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90年前的今天，1911年4月27日（也就是辛亥三月二十九日），一个同样美丽的春天，一个和今天同样灿烂的日子，风和日丽，鲜花烂漫，在满清专制统治下的广州，响起了一阵阵枪声、炸弹声、冲杀声，和尸体倒下的声音，黄兴等一百多个志士，在强弱悬殊的情况下，毅然决然地向总督衙门发起进攻，史称广州起义（或黄花岗起义）。成败的结局其实早在意料之中，意料之外的是志士们赴义时的从容与慷慨，这些人大部分是一介书生，并不是久经沙场的战士，但他们表现出来的勇敢、坚韧和那纷飞的血肉足以惊天地、泣鬼神。谭人凤说：“是役也，死者七十二人，无一怯懦士。事虽未成，而其激扬慷慨之义声、惊天动地之壮举，固已碎裂官僚之胆，震醒国民之魂。”罗家伦把这一幕称为“壮烈的开国序幕，灿烂的碧血黄花”。主帅黄兴右手被打断两指，足部也受了伤，他能幸免于难纯属偶然。当他从死亡线上逃出来，遇见从香港带二百多志士连夜赶来赴难的赵声时，一切都已不可挽回了，两人相抱痛哭，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时。“一代雄才的赵声不到三星期悲愤呕血而死。受伤而疲乏的黄兴，相见时也晕过去了！”
有人不惜牺牲自己年轻而宝贵的生命，也有人冒险为牺牲者找到了埋骨的青山。没有暴露身份的同盟会员潘达微挺身而出与广仁善堂商量葬事，共有72具死难烈士（无论是阵亡还是被处死刑的）遗骸埋葬在广州白云山南麓的红花岗（红花冈也从此改名黄花岗），统称为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其实牺牲的人数远不止这个数，据调查确认的至少还有14人，黄花冈烈士起码有86人，这还不包括受牵连被杀的，据时在广州新军任管带的革命党人应德明回忆，“三月二十九日起义失败后，清军戒备森严，下令闭城三日，搜查革命党人。凡属没有辫子的、穿黄军衣的以及来路不明白的人，一律格杀勿论，制台衙门前伏尸累累，被杀的人约有二、三百人之多。所谓七十二烈士者，是有根据可查的烈士，其余殉难的人无可稽考，约在二倍以上。”此外新军各营中以革命党人名义被杀的人数约等于黄花冈的烈士数，“死于非命，惨不忍言”。“其处死之法是用七寸长钉，对准头脑，一钉致命，随即用蒲包一裹，弃尸海中，惨酷形状，令人酸鼻。”（《黄花岗起义前后杂忆》，《辛亥革命回忆录》二，324页，325页，中华书局1962年版）这些死难者，无论是革命党人还是被无辜牵连的，90年来，又有多少人想到过他们呢？黄兴，还是孙中山所悲痛的都是“吾党菁华”的丧失，其他被杀者并没有进入伟人的视野。在想起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我同时也想起了这些几乎已被历史遗忘的死难者，因为他们的生命也同样宝贵。
黄花岗一役，赵声气死，胡汉民心灰意冷，黄兴悲痛之极决心暗杀清廷官僚为死难同志复仇。在以后的岁月里他一再想起那些年轻的殉难者，他们的热血多少次模糊了黄兴的双眼，他曾写下《蝶恋花·哭黄花岗诸烈士》一词和“七十二健儿，酣战春云湛碧血；四百兆国子，愁看春云湿黄花” 一联，献给死难的同伴。事隔十年孙中山先生还悲痛不已，认为 “吾党菁华，付之一炬”，悲痛与惋惜之情长久地埋藏在他的心灵深处。
英烈的音容笑貌早已淹没在岁月的风尘中，但他们慷慨赴义，浩气凛然，毫无畏惧地面对比他们强十倍、百倍、千倍的专制暴政，这一勇于赴死的精神风貌，90年后依然震撼着我的灵魂，使我感到生命的价值所在，生命的意义并不在于长短，有的人活着他永远死了，多少帝王将相、达官贵人都不过是一杯粪土而已。有些人死了，却永远活着，他们长存在人类的记忆里，成为人类不畏暴政、追求理想的精神丰碑。
二
90年前那个黑暗的春天，他们在广州街头或郊外的刑场上倒下，罪恶的满清专制政府为他们年轻的生命画上了句号。他们不是为了成为英雄而死去的，他们只是为了做一个人，像人一样有尊严地活着，而不是奴隶一般佝偻在权势的脚下，一个不愿做奴隶的时代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曙光初露，他们知道，一个人生命的结束，并不是他们所追求的理想和人生意义的终结。因此谭嗣同才那么勇敢地面对了死亡，秋瑾才那么坦然地迎接了死神。菜市口和绍兴，乃至整个中华大地至今仍飘荡着他们不灭的英魂。为了做一个人，就是这普普通通的理想激荡着多少青年的灵魂，使他们勇于就死，一点也不犹豫就走向了90年前的广州，黑云压城，难道成败会在意料之外？这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是精卫填海、是夸父逐日，他们浩浩荡荡，写下绝命书的时刻，让我无可抗拒地想起了那些远古的神话，那些足以传诵千秋万代的史诗般的神话。我完全相信他们决不是想要成为神话才踏上腥风血雨的征程，他们都是些普通的人，为的是过上更美好的普通生活，自由、幸福的生活，不仅仅自己，也是整个民族都能摆脱奴役、压迫和不平等，为了寻求一个更加公正的社会，他们义无返顾。人人都有追求生命、幸福和自由的权利，他们刚刚朦胧地懂得。砸碎暴政的锁链，缔造一个前所未有的共和国，就是他们牺牲的初衷。林觉民写与妻书时，方声洞、李晚他们写绝命书时，这一切都表达得清清楚楚。
由于选入中学语文课本而广为人知的林觉民《与妻书》曾经感动过一代代年轻的心灵，
其他英烈志士的绝命书同样感人肺腑。“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久违了，这样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英雄主义，这样真诚无悔的理想主义！久违了，能如此打动人心的文字！他们的生命虽然早已结束，但当我们重读那些用鲜血写下的绝命书时，他们鲜活的生命仿佛就在眼前——
林觉民在与妻书中说：“吾至爱汝！即此爱汝一念，使吾勇于就死也。吾自遇汝以来，常念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然遍地腥云，满街狼犬，称心快意，几家能够？司马春衫，吾不能学太上之忘情也。语云：‘仁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吾充吾爱汝之心，助天下人爱其所爱，所以敢先汝而死，不顾汝也。汝体吾此心，于涕泣之余，亦以天下人为念，当亦乐牺牲吾身与汝身之福利，为天下人谋永福也。汝其勿悲！……”
正因为真情毕露，豪气冲天，在慷慨赴义之前写下的这些文字才如此感人，我始终相信世上一切能够传世的文学都是因为它包含了人类最真实的感情，呈现了一个没有装饰的内心世界。这些文字本来就不是书斋里皓首穷经刻意创作的，然而，却打动了一代又一代的人们。生命有时候只能在死亡中找到真正的价值，死亡也因此变得光彩夺目。一部数千年的中国史，有如此多的人在赴义时写下如此大气磅礴而又儿女情深的绝命书，恐怕只有黄花岗起义这一次。这些人不是为了成为英雄而死的，甚至有些人本来完全就不必赴义。
林觉民的福建同乡方声洞曾两次东渡日本，学军、学医。1905年加入同盟会，是同盟会的福建支部长。他和哥哥方声涛以及一姐两嫂都是同盟会员，还亲自介绍妻子入会。当初在日本讨论赴义名单时并没有他，但在林觉民等回国后，他经过深思熟虑，毅然告别妻子，离开日本。慷慨赴义前的一天，他在广州写下了给父亲与侄儿的两封绝笔书，它们和林觉民的与妻书一样是用生命谱写的一曲理想主义的乐章，是血性男儿的真文字！
方声洞在禀父绝笔中说：“此为儿最后亲笔之禀”，表示这次因念祖国之危亡，与海内外同志起义于广州，“祖国之存亡在此一举，事败则中国不免于亡，四万万入皆死，不特儿一人；如事成则四万万人皆生，儿虽死亦乐也。只以大人爱儿切，故临死不敢不为禀告。但望大人以国事归心，勿伤儿之死，则幸甚矣。夫男儿在世，不能建功立业，以强祖国，使同胞享幸福，奋斗而死，亦大乐也。且为祖国而死，亦义所应尔也。儿刻已念有六岁矣，对于家庭本有应尽之责任，只以国家不能保，则身家亦不能保，即为身家计，亦不得不于死中求生也。儿今日极力驱满，尽国家之责任者，亦即所以保卫身家也。他日革命成功，我家之人，皆为中华新国民，而子孙万世亦可以长保无虞，则儿虽死亦瞑目于地下矣。惟以此以往一切家事，均不能为大人分忧，甚为抱憾！”
在给侄儿方和生的绝笔中又说：“此举如能成功，则吾虽死，亦瞑目于地下。盖祖国已强，吾同胞已能享文明之幸福。如事败身死，则吾之责已尽，而吾侄则有无穷之责任在。”殷切地期望他为国尽力，善事祖父，教导弟妹。
广东的李晚从南洋回国，过家门而不入。在攻打两广总督衙门时饮弹身亡，前一天他写下了《与家兄诀别书》，“此行成败不可知，任其事而怕死非丈夫也，余明知无济，只在实行革命宗旨，决以生命为牺牲。推倒满清，建设中华民国，事成则汉族光明，或败身殉，愿毋我念。”
黄兴也写下了多封大义凛然的绝命书。他在给邓泽如的信说：“本日即赴阵地，誓身先士卒，努力杀贼，不敢有负诸贤之期望。……绝笔于此，不胜系恋”。同一天他给梅培臣等人的信和上面内容一致，也说“书此以当绝笔”。此外，他还有一封致孙中山、冯自由的绝笔书，“今夜拟入，成败既非所逆睹，……幸各人挟有决死之志，或能补救，亦未可知”，“绝笔上言”。（这封绝笔《黄兴集》没有收，见中华书局《孙中山藏档选编》20页）
作为起义的组织者、领导者，黄兴当时也是抱了从容赴义之心的。所以，起义失败后盛传他已战死（实际上他只是负了伤，幸免于难，在香港养伤），他的朋友杨笃生还为此忧愤交加，在利物浦蹈海自杀。
宋教仁从上海赴广州前，有人劝阻他，他回答说：“无恐。事成，为四万万同胞造幸福；不成，则送我一颗头颅已矣！”当广州事败的消息传到上海，《民立报》的同人都以为他也真的献出了“一颗头颅”。
他们中大多数人都是文弱的书生，并不是人人都象黄兴那样能够上马杀贼，只凭着一腔热血，却表现出如此的大勇，他们大部分都是海外留学生或华侨，却有着如此执著的理想主义情怀，能够如此无畏地面对死亡，这才是中华民族希望之所在，是这些先辈们留给我们的最宝贵的精神资源。壮哉，黄花岗！世纪末的中国人真应该去读一读黄花岗志士们的绝命书！读一读那些闪烁着人性中最美好光芒的宣言书！
三
他们都是那样年轻，林觉民24岁，方声洞、喻培伦25岁，林文26岁，所有已知道的烈士平均年龄只有29岁！就是作为领导者的黄兴也不过37岁、赵声31岁。历史学家罗家伦以饱含激情的语言写下——“他们有理想，有信仰，有热忱。我们现在重读黄兴在发难以前写下的绝笔，真是坚绝悲壮，心雄万丈；林觉民留别他父母和爱妻的遗书，则情文并茂，一字一泪，这都是千古不磨，光芒万丈的文学。这种热忱的情感，最蕴藏在光明纯洁的青年胸中！”没有青年的理想，没有对生活的信念，没有追求理想的热忱，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
据罗家伦统计，在烈士名单中有9个留学生，28个海外侨胞（其中有华侨学生、商人、工人），3个记者，2个教师，12个工人，14个农民，14个军人，他们来自社会各界，完全超越了某个阶级的局限，都轰轰烈烈地牺牲在一起。由此可见，自由、幸福是人类的共同理想，并没有阶级、职业、贫富的界限。对我们来说，他们都是人类追求美好理想的先驱，不管他们生前是学生、工人还是教师、农民，他们用自己的生命共同书写了一个民族的历史。他们的英名镌刻在黄花岗纪念碑上，也镌刻在所有后来者的心中。
如林觉民曾是福建《建言日报》主笔，1906年留学日本，精通英、德等国语言。林文曾任东京《民报》社经理，李文甫是香港《中国日报》总理，还有四人是新加坡《中兴日报》、《星洲晨报》的工作人员，他们没有犹豫就以拿笔的手拿起了枪、拿起了炸弹，抱着必死的决心踏上90年前的羊城三月，勇敢地面对死亡。他们是真的猛士，是民族的精华，他们用他们的热血谱写了一曲最动人的理想之歌。90年之后，这歌声依然感动着后来的人们。
黄兴“因出血过多，头部时为昏眩”，勉力用左手写下了《致海外同志书》，力赞林文、方声洞、喻培伦、李文甫等先烈，称未死的朱执信“奋勇争先，迥非平日文弱之态”，受伤之后，仍“其勇有加”。由黄兴口述、胡汉民执笔的长篇报告中，他们痛悼同伴死事的壮烈，通篇饱含着真挚的感情。称李文甫“非常猛烈”、受伤被俘“从容谈笑以死”，在提到他和朱执信、陈与新时，说虽以他们的“温文，而敢先当敌，无丝毫之怯懦，盖义理之勇为之也。”“此次死者多英才”，多“仁勇俱备之同志”。
他们的殉难使黄兴悲恸不已，终生难忘。一年后，他在南京黄花岗一周年纪念会上说：“七十二烈士虽死，其价值亦无量矣。且烈士之死义，其主义更有足钦者，则以纯粹的义务心，牺牲生命，而无一毫的权利思想存于胸中。其中如林觉民先生，科学程度及其高深，当未发动之先，即寄绝命书与其夫人，又告同人：‘吾辈此举，事必败，身必死，然吾辈死事之日，距光复期必不远矣。’其眼光之远大，就义之从容，有如此者！又喻君培伦最富于爱国思想，……至方声洞，以如花之年，勇于赴战，……身中数弹，犹以手枪毙多人。他如窦鸿书、李君荣诸君，虽系工人，然皆抛弃数百元之月俸，从事于革命事业，捐躯殉国，犹足钦佩。总之，此次死义诸烈士，皆吾党之翘楚，民国之栋梁。”对他们“品格之高尚，行谊之磊落，爱国之血诚，殉难之慷慨”予以极高的评价。
那是一个鲜花盛开的春天，一个碧血横飞的春天，一个绝望的春天，一个希望的春天，一个死亡的春天，一个再生的春天。90年前先烈们倒下的那一幕，不仅过去，现在，还有将来都会感动着人性未泯的人们，让我们在他们曾经流淌热血的土地上，抬起头来，仰望苍穹，他们的眼睛就是那布满夜空的星星，遥远地注视着我们，激励着我们，教我们学会勇敢，懂得谦卑，在通往人类自由、幸福的路上继续跋涉、前行。
2001年4月27日杭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