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思想库应朝着什么样的道路发展?当前社会上存在两种片面理解，我们可以将这两种片面理解概括为“苏联模式”和“美国模式”。两种思想库发展模式的争论，从本质上讲是对思想库的影响力和独立性这两个看似矛盾的价值观的片面追求。影响力和独立性应该是中国思想库追求的共同价值。中国思想库有必要坚持走自己的发展道路，而外部制度环境是中国思想库实现影响力并保持独立性的关键。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党和政府已经充分认识到思想库帮助政府解决经济社会实际问题的重要作用。从党的“十六大”开始，中共中央政治局每隔40天左右就会邀请不同领域的著名学者去中南海讲课。党的“十七大”报告首次提出要“鼓励哲学社会科学界为党和人民事业发挥思想库作用”。在诸如国家“十一五”规划、国家中长期科技规划、城镇医药卫生体系改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等一系列重大公共政策的制定和起草过程中，我们都能看到思想库和专家们的身影。

思想库是相对稳定且独立运作的政策研究和咨询机构。近年来，中国思想库总体上发展迅速，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各地已有超过2000家不同类型的思想库。它们中有的是中央和各地政府组建的事业单位型的半官方思想库，有的分布在各大高校，有的则注册为民间组织。这些机构以不同方式发挥着政府决策“外脑”的职能。一年前，由前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担任理事长的民间思想库中国国际经济合作交流中心在北京成立，这更是让中国思想库如何发展的问题成为社会各界讨论的热点。

　　两种片面理解

就当前中国思想库的发展道路而言，社会上存在两种片面理解。第一种态度认为，思想库要发挥其影响力，必须和政府之间建立直接渠道，以便将研究成果向政府决策者输送。而那些和政府没有任何联系的纯民间研究机构根本没有影响力。没有影响力的研究机构也就谈不上能够帮助政府作决策。

我们可以将上述观点称为思想库的“苏联模式”。前苏联在上世纪建立了许多官方研究机构，这些机构的工作主要是通过内部渠道向领导人直接提供决策参考。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学习苏联，也成立了许多官方政策研究机构。这些研究机构长期在政府内发挥着决策“内脑”的职能。在改革开放以后，这些机构经过漫长的组织变迁，有的已经消失了，还有不少成为了如今挂靠政府的半官方思想库的中坚力量。苏联解体后，许多前苏联体制内的研究机构被保留了下来，成为今天俄罗斯政府的智囊机构。但与运作模式同时继承下来的，是苏联模式思想库的某些弊端。比如思想库专家不敢向俄罗斯领导人提出反对性的意见和创新性的建议。这种情况在中国半官方思想库界也不无存在。

第二种态度认为，思想库要保持其独立性，就必须和政府保持距离，以便不受政府领导人意志的影响，传播独立见解。这些思想库往往坚持自己的民间身份，有时在公开场合也刻意和政府唱反调，同时又避免让公众知道它们和政府间的交往，以维护其独立的公众形象。

我们可以将上述观点称为思想库的“美国模式”。几乎所有美国思想库都标榜自己独立于政府、党派和利益集团，虽然很多美国思想库所依附的政治背景都早已是公开的秘密。为了追求独立的公众形象，美国思想库一般不接受政府财政资助，有的甚至拒绝接受政府委托研究合同，而只接受无偿的基金会资助和私人捐赠。诚然，美国是世界上思想库产业最繁荣的国家。但美国思想库之所以如此繁荣其实同发达的基金会产业密切相关。因此，美国模式的思想库并不一定适合在中国发展。在中国，那些独立的民间思想库由于缺乏政府和社会资金的支持，往往连基本的生存条件都无法保障。其中一些能力较强的民间思想库将则募集经费的目光投向国外基金会。

　　影响力和独立性

上述两种思想库发展模式的争论，本质上讲是对思想库的影响力和独立性这两个看似矛盾的价值观的片面追求。思想库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使其研究成果影响政策，而思想库一旦失去了独立性，其研究也就没有任何价值。影响力和独立性应该是思想库追求的共同价值。但现在很多人片面强调其中之一，其实是对两个概念的片面理解的结果。

首先，影响力并不仅仅依靠思想库和政府间的直接渠道。除了通过直接渠道获得专家建议外，每个国家的政府都建立有社会信息的搜集和过滤机制。这些机制帮助政府决策者了解来自学术界、产业界和社会舆论的声音。中国也不例外。思想库专家经常通过向社会各界表达自己的观点间接地影响政府。例如，专家可以借助新闻媒体传播政策思想。中国各级新闻媒体机构长期以来建立了成熟的内参制度，媒体将记者采编的专家观点以内参的形式供决策者参考。专家也可以利用网络博客等新兴媒体。中国政府历来非常关注网络舆论，中国的国家领导人也多次称自己从网络上听取了网民的建议。另外，很多政府官员也经常非正式地参加学术界和产业界的政策讨论会，从中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事实上，中国很多政策的出台都是思想库专家通过间接途径影响的结果。

其次，独立性并不意味者思想库要和政府保持距离。第一，政府是思想库研究产品的最终消费者。思想库和政府保持良好关系，有助于思想库将研究成果更好地向政府输送。第二，政府是思想库获得政策研究所必需的信息和数据的最主要渠道。没有这些资料，思想库研究成果的质量就很难得到保证。第三，独立性并不意味着思想库不能公开支持政府观点。思想库的政策倾向往往是思想库中相关专家因其教育背景、信息来源和对客观社会价值的独立评判的结果。思想库坚定地站在政府一边恰恰是其对自己的观点有充分自信的表现。所以，刻意和政府保持距离对思想库来说非但没有必要，而且也没任何好处。真正的思想库独立性丧失，表现在个别思想库被某些利益集团收买，成为利益集团的代言工具。这些思想库向政府和公众倡导倾向性政策思想，从而试图把集团的私利包装成公共利益或国家利益。

第三，思想库的影响力和独立性并不矛盾，而且是相辅相成的。一方面，影响力有助于思想库保持独立性。思想库有了影响力，政府和社会各界对其研究成果的需求就会越大，思想库获得的研究经费和影响渠道也就更多，这样就能够帮助思想库摆脱依附于单一财政来源的局面。另一方面，独立性是影响力的基础。保持独立性能够取得政府和社会的信任。一旦思想库的非独立观点被政府和社会所识别，这些思想库研究成果的价值就大大降低，从而使其很难取得社会信任，最终只能出局。

　　坚持自己的发展道路

每个国家的思想库的发展模式都不相同。很多国内观察者一说起西方思想库，往往就把美国思想库及其文化视为标准。但事实上，在西方大国中，思想库在没有政府支持的情况下还能如此繁荣的，也只有美国一家。在英国，除了那些依附主要政党的大思想库以外，独立思想库一直被政府认为总是指出政府缺点的刺儿头，因此它们得不到政府的太多支持而发展缓慢。在德国，思想库主要分为接受政府课题的研究所和不同政党组建的研究型基金会。在日本，政府多采用政府委托研究的形式采纳思想库意见，而日本企业财团也组建了许多思想库。在法国，最早的思想库就是法国国防部仿照美国兰德公司的模式组建的，而法国非官方的独立思想库也主要靠政府的研究订单生存。因此，中国完全没有必要追求某个发达国家思想库的发展模式。

中国思想库有必要坚持走自己的发展道路。当前，中国的思想库已呈现出组织背景多元化的发展趋势。除了上文提到的事业单位、高校和纯民间等几个主要的思想库类型外，中国还存在着许多混合型和转制型思想库。组织背景多元化的出现是政府决策者和思想库领导者为了适应中国社会的深刻转型而进行的有益探索。虽然从单个组织的研究能力来说，中国思想库还无法和美国布鲁金斯学会或兰德公司等大型思想库相媲美，但组织背景的多元化提供了不同思想库发挥各自能力优势的舞台。在这个政策思想的舞台上，不同思想库不仅是政策观点的竞争者，而且还是取长补短的合作者。它们共同承担着向政府提供专家智力支持的任务。

外部制度环境是中国思想库实现影响力并保持独立性的关键。首先，政府要建立政策思想搜集和筛选机制，搭建多种形式的政策思想的交流平台，并且更加包容地对待一些新兴媒体上的观点乃至批评意见。其次，政府委托思想库进行专项研究是最直接有效的采纳专家意见的方式，但政府决策者往往对政策建议的科学性很难判断，因此在政府委托研究时需要完善同行评审和同行竞争机制。第三，政府要建立有效制度保障思想库获得多元化的财政来源。这些制度包括：在中国设立政策研究基金，鼓励各类思想库自由申请;通过法律或政策鼓励社会公益捐助;在政府引导的基础上鼓励民间资本作为政策研究基金的有益补充;鼓励思想库专家的公益探索研究等等。有了多渠道的充足的研究资金来源，思想库就大大减少了迫于生计而依附于少数别有用心的资助者的可能性，思想库的独立性也就有了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