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1岁的前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再次出山。这一次，他有了一个新的头衔：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理事长。该中心拥有超级阵容，其目标也十分宏大：着眼于国际经济方面的重大热点焦点问题，开展战略性、宏观性、前瞻性研究，并试图直接影响高层的决策。

人人都承认，中国需要更多智库，需要具有更高水准的智库。因为，中国目前的发展已经到了相当关键的转折点上，面临诸多内外挑战。仅从内部来看，过去若干年，中国经济实现了高速增长，但目前的增长速度急剧下跌，究竟是短期的周期性现象，还是长期的结构性现象？高速增长期是否已经结束？未来的增长态势是什么？同时，高速增长也一直伴随着结构失衡的日趋严重，比如，城乡差距、贫富差距、地区差距逐年扩大。这些失衡对长期经济增长、对社会稳定将产生何种影响？如何解决？

当然，在社会、政治乃至文化、精神领域，中国面临着甚至更为巨大而复杂的挑战：政府管制与社会自治将如何取得平衡？如何满足民众对民主的政治要求？政治体制改革将如何推进？中国文化将如何在传统在西方之间取得平衡？如此等等。

可以说，中国迄今仍然没有完成李鸿章一百年前所称之"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所需要的转型。而要顺畅地完成这种转型，既需要民众的勇气，领导人的智慧，但也需要足够的理性。惟有综合这三者，中国这个共同体才有可能借助明智的判断，制定出合理的方案，减少不必要的弯路，建立优良治理之基本制度框架。智库的价值正在于它们能够给社会的理性之发挥作用，提供渠道。它们可以为公共问题之解决，提供理性的解决方案。

然而，众所周知，当代中国，一点也不缺少研究机构。首先，中国有世界上很少见的国家性科学与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如社科院、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等，他们之设立就是为了服务决策。其次，中国有数量庞大的大学。上述两类机构尽管承担着纯粹学术研究任务，但有大量学者专门以承接公共问题研究的项目为业。第三，中国的各个政府部门都有属于行政序列的政策研究机构，和属于事业单位的专业研究院所。第四，中国也有世界第一的严格意义上的智库，有人统计说，以政策研究为核心、以直接或间接服务政府为目的的"智库型"研究机构大概有2000个，数量已经超过智库发展最发达的美国。

但是，不论是公众，还是政府决策机构，还是学术界、舆论，乃至于智库局内人，对于目前中国专以公共问题之实际研究为指向的智库的状况，不很满意，甚至是很不满意。研究经济问题的大多数智库去年的预言成为笑料，而政府作出的很多决策、包括立法，也明显让人感到，政府没有充分地理解社会的状况，其方案也十分粗糙，甚至常有明显疏漏与自相矛盾之处。

问题出在哪儿？很多人抱怨智库缺乏资金。这种理由如果在十五年前拿出来说，也许还有点道理。但今天，相对其他社会群体，从而学术与政策研究的群体的收入已居于社会上游。因此，今日中国智库水准低下，不是因为缺乏资金，而是因为智库的结构存在致命缺陷。

这种缺陷一目了然，尤其是与美国加以对比。在美国，以及在任何其他国家，智库的绝大多数是民间的，政府创建、经营的智库极少。中国却恰恰相反，大多数研究机构直属政府，即便属于事业单位，也因为事业单位的高度行政化，与政府有着非常直接的关系。比如，起经费的部分、甚至相当部分由政府划拨。除此之外的民间智库非常少。由于制度环境约束，它们的生存十分不易。即便勉强生存下来，政府也对它们冷眼相待，不甚关注它们的意见。实际上，民间智库的生存环境越来越恶劣。相对于九十年代，最近若干年以来，民间治智库处于萎缩状态。

这样的智库结构必然损害智库功能之正常发挥。按照严格的定义，官办智库本来就不是智库，智库之兴起乃是民主治理秩序扩展的结果。智库是指政府之外的民间政策研究机构。智库就是为了弥补政府关门决策的缺陷，突破政府官员的理念与知识局限，凝聚政府官员之外的全社会各路精英的智慧，将其融入公共政策与立法中。这样的智库就成为官民理性互动的渠道。如果研究机构仰政府之鼻息，惟领导之意图是从，那根本就迷失了本性。研究机构揣摩上意，政府当然也就无法从那里获得理性，那些装模作样的智力产品也就无助于提升政策与立法的理性程度。

因此，推动中国社会治理之理性化，需要智库提升其水准。但光是办一些高规格的智库，是无济于事的。重要的是变革社团与研究机构管制制度，让民间智库有正常发育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