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来说，国外智库不再仅仅是观察者的角色，他们已成长为参与中国改革和发展的另一股力量。
在中国，“智库”是一个外来词汇。伴随着这一概念的引入，众多国外知名智库首先进入中国政府高层继而是学界、商界、媒体和大众的视野。从历史上来看，国外智库对于中国的关注由来已久，对中国问题的研究甚至成为他们在竞争激烈的智库“市场”独占鳌头的“秘密武 器”。
他们如何影响世界
朝鲜战争前夕，美国智库“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组织大批专家对朝鲜战争进行评估，并对“中国是否出兵朝鲜”进行预测，得出的结论只有一句话：“中国将出兵朝鲜”。当时，兰德公司欲以200万美元将研究报告转让给五角大楼。但美国军界高层对兰德的报告并不感兴趣。在他们看来，当时的新中国无论人力财力都不具备出兵的可能性。然而，战争的发展和结局却被兰德准确言中。这一事件让美国政界、军界乃至全世界都对兰德公司刮目相看。
几十年来，世界各国学者对于中国发展模式的观察和探讨从未停止过。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更是燃起了世界各国智库寻求解释中国发展模式的热情。英国著名智库“外交政策中心”(Foreign Policy Centre)于2004年发表了一篇题为《北京共识》的研究报告，作者是乔舒亚?库珀?雷默(Joshua Cooper Ramo)。他在文章中指出，中国摸索出了一个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他把这一模式称之为“北京共识”。虽然“北京共识”作为有别于“华盛顿共识”的另一种发展模式，目前在国际上还存在争议，但它的提出无疑是西方智库解释中国模式的一次有益尝试。
2005年，曾任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简称CSIS)主席的佐立克(Robert Bruce Zoellick)发表了题为《中国往何处去：从会员到责任》的演讲。该讲话首次公开提出希望中国成为“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自此以后“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已经成为中美关系的基本概念。2007年，哈佛大学的约瑟夫?奈(Joseph Nye)教授在其为CSIS撰写的旨在影响美国下一任总统外交战略的报告中提出了新的“妙实力(Smart Power)”外交思想。“妙实力”思想很快被新任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采纳，作为其2009年初首次访华的行动纲领。
从以上三个故事不难发现，国外政府对中国的政治、社会和经济情况的了解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国外智库的中国问题研究。如果在美国问一个普通美国人天津在哪里?他们十有八九没听说过，但如果想从美国智库里的中国问题专家那里了解中国政治领导人的情况，他们可以把建国以来的多数中国重要领导人如数家珍一般娓娓道来。这些专家大多频繁地访问中国，与中国政要和著名专家保持非常好的关系，同时也经常出现在白宫、国会山或唐宁街，就有关中国的各类问题向政府提供决策参考。
他们如何影响中国
很多国外著名智库纷纷组建了中国研究或东亚研究部门，专门从事涉华问题研究。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是世界顶级智库。它对于中国的研究目前主要由“约翰?桑顿中国中心”承担。值得一提的是，约翰?桑顿(John Thornton)是布鲁金斯学会董事会主席，高盛前总裁兼首席运营官。他还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任教。该中心对于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影响力是难以用数字来衡量的。事实上，美国的克林顿、布什和奥巴马三任总统的首席亚洲顾问李侃如(Ken Lieberthal)、韦德宁(Dennis Wilder)和杰弗里?贝德(Jeffery Bader)都是“约翰?桑顿中国中心”的研究人员。
美国兰德公司是美国最重要的以军事为主的综合性战略研究机构。兰德公司下设亚太地区政策研究中心(Center for Asia-Pacific Policy)，现任中心主任麦诺斐(Thomas L. McNaugher)是美国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和西点军校美国军事学学士。
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成立于1910年，是美国历史最为悠久的智库、知名的外交与国际事务政策研究所。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拥有全美智库中规模最大的中国研究项目，中国项目主任是裴敏欣。
英国三所著名大学牛津大学(Oxford)、布里斯托尔大学(Bristol)和曼彻斯特大学(Manchester)于2007年在多家英国官方基金会500万英镑资助的基础上，联合建立了英国校际中国中心(British Inter-University China Centre)，旨在培养更多的“中国通”。中心主任皮耶克(Frank Pieke)曾表示：“新的中心(指BICC)将协助英国学府与世界最优秀的人竞争。”
英国诺丁汉大学(The University of Nottingham)于2003年成立了中国政策研究所(China Policy Institute)。该所的研究重点是中国的全球化影响和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的可持续发展问题。
德国的科学与政治基金会(Stiftung Wissenschaft und Politik)是德国政府的最重要智库之一。它的主要任务是向德国政府和议会提供有关德国外交和安全政策方面的建议。近些年，它的涉华研究项目和研究成果明显增多，并专设了亚洲研究小组。基金会的研究报告、工作报告等研究成果由专人直送联邦议会及其各委员会、联邦各部，首先是联邦总理府、外交部、国防部、经济部和经济合作部。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至今已有40多年的历史，它是前苏联和俄罗斯时代最重要的中国问题研究基地。1985年至今任远东所所长的俄罗斯科学院院士米哈伊尔?列昂季耶维奇?季塔连科(Михаил Леонтьевич Титаренко)是知名汉学家和亚太地区国际关系问题专家，他还担任俄中21世纪和平、友好与发展委员会国际关系分委会主席，俄中友协主席，俄罗斯科学院汉学家协会主席等重要职务。
俄罗斯的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于2004年成立了东亚及上海合作组织研究中心。主要研究方向包括中国在俄罗斯外交重点中的中长期前景、如何协调两国间的移民问题、台湾海峡近5至7年有可能发生的形势以及俄罗斯的相关利益、上海合作组织从工作机制启动到新的地缘现实和东亚国家支持其海外民众的经验等。
新加坡国立大学(NUS)的独立研究机构东亚研究所(East Asian Institute)是新加坡的顶级智库，它的研究重点就是中国问题，被外界称作“中国战略”的智库。
近年来，国外智库还积极与中国政府和研究机构建立了广泛的合作关系，开展交流与研究项目，参与中国的制度改革设计。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是第一个在中国设立学术中心的美国智库。它于2006年10月在清华大学设立“布鲁金斯—清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Brookings-Tsinghua Center for Public Policy)。该中心为中美两国学者在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议题上的研究提供便利。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中国研究项目与中共中央党校的国际战略研究所和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建立了长期的学术交流合作计划。
日本科学技术振兴机构(JST)的中国综合研究中心建立的任务之一就是通过中日科技人员的紧密合作交流，就中日双方应该共同着手的课题进行协商，并提供决策建议。自建立以来，该中心与包括中国科学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中国科技促进发展研究中心和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在内的多家中国科研机构开展了共同合作与研究。
国外智库与中国政府合作参与中国改革的研究是卓有成效的。比如最近十几年，许多国外智库和研究单位参与了中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研究和试点项目。这些项目包括卫生部和兰德公司合作开展的“中国农村健康保险实验研究”;国务院政策研究室、卫生部和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开展的“中国农村合作医疗保健制度改革”研究;亚洲开发银行、美国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和卫生部卫生统计信息中心等合作开展的“中国农村卫生安全问题”研究;卫生部基层卫生与妇幼保健司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合作开展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合作医疗制度改革与发展”;WHO、UNDP、中国卫生部规划财务司、基层卫生与妇幼保健司合作开展的“中国农村合作医疗最佳实践模式”研究等合作项目，为中国政府推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提供了重要参考。事实上，2003年中国政府颁布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中，许多制度设计就是来自于上述中外合作研究和试点项目中的思想。
此外，国外智库为了更好地了解中国，经常组织学术活动或设立专项访问研究计划，邀请中国专家前往国外智库开展短期访问和研究。被邀请的专家多为在某个领域工作多年的中国高级官员或对该领域有专门研究的学者。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设立有多种形式的面向中国的访问学者项目。“约翰?桑顿中国中心”每年在华盛顿特区主办多项活动，中美高级官员和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共同讨论中国的政策问题和中国面临的挑战。此外，布鲁金斯学会的东北亚研究中心(Center for Northeast Asian Policy Studies)每年都会邀请5位左右的亚洲访问学者，而中国学者的名字几乎每年都会出现在邀请名单当中。
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曾邀请过多位在中国问题研究领域非常杰出的华人学者，担任其访问研究员。他们中包括樊纲和俞可平等人。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长年邀请中国学者开展访问研究。该研究所已成为海外学者与中国大陆学者在亚洲最大的交流网络之一。曾在那里从事过访问研究的海内外华人学者的数量累计已达数百人。
他们不仅仅是“中国通”
“中国通”一般是指通晓中国的外国人。但在世界各国智库的中国研究领域，华人学者充当着各国智库中国研究的中坚力量。其中不乏很多国外智库中国研究项目的主持人和管理者。
李成是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研究主任、资深研究员。研究方向为美中关系和中国政治。同时，他还是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国会美国—中国工作组顾问团队、美国对外关系理事会对华政策工作组、“百人会”等机构的成员。
卡内基基金会中国研究项目的高级研究员裴敏欣，拥有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现任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中国研究项目主任。他出版了大量专著，同时为《金融时报》、《纽约时报》、《亚洲华尔街时报》等报刊撰写评论。
在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的学者中，华裔学者是其研究团队的重要组成部分，如该所前研究主任郑永年和现任研究副主任、高级研究员王正绪等。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的研究人员绝大部分都是华裔。东亚研究所的历任所长包括前香港大学校长王赓武、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杨大力，现任所长为英国诺丁汉大学政治学教授郑永年。
美国卡特中心的中国项目主任是刘亚伟。他在美国前总统卡特多次访华期间做了大量工作。
在笔者与国外智库的众多华人学者的私人交往中得知，他们中有许多都保持着中国国籍。有的还保留着中共党员的身份，他们一有机会回国时就会主动去组织部门补交党费。他们经常受邀前往中共中央党校、中央各部委为中国政府官员讲课。也经常受邀出席中国政府举办的一些重要活动。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前，大多数国外的中国观察家们只能靠钻研《人民日报》认识中国。如今，国外智库专家们对中国的了解日益深入，他们已经越来越多地参与到与中国政府和研究机构的合作研究中。通过与中国政府和研究机构的合作，国外智库专家一方面将自己的政策思想介绍给中国政府;另一方面能够从与中国政府的合作过程中更好地了解中国。他们对中国来说也不再仅仅是观察者的角色，他们已成为参与中国改革和发展的一种推动力量。同时，在国外智库专家与中国官员、专家的接触中，他们提供了为中外双方国家领导人间接交换意见的“二轨”(Track 2)对话渠道。中国可以将自己的声音通过国外智库的中国问题专家们传输给国外领导人。同样，中国也能从国外智库专家的访华活动中，提前了解国外政府的相关对华政策思路。
诚然，通过与国外智库的比较，中国智库的研究力量还有待增加，特别是在如何解释中国发展的成功模式，如何精确阐述中国的国家行为和国际战略，中外对话过程中如何让国外接受中国观点等方面还缺乏国际话语权。从国外智库对中国研究的经验中可以获得不少借鉴。比如，中国智库专家要致力于将自己的研究推销到海外，参与国际辩论;中国智库要努力参与到其他国家的制度建设中去，特别是对某些希望学习中国发展模式的发展中国家提供智力支持;中国智库也可以适当聘请国外专家来华工作，让他们专门从事他国的研究，从而为中国政府的对外决策提供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