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喝的牛奶”、“中国人穿的服装”,为什么我们这么爱国,把“中国”变成一种能够形容所有东西的形容词?我不以为“中国风”是一种先于事实的道德训令,一种每一个中国人都该拥护的品牌。而“中国”,在很多情况下,确实是个品牌;说的人高兴,买的人爽快。
作者:梁文道 香港学者
怎样让一个不高兴的中国人高兴呢?也许就是对他多说“中国”这两个字。
我常常看见一些企业老总在访谈里夸夸其谈,声称要做出有“中国特色的管理模式”、“中国式的企业文化”、“中国人的商品”云云。然而这种带有“中国”二字的句式还可以无限创造下去,应用在一切商品之上,例如,“中国人喝的牛奶”、“中国人穿的服装”、“中国人开的汽车”……文化艺术也未能免俗,于是有“中国式的摇滚”、“中国风的电影”……当然,学术也必须有“中国”模式,比方说“中国式的心理学”。然而,站在琳琅满目的“中国”面前,我却越看越模糊,越发搞不懂“中国”到底是什么了。为什么我们这么爱国,把“中国”变成一种能够形容所有东西的形容词?这个形容词又能够达到什么效果呢?
当然,这里头还是有点道理的。例如学术研究,尤其社会科学,特别要注意理论和模式的适用性问题。依据新教国家经验发展出来的社会理论,不一定能够拿来套在当下中国的现实之上。所以学者虽然尽可以参考国外各种研究成果,但切忌生搬硬套;他们必须仔细探讨本土的历史条件、社会脉络以及传统中的诸种元素,然后考察异地理论和假说的局限及解释力,进而推导出更合理更有效的论述。
不过,从“外地理论不具普通效用”这个事实,不必然能够推出“中国就该有自己一套”这个结论甚至训令。因为在逻辑上讲,这是两个层次的东西。前者谈的是事实状态,后者却是推导行动的应然问题。我们可以在充分的实证调查和经验体会之后,发现在中国办企业就是和美国不一样,真得有一套别于北美商管理论的模式。但是我们怎么能够不问情由地单从“我们在中国营商”这一点就得出“我们要办中国式企业”的结论呢?再简单点说,“我们是中国人”这个事实不一定能够达致“所以我们就要吃中国米”的原则。除非你能具体说明中国人对果汁的口味不同一般,否则你很难说服我“是中国人的,就得喝中国果汁”。
由于是中国,所以就应该很中国。这种常见的推理与其说是建立在对事实的尊重,倒不如说是为了一种心愿的实现。那种心愿,或者可以“天命”形容:中国有它必须完成的使命。故此我们更常见到的情况是,很多人是在提出“要走中国的道路”这种要求之后,才回头赶去寻找那条道路到底是什么道路。往往要到了这个地步,我们才突然发现内容庞繁复杂的“中国”竟然成了一堆非常简化非常压缩的概念。你可以任意在里头挑出《三字经》,说这就是中国企业模式的指导,也可以在里头找出胡雪岩,说他是中国商人的典范;几乎不需要具体的理由,更不必顾及时空的变幻,与当初为了科学原因而拒斥(同样过度简化的)“西方那一套”的态度相去甚远。
请不要误会;我非常尊重许多力图寻找“中国营商模式”的商人,他们也许是有心人;我非常喜爱那些探索“中国式摇滚”的艺术家,他们正在做一场很有趣的实验;我更加认同“法学中国化”等多种学术主张,因为那是实在的真理追求。我只是不以为“中国风”等是一种先于事实的道德训令,一种每一个中国人都该全力拥护(或者购买)的品牌。而“中国”,在很多情况下,确实是个品牌;说的人高兴,买的人爽快。
原载:《国际先驱导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