗恤，则又类奸相之所为！”正是动辄以往史与现世相观照，又坚持不“悦众”的人格守则，故李氏的大量记叙及论辨晚明或残明史事文字，既有异于戴名世大抵出于史癖，而他确乎深怀故国之痛；又远较其从伯父李清之史笔为尖锐凌厉，文人的郁勃敢怒之气一借史实以泄，横眉冷对，绝不温柔敦厚。
以此，与传世之《爝火录》、《明末忠烈纪实》一类著作相对读，《虬峰文集》数十篇关于残明忠义论赞文字，不只是可补史实，而且存留有足令清廷惊悸又痛恶的士气，一股桀鹜难驯之气。故李驎的“悖逆”性并不止于《和平公传》写其伯祖李信父子如何守城不屈而死；《南沙三烈士传》、《昭阳十二烈士传》的“即草茅一介之士，营卫百夫之长，杀身成仁，郡国在在有之。甚至闾阎细民、舆台贱隶亦视死如归而临难不肯苟免”，慨其因“穷乡僻壤、单门寒畯往往湮没不传”(俱见卷十六)而竭力采访载录以传芳后世。也不仅仅著《太守任公传》详记扬州城屠时“死最明且烈者”的任民育等；《赠戴南枝先生序》述戴易(南枝)所告史可法投江死事，澄清历来“所传不一”诸说，并再次朗吟十二岁时吊史公诗：“尘暗中原兵气深，投鞭此日又南侵。若非丞相扬州死，谁报高皇养士心？”(卷十五)在五十年后仍畅论“公之正气经天地、贯日星，固万世共仰者也”！他的“狂悖”尤为爱新觉罗王朝不能容忍的是丑诋“七十载万国朝宗，车书一统，薄海内外，咸奉正朔”[13]之新朝统治大抵乃灭伦不德之一群。先后三作《书懿安皇后事》，是李驎力辨明熹宗张皇后遭污之诬，痛斥许承钦辈恶“同逆闯”，其意似在尽情彰扬“有明一代家法之严”；然其在《书茅劬容书》中记茅默为提供旁证时，话头一转说：
嗟乎，灭伦如彼，国乃以兴；守礼如此，国乃以亡！将国之兴亡皆气数为之，而不繇君德耶？此驎所不解于心而不胜呜咽者也。(卷十八)
“守礼如此”既指张皇后、崇祯帝以至于宫中婢女，“灭伦如彼”显然矛头对着姑侄同事皇太极，入关后又宫闱传闻甚多之孝庄太后等。其《书懿安皇后事》，正是树以“忠孝节义”之伦理观，来反照新朝的“灭伦”。如此尖锐而近乎尖刻之史论，诚属“狂逆”之至。《书左侍郎使北事》是据随左懋第出师北京与初入关的清廷谈判的咸默(大咸)口述写就，极写左氏服衰绖尽臣节，抗争于“九王”，以“生为大明忠臣，死为大明忠鬼”气概诟羞洪承畴之流，其忠逆正反相对照笔法亦同前述文。《书四烈妓事》在同类著作最称罕见，“烈妓”之谥颇似杜撰，然妓亦有“烈”，岂不凸现细民残隶“视死如归”阵容之广？妓而能“烈”更是羞死“贰臣”们。“四烈妓”指琼枝、蕊芳、燕顺、丹凤。其中蕊芳即葛嫩，名著于余怀《板桥杂记》。其被桐城孙临(克咸)纳为妾后不久，随孙氏入闽继续抗清，兵败一起受缚，葛先抗节死，孙临大笑曰：“孙三今日登仙矣”，亦不屈被杀。李氏作论曰：“彼柳如姬、顾媚失其所从，闻蕊芳之风，有不惭死者哉！”更谓：“以视须眉男子臣贼而不知耻者为何如也？”(卷十八)至于对“须眉男子”如钱谦益之事新主而劝降旧同僚及属下被辱詈不齿事，《文集》中屡屡有述。他还在《赠石公序》中说：自己对世称“上下五百年，纵横一万里”以书画卓绝的赵孟頫作品“每闭目弗视，非恶其书画也，恶其人也！”从而盛赞石涛品格：“隐于方外以洁其身，非欲异日见祖宗于地下乎？”(卷十五)他与八大山人朱耷“迢迢曾未一携手”，当闻知其逝世时，特作《挽八大山人》，对“高帝诸孙皆志士，先生托迹更难希”(卷九)的这位王孙奇士深致哀悼；在《噫嘻•拜八大山人像而题之也》四言七首中更对“独洁其身，无辱皇祖”的“天遗一老”，表达深深敬意。结末一首则又愤起一鞭：“彼赵孟頫，游魂若在。邂逅九京，岂不愧悔？”(卷三)其实，拉五百年前失节之“宋宗室”成员来凸显“高帝诸孙”，李驎的思路正如同以“烈妓”鉴照某些屈膝偷生之须眉男子。而鞭笞奴才，又无非不屑其主子。他对石涛说：“予亦先朝元辅之裔孙也，发虽种种，而此念尚存。一见公不知涕泪之何从，而呜咽不能自已。”(卷十五)已是康熙四五十年之际，荒江野老竟仍有如此严重的“故国”情结，如此轻蔑入主华夏已七十载之清王朝，确也不能不令康熙以至乾隆震怒，斥为“悖逆”。同时更说明民族情绪在铁血蹂躏与权术效应中诚不易化解积淀之淤块。李氏著作幸仍传见，佐证着《南山集》不是个别存在现象，对后世认识康熙中后期已营造起之“盛世”世间相及诸种急剧潜漩的权力与思想冲突，增添可贵参照系，从而亦有利于依史实来梳理清代文学的史程。
《虬峰集》二十卷诗文著作，显豁透出一个信息：当新朝大力推行“文治”以更变士心，遗忘掉易代史事时，民间却潜存一批反其道而行，专意记录储积晚明以至残明历史的文化人。仅以李驎孤冷僻处，酬应甚狭之交游圈言，既有咸默、戴易这样的前朝遗孑，活化石般耆老，又有茅默、萧旸(征义、笑错)等数十位志同道合者，而这些广陵郡籍友人中黄又(燕思、研旅)尤值得注意，其四出访游，向李驎提供残明史事特多。《记黄燕思所述》长文即记述黄氏康熙三十八年(1699)至四十年(1701)“沂吴越、径闽楚、略东西粤，跋涉万六千里”所访得的南明遗事。除载述黄燕思桂林七星岩栖霞寺所遇，原永历朝与钱澄之、金堡共事现隐名为僧法号浑融的回忆外，最奇怪的是几乎全文记述了《画网巾先生传》。黄氏谓：“吾至汀州，闻宁化有李世熊者，高士也，其遗集曰《寒支》，予购得之，见其所为《画网巾先生传》事甚奇。”(卷十八)据王树民《戴文纪年》戴名世作此《传》在康熙四十年，戴钧衡《戴南山先生年谱》这一年戴氏有浙江之行。李氏记述黄燕思见闻是否有误，可暂置不辨，但这一叠合适足以表明李、戴二人思想行为、心志所注的通同，也意味着南明三朝遗事流衍渠道既多，传闻亦广。以此返观《南山集》案，其非偶然性以及官档文献不足以窥案情全貌显然可见；清廷之所以必须一再施以威劫亦据此能推得用心。
说李、戴二人理念行径多通同，还可从对八股制义取士制度之厌恶见证。《与从弟木庵书》即痛斥八股为“蔑经侮圣”的檄文，木庵是李清第三子李驎，就是竭力鼓励孔尚任写完《桃花扇》并大演于京城的那一位。李驎在信中说：“先正有云：八股兴而六经荒，十八房出而二十一史废。诚哉言也”；“童年入学之始即以雕巧其心，荡惑其志，谓之教育人材，岂为善法？”(卷十七)长篇大论，切齿痛之，较戴氏更甚。虽则究之本质言，此类理念仍系儒士“修、齐、治、平”之信奉；故形似与蔑鄙新朝人主社稷相矛盾，实际心系“天下”则一，此或亦亡国与亡天下之说的一种认知，其痛恶者正是诱惑天下士子之愚民体制。
按《文字狱档》，《虬峰集》之“悖逆”乃在“翘首待重明”[14]、“旧有明兮，自东方兮，照八荒兮，民悦康兮”[15]之类诗作以及“布袍幅巾行市上”[16]等言论。“系怀故国，待明重兴”与“不遵本朝制度”固足够“大逆不道”，但通观全集定会感到审理此案之臣工，不是敷衍塞责，以“不特序论俱有触碍”一语带过，大抵未细检《文集》；就是胆怯不敢详尽屡举“狂悖”文字，深恐一旦龙颜勃怒，追究何以数十年未发现如此悖逆之人与文而严惩各级奴才。即以前文所粗略例举，已可见《虬峰文集》之违碍岂仅止于此？“望明复兴”充其量亦止于“望”而已，兴亡迁变七十年，除却心底幻想，更有何“望”？何须劈棺戮尸以绝此“望”？乾隆君臣所忌惮的绝非在此，其所以务必戮灭者乃汉儒士子之心气，那股不易淡散的桀骜不驯、恃才傲上而又每以“天下”为己任的心性志气。奴性与“王化”起落盛衰同步，封建帝君特别是英特有为之雄主最晓谙这道理。
李驎不仅以“白头孙子旧遗民，报国文章积等身”自恃自重，而且视刊刻文集传于世为平生大愿。当其兴奋于如愿生前时，做梦也未想到他丑诋为“灭伦”的王朝会缘此而严惩其于身后。而且借此类案狱惩警天下，终于构成“万马齐喑”的局面。但毋论怎样，写出并流传，对后世辨认文化与文学历史即是大贡献，虽则不免血腥。
注释：
[1]《田间文集》卷十四，黄山书社1998年版，第257—258页。
[2]《清人文集别录》卷一，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9页。
[3]鲁迅《三闲集•无声的中国》，《鲁迅全集》第四卷第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
[4]《且介亭杂文•买<小学大全>记》，《鲁迅全集》第六卷第47页。
[5]《清代文字狱档》第四辑《李驎虬峰集案》，上海书店1986年版；戴案见《记桐城方戴两家书案》等，均附录于王树民编校《戴名世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
[6]《四库禁毁书丛刊》第131集，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
[7]《敬业堂诗集•计日集》，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四部备要缩印本。
[8]李桓《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卷一二四，光绪16年刊。
[9]《田间文集》卷十三，黄山书社1998年版，第246页。
[10]钱澄之《田间文集》卷二十，黄山书社1998年版第398页。
[11]《黄仲则逝世百五十周年纪念》，《冰茧盦丛稿》22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12]以上书信俱见《虬峰文集》卷十七。
[13]《记桐城方戴两家书案》中引“九卿奏议”语。
[14]《壬申元日》，卷七。
[15]《秋夜歌》，卷二。
[16]《赠萧征义序》，卷十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