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所谓政治家，就是那些掌握着特殊的社会公共权力、可以合法地调配社会资源，并按照一定的社会理想进行社会改造的人物。政治家必须要有独具特色的思维能力本文以为，以下几个方面的思维能力是政治家所必须具备的：一、见微知著的洞察力；二、卓越的理论思维能力；三、立体性思维能力；四、批判性思维能力；五、创造性思维能力。

【关键词】政治家 思维

一提起政治家，人们很自然地就会联想起中国的秦皇汉武、唐宗宋主、成吉思汗、康乾大帝，以及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无产阶级领袖人物，就会想起古代波斯帝国的创始人大流士，古罗马的恺撒、屋大维，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俄国的彼得大帝，法国的拿破仑，日本的明治天皇，以及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总之,在一般人的心目中,政治家特指那些掌握了无限的国家权力、只要振臂一呼就能应者云集的大人物，政治家在某种程度上与权力、甚至与权术是同义语。应该说，这样的认识，如果仅仅从政治活动的表面现象来看，确有一定的正确性。但如果将其作为一个严格的学术定义，那就非常的不合适了。要搞清政治家的含义，首先必须要搞清政治的含义。

关于政治的定义，可以说是五花八门、歧义叠出了。国内的一些大众辞书将其定义为“政府、政党、社会团体和个人在内政及国际关系方面的活动” ，此定义主要侧重于人们的社会活动领域的范围，比较笼统，不易为人们所精确理解、把握。有人将政治从狭义和广义两个方面加以定义。广义的政治乃指“权力的运作，指的是君主或官员的活动”，狭义的政治之定义乃指“其一，关注公共事务，而非私人事务；其二，就其本意而言，应该由众人关注众人的事务，而不应该是以暴力方式或灌输方式强行推行某种观念、某种意识形态。” 也有人认为政治是“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人们围绕着特定利益，借助于社会公共权力来规定和实现特定权利的一种社会关系。” 这个定义有点抽象，不易为一般人所理解。以上三个关于政治的定义虽然在具体的语言表述上各有差异，但也有共同点，即都在逻辑上承认政治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活动，这种活动与社会上很多人的利益密切相关，因此它必须要借助公共权力才能得以正常地运行。归根结底，政治是与公共权力紧密相联的一种特殊的社会活动。

了解了政治的基本特征后，我们也就可以对政治家的基本特征进行粗略认识了。所谓政治家，就是那些掌握着特殊的社会公共权力、可以合法地调配社会资源，并按照一定的社会理想进行社会改造的人物。政治家与一般的在政府部门供职的政治人物是有区别的，这种区别就在于政治家需要有自己的政治理想、政治价值观，而一般的政治人物则只不过在依章办事而已。普通民众之所以对政治家感到神秘，之所以对于那些政治英雄人物推崇有加，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对于他们（她们）手中曾经握有的、或正在握有的公共权力所具有的威力的惧慑和向往的结果。可以说，在很大的程度上，政治家是社会实验的直接指挥官。有的时候，个别的政治家甚至是决定特定社会发展模型、发展状况的关键性因素。正因为政治家的作用如此重要，人们对于政治家的素质也就有着特别的要求。中国古代一直以圣君贤臣、昏君佞臣这种朴素简洁的标准作为从事政治活动的官员们的一道永恒的紧箍咒，以时时警惕着官员们的德行。

政治家对于社会发展所起的作用如何，取决于很多的因素，但与其个人的素质如何有着相当大的关系。在人的素质当中，思维素质是其中的重要内容。思维是人类认识客观世界的基本手段，没有了思维，也就没有了意识，人类也就不成其为人类。人类的思维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着人类的认识水平的高低，也在很大的程度上决定了人类的实践水平的高低。所以，任何一个人，如果其没有良好的思维能力，那么他也就很难作出对人类具有创造性的伟大贡献来。

政治家是对于社会负有特殊的重大使命的人物，因此，他们必须要具备有比一般人更出色的思维能力，而且他们的这种思维能力还必须要有自己的特色，能够充分地为自己所进行的政治实践服务。那么，政治家的思维到底需要具备哪些特点和品质呢？虽然，面对这样的提问，我们会感到非常困难对之作出很细致的回答，因为政治家的的工作对象实在是太复杂了——社会发展有着很大的不确定性、不可预测性。不过，无论如何，政治家的思维总是有一些非常明显的、大家都公认的特征的，至少，以下几个方面的思维品质是一个出色的政

治家所必须具备的：

一、见微知著的洞察力

所谓见微知著，就是主体通过观察事物的某一个现象、某一点事实，就能够领会、把握其中的本质和全局性的内容。这种认识能力是人类认识客观世界的一种非常迅速有效的能力，它充分地体现出人类思维能力的复杂性、科学性、快捷性、高级性，我们都知道，动物也有一定的认知能力，但它们的认识能力是非常有限的，它们只能对自己所接触的客体的表象产生一种静态的、直观的、机械的反应，它们无法形成稳定的、抽象的、能动性的意识。一般地来说，任何正常的人都具有一定的见微知著的能力，他们往往都能够透过事物的表象而能形成对其更深一层次状况的自我认识，往往都能从已知的个别、孤立的事物当中去自觉地推测出自己所希望的更深刻性的认识。但是，每个人在见微知著的认识程度上是不相同的，有的人可以由一知十，有的人可以由一知百，有的人则可以由一知千、知万，这个事实充分地反映了各个个体在思维能力上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而个体在思维能力上所表现出来的这种差异就决定了他们如果从事同一种社会工作的话，则必然在实际效果上也会表现出一定的差异。于是，社会要想得到优化发展，客观上要求人们根据自己的思维特点来选择自己的社会职业。

政治家是以社会作为自己的工作对象，而社会现象是异常复杂的，这就决定了一个成功的政治家必须要有善于观察社会现象，能敏锐地透过社会的表象而抓住问题的本质的思维能力。否则，他就会易于被表象和假象所蒙蔽，就不能及时、准确、有效地抓住事物的本质，就不能掌握问题的要害，那么，他所实行的各种社会改造的方案就很难作到实事求是，其结果只能是失败。所以，在人类历史上，凡一个伟大的政治家， 无不善于观察问题，无不善于从微小的线索当中寻找复杂的疑难问题的答案。正是有了这种卓越的见微知著的思维能力，他们才能作到一叶知秋，敏锐地把握时代发展的脉搏，他们的思想认识水平才能超越于同时代的多数人，才能做到特立独显，成为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里格外辉煌灿烂的政治明星。

丘吉尔之所以能够成为20世纪世界上最伟大的政治家，并不是由于他有什么特别高尚的道德情操，也不是他由于玩弄了什么高明的权术而蒙蔽了世人的结果，更不是耍弄八面玲珑、四处讨好政策的结果，而是他有着比当时世界上一般的政客要深远的多的政治眼光和鉴别能力。20世纪20、30年代，当意大利、德国开始推行法西斯主义之时，很多西方的政治家对其将要产生的危害性并无深刻的认识，尤其没有认识到法西斯主义是人类和平的不共戴天的冤家对头，是一切爱好和平和自由的人们的天然敌人。英法的一些政治家虽然也感到了法西斯主义的潜在危害性，但他们对这种危害性的严重程度认识的远远不够，他们先是幻想通过裁军会议来约束德国的扩军备战，并且还允许德国享有已经在巴黎和会上被明确禁止的“平等的军备”权。在法西斯德国拒绝继续参加日内瓦裁军会议、声明退出国际联盟后，他们又推行绥靖政策，企图以牺牲欧洲其他国家的利益来换得本国的安宁。他们没有从根本上认识到法西斯主义所具有的反人类、反和平的本性，因而一再委曲求全。在这种一而再的退让政策主导下，再三地失去遏制、打击法西斯势力的良好机会，极大地膨胀了法西斯主义，使得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初期，英法联军屡战屡败，遭受到了惨重的失败。

而丘吉尔却不是这样，他很早就公开指出了法西斯主义是欧洲和平的死敌，也是人类正义的死敌。1933年11月30日，希特勒担任了德国总理，德国国内的军国主义思想膨胀到了极点。丘吉尔以超前的政治眼光认识到了其将要带来的严重后果，他迅速地表达了自己的这种忧虑，对法西斯政权进行了抨击：“我们以吃惊和忧伤的心情看到，：残忍的暴力和好战的狂热的甚嚣尘上，对少数民族进行残酷无情的虐待，仅以种族为藉口而拒绝文明社会为数众多的个人提供正常的保护。”他不相信希特勒有关“无意敌视英国”的种种承诺。他极力主张英国要积极主动地进行战争准备工作，要特别地注意加强空军技术装备。在1934年11月的下院会议上，他大声地呼吁英国要在空军的建设上加快速度、扩大规模，因为德国有一支相当强大的空军。他指出，照当时英德两国的发展速度，再过一二年，德国空军的的实力将超过英国的50%；而到1937年，德国空军将比英国强上一倍。正是在丘吉尔的不断的提醒下，当时的英国政府才决定加强空军建设，使得英国空军在二战爆发前夕，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得到了很大的增加和改善。这种状况，使得英国本土在1940年7月以后在面对着德国空军的大规模的狂轰乱炸之时，由于空军事先有了一定的准备，从而有效地打击了侵犯的敌人，使得希特勒企图登陆英国本土作战的计划永远无法实施。如果英国政府在当时没有接受丘吉尔的这一远见卓识的话，那么英国在面对德国强大空军的袭击下，其后果将是不堪设想；如果英国没有选择象丘吉尔这样的有着无比卓越的洞察力的伟大政治家作为其战时的统帅的话，，也许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历史将会变得更加漫长。

可以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选择了一个具有卓越见微知著能力的政治家作为其社会的管理者、引路人，这是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福祉；反之，如果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选择了鼠目寸光的政客作为其社会的管理者、引路人，这必然是这个国家、民族的灾难。

二、卓越的理论思维能力

恩格斯有一句名言：一个民族要想登上科学的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虽然，恩格斯在这里只是强调了理论思维对于科学发展的重要性，但其在逻辑上却表明了理论思维对于整个社会进步的重要性。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告诉我们，人类社会的发展从根本上来看，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而在生产力的诸要素中，科技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没有科技的发展，就不可能有生产力的大发展；没有生产力的大发展，就不可能有社会的真正的全面进步。所以，我认为，从恩格斯的上述论断中，可以得出这样的推论，那就是，一个社会要想始终保持先进状态，其社会成员在整体上就必须要有良好的理论思维能力。否则，这个社会就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先进和繁荣。

那么，什么是理论思维呢？所谓理论思维，就其本质上来说是一种抽象化的思维方法，是与直观的感性思维相对应、相比较的一种思维方法。这种思维必须以一定的概念为基础，然后进行分析、综合、判断、推理等思维活动，它的基本特征集中表现为抽象性，它的基本形式主要有三种：公理思维、形式思维、辨证思维，这种思维是一种非常高级的思维方式，是工业化时代以前划分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一个重要的标志。而且，即使在工业化时代和现今所谓的信息化时代，理论思维也主要是脑力劳动者所享有的思维方式，一般从事体力劳动的人运用理论思维的质和量要比体力劳动者少的多。已有的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是一个体力劳动逐渐减少而脑力劳动逐渐增加的过程，这个事实充分地表明了脑力劳动对于人类社会进化所起的巨大推动作用，这也充分表明了理论思维在人类社会进步过程中所起的巨大促进作用。

政治家是一个主要从事脑力劳动的社会群体，他们所要工作的对象是比自然界复杂的多的人类社会，这就决定了他们不仅要以理论思维作为自己的思维活动的主要方式，而且还要有比其他人更复杂、更先进、更科学的理论思维方式。很难想象，一个理论思维混乱，或者理论思维方式简单、理论思维水平低下的人，能够成为一个杰出的政治家。那么，一个优秀的政治家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理论思维能力呢？或者说，对于政治家而言，什么样的理论思维能力才能算得上是卓越的呢？应该说，要正确地、全面地回答这个问题，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因为人类的思维活动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而人类思维活动所面对的对象则是整个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什么样的思维方式对于正确地认知人类所要了解的某种对象具有最有效的作用，这是一个需要在不断实践和探索之后才能明确作出回答的问题。因此，对于卓越的政治家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思维能力这样的问题，毫无疑问，我们似乎是很难作出充分的回答的。而卓越的政治家需要什么样的理论思维能力，也同样是一个非常难以回答的问题。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政治家没有独具特色的思维能力和理论思维能力。根据人类已有的政治发展史，我们可以对那些卓越的政治家的思维能力进行一番归纳和概括，并考虑到历史和现实中政治家活动对象的特点，从而可以大略地对政治家所需的卓越的理论思维能力作出一点基本的描述。

首先，卓越的政治家必须要有一定的知识储备，以为其理论思维活动的根本基础。知识是任何思维活动的基础，政治家自然也不例外。但政治家所需要的知识与其他的专门家们所需的知识是有区别的。从事各种专业活动的人，他们需要在这些领域中有较深的了解，深度如何往往是衡量他们是否优秀的最基本的标准。而政治家则不然，他们的知识面主要就宽泛方面而言，而且，这些知识也不一定非要他们自己绝对地掌握不可，关键在于他们能否善于运用能够掌握这些知识的人。我们曾经以“刘项原来不读书”为理由，来表示政治活动完全可以由那些不学无术之辈从事，从而把政治活动简单化、偶然化，甚至于妖魔化了。其实，刘邦、项羽虽然书本知识甚少，但不等于他们没有社会阅历知识，也不等于他们就不需要有知识的人。事实上，无论刘邦还是项羽，他们的身边都有一批或者个别的知识分子为其出谋划策。项羽的失败，与其一介武夫的固执、卤莽，不太尊重谋士的意见，有着一定的关系。而刘邦的成功，则非常得益于他善于采纳身边众多谋士的良方妙计的行为。政治家所需要的知识不一定必须是从书本上得来的，也不一定完全由自己来掌握，关键在于他们是否善于驾御社会中拥有知识的主体，使这些知识能够合理、有效地运用到实践当中。因此，一个政治家是否高明，不但取决于其自身是否拥有一定的知识，而且关键还在于他是否能够有效地使拥有各种不同知识的人群为自己的政治目标服务。也就是说，一个高明的政治家的活动必须是最大化地建立在当时的社会所可能提供的知识量的基础之上。如果某个政治人物自己没有多少知识，同时又盲目地拒绝接受一切他人所能提供的知识的话，那么，他的思维活动就没有了丰富而可靠的知识基础，就谈不上去进行比较复杂的理论思维了，他的思维的结果就容易脱离实际，其最后的结果就只能是失败。

其次，卓越的政治家还必须有一定明确的社会价值取向，这是其进行理论思维活动的目标。政治家的活动对象是社会，是一个个活生生的具体的个人和群体。政治家的任务就是把这些活生生的个体和群体从特定的松散和孤立状态整合为有一定向心力的社会力量，从而实现人类社会发展速度的最大化、社会生活方式的趋同化、社会秩序的越来越合理化。 而政治家要想达到这个目标，就必须以一定的社会理想来教化和号召社会民众，使得社会群体能够形成共同的价值取向。一个社会的共同价值取向的形成，自然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其与杰出人物的活动也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与杰出的政治人物的思想和行为之间更是密不可分。一个优秀的政治家的价值取向，往往会影响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的价值取向的发展。一个政治人物，如果他没有非常明确、稳定的价值取向，他就失去了自己的特色，就无法彰显其独特的魅力，就不会得到多数人的支持。这样的人，最多只能称其为一个没有社会责任感的政客而已。有了明确的社会价值取向，政治家的理论思维活动才有了稳定的范围，才使得这种思维活动不至于发展成如同脱缰的野马似的毫无目标，从而保证了政治家理论思维过程的严密性、完整性、系统性，使之能形成缜密完善的理论体系。一个政治人物，如果又有了缜密完善的理论体系，那么他就很有可能成为一个优秀的政治家。中国古代儒家所极力崇拜的“内圣”、“外王”型政治家就是这种集理论权威与政治权力于一身的人物，毫无疑问，这样的政治人物就是优秀的政治家。这是古往今来无数政治人物梦寐以求的最高职业理想，其实现之难就难在优秀的政治理论的建构上。而优秀的政治理论之建构之难就难在建构者必须要有卓越的理论思维能力。

第三，卓越的政治家还必须要有卓越的逻辑思维能力和吸引民众、善于表达自己思想的语言文字能力。理论思维从根本上来说属于抽象思维的范畴，它必须非常借重于逻辑思维。一般地说来，一种理论是否令人信服，人们首先要看它的内容在逻辑上是否具有一致性、严谨性，如果它的论证缺乏逻辑性，那么，即使它引用了多么丰富的资料，其语言多么的洋洋洒洒，也不可能使人相信其观点的科学性、有效性。相反，如果某种理论观点可能一开始很不为人所理解，甚至可以说，其观点在本质上就是错误的、荒谬的，但如果它的论证由于建立在其特定的理论和实践的前提下而显示出了严密的逻辑性，往往也很能博得一些人的理解和支持。这样的事例，我们经常可以见到。比如说，在经济学中，由于某些人使用了逻辑性很强的数学公式进行推导，其得出的结论常常使别人无法鉴别真伪，多以为其是创新之见。可以肯定地说，缺乏逻辑思维的人，他是不可能进行理论思维的，是不可能建立起自己的科学理论体系的。历史上伟大的政治家在构建他们的理论体系时，都很注意具体论证过程中的逻辑性。列宁在创立他的社会主义革命理论时，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关于生产关系必须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基本原理为指导，具体地分析了当时俄国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激烈的矛盾状况，然后才明确地指出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时机已经完全成熟，从而成功地引导了俄国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列宁的理论之所以能够唤起千百万俄国工农大众，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的理论在论证过程中非常注意严谨性，其论据始终围绕着论点展开，使人不得不相信他的科学性。

对于一个优秀的政治家来说，仅仅具有良好的逻辑思维能力，还远远不够。因为理论思维能力还包括思维过程的外在化的表达方式水平。尽管你的逻辑思维能力很强，但如果你不善于恰当地表达的话，你就不能形成容易为他人理解的理论成果。那样的话，你的劳动就不能转化为社会性的 ，只能永远是个人的东西，而这样的政治家他怎么可能得到别人的理解呢？很明显，这样的政治人物是不可能得到社会民众的广泛支持的，自然他就不可能充分地调动社会资源去进行符合自己理想的社会改造实践了。

三、立体性思维能力

人的思维过程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人到底是如何进行思维的、人的思维方法到底有多少种类、人的思维能力有没有极限，等等这些问题，目前的人类尚无法作出令人信服的回答。我们只能说，人类的思维能力的潜力非常巨大、人类思维能力的表现方式也是数不胜数。衡量一个人的思维能力的大小，关键要看他的思维方式是否具有多层次性。凡是善于从多方面、多层次进行思维的人，他的思维能力就越强；凡是只会从某些方面、只能在一个或几个层次进行思维活动的人，他的思维能力就越弱。善于从多方面、多层次进行思维的人，他的思维就具有立体性，而只会从个别的方面、层次进行思维的人，他的思维就显示出平面性，其思维的水平自然也就要简单一些了。

人的思维能力的立体性表现在很多方面。比如说，从思维的自我性程度来看，人的思维可分为有意识性思维和无意识性思维。有意识性思维是在一定的目的主导下进行的思维活动，它有一定的针对性。而无意识性思维则是在无明确目的状况下展开思维活动的，，它是一种近乎漫无目的似的思维活动。我们一般地都把有意识性的思维当作高级的思维形式，而把无意识性思维当作低级性的思维方式。因此，对于政治家——这些从事改造社会使命的特殊群体来说，无意识性思维方式时似乎是不能深入到政治家的思维世界中去的。事实上，这样的认识未免太绝对了一些，世界上最最复杂的问题的解决，也不可能完全依靠纯粹的有意识性思维来完成，有时恰恰非常需要无意识的灵感、顿悟才能达到目的。政治家在解决问题的时候，也决不会完全排斥无意识性思维，也必须要将无意识性思维与有意识性思维结合起来。

又比如说，从思维的方向性考虑，人的思维活动更可以分为无数种，像发散性思维与收敛思维、静态性思维与动态性思维、后馈性思维与超前性思维，等等。这些不同的方法都对不同的思维对象产生着不同的效果，面对的客体越复杂，需要使用的思维方法往往也就越多。

再比如说，从思维的抽象程度来看，人类的思维活动大致可以分为感性思维、知性思维、理性思维三种。这三种思维形式在人类的具体思维过程中是无法截然区分的，常常是融会贯通在一起的。

总之，人类的思维活动本来就是一个立体性的多面性状态，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任何人的思维都应当具有立体性，而不能平面性、单一性。政治家思维所主要面对的客体是要比自然界更要复杂的多的人类社会，其所承担的重大使命必然决定了他们的思维活动要有着比一般人更高级的水平。没有立体性的思维能力，政治家是无法完成历史所赋予他们的历史使命的！

四、批判性思维能力

批判性思维属于否定性思维类型，它的根本目的不是一般的简单继承，而是着力于对现有的事物存在的合理性状况加以怀疑，在此基础上形成新思想、新观点、新认识，并以此来推动着社会实践的发展。

一般地来说，任何头脑正常的人都会有一定的批判性思维能力。因为，任何思维正常的人都会有多多少少属于自己的认知能力、判断能力，都不会绝对地、完全真心诚意地相信他人。而且，随着自己的社会实践的广泛而深入的开展，那种属于自己的独特认知和判断的能力会不断得到提高。这些独特的能力，都属于批判性思维能力。

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形成和发展的第一步是要有一定的知识储备。人类的思维活动是在一定的知识基础上展开的，因为思维过程从根本上来说 ，就是人这个主体对客体世界的反映过程，思维的结果——知识，其内涵的丰富程度的大小表示着人类探索自然界、人类社会的实践水平的高低。人类的思维能力的高低，与其整体的知识丰富程度成正比例的发展关系。如果一个人的知识储备非常的稀少，他怎么可能去进行非常复杂的思维活动？又怎么可能形成具有开创性的思想呢？

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形成和发展的第二步是培养怀疑性的认识眼光。如果一个人习惯于墨守成规、不愿意对前人或他人已经确定的认识加以怀疑的话，他的思维活动必然是在继承性的主导思想指导下进行，就无法从总体上对自己所掌握的知识进行批判性的过滤。因此，当一个人的知识储备到了一定的程度，就必须要借助自己已有的知识来怀疑问题，在这种怀疑眼光的严厉审视下，才可能发现问题，形成新的认识，从而实现对前人的超越。当一个人的知识储备与怀疑眼光同时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就会自然地养成总体上的批判性思维能力，使其思维活动的发展达到一个一个新的境界。

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形成和发展的第三步是要形成科学的新认识、新结论。人们运用批判性方法进行思维的根本目的是创新，而不是为了怀疑而怀疑，那样的话，就会导致盲目地怀疑一切，不顾实际地否定一切。这样的人，只能被称作“抄作秀”，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这种“批评性思维”导致的结果只能是摧残人类的一切文化遗产，客观上将导致人类文明的大衰退。人们运用批判性思维方法时，必须以创新为目的和标准，凡无法形成科学的新结论的批判思维过程，我们必须对其本身的合理性就要进行一番“批判性的思维”。

批判性思维在人类的发展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无数的历史杰出人物正是运用了这个方法，才实现了对前人的超越，创造了辉煌的历史成就，为人类的进步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爱因斯坦就是在对牛顿经典力学理论关于绝对时间与绝对空间的论断产生怀疑的基础上，系统地运用批判性思维方法，而最终形成他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广义相对论和狭义相对论的。卢梭等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正是在对欧洲的封建社会的种种社会问题进行了批评性的思考过程中，才形成了一套系统的资产阶级的革命观和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理论。马克思、恩格斯正是以批判性的眼光仔细审视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种种弊端后，才形成了他们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使得人类自觉地开始了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实践。

五、创造性思维能力

政治家与普通的政治人物的根本区别就在于，普通的政治人物一般只要按部就班地把自己所担负的工作完成就够了，而政治家则必须要在政治实践中具有自己的创造性的思想和实践。无论是创造性的思想，还是创造性的实践，它们在形成的过程中都离不开创造性的思维活动。

人的创造性思维能力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是思维过程的创造性，一个是思维结果的创造性。所谓思维过程的创造性，是指思考方法的独特性，即不能按照一般的常规去认识问题、解决问题，而是别出心裁地独辟蹊径，一反常规地去思考问题。这样的思维过程，通常无法在已有的逻辑体系中获得合理的解释，它所借助的方法往往带有偶然性，比如天马行空似的想象、飘然而至的灵感和顿悟、无法证明的直觉，等等。所谓思维结果的创造性，乃指经过思维而形成的对于客体的认识是过去所没有的、且被实践证明是符合实际的真理。这两个方面一般是统一不可分割的，没有思维过程的创造性，基本上不会产生具有非凡创造性的思维成果来。凡只需经过常规思维过程就能得出的认识，其即使具有创造性，但创造性的程度很难高深。同时，尽管思维的过程非常具有创造性，却无法形成一个创造性的思维成果来，我们也无法去肯定这个具体的思维过程的科学价值。因为世界上有奇思妙想的人数不胜数，但真正通过这些奇思秒想而能获得非凡的真理性的认识的人却是屈指可数的了。

历史上那些真正非凡的政治家的创造性思维能力都包括了上述两个方面的内容。当年萧何向刘邦力荐默默无闻、出身卑微的韩信为汉军统帅，并在闻听韩信逃出汉军军营后演出“月下追韩信”之举，这表明了萧何具有非同寻常的创造性思维能力。但如果他所赏识的刘邦在入主汉军后不能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后人肯定不会承认萧何具有创造性的思维能力，而只会说他是一个哗众取宠的笨蛋。项羽的“破釜沉舟”、刘邦的“背水一战”以及《三国演义》中描述的“空城计”，都是被中国人交口称赞、公认的具有创造性的战争思想，但如果当初他们的这些违背常规的思想没有在实践中取得成功，那么它的命运与赵括的“纸上谈兵”将是完全的一致，后人决不会因为其思路奇特而不顾其后果如何就称之为创造性思维的典范。

在构成创造性思维能力的两个方面的内容中，创造性思维过程是前提。没有创造性的思维过程，基本上不会有创造性的思维成果。所以，一个政治人物要想成为杰出的政治家，他首先需要自觉地探索独特的思维方式，自觉地按照这种独特的思维方式来思考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毛泽东在发动秋收起义之初，他的直接目的是攻打中心城市，而不是在农村建立红色政权。但是起义初期节节受挫的事实，使他认识到原定计划的必然失败性。于是，他改变了原来以直接在城市建立革命政权为目的的思维方式，转向先保存军事力量的思维路线，于是才有了进军井冈山的举动。这一举动可以说是毛泽东在紧急关头产生的一种灵感思维的结果，属于创造性思维。此后，面对国民党军队在城市拥有绝对优势这一事实，毛泽东更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在关于中国革命道路的选择上，必须独立自主，不能按照苏联的模式硬套，必须创造性地进行思考。于是，他把思维的中心放在了农村，经过深思熟虑和实践的试验，他终于形成了系统而科学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理论。如果毛泽东不及时地转换思维的具体路程，他是不可能作出创造性的历史功绩来的。

创造性的思维成果是创造性思维能力的根本检验标准。如果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道路的农村中心思维路线仅仅停留在理论论证上，无法在实践中获得验证，那么毛泽东与中国历史上出现的无数“山大王”的历史命运也就没有多大区别了。

进行创造性思维是一件非常艰辛而富于智慧的工作。要做好这方面的工作，除了要进行必要的知识储备和思维训练外，很重要的方面是要重视开阔思维的视野。思维的视野一定要深远、宽广，要注意从多个角度、层次来考虑问题，尤其要重视想象式思维。在漫无边际的驰骋想象中，往往能迸发出宝贵的思想火花，如果你不失时机地抓住了它，你就可能会形成真正创造性的思维。

以上五种思维能力是政治家必须具备的思维能力，当然，政治家的思维能力肯定远远不止以上五种，但这五种却是其中非常关键性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