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要说明，我不是研究“五四”运动史的专家，甚至没有发表过“五四”研究的论文。北大有好几位研究“五四”的专家，历史系就有两三位，要是他们听说杨奎松讲“五四”，很可能会笑掉大牙。因此，团委的同学让我来讲“五四”时，我很明白地说明了这一情况，但是他们还是希望我来讲一讲，我想了想最后也还是答应了下来。我之所以答应，有一个很特别的原因，就是我几年前在讲授中华民国史专题课时，讲到有关“五四”研究的学术史，明显地感觉到当今围绕着“五四”问题的学术争论中存在着一个明显的矛盾。我一直对此有想法，因此就想借着这个机会把自己一直有些困惑的这个问题梳理一下。说实话，我原本没有想写提纲。周一团委的同学向我要报告的题目和提纲时，我还告诉她我没有提纲。周二我在上海上完课，周三开始准备今天的报告时，才发现我确实对这个题目不很熟悉，如果没有一个提纲的话，我大概很容易就讲跑了题。因此，我前天花了将近一天的时间起草这个提纲，昨天在来北京的飞机上还在修改补充。
一、定义：“五四”是什么？
要讲这个问题，先要澄清一个概念，那就是：我们这里说的“五四”是什么？关于“五四”的界定，学界通常公认有两个，即一个是从《青年杂志》创刊到1919年的新文化运动。作为思想文化运动的“五四”，像什么文学革命、思想启蒙、“打倒孔家店”等等，都是作为思想文化运动的这个“五四”运动的内容之一。有关这个运动的根本诉求，有学者将其定性为“争人权”。
另一个“五四”，则指的是1919年围绕着反对巴黎和会损害中国山东权益行径而爆发的北京学生抗议浪潮，及其随后在全国范围内一度为响应这一浪潮而发生的罢课、罢工、罢市的情况。故又有称此一运动为学生运动的，或爱国运动的，更有称其为革命爱国运动，甚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开端的。有学者将其政治诉求定性为“争国权”，似乎也不错。
这两个运动在时间上是相互衔接的，二者之间到底是怎样一种关系，学界今天还有争论。但是在我看来，这两个运动无论有怎样的不同与区别，它们的目的其实是一个，那就是救国！只不过，新文化运动发起时，其立意在通过救人来救国；而1919年学生运动及其后续种种相关运动，则转为先救国后救人了。概要地说，前一个运动主要是着眼于在思想上除旧布新，对西方一切先进的思想取“拿来主义”。后一个运动则更看重行动，主张“外争国权，内惩国贼”，要想方设法寻找救国的最佳途径，谋“根本的改造”。
二、“五四”好耶？坏耶？
还在1960年，美国华人学者周策纵就出版过研究“五四”的专著，名为《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当时他曾归纳华人中对“五四”运动的三种主流评价为：
（一）共产党的解释———五四运动是近代中国发生的具有彻底的反帝反封建性质的文化革命运动和爱国学生运动。
（二）保守的民族主义者和传统派的批判———五四运动是中国的一场灾难。
（三）自由主义者的观点———五四运动是一场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
过去几十年后，当今流行观点似乎依然如故：
（一）正统观点：“五四”的主旨是爱国、反帝，“五四”的意义主要在于开启了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二）保守主义观点：“五四”是中国激进主义思潮的滥觞，中国近代以来革命不断、罪恶丛生、道德败坏，人性泯灭，都与激进思潮借“五四”盛行，破坏了中国的传统文化，有着密切关联。
（三）自由主义观点：“五四”是一场思想解放运动，可惜半途夭折，因为，“救亡压倒了启蒙”（李泽厚）。林贤治几年前在《“五四”已死》一文中，对此做了更清晰的描述，即：第一，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创世纪”，表现出他们全面背叛民族文化传统的英雄主义行为。第二，五四爱国运动是五四新文化启蒙运动濒临结束的信号，甚至无妨视作一场提前举行的悲壮的葬礼。
这也正是我深感疑惑之点。保守主义观点认为它成功了，破坏力巨大；而自由主义观点却认为它虽意义巨大，却半途夭折，没有达到破坏的目的。那么，它到底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是破坏了，还是根本就没有形成什么巨大的破坏；它实际上究竟意义如何呢？我们因此不能不有所讨论。
坦率地说，这一争论的核心之点，其实是一个历史事实的问题。因此，我想我们理当先探讨一个历史问题，即“五四”为什么会发生？
总结起来，“五四”的发生至少有如下几个主要的历史因素或历史条件在起作用。
“五四”所以能够发生，首先必须有一批眼界不同以往，具有相当新思想，同时又有一定影响力的新型知识分子。戊戌变法时期、清末新政时期，以及辛亥革命前后，这样的条件都还不具备，因此也产生不了这样的启蒙运动。1915年以后，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人之所以能够发起并促成了这场运动，根本就是因为他们有着留洋的背景，有着不同于以往的眼光和视野，同时在国内各大学身居教授之位并已形成了相当的规模。
一个《青年杂志》要能够发生广泛的社会影响，还需要有大批的受众与之互动。在此之前，即使有相应的报纸杂志谈到类似的话题，也很难引起社会的共鸣，其原因就是读者数量太少。这个时候读者之所以极其广泛，就是因为经过清末新政废科举、办新学前后10年左右时间，国内已经有了大批新式学校和数量庞大的青年学生群体。他们中许多人，如“五四”中崭露头角的傅斯年、罗家伦等，又多半就是陈独秀、李大钊这类留洋归国知识分子的学生。正因为他们的存在和热烈的响应，才使得陈独秀、胡适等人的呐喊与呼声，有了相当的群众基础，并得以形成持续的声势与广泛的影响。
任何一场思想启蒙运动，都需要大量的思想文化资源。中国的旧东西不能利用，就要借助于西方的思想文化和政治理论。过去虽然也有过大量的译介工作，但当年具有严复那样眼界的译者可谓凤毛麟角，多数的译介工作靠的是传教士通过同文馆训练出来、毫无新思想可言的外语人员，因而那个时候中国人能够得到新的思想材料就十分有限，译介的数量自然更少。而1915年以后的情况有了很大不同，一方面留学回国的有新思想的留洋学生越来越多，他们非常热衷于译介各种新的思想材料；另一方面大量的欧美文化思想资源陆续被译成日文，中国在日或留日归国的学生数以万计，包括陈独秀、李大钊等人也都积极借助日文资料接受新思想，这些都为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及其随后的“五四”运动，提供了相当充沛的思想启蒙材料。
思想启蒙要形成规模和效应，还必须具备两个基本的社会物质条件，一个是城市化要发展到相当程度，一个是生产力必须发达到相当程度，亦即必须要有比较便利的铁路、电报、电话、报纸、杂志等等交通和信息同步传播的条件。清末科举废除之前，中国不仅缺少现代化的交通通讯条件，几乎没有可以提供给普通民众阅读的报纸杂志，就是城市化的水平也很低。因为科举的教育基础是乡村私塾，因此就连相当多有知识的士绅，也都住在乡下。清末新政以后，全国范围废科举、办新学、修铁路、兴实业，包括开放办报办杂志，到这个时候，城市化的规模和交通、信息传播条件已达到了可以在全国范围内迅速传播思想的程度了。
陈独秀等人之所以会一上来就着眼于文化问题，力主破旧立新，一是因为久有前车之鉴，即从所谓“师夷长技”，到变法维新，到辛亥革命等，种种变革或革命留下了太多失败的教训，在他们看来，惟有从社会改造入手之一法了。二是因为中国的现状距离世界潮流和先进国家实在差距太远，一方面列强环伺，弱肉强食；一方面中国自身又四分五裂，深陷不平等地位而无以自拔。现实的刺激使他们相信，必须先解决中国自身的问题，尤其是要先从人的解放做起，然后才能依次解决其他问题。
还有一个原因同样是不能忽视的。即为什么在1915-1920年前后会形成这样一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式的思想解放运动？如果说在此之前各种条件不具备，那么为什么在此之后，中国也没有能够再度出现这样的局面？很显然，这里面也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条件在起作用。第一是当时中国尚能维持形式的统一与和平，以后中国长年陷于战争和分裂中，这样的全国性思想大讨论的热潮很难再现。第二是此时的中央政府处于极度弱势的地位，根本无力实施统制政策，更不用说什么报刊检查和新闻封锁了。就连青年人结党、集会，政府通常也只能采取听之任之的态度。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学生上街打砸烧，陈独秀随后上闹市撒传单攻击政府，北洋政权也只能拘几天然后交保释放了事。这些自然不能对主张新思想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形成太大的压力。
由上不难了解，“五四”的发生，有很多具体的历史条件，少了哪条都不成。而为什么当时会有那么多留洋归国的知识分子？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多新式学校和青年学生？为什么会形成那样便利的交通条件和信息传播条件以及形成那样水平的城市化规模？……归根到底，都是源于1840年以来中国被迫打开国门后一系列社会历史变革的发生。
因此，我就得出了如下两个基本的结论：
第一，“五四”的发生不是偶然的，更不是突如其来的，它其实是中国被迫打开国门，走向世界，因而被迫从传统转向现代的一段不可避免的历史进程中的一个必然会发生的历史环节。它所以会在1915-1920年这段时间发生，和以这样的形式发生，仅仅是缘于上述种种具体条件和具体环境的机缘巧合。
第二，因为“五四”的发生具有十分特殊的具体条件和具体环境，因此，它的取向、内容、规模、深度、命运及其历史的作用，也注定要受到当时中国与世界种种特定历史条件与历史环境的局限。
三、“五四”缘何转向？
有了这样一种判断，我们再来看“五四”为什么会中途转向，即何会有所谓“救亡压倒启蒙”的问题，就不难有新的发现了。
其实，“五四”发展轨迹的转变，并不仅仅发生在启蒙与救亡两点上。如同我前面所言，“五四”的发动者原本就是从救国之一点出发的，至于先救人，还是先救国，这原本只是一个经验总结和认识方法的问题，并不妨碍其救国的初衷。因此，我们考察“五四”言论思想行动的变化轨迹，理当注意到它至少有两条大的变动线索：即从救人到救国和从人权到民主。
如果我们更具体地考察，就会发现，从救人到救国的这一政治诉求重点的转变，根本上其实还是从救国开始的。它的转变轨迹实际上可以列为：
救（大清）国———救种———救（中华民）国———救人———救国———救“省”
具体说来就是，从1840年以后，中国就已经存在着救国的问题了。只是，当时人们更多地还是从维系清王朝和大清国的角度出发，想的是如何拯救大清国问题。20世纪初开始，革命党日渐兴起，它们不再着眼于拯救大清国，反而是主张推翻大清国，另立汉人国家，因而提出所谓“救种”的问题，并为此而斗争。辛亥革命成功后，中华民国建立，但因袁世凯上台，违背了革命党人的政治诉求，革命党人再度发动革命，力图挽救中华民国，因而再有救国之说。但革命党之新发动，并未能解决问题，反而被地方军阀势力所利用，形成南北对立和军阀割据局面，这才有了陈独秀等知识分子弃救国而倡人权和科学的举动。其所图在通过根本变革旧政治、旧文化、旧道德等等，达到变革社会，进而根本解决救国问题之目的。但随着1919年“五四”运动发生，救国问题再度成为燃眉之急，通过一点一滴的社会与文化变革实现救人目标的做法，又被无形中搁置起来。不过，由于对以往种种失败的记忆和面对现实政治的无力感，1919年之后不久，不少地方知识分子就已经转向救“省”去了。那意思是说，要根本解决中国的问题谈何容易，不如先一个省一个省地自行改造起来。毛泽东等就首倡学瑞士的样子，在湖南建立“湖南共和国”，主张以后再通过分省自治或联省自治的办法，建立中华联邦来解决大中国的问题。
除了政治诉求的重点转移以外，“五四”期间政治思想讨论的重点，即从人权到民主的转移，实际上也有着它的复杂变化轨迹，并非仅仅局限在“人权”或“民主（民治）”问题的讨论上。实际上，无论是人权，还是民主，在整个“五四”期间，即从1915-1920年间，也从未理论上得到过深入的辨析与讨论。如果我们比较同一时期各种相关的讨论，甚至会发觉，涉及到劳动问题、阶级问题，特别是1919年以后涉及到各种社会主义问题的讨论，可能还远比人权、民主（民治）问题的讨论还要充分得多。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这就涉及到“五四”发生的历史局限性的问题了。
首先是内外刺激。从内部看，从1915年中日二十一条交涉，群情激愤；到1916年袁世凯称帝，举国嚣嚣；到1917年张勋复辟，千夫所指；再到1918年中日军事秘约事发，学生上街……国内舆论和民众没有一天安静过。从外部看，1917年两度俄国革命，1918年世界大战结束，协约国战胜，1919年巴黎和会，列强各国偏袒日本，损害中国权益，同样始终在激动和刺激着国人的神经。试想，在内外种种关系国家民族命运的大事接连不断地冲击着国人的这种条件和环境下，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如何能够理性地研究什么文化问题，如何能够置国家民族的种种危机于不顾，专心谋求个性的什么解放？
其次是中国自身历史条件的局限。简略言之，当时至少有下面几方面的历史局限：
比如，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程度的限制。这是因为，我们今天所谈到的作为欧洲资本主义发展孪生物的文艺复兴运动和思想启蒙运动，都是以资本主义迅速发展，意、法资产阶级，或第三等级迅速开始在政治上崛起为前提的。而1915-1920年间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虽然有所发展，但其在政治上的影响力尚未形成，对国家政权还处在严重依赖的状态，也因而尚未形成独立的阶级与意识。
又比如，中国传统文化观念的影响。虽然新文化运动的发动者多数是个性解放的主张者，但是，传统的家国天下观在他们身上依旧印满了烙印。为救国而救人的变革初衷，其实也一样表现出家国一体，“转孝作忠”的传统思想的痕迹。
特别是留学生主导下的思想启蒙运动，本身就具有先天的不足。只要注意一下新文化运动发动者，即《新青年》杂志的编辑群体的学历，就可以很清楚地发现，他们中人除胡适一人是留美先学农后改哲学学成归国外，其余当时只有留日的经历，且多数从不涉足政治理论研究。他们不仅缺乏系统的理论学习与训练，而且这个时候对欧美的了解也多只是来自于书本，对西方政治思想及其理论更只是一知半解。他们仅仅是因为有留学的经历，因而对新思想、新文化与新社会充满了热情与幻想。但他们多少有些盲目的除旧布新的努力，却与中国社会发展的现状存在着明显脱节的情况。
除此之外，作为有效表现形式的文化载体及文化传统的匮乏，也有影响。比较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和法国的启蒙运动，其深厚的文化传统和绘画、雕塑、戏剧、诗歌、小说等普及大众的文化载体起了极为重要的传播和宣传的作用。但“五四”期间，中国知识分子可以利用的文化载体形式极其单调，除尚难形成气候的新诗和小说外，其余实在乏善可陈。因而，其影响力不能不深受局限。
我们在这里还应该注意到国民性格的影响。比较日本、印度等国，中国国民的性格较为急功近利是显而易见的。孙中山当年刚发动了一次失败的广州起义，流亡英国读了几部有关社会主义的书，就跑到位于比利时的第二国际总部，宣称中国虽然是一落后国家，但他所领导的革命一旦成功，将会立即实行社会主义政策，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孙中山“毕其功于一役”的幻想，在毛泽东身上也有类似的体现。政治领袖如此，普通国人（或曰汉人）其实也不例外。举个最容易明白的例子。1980年代初，我住的地方有一个路口的一个拐角处相关部门铺了草坪，并用铁栏围起，在铁栏外沿马路用水泥砖铺了一条要拐些弯的人行道。没过多久，我就发现许多行人并不沿着人行道拐那个弯，而是生生迈过铁栏从草坪切一条直线踩过去，没多久就硬是在绿油油的草地上踩出了一条寸草不生的黄泥路出来。本以为，这可能是一般民众的素质不高。不意，几年后，读葛剑雄的杂文，发现他在复旦大学里也有着同样的观察，学生们并不比普通市民的素质高到哪儿去。后来我到北大来工作，发现北大的情况也一样。二院门前偌大一片草坪，里面弯弯曲曲修了几条石子路，却还是有不少人一定要走捷径。因此生生从它的西北角到东北角，走出了一条光秃秃的土路来。其实，许多年来大家议论甚多的生活中的种种现象，像排队加塞儿、不等车上乘客下完便一拥而上先挤进去，过马路不等绿灯，包括中国特有的社会文化现象，即办任何事都要走门路、找关系，等等，都是我们国民性格的一种反映。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发起人从主张“一点一滴”地改造社会，到转而寻求一劳永逸的“根本解决”之法，并能够引起许多人的响应，也同样不是偶然的。
由上可知，1915-1920年间，完全没有理性地讨论人权问题的客观条件，且人权问题不是，也不可能真正成为多数国民迫切要求解决的共同问题。正因为如此，即使在留洋归国的知识分子中间，对人权问题的重要性也很难达成普遍的共识。实际上，究竟是人权重要还是国权重要，一个世纪后的今天，在中国也仍旧没有得到解决。因此不难了解，包括对所谓人权问题的理解，当年新文化运动的参与者的讨论，也多只会着眼于妇女问题、贞洁问题和传统伦理，如孝道对青年的不合理压迫等。对人权的基本问题，即人人得享自由权、平等权、财产权、反抗压迫权等，却极少能够有深入具体的理论阐述和研究。
既然讨论人权问题的紧迫性不可能成为当时知识分子的共识，那么，当国权问题迫在眉睫时，“外争国权”就自然会成为社会关注的重点。而对政府及其政治的严重不满，也自然会引发人们对民主（民治）的向往。人权问题的讨论，很快转向民主（民治）问题的讨论，实属必然。
因为西方的政治民主根本是以对人权理念的认同为前提的，故对人权问题的价值及其意义，包括对人权的基本权利问题形不成真正的共识，所谓民主（民治）之类的主张，在当时也只能流于空谈。而巴黎和会上英美政府的表现，也在相当程度上大大减弱了中国部分知识分子对西方民主政治的迷信感，这同样不可避免地会刺激他们努力另寻出路。
对民主政治的失望，显然便利了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泛劳动主义等种种新思潮的泛滥与流行。原本就相信中国的改造只能从社会改造做起的中国知识分子们，重新回到“社会改造”的思路上去，几乎不可避免。随之而来的俄国革命的意外成功，特别是它抗击列强压迫和干涉的惊人表现，自然会引起中国社会舆论和众多知识分子的高度重视。“走俄国人的路”，求一劳永逸的“根本解决”之道，也正切合了众多国人的梦想。
因此，我们对“五四”作为思想启蒙运动的作用，可以得出如下几点结论：第一，如果我们把新文化运动看做是中国的“思想启蒙”运动，那么就必须清楚地了解，它原本就是一个早产儿，其夭折实属必然。
第二，以1915-1920年前后中国内外事变频发，每每涉及到国家民族命运，尤其是1918年后国际上社会主义思潮汹涌激荡，大有取资本主义而代之之势，以国人性格，趋新逐浪，四面撒网，亦属必然。
第三，因为思想启蒙的条件不足，以及传播新思想、新文化的手段及形式极为欠缺，因此“五四”对传统文化的实际冲击力必定十分有限。且中国传统文化的大本营当时仍在农村，而中国城乡发展极不平衡，新文化运动期间少数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的挑战，充其量也只能在城市知识青年中发生一些作用，对城市一般民众的作用如何都值得怀疑，更不论其对农村的影响了。
第四，如果说“五四”对中国近现代历史发生过什么重大之影响，最值得重视的就是它为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创造了条件。但第一，诚如毛泽东所言，中共的产生根本上是因为“俄国革命的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并非是因为中国发生了“五四”。历史文献证明，当年除陈独秀等人，还有好几拨中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也打出过“共产党”的旗号，并与莫斯科发生过关系，故即使没有“五四”，没有陈独秀，俄国人也一定会像他们这时在朝鲜和日本所做的那样，去推动张独秀或李独秀创建出一个共产党出来。或者换言之，只要有了俄国革命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共产党在中国的诞生只是迟早的事。因此，“五四”与中共的产生，二者之间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第二，即使有了中共，在“五四”之后到1949年以前的20多年间，中国政治及其中国社会，整体上也并没有激进化起来。换言之，“五四”与中国传统的破坏和所谓“激进主义”的流行，二者间也并无直接的因果关系。
四、“五四”破坏了什么？
既然人人都把“五四”视同“革命”和“破坏”，那么，我们不妨来看看“五四”到底想破坏什么，又破坏了些什么呢？我在这里给大家看看当年陈独秀等人的说法。
陈独秀在回答时人对他们破坏意图的质疑时曾经讲过：《新青年》同仁所要破坏的对象有孔教、礼法、国粹、贞节、旧伦理、旧艺术、旧宗教、旧文学和旧政治。其原因是：我们“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
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既然向旧传统进行了挑战，它也就自然会有所谓破坏。问题是，陈独秀等人当年攻击了很多旧的东西，实际上到底哪些东西被这次运动破坏了呢？或者说，哪些只是被这次运动局部破坏了，哪些是过去就已经破坏或已在破坏中的，这次运动又顺势加以破坏了呢？特别是，哪些是运动发动者想要破坏，事实上并没有破坏成的呢？对此，恐怕要做一点具体分析才行，而过去的讨论太过笼而统之，一概而论了。
我们先来看孔教。孔教作为旧政权的偶像，在实际生活中被破坏了吗？有关这一点，我们可以读一下鲁迅的日记。鲁迅自1913年起就作为教育部官员一直参与当局祭孔大典，直到“五四”之后的1924年。他的体会是，当今的权贵者其实只是拿尊孔做争名夺利的“敲门砖”罢了，而中国的一般民众，虽称孔子为圣人，心里却不真觉得他是圣人。其实陈独秀对此也讲得很清楚：“‘孔教’本失灵之偶像，过去之化石，应于民主国宪法不生问题。只以袁皇帝干涉宪法之恶果，天坛草案遂于第十九条附以尊孔之文，敷衍民贼，致遗今日无谓之纷争。”由此可知，其实陈独秀等人这时之反对孔教，并非是因其仍有怎样的偶像作用，而是因担心袁政府的倒行逆施会导致孔教的作用死灰复燃。
再看旧伦理、旧礼法。这些恰恰是孔教的关键所在，亦即中国伦理政治之本。实际上，自民国以来，旧伦理、旧礼法一直到清末新政革新以来各种新制度和新政策，包括受到来自西方文化影响和思想观念的冲击。如三从四德、贞洁、孝道等等观念，以及一些传统礼法，在城市居民中已开始部分地被动摇或改变了。吴虞辛亥之后与父亲打官司争家产，就反映出了这种情况。故新文化运动说起来不过是进一步将这种冲击公开化，并上升到观念意识的层面上来了。但是，无论是发自民间，还是发自新文化运动，旧伦理及其旧礼法作为中国多数民众的观念和礼俗习惯，并不曾因此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再看旧政治。坦率地说，新文化运动，也包括1919年以后倡言社会改造的“五四”运动，都从未真正对中国政治产生任何明显的影响。中国政治运行及其问题依然如故，就连传统儒教的核心内容，即所谓“三纲五常”，也只是换了一种形式被统治阶级扬弃改造后，就重当成了新的意识形态的统治工具。
再看旧宗教。首先，汉人原本即无宗教观，反对旧宗教对多数汉人并无多少利益妨碍。但另一方面，释道基督，信者自信，新文化运动也无法改变这些信众的信仰选择，自然也无法动摇释道基督各教在近代中国已有的地位和影响。
再来看旧文学和旧艺术。简言之，1.《新青年》自1918年起改为白话文，并大力推动白话文运动，的确造成了文言文统治局面的改变。但是，第一，白话文的日渐流行却并非自新文化运动开始，自二十世纪初以来，白话报纸和小册子就已经在全国范围内日渐流行了。白话文在文化层面取代文言文，是迟早的事情。2.新文化运动成功地推动了新诗的创作，但旧体诗词的地位也并未因新诗的流行而发生根本动摇。3.“五四”期间，西洋话剧开始在知识青年中流行开来，但民众的偏爱却仍在传统的艺术形式上。4.由于众多留洋学生回国带回西洋画法，使传统画法受到冲击，但传统画仍有广泛的市场和需求，故其并不因西洋画的出现而寿终正寝。
最后我们再来看所谓“国粹”。像中医之类的纯粹中国的玩艺儿的确在“五四”期间受到了极大的挑战而一度遭到留学生们的贬斥，但是“五四”真的破坏了这些“国粹”吗？非也。新文学运动相信中国什么都不如人，不科学，但运动后不久运动的许多参加者就已经开始反省，并开始着手从中国人文传统中找好的东西来继承了。
1920年代初“整理国故”的兴起，就是最为明显的一个例子。事实上，情况还不仅如此。由于“五四”诱发了“救国”热，也因此刺激了国粹主义的抬头。故“五四”后不久，随着“国学”的复兴，“国医”、“国术”、“国画”、“国乐”、“国剧”等原本民间的种种玩艺儿，反而先后在国人的共同作用下，并经由政府批准，先后兴旺发达起来。换言之，新文化运动尚未真正发生影响并作用于社会，1920年以后就已经被腰斩了。
如“国医”。五四运动之后，中医界就接连发起反对“废止中医”的斗争。
1930年国民政府筹建“中央国医馆”，并于次正式成立，“全国许多省份随后也都成立了分馆。
如“国乐”。五四后刘天华于1921年首创“国乐研究会”，揭出“国乐”大旗。1927年得蔡元培、赵元任等人支持在北大创立“国乐改进社”，使中国本土音乐得以继承与创新。
如“国剧”。五四后闻一多等即力倡国剧，主张由中国人演自己的故事给国人看。后经梅兰芳、齐如山等成立国剧学会，创办《国剧画刊》等迅速形成气候。
如“国术”。五四后各界开始提倡国术，并于1927年由张之江、蔡元培、李烈钧等正式提出“国术”一词，报国民政府批准，正式成立了“中央国术馆”，并在全国各省、县成立了地方性国术馆，初步形成自上而下的国术馆体制。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家级别的体育管理机构。
如国画。经过徐悲鸿等人的努力，中国画的技法不仅得以改良，而且得以进入高等教育的殿堂，与西画分庭抗礼。新兴的“国画”与传统的院体画、文人画和工匠画有血脉相通的渊源关系，同时又具有创新元素，加上国画本身根底厚，名家多，有完整的理论体系和技法传承，大量古典著述和作品也借助新的印刷手段而广泛传播。
由上不难看出，“五四”破坏最多的，不过是所谓旧文学。但白话文的兴起，包括孔教地位的动摇，则不能都归因于“五四”。至于旧伦理和旧礼法，虽受到挑战，但也只是在很小的范围内受到了冲击。而旧政治、旧宗教、国粹等，则基本上不曾被改变，既有挑战也败得一塌糊涂。
五、“五四”自败的例证
英国文化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断定，任何一种人类文化，都有它的持久性和独立性。事实上，任何一种文化现象的断裂与被改变，都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必然要经历相当漫长的时期，并且要有相当的社会变革的基础。“五四”新文化运动之所以不可能对旧的文化和旧的传统造成破坏性的后果，其原因恰恰就在于它远不具备这样的时间和基础。盲目的破坏与改造，很大程度上连破坏者或改造者自身都无从适应。换言之，传统的东西并不那么容易被破坏，因为破坏者自己实际上往往就还是旧传统的背负者甚或继承者。而当传统依旧流淌在多数国人的血管里的时候，破坏者即使想不妥协，也很少可能。
以被胡适当年誉为“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的吴虞为例。吴因在《新青年》上发表《吃人与礼教》、《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等文章，倡言“非孝”，因而受到胡适的重视。但吴虞骨子里却是一个深受旧传统、旧文化影响的旧文人。仅举两例：
（1）旧礼法的影响根深蒂固。
吴虞在“五四”期间的1920年3月21日首次致函胡适，充分表现其人非新式人物也。函称：
适之先生道鉴：伏处西陲，钦仰高风久矣。顷接女桓来书，敬悉先生起居曼福，又承介绍女桓，且为担保，感荷无量，叩头叩头。……弟前做《说孝》一篇，此间颇多反对，甚至于卫戍司令部控告弟同孙少荆为过激党，真可笑矣。此篇曾经邮寄教正，不知到否。……《星期日》现改上弟编辑，先生如暇，敬乞赐稿一二，以光芜报，至感至盼。手此，即颂著祉。弟吴虞再拜
《新青年》倡导白话文已有两三年时间，鼓吹破除旧礼法也已多年，吴去信本为响应，但信之格式、语言全为旧派。不仅“道鉴”，还谦卑至极地满篇用些“伏处”、“钦仰”、“敬悉”、“敬乞”之类的用语，甚至还要“叩头”及“再拜”云云。再看看他的照片，仅从衣着上就一点也找不到他新派的影子。
（2）旧文化、旧伦理的影响如影相随。
查吴虞日记，我们发现他从1915年开始就不断买婢蓄妾，还挑三拣四，又要看嘴唇厚不厚，又要查有没有狐臭，买到后还不许回家探亲。1931年60岁，1939年年近70岁，还先后纳过两妾，都不过十六七岁。其做北大教授时一边写信调查妻子在老家是否规矩，一边自己出入妓院，喝花酒，争名妓，甚至把给妓女写的诗印成传单供妓院散发，还投稿到报上去发表。而对自己的妻女妾婢，却极为专制。如此之反孔“英雄”，实为那个时代新旧思想矛盾冲突的产物，时代之未到启蒙阶段，显而易见。
因为新时代之未到，故仅靠人为破坏或创造，也大都经不住环境的作用和传统的作用，改了也会变回来。仅以胡适为例，我们只要注意到其“五四”前后书信中称谓、用语及格式的变化，就不难看出传统与环境的影响在胡适的身上有多么大。如1907年他给年龄接近、但两人系叔侄辈的“发小儿”胡近仁去信，称谓是“近仁老叔大人尊前”，又是“老叔”，又是“大人”，还要“尊前”，内文谈及胡近仁均称“吾叔”，胡的话或文，甚至还要用“辱示”或“垂示”，信末还要“道安”并“顿道”，真可谓礼数周到，恭敬备至，极合传统礼法。但1914年胡留美后，其称谓就有了变化了。“大人”、“尊前”之类的没有了，变成了“近仁老叔足下”，内文中也不再太过讲究礼数了，不过“首”依旧要“顿”，谦卑之词也还在用，如“乞寄示”、“乞见示”之类，还是文言文写法。而等到他开始发起文学革命，开始猛攻旧礼教、旧礼法时，其信称谓之类的变化就更明显了。如1918年给胡近仁信，辈分的称谓不见了，仅直呼“近仁”，并加一“老友”以示亲热。落款也只剩下一个“适”字，只留了一个“上”以示尊重。到1920年，胡适干脆完全用白话文写信了，“老友”和什么“上”之类的，都不用了，变成直呼“老近”了。
然而，等到“五四”运动过后，特别是胡适在国内活动的范围越来越大，交际越来越多之后，他逐渐又开始往回变了。如1928年以后再给胡近仁信时，我们就发现，他又重新开始注意两人之间的辈分了，又开始用“近仁老叔”的称谓，并重新在落款时写上一个“上”字，正文虽仍用白话，却不忘“赐”呀，“乞”呀的，分明是又很在乎礼数问题了。
事实上，“五四”后，为适应在中国的生存环境，胡适早已抛弃了“五四”期间曾经被他认为是最合理、最平等的种种西式的交际方法，又回归到传统的格式上来了。为了表示自己对对方的尊重，其信函中各种敬语不厌其烦，凡提及对方时甚至还会按照旧礼法换行或空格，提及自己时则一律以小字，并使用谦词以示尊卑之别。
除了尊从传统礼法与人交际外，我们从胡适“五四”前后的衣着变化也不难注意到其骨子里传统的影响既深且固。
从大量胡适生前的照片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他在出国留学前一直如当时国人一般，着长袍或长袍马褂。到美国后，胡适很快适应了那里的环境，开始穿西装，打领带。但他1917年回北京大学任教后，我们就会注意到，留美回国，且主张再新派没有的他，却不像许多留欧美回来的教授，几乎从来不穿西装，而是始终身着长袍。只是当他1937年再度出国，和1938年就任驻美大使之后，我们才又看到在美国的他穿上西装了。而1946年他刚一回国就任北京大学校长，马上就又换上了象征着传统的长袍马褂。包括1948年在与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员们集体合影时，几十位归国学子几乎一色的西装革履，他却依然是一袭长袍，坚持不穿西装。（参见左栏图）
综合胡适“五四”后生活和工作中处理新与旧及传统与现代关系时的种种做法，我们不难了解蒋介石何以对胡适颇多推崇了。蒋介石在1962年胡适去世时所送的挽联，可以说最准确不过地概括了胡适的这一特点。其联称：
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
旧伦理中新思想的代表。
六、“五四”后传统延续与反传统的较量
“五四”以后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像胡适这样思想新、伦理旧的人自然不在少数。尤其那个年代蒋介石国民党占据着统治的地位，除了早年通过“五四”接触了不少新思想以外，掌权后的蒋介石对“五四”向无好感。这种情况下，以蒋为首的国民政府自然不会按照“五四”当年的方向去改造中国社会。不仅如此，1934年蒋介石还以发动新生活运动为由，大力普及“礼义廉耻”的传统伦理思想教育，并再度通过提倡纪念孔子诞辰来号召社会尊孔。在其1943年出版的《中国之命运》一书中，他对传统的留恋和推崇的情绪，可以说表现得更加清晰和明确。
同样，我们也一样可以从蒋介石一生的着装上，清楚地看出蒋对传统的执着。从蒋的大量历史照片可以看出，蒋一生主要着装为三种形式，即军装、中山装、长袍。过程是早年长袍，以后主要着军装，50岁以后多着中山装，重要场合通常着中式长袍马褂。蒋显然视长袍马褂为礼服，并习惯以长袍为日常生活的便装，其重视此一服装的民族传统形式和象征意义的倾向，可谓一望而知。
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这里无法具体说明中国传统断裂的历史经过，但仍可以通过几张照片让大家了解新旧中国变化之大，由此也能够从一个侧面说明，1949年前尽管有过“五四”，中国基本上还处在一种旧传统的延续之中，其受西方影响之变固有之，但演变之速度相当缓慢。它与1949年之后所发生的变化相比，实难同日而语。
最后是我今天讲演的结论：第一，“五四”只是中国近代历史变动和转折过程中的一个节点而已，其固有革命的或破坏的作用，但和其他历史节点相比，无论其口号激进与否，至少其作用及影响都极为有限。
第二，“五四”后至1949年，新文化运动中发生过的任何挑战与破坏，都未能对中国社会传统文化构成任何根本性的威胁，更谈不上普遍的破坏和摧毁。中国社会自身的变革，依旧保持着渐进的步伐，并未因“五四”而中断或瞬间激进起来。
第三，1949年以后所发生的对旧文化、旧传统的彻底破坏，既是与其他种种外部因素的作用力密切相关的，也是新政权出于创立新社会的考量着力破坏旧的社会基础的一种结果。但这个新社会的理想与模型，却全然不是源自于“五四”。
当然，诚如前面说到过的，“五四”既然是中国从传统走向现代的一个必经的现象，从新旧文化冲突的角度，“五四”再有局限，也有其自身的意义。其一，它清楚地反映出受到西方“科学”、“民主”、“人权”等现代观念刺激的中国近代知识分子谋求思想解放的不顾一切的努力；其二，它客观上也造成了中国近两千年以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局面的一次难得的再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