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哲2006年第5期
摘要：中国政治思想史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学科，始于20世纪初叶，迄今已近百年。本文考察了这一学科的起始情况，然后从三个方面对百年来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做一概括。首先，划分了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发展阶段；其二，梳理了学术流派，认为大体上可以划分为“新学历史学”、“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和“现代政治学”三个流派；其三，分析了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学理特点及其研究价值。本文认为，由于中国传统文化固有的政治性，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既有文化价值，又有历史价值。特别是20世纪以来，与社会和经济的发展相比较，思想与观念的发展的相对滞后。例如等级观念、官本位意识、对于政治权力的崇拜等等。这些思想层面的东西显然不是20世纪民族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民主革命的传统。这种历史的表象与其文化传承的不同步，恰恰说明了思想文化积淀的深厚和影响力的久远。因而，进一步深化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显然具有重大意义。
关键词： 中国政治思想史 新学历史学派 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 现代政治学流派
中国政治思想史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现代学科，出现于20世纪初叶，就现有的文献来看，首倡其功的是梁启超和谢无量。1922年，梁启超在其所著《先秦政治思想史》的“自序”中写道：“启超治中国政治思想，盖在二十年前，于所为《新民丛报》、《国风报》等，常作断片的发表。虽大致无以甚异于今日之所怀，然粗疏偏宕，恒所弗免。”[1] 是知在1900年之后，梁启超已经开始把中国政治思想作为一门学问来进行研究。不过在这一时期，研究中国政治思想史的文章尚属凤毛麟角，似乎还没有学者对中国政治思想史进行专题性研究或总体的思考，梁启超本人亦仅作“断片的发表”。因此，我们大体上可以认定，在20世纪初叶，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尚处于探索阶段，学科建设则属于草创而未就。
根据现有的相关资料来看，晚清经学家孙诒让（1848—1908）曾著有《周礼政要》一书。《周礼》亦名“周官”，是记述周代职官的典籍，属儒家“六经”之一，一般认为其中没有多少思想可言。孙著从政治认识的角度，将中国政治制度与西方政治制度进行比较，多少涉及到一些政治观念。不过从主要内容看，孙著的研究范围和认识特点均不属于政治思想史。因而《周礼政要》虽然早于梁氏之《先秦政治思想史》，却不宜以此作为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开端。由此我们断言，中国政治思想史学科的建立应在20世纪20年代初。根据有二：
其一，中国政治思想史作为一门学科，被列为课程，搬上了课堂。据载，1922年，梁启超分别于春季和秋冬在北京法政专门学校及东南大学讲授《先秦政治思想史》。
其二，有两部研究中国政治思想史的专著问世。一是谢无量的《古代政治思想研究》，于1923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二是梁启超的《先秦政治思想史》（一名《中国圣哲之人生观及其政治哲学》），于1924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其中后者的书稿完成时间是1922年。梁书中的“序论”部分对中国政治思想的特点、研究的内容、资料以及研究方法等等，都作了详细的阐述。
另外，需要略作解释的是，1924至1925年，北京大学已经开设了“政治思想史”课程，由高一涵讲授。嗣后，清华大学也于1927年和1928年，开设了“政治思想”课程。这些课程的名称只是标明“政治思想”，却没有说明是“中国”还是“外国”。鉴于高一涵本人著有《欧洲政治思想史》；而清华大学在1932年以后，添设了有关“国情”的课程，其中明确设置有“中国政治思想”。据此我们可以推知，北大、清华于20年代开设的“政治思想”当指“西方”，而非“中国”。
根据以上分析，梁启超、谢无量在中国政治思想史学科建设中有首创之功，筚路蓝缕，不可埋没。
（一）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发展阶段
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发展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第二个阶段，20世纪50年至70年代；第三个阶段，20世纪80年代至今。历时几近百年，步履可谓艰辛。
概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正值共和初创，国难重重，国内政治局面混乱，思想文化处于新旧变革的多元发展时期。这一时期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学科从无到有，伴随着近代文化的日新月异，出现了一批学问大家，他们的学术视野已经涉及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对于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基本评估等等。其中，有些学者的研究，对于这一学科领域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如梁启超的《先秦政治思想史》、萧公权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等。
第二阶段是中国政治思想研究发展不平衡时期。
由于众所周知的政治原因，中国大陆与台湾地区形成了相互敌对的两个政权，分属于不同的政治营垒，在这样的政治条件制约下，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发展趋向一分为二，呈现出不同的风貌。
在中国大陆：
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命运在这一阶段又可以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一个时期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60年代中期，即“文化大革命”爆发前；后一个时期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即从1966年至1976年。
在前一时期，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基本处于停滞状态。1949年建国之初，全国各大院校仍然保留了政治学系，“中国政治思想”作为一门专业课程仍然存留在教学体系之中。1952年，全国各高等院校进行院系调整，由于种种原因，各高校的政治学系建制被取消。于是在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在大陆有关政治学的教学和研究基本终止了。政治学专业的教师和有关研究人员大多改行从事其它工作。直到1960年，在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三校恢复了政治学系，但为时不久，即都改为“国际政治系”，主要研究方向为：民族解放运动、西欧北美政治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学科建制和课程设置方面并未涉及到中国政治思想史 [2]。
总的来看，这一时期的学术发展与全国的政治形势始终保持着一致性，学术研究与其他各项工作一样，一切都是为了无产阶级革命与社会主义事业的需要。在这样的政治和文化条件下，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命运是可以想见的。
从学术研究的成果来看，这一时期研究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学术论著很少，而且，这些论著的理论方法和学术规范基本属于历史学科，学术观点普遍受到处于主流地位的政治教条主义的极大影响。
在后一时期，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席卷大陆，教育界、学术界成为革命的首要目标。1949年以来的正常政治秩序完全被打乱，学生成为战士，教师沦为敌人，阶级性与革命性成为判定是非的惟一标准。在这样的情势下，学术要么成为革命的对象，被批判消灭；要么变成革命的工具，亦即学术蜕变为政治。中国政治思想史在“文革”后期，被当时的弄权者所利用，明确的政治目的和无需掩饰的政治利益成为著述者的惟一立场和出发点。一时间，“儒法斗争”成为所有社会科学“研究”的根本规律和指导原则，中国政治思想史完全陷入了政治漩涡。这一时期的大陆已经没有什么学术可言，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与大陆学术的整体命运相一致，进入了特殊的历史阶段。
在中国台湾地区：
1949年前后，一批学者移居台湾，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基本没有受到政治局面变换的影响，得以一直延续下来。在学风上，台湾学者承袭了民国时期政治思想史研究的路径与方法，特点有二。
一是研究的内容横亘古今。研究者们著书立说大多从开天辟地讲起，一直论述到孙中山，这一点与民国时期的学风无二。例如谢扶雅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纲》（中正书局，1954），萨孟武的《中国政治思想史》（三民书局，1969），叶祖灏《中国政治思想精义》（中央文物供应社，1984）等等都是如此。
二是在学术观点上往往承袭前贤。例如，谢扶雅自称所作《中国政治思想史纲》与梁启超作《先秦政治思想史》，“所取观点大致相合，惟造词略有不同，观念遂稍有出入耳”[3] 。叶祖灏亦言：“中国政治，若论其内容，如梁任公所论有三：世界主义、平民主义（民本）、社会主义”。[4] 由此可知台湾学者治中国政治思想可谓成就不少，亦有新见，然而总体上守成有余，创新略显不足。
第三个阶段是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大发展时期。
20世纪80年代起始，随着“文革”被否定和“改革开放”发展方向的确立，“思想解放”成了时代潮流。知识分子从“文化大革命”的噩梦中醒来，迎来了学术发展的拨乱反正，进入了学术研究的新阶段。伴随着批判“四人帮”和恢复高考制度，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的教学、研究工作基本恢复了正常。这一时期，全国各个综合性大学纷纷恢复政治学系，中国政治思想史终于得以恢复名誉，成为政治学专业的专业基础课程。此外，由于中国政治思想史学术领域的特殊性，一些高校在历史系或党史系也纷纷开设了中国政治思想史课程。
从20世纪80年代起始，在大陆学术界，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首先，从研究方法上看，尽管大多数学者仍然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最主要的方法论，用来分析、研究历史上的各种政治学说，但是这一时期已经有研究者有意识地试图从长期束缚和困扰人们头脑的政治教条主义中走出来。有些研究者的方法论已经不再仅仅局限于阶级分析或阶级斗争，而是辨证地、实事求是地看待历史上的思想命题和思想家；也有研究者借鉴和运用现代政治学的理论方法分析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力求在研究中保持学术的客观性与思维理性。
其二，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对象得到重新界定。梁启超早在20世纪20年代的《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即从两个层面对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内容进行了归类。一是从“所表现的对象”来划分，可分为“纯理”和“应用”两类；二是从“能表现之主格”来区分，可分为“个人的思想”和“时代的思想”。梁氏的概括其功在首创，但过于笼统。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对象成为学者们率先思考的研究课题。提出具有代表性观点的学者有徐大同、陈哲夫、谢庆奎、朱一涛、刘泽华等。他们的认识对于中国政治思想史学术论域的开拓和推动研究起到了引导定向的作用。
其三，对中国政治思想史的断代史研究更加深入，除了有大量的学术论文发表，还屡有专著问世。这段时期，研究者们对中国历史上的各个时期的政治思想都进行了专题性的研究。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是：
⑴ 徐大同等编著：《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⑵ 刘泽华著：《先秦政治思想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
⑶ 刘泽华主编：《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⑷ 刘泽华主编：《中国政治思想史（三卷本）》（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⑸ 邵德门主编：《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法律出版社1983年版）；
⑹ 熊月之著：《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⑺ 刘健清等主编：《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⑻ 林茂生等主编《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⑼ 李世平主编《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⑽ 彭明著：《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十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这些著作在研究论域的广度和理论分析的深度上都超越了以往，标志着80年代以降大陆学术界学术开放的程度。
其四，随着研究的深入，研究者们对于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理论结构或价值分析形成了一些深刻的认识，有些观点极具概括性，研究者的分析与立论具有鲜明的学术个性。例如，刘泽华对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本质特征进行总体把握，认为“王权主义”是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核心。他提出，所谓王权主义指的是“社会的一种控制和运行机制”。大体上可分为三个层次“一是以王权为中心的权力系统；二是以这种权力系统为骨架形成的社会结构；三是与上述状况相应的观念体系”[5]。
又如，熊月之对中国近代民主思想的发展概括为：一条特殊逻辑：中国民主思想进程是“一开始就从政治制度着手，先提出立宪主张，而后才出现自由平等思想，遵循的是议会制度——自由平等这样一条恰好与欧洲相反的逻辑”。两个否定过程：“第一个否定过程，民主共和——君主立宪，反映了中国人民反对专制由空想转向现实的飞跃”。“第二个否定过程，君主立宪——民主共和，标志着中国人民对封建清朝幻想破灭，转而觉醒的飞跃”[6]。
刘、熊的观点颇具代表性。与前此的两个阶段相比较，无可争辩的是，80年代以后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在理论认识的深度上，已经达到了新的层次，表明了思想解放在学术领域取得的成功。
（二）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流派分析
由于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发展的迭宕起伏，一波三折，近百年来，这一研究领域固然出现了众多学术大师，却没有能够形成得到学术界公认的明显的学术派别。如果我们把学术派别的形成视为学术发展深化的标志，那么，学术派别不明显正是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不够发达的证明。不过，尽管如此，在近百年的学术发展历程中，如果我们以方法论为参照，大体上还是可以区分出不同的流派。当然这种划分只是为了有助于今人对中国政治思想史百年历程有着更为清晰的认识，并不说明这是学术界既有的共识。
比较而言，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流派可以归纳出三种：新学历史学流派，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流派，现代政治学流派。下面分而述之。
1、“新学历史学”流派
如前所述，中国政治思想史肇源于20世纪初叶，其时国家动荡不宁，文化及学术发展亦处于新旧交替而纷杂不一。这一时期，西方的社会科学及其方法论已经流入中土，对于中国学者的理论方法正在形成不同程度的影响。虽说这一时期能真正借鉴西学，并且用于实际研究者为数不多，但是，在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上，仍然有不少学者在承继了传统的史学方法的同时，亦不同程度地吸纳了东渐而来的西学，典型者如梁启超、杨幼炯等。
梁启超在20世纪20年代就提出了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方法问题，并且进行了专门论述。他认为，政治思想史的研究法有三种：
第一，问题的研究法。这种方法是“先将所欲研究的事项划出范围，拟定若干题目，每个题目，皆上下古今以观其变迁……此法长处，能令吾儕对于各种重要问题，得有致密正确的知识，而且最适于实地应用。其短处，在时代隔断，不易看出思想变化之总因间因，且各问题相互之关系，亦不明了”。
第二，时代的研究法。“此法按时代先后顺序研究。例如先三代次春秋次战国次秦汉……等。在同一时代中，又以思想家出生之早晚为次……此法长处，能使思想进化之迹历历明白，又可以将各时代之背景——即政治实况及社会实况——委细说明，以观思想发生的动机。其短处，则同一时代中或资料太多，对于各问题难于详细叙述……又一派之学说先辈与后辈年代隔离，令读者迷其脉络所在”。
第三，宗派的研究法。“此法将各种思想抽出其特色，分为若干派”进行研究。“此法长处，对于一学派之思想渊源——其互相发明递为蜕变及大派中所含支派应时分化之迹，易于说明。各派对于具体问题所主张，亦易于比较。其短处，在时代隔断……对于思想进化次第，难以说明。又各派末流相互影响甚多，归类难以正确。又数大派之外，其有独立思想而势力较微者，容易漏略。”[7]
其后，杨幼炯对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法也进行了探讨，认为其法有三个层次：
首先，研究政治思想之时代背景，“即政治思想产生之时代的政治、经济及社会背景”。包括政治制度、实际政治情况、政治动向，生产方法的变化等等。
其次，用历史的比较方法，以研究政治思想之变迁；
最后，研究各个思想家的个性 [8]。
杨幼炯还提出，中国政治思想史的记述方法亦有三种：一、编年体，以年代为区别。二、列传体，以每个思想家为叙述之主题。三、学说体，以每种学说为论题。[9]
不言而喻，上述列举中已经注入了一些新的观念。如梁启超的问题研究法，采用的逻辑分析的方法，与单纯的编年史相比较是有新意的。杨幼炯注重思想的时代背景，认为“盖政治思想之实现恒结晶以成为一种之制度。故政治制度，比与其时代之要求相适应，此即彼时代政治思想之表现也”。“在经济方面，生产方法之变化，引起一切社会关系之改变。人类社会组织之历史的进化，完全由于生产方法之变更而进化。故一时代之经济状况，实与彼时代之政治思想以至大之影响，而社会生活、风尚、习惯对于思想，亦有至深切之关系。凡此种种皆为时代之背景”[10]。这样的认识显然已经具有了近代学术的内容，研究者已经关注到经济、政治制度、生产方式、社会生活、社会关系等等与思想的关系。与传统学术相比较，近代学术研究的时代印痕是十分清晰的。
不过，我们一旦深入他们的研究本身，浏览于字里行间，就会发现，他们实际采用的研究方法仍然是以传统的史学研究模式为主。他们在研究的过程中，注重历史资料的考订钩沉，热衷于梳理史实，通过归纳思想的师承脉络、变化融合，来给思想或思潮订正流派，概括特点和评定意义。一般而言，这一流派并不注重运用现代学术理论对中国传统政治思想进行理论分析，他们的分析框架和理念基本没能走出传统的史学语言模式，具有明显的新旧学术相结合的印记。由于这种研究方法的学术过渡性质，因而在很长的时期内被治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学者们普遍采用，“新学历史学”学派在中国政治思想史学界有着广泛的影响。
需要说明的是，1949年以后，台湾与大陆两分，台湾学术界在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方法方面明显与大陆不同。台湾学者们主要继承了梁启超、萧公权等人的研究路数，以传统史学研究法为主，同时杂以西学。这就是说，“新学历史学”流派于50年代以后，实际在台湾学术界得以延续和发展。由于在方法论上过于注重历史内涵，故而显得多少有些呆板和僵固，对于前人的研究方法和学术观点表现得承袭有余、创新不足，结果研究路数不免呈现出越走越窄之势。总的来看，台湾学者在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上长于历史资料的挖掘排比，在理论分析的深刻程度上则稍显逊色，对于这一学术领域的开掘亦不能十分突出。
2、“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流派
20世纪初叶，以“新文化运动”为主要标志，中国文化的发展进入剧烈变动时期。马克思主义正是在这一时期伴随着诸多西方学术和政治思想而流入中土，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作为一种新型的方法论引起某些学者的兴趣，并且实际运用于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之中。典型者如吕振羽。
吕振羽在1943年修订版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导言”中即提出：“我们对于历史上某一时代思想的研究，要想能得出一个正确的结论，第一重要的，须要正确地掌握这一时代的经济情况和政治情况，正确地了解这一时代的生产方式，以及其矛盾之发展的根本形式。……在另一方面，意识形态的自身虽属原则地受着社会存在所决定，然其对于社会存在自身亦能给予反作用，而给其发展过程以多多少少或正或负的影响，从而又影响其自身”。[11] 这种认识显然是典型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其后，在1955年的《修订版再版代序》中，吕振羽讲得更为明确。他遍引马、恩、列、斯以及毛泽东、刘少奇等革命领袖的语录，强调：“历史唯物主义断言：社会思想、意识依存于社会存在；而社会存在总是先行的，思想、意识的产生或变革常常落后于社会存在。”[12] 他又征引毛泽东“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13] 的语录，强调思想的阶级属性。
进入20世纪50年代，在中国大陆，由于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学科归属被推给了历史学，史学方法的采用便成了自然而然的事。与前期侧重传统史学方法不同的是，这一时期的研究者们普遍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作为学术研究的指导思想，同时，这也成了研究中国政治思想史的主要方法论。研究者用于评判思想性质的标准是“阶级性”，思想家的家庭出身、本人成份，思想家之思想是为哪个阶级服务的等等成为研究者们必须采用的认识手段。思想的合理与否往往取决于这种思想是顺应了历史潮流还是相反，是推动了历史的前进还是形成了阻碍，以致成为“反动”的思想。在这种研究方法的推动下，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覆盖了中国大陆。这一时期的代表巨著是侯外庐、赵纪彬、杜国庠等撰著的5卷本《中国思想通史》。虽说这部著作不是政治思想的专门著述，不过其中包含了相对完整的政治思想研究，其论点亦有代表性。全书贯穿着历史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阶级分析方法亦成为这部著作的主要方法论。例如。《中国思想通史》分析孟子的“阶级论”，认为：“孟子的阶级立场是很明显的。他不主张在贫富关系上破坏已往的阶级制度”；“孟子对于阶级关系的变化，抱着反对的态度，对于旧贵族却具有强烈的同情心。”[14]
总括而言，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方法对于促进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走出帝制时代传统史学的局限，进而走向近现代史学，促进政治思想史研究的科学性，关注史学研究的当代意义等方面都是很有裨益的，对于马克思主义史学流派的形成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然而，由于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中国大陆实际存在的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倾向，中国学术界受到了当时弥漫全国的教条主义思潮和阶级斗争极端化的极大影响，肇源于“新文化运动”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也逐渐趋向教条化，政治思想史研究日渐变得僵固和公式化，致使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流派的发展走上了曲折的道路。这种曲折发展的典型表现是，大陆的学者们事实上已经背离了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方法论所要求的辩证和唯物地研究问题的科学性，反而简单地套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阶级二分”等教条公式，用阶级斗争解释一切思想文化现象。这种学术倾向的普遍化和极端化，必然使得中国政治思想史极为丰富多彩的思想文化内涵被简化为阶级矛盾和社会冲突的文化表象，思想成为阶级斗争的派生物，思辨的科学分析与理性思维被置换为背离思维逻辑的政治公式和政治推演。
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爆发，已经绝对化了的阶级斗争则被进一步简化为“儒法斗争”，在政治挂帅的指引下，学术界要用“儒法斗争”重写中国历史，学术研究实际成为政治闹剧，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已然面目全非，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科学研究也根本无从谈起。这种情况一直到了80年代初期才有所改观。
进入20世纪80年代，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研究得以恢复，大陆学者在经历了天翻地覆的政治动荡之后，开始深入反思教条主义的教训与危害，有些富于学术个性的学者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同时，对研究中国政治思想史的方法论进行了有益的探索，这种现象可以被视为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流派的新发展。
例如，刘泽华在其专著《先秦政治思想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中即指出，对政治思想史应该像广角镜那样，从多方面着眼，用多头并进的方式开展研究。就研究的体例方面，刘著认为，首先，需要进行的是按思想家或代表作进行列传式的研究。这种个案式的方法是研究政治思想史的基本方式之一，属于基础性的研究。其次，要进行流派研究。从思想史看，只有形成流派的思想，才能把人的认识推向深入，才能构成一种强大的社会力量。政治思想流派对历史的影响比之个人要大得多，理应成为研究的重点。再次，要开展社会政治思潮和一个时代重大课题的研究。此外，对于政治思想的重要概念、范畴，各种政治思想的比较，政治思想与政治实践的关系等等进行研究也是十分重要的。
就研究的理论方法而言，刘著的认识显然走出了教条主义的围栏，提出“一方面要注意学科自身的认识规律，循序渐进；另一方面还要借鉴思想史和哲学史研究的经验与教训”。研究中国政治思想史不能只限于描述思想内容和思想发展的历史过程，同时还要考察思想的价值。在这里，关于政治思想的价值性认识和是非判断性认识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关于价值性认识，刘著认为：“为了判明一种思想的价值，首先要明确价值标准。……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但经验告诉我们，在实际运用中，却又表现为千差万别，比如，同是一个孔子，有的认为他是反动派，有的认为是革命党。在两种极端认识中间，还有一个广阔的余地，……价值问题不只是个阶级定性问题，还有许多其他方面的内容。政治思想史不作价值分析，政治思想史就会变成一笔糊涂帐。为了更好地判明各种思想的价值，应该探讨一些价值标准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既要借助历史学中已获得的成果，又要结合政治思想史的具体情况，理出一些自身特有的标准。” [15] 关于是非判断性认识，刘著认为：“从哲学上说，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人所共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但是把这条原则用于政治思想史，就产生了许多节枝。”在刘泽华看来，在历史上，一些代表剥削阶级的政治思想付诸实践，是可行的，有效的，“甚至起了促进历史的作用”。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真理与谬误该如何分辨，代表剥削阶级利益的政治思想中有否科学和真理？实践证明是可行的，起了积极作用的思想是否就是实践检验证明了的真理？人民美好的，但不能付诸实践的政治愿望，与真理是什么关系？凡此种种，是急需讨论的问题” [16]。刘著提出的问题对于打破思想的坚冰具有重要的冲击意义，代表了思想解放的时代，大陆学者关于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新思维。
以刘泽华为代表的一派学者，在学术认识上承袭了本世纪初叶“新文化运动”的反思精神与批判意识，他们站在现代化理念的立场上，对覆盖了数千年君主政治的传统政治思想与文化进行了批判、反思和启蒙。这类学者多数具有鲜明的学术主体性，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流派中的“反思学派”。
从总体来看，20世纪80年代以后，大陆学者在继续马克思主义指导方法和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同时，更加注重在传统理论方法上的更新，从而使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开拓出一片新天地。
3、现代政治学流派
鉴于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学理特点，史学方法其实是非常必要的。如果从近百年来中国政治思想研究所取得的成果来看，则无一不标志着史学方法得到了普遍的成功的运用。然而，如果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方法只是局限于史学方法，则又意味着某种缺陷。这一学科的政治学品性已经表明，在研究方法上，政治学的方法是不可或缺的；也就是说，如果缺少政治学的方法，将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推向深入则是不可想象的。事实上，已经有研究者比较早地注意到了这一点，他们在某种程度上采用了史学与政治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最有代表性的是萧公权。
萧公权在20世纪40年代出版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如其自叙，就是“采政治学之观点，用历史之方法，略叙晚周以来二千五百年间政治思想之大概”[17]。例如萧著论孔子：“孔子政治思想之出发点为从周，其实行之具体主张则为‘正名’。以今语释之，正名者按盛周封建天下之制度，而调整君臣上下之权利与义务之谓。”又如，萧著论晚明黄宗羲：“梨洲贵民之古义，不啻向专制天下之制度作正面之攻击。使黄氏生当清季，其为一热烈之民权主义者，殆属可能。然而吾人细绎待访录之立言，觉梨洲虽反对专制而未能冲破君主政体之范围。故其思想实仍蹈袭孟子之故辙，未足以语于真正之转变。”[18] 这些评析运用了权利、义务、民权、政体等概念，其评价的角度亦从民主、专制等政治学的价值标准而立论，其在方法论上的政治学特点是十分明显的。
大约正是由于萧著的政治学理论特色，较之一般意义上的历史学研究更禁得起推敲，因而时隔50余年之后，多数于30、40年代问世的中国政治思想史论著已经退出了课堂教学，仅仅作为研究者的案头参考，惟有萧著至今仍然被海内外多所高校列为教科书或教学参考书，其学术生命力之绵延长久，印证了萧著的学术品性。
进入20世纪80年代，政治学流派有了比较明显的发展。在方法论上，学术界的认识也更为清晰。一般而言，从方法的角度看政治学，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技术方法，另一是认识方法。
所谓技术方法是说，由于现代政治学是20年代“行为主义”思潮的产物，因而在现代政治学研究中，普遍运用了个案调查、问卷调查、统计分析等技术手段，以期提高政治学研究的科学性。认识方法是说，现代政治学的基本理论，包括一整套概念和命题，被研究者用来作为认识和分析问题的手段，并据此而进行评估、做出解释，概括意义。在中国学术界，这两种方法都被用于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不过，就当前的研究状况和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与史学流派相比较，历史学方法仍然得到广泛的使用，运用政治学方法者尚属个别。而且，即便运用政治学方法，一般也只是局限于认识方法，例如前引萧公权，所谓“系政治学之观点”，就是以政治学理论作为一种认识方法来运用的。至于技术方法，80年代之前几乎无人涉猎，之后渐有著述问世。90年代以来，尝试运用者时有所见，出版了一些有代表性的论著，主要有：闵琦著《中国政治文化——民主政治难产的社会心理因素》，（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1989年版）；张明澍著《中国“政治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不过总的来看问津者依然寥寥。
值得关注的是，在刘泽华主编的三卷本《中国政治思想史》中，作者借鉴了“政治文化”理论，从政治价值、政治意识、政治心态等层面对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某些命题进行了阐发，由于视角新颖，故而新见迭出。例如关于“汉以孝治天下”，刘著专门列有《忠、孝观念的社会意识化》一节，分别对忠和孝进行了价值结构和行为规定分析，然后指出：忠和孝的价值规定在认识上是相通互补的，这样就使得人们对于君与父组成的社会政治权威在认识上形成了普遍的认同；然后，汉统治者通过强化忠孝义务观念，对全社会的政治行为导向形成巨大的强制力。忠、孝观念的社会意识化直接关系到某些政策方针的制定，对于汉代的政治运行具有直接的影响 [19]。政治文化是现代政治学的一个研究领域，刘著的借鉴可以视为在政治学认识方法方面的一种成功的尝试。
以上关于三个学术流派的区分只是就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概貌总而言之，其中，新学历史学流派在30、40年代最为活跃，可谓大师辈出；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流派的鼎盛时期是50至70年代的大陆学术界；现代政治学流派源起颇早，兴盛却晚，然而这一流派代表着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发展方向，随着社会的现代化步履和学术研究的发展，这一流派理应成为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主流。
（三）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学理特点与研究价值
1、学理特点
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学科归属首先是政治学，从现代社会科学的一般学科领域划分来看，中国政治思想史是“政治学理论”的基础学科之一。如果从中国学术界的实际研究状况来看，中国政治思想史曾经在比较长的时期内归属于历史学，隶属于中国思想史的研究领域。据此，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学理特点必然首先受到政治学学科的制约，其次则要受到历史学的制约，这就是说，中国政治思想史实际带有某种交叉学科的性质。所谓“学理”指的是一个学科自身的知识特点及其独特的逻辑结构，一般可以从价值结构、认知逻辑和知识体系等方面进行分析。中国政治思想史基于自身的学科性质，其学理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在价值结构方面，中国政治思想史吸纳并建构了以政治学价值理论为主体的价值理论体系。这将影响并决定着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学科领域及其研究对象。
从一般意义而言，政治学价值理论的观照范围集中在政治权力、政治利益以及相关的问题方面，因之，所有与政治权力和政治利益有关的制度、组织、规则、行为、活动和关系，以及各种政治现象都是政治学的研究对象。与之相应，中国政治思想史的价值理论势必也将集中在有关政治权力与利益，以及相关问题的思想、理论等方面；同时，这也决定了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对象不外乎是关于政治权力、政治关系、政治行为与规则、以及政治角色等各种政治现象的思想和理论认识。当然，在实际社会政治生活中，人们的政治认识不可能是完全划一的，其中不可避免会包含非政治性的内容；换言之，人们在认识政治问题和政治现象的同时，常常夹杂着与之相关的对社会、人生等问题的认识。不过，这并不妨碍中国政治思想史的价值理论的政治学特性，这一点恰恰是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学理特点之一。
其二，在认知逻辑方面，中国政治思想史以政治性价值判断作为其最基本的认识形式。研究者对于历史上的政治认识的评价和判断是其进行研究的主要目的，如果缺少这一环节，所谓研究就会成为单纯的思想描述。基于中国政治思想史的认知逻辑，研究者在评价和判断的过程中，必然会受到政治学理论的制约，政治学的价值标准，诸如专制、民主、平等、自由等成为分析、评价政治思想的工具。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学科知识体系正是以政治学的价值准则为基准而建立起来的，关于中国政治思想的历史进程的论述也是以政治价值作为参照系而达成的。这种评价体系和由此而形成的认知逻辑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是构成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学术性与科学性的认识前提和基本保障。
其三，在知识体系方面，中国政治思想史具有明确的历史性。作为一个学科的研究对象，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知识组成是历史知识，是那些已经过去了的历史遗存，是成了“历史遗迹或遗物”的知识。因此，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学理特点与那些以当代社会及文化现象作为研究对象的学科不同，在研究方法和认知方式上必然要采用历史学的分析方法，在价值判断上也要参考和运用历史学的价值标准。特别是在确定和判断具体研究对象的内涵方面，参照具体的“历史语境”，即以具体的历史条件或历史环境作为“参照系”无疑是极为必要的。历史价值的判断或历史意义的评价在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中有着特殊的重要性，正是因为有了这一层认识，关于思想理论的政治价值分析才不会成为单纯概念推演的空论，不会成为玄而又玄的文字游戏，而是成为真实可信的学术论断。研究者通过历史的定位对人们的政治思想或理论做出尽可能公允的评价，从而使得我们得以在长时段的历史视野中，对于中华民族的政治文明的思想演进过程有着更为合理的阐释与认知。
2、文化价值与历史价值
作为一门完整意义上的学科，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只有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一中外文化激烈碰撞和急剧汇合的历史转折点才有发生的可能。事实上，“中国政治思想史”正是当时的仁人志士为改变中国积贫积弱的落后面貌，急切地向西方学习而产生的一门应急实用的学问。作为现、当代中国政治学理论体系的一个分支，它的理论意义及实践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同时，由于在中国历史上，政治权力和政治思想曾经长时期地占据主导和核心的地位，故而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文化意义和历史意义也是不可忽视的。“人物隔代，思想长流”[20]，历史上的政治智慧和政治心理在今天还有很强的生命力，其积极而有助益的一面应该发扬光大，其消极而成为文明阻碍的一面则应该尽力剔除。深入地了解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价值，则是我们得以剔除或发扬的认识前提。
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具有文化价值。
中国文化具有不同于其他民族文化的显著的民族个性特点，这一点在政治思想中有着集中的体现。
从广义文化的角度来看，中国文化的政治品性极为突显。上古三代以至春秋战国，文化的发展大体上经历了一个从神性到人性的曲线，先秦诸子首开理性突破之先河，他们指天划地，宏发议论，或梳理历史发展过程、或评判人性善恶、或针砭时政得失、或讲论治理之方。然而无论谈及何事何物，诸子关注的着眼点总是在现实社会的实际政治，表现出鲜明的现世性和政治性。这里说的“政治性”是从广义文化的角度来谈的，与现代政治学理论层面的研究论域“政治文化”不是一回事。[21]文化的政治性及现世性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基本特点，我们正是从这个特点入手，才会明确地理解到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文化价值。
中国政治思想的理论体系和知识系统是在悠久的文化传承中形成的，作为精英的主流的理论体系和知识系统，政治思想所内涵的价值准则、政治规范、政治观念以及政治信仰等内容不可避免地对一般意义的社会文化形成广泛的覆盖和影响。例如，传统政治思想的一些核心概念和命题：天、道、圣、王、忠、孝、以及天人合一、尊君崇圣等等，不仅具有系统的理论形态，而且对于实际社会政治具有直接的引导定向作用，为当权的君主统治集团提供权力合法性依据、以及建构政治秩序和政策制定的依据。与此同时，这些主流文化的概念和命题，对于社会意识，社会风习，以及一般民众的社会政治观念，社会理念等等，均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于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传统中国，一般社会成员普遍具有权威崇拜和官本位的理念或心态，民间风习普遍存在着天、圣崇拜以及对于伦理道德的极度崇敬。这些文化特点与主流的政治思想有直接的源流或因果关系，因而研究中国政治思想史，对于深入理解中国文化意义重大。
从广义文化的角度看，传统政治思想是民族文化的集中表现之一，在历史的积淀传承过程中，中华民族的民族特色和民族性格已经深深地浸润在其中。作为主流——精英的政治思想与社会层面的文化之实际存在着互动关系，当然，一般而言，主流文化对于其他层面的亚文化具有更强的影响力和控制力。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具有主流地位的政治思想与亚文化层面上的社会政治观念之间的交流和互动，正是政治思想的文化价值的典型体现之一。
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还具有历史价值。
中华民族不仅有着悠久的传统文化，而且也是一个善于创造的伟大民族。在政治思想和政治智慧上，我们的民族也曾经有过眩目而独步的创造和值得骄傲的成绩。然而，另一方面，中华民族的历史也有令人黯然伤神的消极、落后和黑暗的层面。几千年的历史及其文化传统把这一切一古脑儿地留给了我们。如果说，人们对历史的认识是一个长期的不断再认识的过程，那么能够形成科学、合理的历史观则是比较晚近的事。长期以来，人们对中华数千年历史遗产的传承很难摆脱简单和大而化之的方式，尤其是在20世纪以来的教条主义政治思维的覆盖下，学术被政治肢解，思想被口号取代，研究被宣传主宰。中国政治思想史学科的生存尚且岌岌，矧其历史价值乎！
20世纪80年代以后，伴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新局面，中国政治思想史学科得以在高等院校恢复，在学科归属上被明确列为政治学的专业基础；同时，另一方面，伴随着欧美现代化知识及文化的东渐，中国传统的历史理论受到了时代的强烈挑战。处在传统与现代转折关口的中国社会，不仅需要现代化的生、光、化、电和市场经济，更需要认识和理论上的更新换代。既然人是社会的主体，人的行为选择需要思想的导引，那么就这个意义来说，惟有认识的创新才会引领我们完成现代社会的历史跨越。
在这样的情况下，重新审视中国政治思想的历史地位与当代价值，便可以被视为回应时代的挑战的重要一步。
关于中国数千年的古代文明，我们有一个基本判断：从社会政治运行的层面来看，中国传统社会的根本特征是政治权力支配社会。在长期延续的官僚制君主政治条件下，以君主为首的特殊政治利益集团掌控着所有社会资源，对社会实行全面宰制。以士大夫为主体的官僚系统承载的是基于专制王权的再分配权力，他们分享权力即分割利益，因而其本质规定是君主的办事人员兼统治工具。在一些特定的情况下，士大夫集团与王权之间也可能会形成某种短暂或局部的政治张力。但是由于王权与士大夫之间的统属关系是绝对的和无条件的，这种冲突或对恃虽说有时也伴随着某些调节与均衡——这种调节与均衡无非是统治者“自我削减”或自救能力的体现，但最终总是以王权的压倒性覆盖而结局。这正是典型的中国式官僚制君主政治的特色所在。
由于士大夫是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与政治文化的承载者，又由于古代社会君主政治的行政管理能力是有限度的，于是政治思想便成为统治者用以弥补行政能力不足的重要补充手段，士大夫则成为行政管理和思想统治的双重实施者。自汉代帝王独崇儒术，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政治意识形态渐次形成，士大夫阶层为了主流思想的政治身份化而不遗余力，同时他们也为儒家思想及其政治价值观念能为全社会接受而竭尽其传播、教化、宣讲和言传身教的功能，使得尊崇君父、礼敬道德、忠孝仁义、安分守己等思想观念得以传布民间，而广被人心。
将政治权力和政治统治与一种政治意识形态紧密地结合起来，用普遍的长期的思想道德教化来弥补管理能力的不足，这种历史选择的结果是，思想文化成为中国传统社会特有的统治手段。用古人的话语表述，可以谓之“道”的专制：
《管子·君臣上》：“君失其道，无以有其国”；“明君之重道法，而轻其国也。故君一国者，其道君之也。王天下者，其道王之也。大王天下，小君一国，其道临之也。”
《吕氏春秋·恃君览》：“自上世以来，天下亡国多矣，而君道不废者，天下之利也。故废其非君，而立其行君道者。”
《读通鉴论·宋武帝》：“君天下者，道也，非势也”。
这里的表述延自先秦以至于清初，可以视为一种长期延传的传统认识。其中尤以王夫之的断语最为明确。如果我们将上述倡言转换为现代话语，其无非是说，在中国传统社会，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政治思想体系对于政治运作和政治发展具有强劲的统摄力。不仅如此，儒家政治思想所内涵着的政治价值、观念和信仰等等不仅在维护君主政治秩序方面实际发挥着难以估量的作用，而且渗透充盈在社会文化之中，演化为一般社会成员的普遍政治选择，所谓“荡诸四海，变习易俗”[22]，对整个民族文化形成深远的影响。道的权威性的泛化可以从下面的征引中得到佐证：晋人挚虞作《门铭》曰：
禄无常家，福无定门；人谋鬼谋，道在则尊。[23]
由此可见，政治思想在传统中国的实际社会政治生活中，具有重要的作用，思想与政治运作、与政治制度、与人们的行为选择之间，实际存在着或彰显或隐蔽的互动过程。因而，研究中国政治思想史，对于深入揭示和理解中国历史，包括政治史与社会史，其价值是不言自明的。
王亚南在《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说过，“中国古典官僚政治形态”有三种“性格”，即：“（一）延续性——那是指中国官僚政治延续期间的悠久，它几乎悠久到同中国传统文化史相始终。（二）包容性——那是指中国官僚政治所包摄范围的广阔，即官僚政治的活动，同中国社会各种文化现象如伦理、宗教、法律、财产、艺术……等等方面，发生了异常密切而协调的关系。（三）贯彻性——那是指中国官僚政治的支配作用有深入的影响，中国人的思想活动乃至他们的整个人生观，都拘囚锢蔽在官僚政治所设定的樊笼中。”[24] 此论甚是。
如前所述，中国特有的官僚制君主政治使得士大夫阶层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占有特殊重要的位置；又由于士大夫兼具政治文化载体和君主政治中坚力量的双重身份，于是在实际社会政治生活中，思想与制度的建构以及人们的行为选择常常处于相互影响、交融的状况中，这样一来，研究或回顾中国的历史，就不能不参考到思想与文化的层面。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历史价值大体上可以概括为三方面。
鉴于中国历史上政治权力和政治思想的相互影响与重大作用，研究中国政治思想史有助于更为准确和深入地认识和把握中国历史。此其一。
中国政治思想史本身就是中国历史的重要构成，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学术领域，当然也是历史研究的一个自足的单位。思想的产生、演变和发展，其间所展示的过程、规律和细节，无不构成中华民族历史传承的一个层面，一条脉络，这里即充分体现了中国政治思
以20世纪初叶为分界线，此前中国始终维系着君主政治的政治传统。大体上从19世纪中叶开始，中国传统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结构等均开始发生了重大的改变，其中的国体和政体等方面，发生了质的变化。这是一个方面。此外，从另一个方面来看，伴随着政治上的变化，却是思想与观念的相对滞后。例如等级观念、官本位意识、对于政治权力的崇拜等等。这些思想层面的东西显然不是20世纪民族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民主革命的传统。这种历史的表象与其文化传承的不同步，恰恰说明了思想文化积淀的深厚和影响力的久远。因而，完整地解读历史和解析传统与当代，就需要对中国传统政治思想有着深入的剖析，特别是其价值层面的分析，这是透过表象以审视历史本质规律的必要路径。此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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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华书局，1936年，第1页。
[2] 见“北京大学政治学与行政管理系系史”（打印本），1999年，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第48页。
[3] 谢扶雅：《中国政治思想史纲》，中正书局，1954年，第11页。
[4] 叶祖灏：《中国政治思想精义》，中央文物供应社，1984年，第2页。
[5] 刘泽华：《中国的王权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页。
[6] 熊月之：《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0、24、25页。
[7] 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华书局、上海书店联合出版（据中华书局1936年复印），1986年，第12－14页。
[8] 杨幼炯《中国政治思想史》，上海书店，1984年影印，第3－4页。
[9] 杨幼炯《中国政治思想史》，上海书店，1984年影印，第3－4页。
[10] 杨幼炯《中国政治思想史》，上海书店，1984年影印，第3页。
[11] 吕振羽：《中国政治思想史》（第1版）上册，1949年，第4页。
[12] 吕振羽：《修订版再版代序》，《中国政治思想史》（第1版）上册，1949年，第11页。
[13] 同上书，第15页。
[14] 侯外庐等：《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86、388页。
[15] 刘泽华：《先秦政治思想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年，第11页。
[16] 刘泽华：《先秦政治思想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年，第12页。
[17] 萧公权：《凡例》，《中国政治思想史》（新一版）上册，（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2年，第2页。
[18] 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新一版）下册，（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2年，第616-617页。
[19] 刘泽华：《中国政治思想史》（秦汉魏晋南北朝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73—174页。
[20] 陈旭麓：《陈旭麓文集》（第四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41页。
[21] 政治学意义上的“政治文化”是美国政治学界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的一个研究论域，具有明确的理论界定、研究的边界与方法。一般指的是决定和影响人们行为选择的“主观”因素。可参见拙作《它山之石 可以攻玉（作为方法论的政治文化）》，《天津社会科学》1991年第3期。
[22] 《春秋繁露·基义》
[23] 《全晋文》卷77，转辑自《艺文类聚》卷63，《太平御览》卷191。
[24] 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38—3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