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改革开放30年，是中国大发展的30年，也是国际体系发生大变革、大调整的30年，中国外交顺应形势，借势而为，实现了中国与外部世界关系的重大转换，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伟大成就。与此同时，依据30年的外交实践，中国特色的外交理论也正在逐步形成和日益完善，表现在变化性、渐进性、均衡性和适应性等方面，体现出浓厚的中国文化和哲学色彩。经过30年的积累和发展，中国实力和国际地位急剧上升，融入国际体系的广度、深度和速度前所未有，与外部世界和国际体系的双向影响在不断深化，这在理论、理念和手段等诸方面都对中国外交提出了新要求和新挑战。

[关键词]改革开放 中国外交 成就与经验 理论思考

改革开放30年以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发展令世界震惊，其成就令国人欢欣鼓舞。在这一伟大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外交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营造了有利的国际环境。与此同时，中国外交从改革开放中获益匪浅，不断地经历着现代化的过程，具有中国特色的外交理论也初现雏形。改革开放前30年为中国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是在中国的实力和国际地位急剧上升之后，中国融入国际体系的广度、深度和速度前所未有，面对着处于转型中的国际体系和迅速变化中的世界局势，中国外交在理论、理念和手段等诸方面都面临着进一步深化的新挑战。

一、改革开放30年中国外交回顾

改革开放的30年，是中国综合国力突飞猛进的30年，也是国际格局持续发生转换和变革的30年。在这30年中，中国的内外环境和条件都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回顾过去30年的中国外交，中国经历了逐步向世界开放自己的过程，中国的身份和定位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中国和国际社会的关系不断地进行着调整。根据中国和国际社会这种关系的变化，基本上可以以10年为一个区间，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这个阶段是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各项工作百废待兴，中国的首要任务是尽快医治文革的创伤，努力克服长期脱离世界的疏离感，重新融入到外部的国际体系之中。为了适应新形势的发展，中国的外交理念发生了巨大转变，开始逐步淡化意识形态的色彩。邓小平同志作出了科学的判断，认为“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 [1]80年代初，苏联因入侵阿富汗而陷入困境，而美国力量有所恢复，美苏又形成对峙局面。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果断调整“一条线、一大片”的战略方针，确立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这种外交政策的调整反映了这个阶段的三个特点：

首先，长期的外交传统的影响仍然根深蒂固，对主权、独立自主和不结盟等原则的强调仍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中国对国际事务的参与。一方面，中国的态度显得非常谨慎小心，摸着石头过河。另外一方面，国际经验的不足也是阻碍中国外交发挥的重要障碍。

其次，经济利益成为中国外交最重要的驱动因素。为了服务于国内经济建设的大局，为了尽快改变中国经济基础薄弱的客观现实，中国迫切希望通过融入国际体系，加强国际经济合作，获取中国经济建设所必需的资金、技术和市场。由于中国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资金、技术、管理经验、市场大部分都取决于发达国家，因此这一阶段中国与发达国家的经贸关系发展迅速。

其三，中国外交表现出很强的内向性。中国对国际政治斗争采取比较超然的态度，重心逐渐转向双边层面，与各大国的关系得到了大发展。自1979年邓小平访美后，在整个80年代，中国与美国的关系从政治到经济都有了实质的发展。在对苏关系方面，经过双方努力，戈尔巴乔夫1989年5月访问了北京，实现了结束过去、开辟未来的愿望，中苏关系正常化。与此同时，中国与日本和欧洲大国的关系也有了很大的进展，这为中国赢得了良好的国际环境。

第二阶段从80年代末到世纪之交。在这个阶段，国际的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苏联的解体和冷战的结束对国际体系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也对中国的外交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国际格局的剧烈动荡干扰了中国经济发展的良好势头，89年政治风波之后，中国所面临的国际政治斗争复杂而尖锐，突出重围，真正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和接纳是本阶段中国外交最大的成就。

首先，虽然在西方国家的压力和阻碍下，国内的思想一度出现了混乱，中国与国际社会的交流有过短暂的停顿，但是，中国坚持改革开放的决心没有改变，特别是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为中国实行全面对外开放政策奠定了理论基础。中国没有退回到过去闭关锁国的老路上，全面融入国际体系的趋势得到了维持。

其次，面对后冷战初期国际格局的变化，中国对国际格局多极化趋势的思考初见雏型，并提出了建立和平、稳定、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的主张。邓小平同志早在1990年就指出，“所谓多极，中国算一极。中国不要贬低自己，怎么样也算一极。”[2]在1992年十四大上，江泽民同志指出：“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变动的历史时期。两极格局已经终结，各种力量重新分化组合，世界正朝着多极化方向发展。新格局的形成将是长期的、复杂的过程。”[3]

其三，中国与大国的关系逐步走向成熟。在这一阶段的初期，中国与大国关系出现了很大动荡。但中国以经济为突破口，与西方大国既斗争又合作，成功打破了西方大国对中国的制裁与孤立，因势利导推动多极化的发展。中国同世界其他大国的利益交汇日益增多，到90年代后期，中国同各大国建立了各种各样战略伙伴或合作伙伴关系，极大改善了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态势。

其四，中国的周边环境继续得到改善，进入90年代后，中国同新加坡、文莱、韩国建交，同印度尼西亚恢复了外交关系，中越关系实现了正常化。苏联解体后，中国同新独立的原苏联各共和国建立了友好合作关系，并与俄罗斯以及中亚国家解决了边界问题。在南沙群岛问题上，中国提出“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主张，与东盟国家的关系取得全面发展。

第三阶段从90年代末到现在，随着中国实力的迅速增长，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基本得到了国际上的承认，中国外交开始朝着适应大国角色的方向演变。

首先，中国对国际秩序的认识不断深化，相对于前一段的多极化和建立国际新秩序的主张，中国参与国际事务的目标更为明确和具体。中国政府认为，“和平与发展”仍是世界的主题，“合作”是国际社会的潮流。为了适应全球化的发展，中国提出了“和平发展道路”和“和谐世界”等战略思想。

其次，中国的大国外交进一步向深入发展。“9·11”事件之后，中美关系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中美建立了“建设性合作伙伴关系”。中国同美国在朝核问题上积极配合，主办了数轮“六方会谈”，并同美国在遏制台独的问题上达成了一定的默契。中美还建立了经济战略对话机制，中美合作实现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军事等全方位的交流合作，并从双边问题的合作扩展到地区问题、全球问题的合作。中俄关系发展势头良好，中日关系逐渐走出僵局，中欧关系发展平稳，中国同其他新兴大国的合作和协调在加强。

其三，中国以更为建设性的态度参与到全球和地区的多边外交活动之中，积极拓展在各个领域的国际多边合作，呈现出全面和多层次的特点，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各个领域，中国多边外交的深度和广度不断得到加强，开始提出中国自身的设想，施加中国的影响，力求承担更大的国际责任，在国际事务中获得更大的发言权。

二、改革开放30年外交成就

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正是国际体系发生大变革、大调整的时期，也是中国大发展的30年。中国外交根据国内发展的需要及时转变观念，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借势而为，抓住了内外机遇，实现了中国与外部世界关系的重大转换，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伟大成就。

1、营造稳定的外部环境，服务改革开放大局

改革开放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发展自己，中国外交这30年最大的贡献就是因势利导，把握住了改革开放的战略机遇期，为中国的发展营造了稳定的外部环境，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政治上，随着中国不断融入到国际体系中，中国外交既坚持原则又讲究策略，在维护国家主权的同时又积极推动了多极化的发展，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保证了改革开放不受外部干扰。经济上，中国积极开展经济外交，中国与大国、周边国家、发展中国家等关系全面发展，不仅引进了大量外国资本和先进技术，同时也为中国实施“走出去”战略创造了良好条件。得益于良好的外部环境，中国改革开放战略的开展相当顺利，中国经济的发展成就举世瞩目。在安全上，中国外交为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促进祖国统一大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与以“台独”、“藏独”以及“疆独”等分裂势力作斗争的过程中，中国外交灵活运用双边、多边平台，既注重发展与各有关国家的双边关系，同时又通过机制平台整合各相关国家，形成区域安全、政治、经济合作的态势，并将遏制分裂势力纳为合作的主要内容，建立并巩固了相关的外交处理机制。

2、完善外交的战略布局，形成全面开放态势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外交改变了先前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划线的做法，积极发展与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发展水平、不同文化价值传统国家的关系。自1979年以来，与中国建交的国家从当时的120个上升到2008年的171个。过去相对保守的对外交往局面得到彻底改变，实现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

在全面开放的基础上，中国还注重利用有限的外交资源进行了最合理的配置，形成了层次分明、相互补充的外交战略布局。在过去30年中，中国外交逐步形成了“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舞台”的外交战略布局。大国关系、周边关系、与发展中国家关系是我国对外关系的核心组成部分，三者相互促进、相互依托又相互影响。在处理三者关系的时候，中国外交充分表现出中国文化的智慧，三者都是中国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缺一不可，而多边机制则将三者联系起来，将双边、地区和全球问题结成一个整体。

3、树立正面的国际形象，承担更多国际义务

改革开放的30年是中国逐步学习国际规范和融入国际体系的30年，30年中，中国经历了从被排斥到得到接纳、获得承认直至受到尊重乃至仰慕的历程。中国的外交理念在发生变化，中国的实力也发生着变化，外界对中国的期待也同样发生了很大的转变。

1989年后的短暂孤立并未中断中国融入国际体系的步伐，恰好相反，进入90年代后，中国对参与国际体系、尤其是多边外交的认识发生了质的变化，更为积极地参与国际体系和国际规范的建设。中国已经成为国际体系的重要成员，参加了100多个政府间国际组织，签署了300多个国际公约。与此同时，中国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在国际体系中承担起自己作为新兴发展中大国的责任。中国不仅在周边地区的机制建设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且在许多全球热点问题上，如朝核危机、伊核危机、达尔富尔问题、能源安全、气候变化等等，中国都发挥了建设性的作用。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开始尝试着在国际体系转型的过程中，提出具有深厚中国文化背景的理念、观念和发展模式。2005年，中国第一次提出推动建设和谐世界的理念，将中国近年来在国际上所倡导的新秩序观、新安全观、新发展观、新文明观等有机联系在一起，强调国与国之间的和平、人与人之间的和睦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阐明了中国对世界发展前途的构想和主张，为国际规范的发展注入了更多的中国元素。

4、实现外交现代化，适应时代发展潮流

在过去30年中，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顺利推进，中国外交在理念、机制和手段等诸方面也经历着现代化的过程，向科学化、多元化、专业化和民主化的方向发展。首先，中央加强了对外交工作的领导，将认识世界形势、处理国际事务和国际关系同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联系起来，把它作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的重要任务提上日程。其次，我国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外交决策机制，特别是危机管理机制。过去30年中，我国外交决策实现了从单一决策向多层次综合性决策的转变，部门间联席会议机制构成了中国在新阶段外交决策的重要特色之一。其三，总体外交的框架基本成形，一是外交领域扩大，包括政府、政党、议会、民间等各方面，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军事等各领域；二是在中央政府的统一布局和外交部的原则指导下，中国地方各级政府结合本地区的特点和发展需求，在配合和落实国家外交全局的前提下，推进了形式多样、务实有效的地方外事工作。最后，中国外交正实现从“精英政治”向“大众政治”的转变过程。一方面，外交决策的社会参与度增大，外交参与主体日趋多元化，企业、智库研究机构乃至民间与外交部门的互动在增加。另一方面，中国外交为民服务的意识显著增强，社会和公民个人日益成为中国外交关注的重点，与此同时公众外交、民间外交日益成为中国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对中国外交特性的理论思考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发展的过程同样也是中国外交成长的过程。成功的外交实践离不开正确的理论指导，同样，30年的外交实践也为中国特色的外交理论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在不断实践和反思的过程中，中国特色的外交理论正逐步形成和日益完善。回顾中国外交走过的这30年，在中国外交实践的背后透露出浓厚的中国文化和哲学色彩，主要体现出以下四个特性。

1、变化性

改革开放来源于思想的解放和观念的转变，这是改革开放最大的经验，也体现在中国的外交上。中国文化讲究变化之道，这也是易经的精髓之一，尤其是在变动不居的当今世界。中国外交的成功之处就在于以变化应对变化，不断与时俱进，根据时代潮流和世界局势的变化修正和调整着自身，而不拘泥于某种教条，这与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外交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新中国成立之初坚持“革命与战争”的时代观，由此而来的是与外部世界处于一种对立的张力之中。改革开放后，邓小平以实事求是的态度，站在战略的高度对国际格局进行了科学的分析后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发展问题。” [4]邓小平同志关于“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的论断，十三大以后被我们党概括为“时代主题”。正是源于对这种时代观认识的转变，中国外交始终在发生着变化，将求和平、谋发展作为外交的根本出发点。冷战结束后，随着全球化的发展，科技进步突飞猛进，人类社会前进的步伐加快，新情况、新矛盾层出不穷，合作也成了时代的重要主题。新形势要求中国站在时代发展和人类进步的高度，以合作谋和平，以合作促发展，努力扩大同各国利益的汇合点，寻求互利共赢。在当前全球化迅猛发展的时代，关起门来搞建设是没有前途的，中国正日益融入到国际体系中。中国越来越意识到，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只有加强合作，才能和国际社会的其他成员携手解决当前人类所面临的共同的世界性难题。在此基础上，中国以“和平、发展、合作”为指导，对以强调“和平共处”为主的外交指导观加以创新性发展，发展出以“走和平发展道路”为重点的新外交哲学观，提出了“新安全观”、“和谐世界”等新外交理论，以适应时代发展的趋势。

2、适应性

改革开放30年来，虽然中国正确地把握住了时代的主题，抓住了历史的机遇，但是改革开放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中国外交之所以能克服种种困难，与其适应性密不可分。在这段时间内，中国有利地利用了外部环境，抓住了机遇，壮大了自己，根据自身的条件和国际局势的发展而改变了外交策略，但是这种改变不是任意为之，也不是全无原则，而是一种对自身传统和外部世界的一种适应，体现出中国文化传统中寓斗争和矛盾于和谐之中，寓挑战于机遇之中的辩证统一的智慧。从这种意义上来说，适应性与变化性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随着中国逐渐融入到国际体系之中，中国对世界格局、世界秩序、国际关系内涵的看法都在发生着改变。中国改变了过去和国际体系搞对抗的想法，参与国际体系的路径发生了根本改变。即使是在90年代初遭受西方封锁最严重的那段时期里，中国也没有动摇继续开放的决心，而是努力去适应外部局势的变化。在中国外交中，挑战和机遇是经常使用的话语，这实际反映出适应性的思维模式。只有努力去适应，才有机会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将挑战转化为有利于自身发展的机遇。

“和”是中国外交的核心思想之一，它不仅指和平，也指的是相互的关系，即和世界在一起，和其他国家在一起，这实际上就包含着适应的意思在内。这种适应，是建立在对自身实力和外部环境进行客观评估的基础之上，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中国努力学习国际社会的规则，在适应中求发展，这应该也是“韬光养晦”题中应有之义。

3、均衡性

中国文化讲究中庸之道，而中国外交在实践中也体现出一种均衡性。随着中国外交哲学观的创新发展，中国的国家利益观也朝向“利”与“义”均衡的方向发生了积极的变化。

改革开放后，中国外交改变了过去以意识形态划线的做法，降低了外交政策的调子，比较明确地确立了国家利益在外交政策中的地位。邓小平同志多次指出：“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要“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来谈问题和处理问题”。[5]这种对国家利益的重新发现是对极左的外交政策的一种纠偏，但它并没有完全偏离中国外交传统中对道义的重视。在整个八十年代，尽管中国在一些世界热点问题上表现出相对超脱的态度，但是中国在政治上仍然坚定地和发展中国家站在一起，反对霸权主义、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仍然是中国外交的主要主张。

而且，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中国对国家利益的认识也日趋全面和均衡。一方面，中国注重通过改革开放提高自身的物质能力，并将其视为中国国家利益最为基础的方面。另一方面，中国也相当重视国家利益的价值层面，或者说国际正义问题，中国目前所提出的推进和谐世界的建设便有着相当重大的国际正义意义。党的十七大报告也指出，“我们坚持把中国人民的利益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结合起来，秉持公道，伸张正义。”[6]

4、渐进性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融入国际体系的过程是个渐进的过程，中国外交在不断克服问题的过程中完善自身，这与“摸着石头过河”的实践精神是一致的。中国外交的飞跃靠的是积累，而不是突然的爆发。

首先，这种渐进性体现在对待国际体系的观念转变上，中国对待国际体系的态度基本上经历了从相互对立趋向共同合作，从相互排斥向相互兼容发展的过程。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中国就开始将自身定位为“负责任的大国”，认识到国际体系的改变不是一个简单的以新换旧的斗争。尤其是在加入WTO后，中国开始全面融入现存国际体系，总体上成为国际体系的维护者，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正如温家宝总理所说，“中国坚定地维护世界和平，是国际体系的参与者、维护者和建设者。”[7]

其次，中国在参与国际合作的路径选择上也体现出渐进性的特性。在中国的外交中，周边地区无疑占有重要的地位。无论是从中国的国家安全角度考虑，还是从中国自身的能力出发，周边地区成为中国外交开展国际合作的出发点。中国是世界上拥有周边国家最多、周边地区局势和外交问题最为复杂的国家。[8]只有首先营造出一个睦邻友好、共同发展的周边环境，才能为改革开放创造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经过30年的发展，中国开创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和平的周边环境，一个多边良性互动的地区合作网络初见雏型。更为重要的是，一个良好的周边环境成为中国扩展全球合作的重要依托，中国在地区合作中积累的经验也成为中国参与全球合作的重要理念来源。

最后，渐进性也反映出中国外交务实的态度。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过程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同样，中国从自身发展中得出的一个重要经验就是，未来国际体系的演变也是一个长期的、渐进的过程。和美国把世界看作是好与坏之间的斗争不同的是，中国反对简单两分的世界观，承认矛盾的客观性，强调和平共处的重要性。和谐世界思想的提出实际上反映出中国的务实精神，之所以要提和谐世界，是因为当前世界还存在许多不和谐的因素。但是和谐世界是一个长期的目标，需要的是宽容、合作和渐进式的合作，需要的是国际社会的有关各方甚至是敌对双方的建设性参与，而不是激烈的单方面变革。

四、中国外交未来的基本矛盾和挑战

冷战结束后，世界格局正在经历着深刻的变革，国际体系中的实力对比发生了转换，随着传统大国关系的变化和新兴大国的崛起，原有的架构已不足以容纳当前多极化发展的需要，除了表现为守成国家和新兴国家之间日趋复杂的国际政治和经济斗争之外，也表现为国际体系层面新一轮深刻的文化变革和对国际主流规范的争夺，而它是支撑传统权力结构的西方理念和规范的垄断地位被打破的后果。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外部世界和国际体系的互动不断深化，双向的影响日趋明显。随着中国实力的增强，中国对国际体系未来发展方向的影响力也更加深刻，世界因中国的发展而改变，而这又反过来对中国提出了新要求和新挑战。经过30年的积累和发展，中国外交正站在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的起点上，其面临的基本矛盾是，中国有形实力的不断增长、利益边界的日益扩大和现存的外部结构——特别是制度、规范和文化等“软”环境——容量不足之间的矛盾。“中国的现代化建设需要和平的国际安全环境、宽松的国际政治环境、有利的国际经济环境和多元并存的国际文化环境。”[9]

首先，随着中国对世界影响力的增大，中国面临着如何将国际影响力和国际地位的上升转化为现实的议题设定能力的挑战，即如何实现从亦步亦趋到创造，从模仿和追随到创新的飞跃。改革开放之初，中国改变观念，主动融入国际体系，但这种对国际体系的参与更多是一种单向学习和适应的过程，是一种比较低层次和被动的行为。到目前为止，中国融入国际体系的步伐和节奏尚不够统一和协调，融入国际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体系的速度存在差异。一方面，随着全球化的迅速发展，世界越来越成为一个相互依赖的整体，传统的主权和安全观念受到严重冲击，这就需要与时俱进地从新的角度对传统理念加以认识和阐释，才能更好地实现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的目标。另一方面，中国参与国际多边机制的边际收益在下降，约束和不利因素在上升，为了维护国家发展大局，中国外交理念必须实现向主动创造性利用国际机制转变的过程。经过30年的发展，中国已经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需要创造性地真正与国际社会融为一体。

其次，在新兴大国的崛起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图景中最引入瞩目的现象、大国关系发生很大挑战的大背景下，中国面临着在转型的国际体系中明确自身身份和定位的挑战。随着中国实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升，中国对国际体系的设想和规划在发生着变化，传统大国对中国的借重和防范同时上升，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的作用有了新的期待。中国与国际体系中各力量之间的关系出现复合化趋势，呈现出多边与双边相互交织的态势。在全球性问题上，中国与传统大国之间的合作在增强，协调在增多，但结构性矛盾也同时上升；在亚洲，中国正在成为地区合作和一体化的主要推动力，与周边国家的地区合作需要深化与制度化；与新兴大国之间的关系面临分化；与发展中国家合作的传统基础有所弱化。在这种新形势下，中国外交的战略布局的内涵需要得到进一步的充实和深化。

其三，在全球化的推动下，外交和内政问题之间的界线日趋模糊，中国外交面临着整合内外资源，理清和整合国内机制，将两个大局合二为一的挑战。随着全球化深入与中国日益开放，国际因素对国内问题的影响有逐步加大的趋势，中国外交的驱动力正从由内而外转向内外并重。在全球化过程中，国内问题将成为外交斗争的主要内容之一，斗争形势更为复杂，斗争手段更为隐蔽。与此同时，随着利益集团和以民族主义为代表的民间力量的影响力上升，外交决策过程的多元化趋势将继续发展，国内协调必要性将进一步上升，但难度也会同步上升。

其四，在全球公民社会蓬勃发展的背景下，政府和社会的关系显得更为错综复杂。中国外交在行为主体、服务对象及突发议题等方面都面临着以非政府组织为代表的新兴社会力量的挑战。在全球化时代，国家的地位有所下降，全球公民社会以及各国内部的公民社会的发展速度惊人，并且两者之间的联动态势日趋明显，对各国政府产生越来越大的压力，使传统外交越来越具有全球和民间色彩。尤其是中国的非政府组织力量弱小，政府和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合作和协调尚未提上议事日程，中国外交在国际多边场合面临着国外非政府组织网络越来越大的压力。以环境、防疫、防灾等问题为代表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对中国外交挑战增加，这些问题原属国家主权内部问题，但现在越来越受到国际关注，特别是受到国际公民社会的关注。这些问题中暴露出的一些体制和社会转型问题可能成为未来国际社会对我施加压力的新领域。

最后，国际体系的价值观念也正处于重塑过程中，中国外交面临着挖掘文化传统，在观念争夺中抢占道德高地的挑战。随着国际体系的转型，各国都试图为新的国际体系的价值观念注入自身的理念。当前西方国家正大力倡导所谓“民主价值观外交”，强调所谓的西方式民主人权观念，使道义和价值观成为新的竞争重点。中国虽然硬实力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在国际体系中的组织资源不够，软实力比较落后，在价值观的争夺和国际舆论环境中处于相对的劣势。如何总结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价值理念，赋予国际体系以一定的中国元素，增强中国模式对其它发展中国家的吸引力，利用中国的规范为中国的外交增加正义性等等，都是中国外交未来需要解决的课题。

注释：

[1]《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27页。

[2]《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53页。

[3]江泽民：“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人民日报》，1992年10月21日，第3版。

[4]《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05页。

[5]《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30页。

[6]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47页。

[7]“温家宝总理在霍华德欢迎宴会上的演讲”，新华网，2006年4月3日，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6-04/03/content_4379268.htm。

[8]王毅：“与邻为善，以邻为伴”，《求是》，2003年第4期，第19-22页。

[9]杨洁勉：“重要战略机遇期与中国外交的历史任务”，《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3年第4期，第6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