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台湾社会，既经历了政治转型跌宕起伏的过程，又见证了社会运动波澜壮阔的历史。尽管台湾民主化进程出现的诸种问题使得台湾民主前景黯淡，但无可否认的是，台湾确实在没有出现大的社会动荡的情况下，相对成功地实现了从威权体制到现代民主体制的转型。

笔者尝试用政治过程论解释台湾政治转型和社会运动之间的互动关系。参照岛内学者研究环境运动的类似分析，笔者将社会运动视为民间社会力量的展示形式，选用诉求议题、组织模式、合作与结盟关系以及行动策略四个指标表现民间社会对政府当局的抗争特点。同时，将政治转型视为变动的政治机会结构，选用政府组织的性质、政策回应、政治联盟者和治安管理四个指标表现政府当局对社会运动抗争的回应模式。并将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社会运动划分为三个阶段：即威权控制松动时期（1980—1987）、政治自由化时期（1987—1993）、政治民主化时期（1993—2000），考察三个时期社会运动的基本面貌，分析社会运动同政府机构的互动特点，并对不同发展时期社会运动的基本性格作出对比分析。

一、威权控制松动时期（1980—1987）

台湾社会运动的出现，可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追溯。其基本上是对威权体制，或者说，是对1949年以来所实施戒严体制的一种反弹。在这段时期内所发生各种不同的社会运动，主要是要求国民党当局修改政策，并放松其对社会的管制。在这一时期，主要有如下几种较为蓬勃发展的社会运动，分别是：消费者运动、环境运动、妇女运动、原住民运动和学生运动。

社会运动在威权控制时期出现，标志着台湾民间社会首次在国民党威权机器之下组织起来，虽然它们所使用的手段是一种“去政治化”的策略，以免招致威权当局立即的镇压行动，然而，社会运动的兴起，对于动摇和挑战威权统治具有重要贡献。总体而言，这一时期社会运动兴起的重要意义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它们开启了以威权机器改造为诉求目标的可能性，二是打开了民间社会中其他类型社会运动进行下一步动员的政治空间和机会。当民间社会的声音最后受到正视，并且其要求在没有受到政治压迫情况下获得认真考虑时，所造成的社会心理效应该是极为重大的。

在威权当局方面，尽管它对社会运动的兴起表现出一贯的质疑和敌意，但是在“美丽岛事件”以后，当局并未沿用过去严厉打压的刚性威权手段，而是表现出更多的容忍。无论是对反对阵营的政治挑战还是民间社会的社会抗争，国民党当局都一改昔日的做法，在政治上做出较大幅度的让步，最终导致戒严和其他政治禁令的解除。

总之，本时期政府与民间社会互动的最大成果就是促成1987年戒严的解除。解严的实现，民间社会获得了行动动员的保障，解严以后政治自由化的发展，则有助于民间社会提出更深层次的诉求议题。

二、政治自由化时期（1987—1993）

1987年的解严代表着台湾威权体制开始解构和崩落，政府对民间社会的控制力逐渐下降。解严之后，政治控制的瓦解，以及民众不再那么惧怕当局的威权机器，使得社会运动在解严之后更加成为风潮。在这一时期，先后有十余种社会运动成形，环境运动、妇女运动、原住民运动和学生运动等在威权控制松动时期成形的社会运动继续发展。此外，劳工运动、农民运动、客家人运动等则是解严后新兴的社会运动。

在政治自由化时期，一些在威权控制时期形成的政治禁忌逐步解除，民间社会进一步走向活跃，极大地促进了社会运动的勃兴。这一时期的社会运动无论是在运动类型、诉求议题的范围与层次、运动团体的数量和动员能力等方面都超出了威权控制松动时期社会运动的规模，而且，在这一时期，社会运动与民进党领导的政治反对运动关系日益密切，使得社会运动的抗争物件更明确地指向国民党当局。总体上说，社会运动在这一时期全方位地冲击了当局的既有控制模式，为台湾未来的民主发展奠定了基础。

对国民党当局而言，尽管解严是迫于各方压力下的无奈选择，但是它作出这一决定的基本出发点和主要目的还是在于企图重构对政治反对势力和民间社会的有效统合。不过，政治自由化一旦开启，就难以阻止社会运动前进的步伐或限制其活动的范围，社会运动很快就冲破了政治自由化政策所划定的底线，这是当局所始料不及和不愿看到的。1990年以后，当局采取一系列的整肃行动，企图重振曾享有绝对权威的威权公权力，但是最终激起了民间社会更大规模的反弹，当局对民间社会的压制终告失败。

此外，政治自由化对社会运动基本性格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解严之后，各类社会运动也逐渐从直接的“反支配”的抗争，转移到提出具体政策改革，开展同当局的对话。运动策略的转变培养和造就了一批专业社运团体的人才。在政治自由化时期，社会运动和政治反对运动有着相当密切的互动。许多民众认为社会问题是由国民党的威权政治结构所造成的，似乎只要政治实现转型，其他社会问题自然能迎刃而解，于是社会运动充当了民进党最有力的盟友，积极发动对威权体制的政治抗争。但这种过于依赖政治力的做法，也导致日后社会运动“主体性”失落的困境。

总之，在政治自由化时期，民间社会透过社会运动的形成，已经充分展示出它对政府当局的影响和压力，当局也不得不用更加认真的态度来面对社会运动的种种诉求。因此，社会运动的发展不仅巩固了政治自由化政策的成果，而且还直接推动政治体制向民主化过渡。

三、政治民主化时期（1993—2000）

继1991年“国民大会”全面改选后，1992年12月台湾当局又举办“立法院”全面改选。次年2月，第二届“立委”就职，标志着台湾正式迈入政治民主化时期。政治民主化进程的启动，对社会运动而言，具有双重影响：一方面，政治体系相对开放，民间社会获得了更多参与政治过程的机会，许多社会运动在政治民主化阶段后都加强了同体制内力量的合作，这对于社运诉求议题获得当局的尊重和正视无疑是相当有利的。但是另一方面，这也使得社会运动遭遇被“收编”的困境，损害了社会运动体制外抗争的基本性格，从此社会运动开始进入了激情消褪的年代。在政治自由化时期，鲜有新的社会运动集结，原有的一些较具冲突性质的运动也在本时期陷入沉寂。

从政府和民间社会的关系格局来看，在政治民主化时期，除了民间社会逐渐摆脱威权当局的压抑外，另一个最为显着的变化就是民间社会内部的分化，即脱胎于民间社会的反对党势力在同执政党展开的政治资源争夺战中，逐渐同后者组成相对稳定的政治社会。

政治社会的形成，彻底打破了党政一体化的威权体制同民间社会二元对立的格局。政党和政府组织逐渐分开，原有的二元格局分化为政治社会、民间社会和政府组织组成的三元格局。三元格局的定型，无论对政府组织、政治社会还是对民间社会而言，都具有重大的影响。

民主化带来的三元格局促使政府组织走向更加开放。政府组织丧失了以往的党政一体结构，必须依赖于选举来补充组织资源。民主化对原有执政党而言，的确使它面临一种巨大的挑战，执政党无法再近乎全数地垄断公职，必须适应从使命型政党到竞争型政党的转型，将更多的精力投入选战并且相对开放政府政策过程，以扩大自身的民意基础。政党竞争的民主政治形态给社会运动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提升诉求议题的政治机会。这一时期主要政党也多以社会运动的重要议题为政见，以求吸引更多的选票。民主化的启动使得政府组织和社会运动的互动关系日益表现为一种常态。一方面，政府组织予以社会运动更大的容忍空间，不再否认其抗争的正当性，这有效地降低了社会运动的动员成本和抗争风险。另一方面，社会运动的抗争活动也日益例行化，不再具有以往的同政府组织对决和摊牌的色彩。

民进党在政治民主化时期开始转型，为了早日实现执政目标，必须尽可能地壮大自身的社会基础，同时调整长期以来形成的反体制的行动策略。在政治民主化时期，在诸多社运议题领域，民进党尽管维持着同社会运动的结盟关系，但是不难看出，民进党同社运的合作已显露出貌合神离的迹象。民进党更多地将社会运动看作是其动员资源的手段。

民主化给社会运动带来前所未有的提升议题的机会，但是它也因此给社会运动带来严峻的挑战。民主化不仅极大地影响了社会运动抗争的基本性格，而且它还对社会运动维持自身存在的因素构成冲击，并将对社会运动未来的发展前景和趋势产生重大影响。由于台湾社会发展面临诸多不确定因素，本文仅限于政治转型时期社会运动与政府机构的互动关系分析，无意对社会运动的在政治转型后的发展趋势作出全面的判断和预测。岛内学者就政治转型后社会运动的发展方向问题，也存有诸多争议。有的学者认为社运团体同政党、压力集团的边界日益模糊，社会运动面临被“收编”的诱惑，可能发生转化；有的学者认为社会运动陷入沉寂，不可避免地走向衰退，有的学者则认为社会运动正走向制度化。社会运动在政党轮替后，的确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如2001年11月，国民党主席连战担任总领队发动反失业大游行，一改过去社会运动由民进党主导的情形。就当前趋势看，笔者认为，台湾社会运动正在作出制度化的努力，但是并没有根本性改变目前被边缘化的困境，而且未来仍然面临着再次被收编的危机。

四、结论：台湾社会运动对政治转型的影响评估

社会运动推动了威权体制向政治自由化转型，进而又向政治民主化迈进，最终促成民主政治的巩固。同时，政治转型的不同发展阶段，也对社会运动的基本性格产生重大影响，相当程度上制约着社会运动的集结与动员。在完成二者互动模式的动态过程考察基础上，笔者将对社会运动的政治效应作出归纳和总结，指明社会运动对台湾民主政治的基础结构和实际运行，具有何种促进作用。此外，笔者还将探讨，作为台湾特有历史文化情境的产物，台湾社会运动的基本性格对台湾政治转型中出现的民主异质因素具有哪些可能的影响。

（一）社会运动促成公民社会的定型

本论文将社会运动视为民间社会力量的展现形式，笔者之所以选用“民间社会”一词指称与“state”（国家）相对应的“civil society”，而没有使用其他概念，一是考虑台湾学界的使用习惯，二是考虑到民间社会发展的延续性。在威权统合模式中，高度自主的威权统治机器造成民间社会功能的单一和萎缩，民间社会处于被压抑的境地，内部的结构和功能并无明显的分化。但是即便如此，战后台湾的民间社会并没有停止成长壮大和走向自主的步伐。20世纪80年代中期，台湾政治转型进程的启动，实际也是政府和社会关系重塑和改组的开始，威权统合模式下的政府和社会关系格局由此出现重大变革。一方面，民间社会的力量不断扩张，另一方面，威权统治机器的职能则不断地退缩和调整。社会运动和脱胎于民间社会的政治反对运动渐次挤压威权统治机器的活动空间，勇敢地展示了民间社会不屈的抗争性格。在威权机器和民间社会的争夺战中，出现了两个尤为重要的变化。一是威权政党被迫放弃对政府组织近乎宿命论般的垄断，并同脱胎于民间社会的政治反对势力组成相对稳定的政治社会，选举的开放使得政府机构的合法性不再建构于强力权威和意识形态神话，转而必须体现程式民主的要求。二是民间社会的质变，由于民众获得体现现代民主要求的集会、结社、言论自由等公民权利，民间社会终于转化成相对独立自主的“公民社会”。

台湾社会运动在公民社会的催生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在政治转型前后的十余年时间里，先后有20余种社会运动的成形和集结。这些社会运动针对不同的诉求议题，致力于弱势群体的保护、语言文化的保存、自然环境的保育等事业，积极采取宣传教育、社会服务和政策游说等行动，适时弥补了当局和企业部门所遗留的空缺，成为公众参与的重要代言人和社会改造的重要力量。社会运动的蓬勃发展，使得公民可以多样、广泛和深入地参与公共事务，维护社会的正义公平和自己的切身利益，建立符合多元民主理论要求的“公民社会”。

（二）社会运动促成利益团体政治的兴起

随着台湾政治转型的启动，普通民众参与政治过程与影响政府决策的机会亦逐渐增多，民众除了透过请愿、抗争及示威游行来表达政治主张外，还可以基于共同利益和目标组成“利益团体”，透过游说，促使行政当局或立法当局采取某种政治主张或改变政策。简言之，就是利益团体在公共政策过程中发挥着日趋重要的影响力。

政治自由化阶段后，社会运动蔚为风潮，社运团体纷纷成立，它们采取的行动策略除了街头抗争外，对当局展开游说，影响法规制度和公共政策过程成为重要的行动模式。台湾社运团体的游说努力奠定了当代台湾利益团体政治的基础。例如，环境团体、妇运团体、工运团体、农运团体、学运团体等对政策过程的影响都促成了利益团体政治的兴起。各种社运团体代表着各自群体的利益，积极介入政策过程，对政府政策的影响力日趋重要。

台湾步入民主化阶段后，立法机关权力日益高涨，在政策过程的角色更为重要，利益团体对立法部门的游说活动将更加活跃。此外，解除戒严及开放党禁以后，利益团体活动的空间不断扩充，行动方式也更加多样，它们还通过捐助竞选经费、建立良好关系、提供竞选方案等方式以政党之政策取向施加影响。

（三）社会运动促成公共政策的优化

社会运动塑造了公民社会，利益团体政治实际是现代公民社会同政府机器的互动模式，其直接目标在于促成或改变某一项公共政策。台湾社会运动所获得政策回应层次是相对较高的，它们最初扮演了威权抗议者的角色，并在抗争行动中逐步确立了自身存在的正当性。当台湾迈向政治转型后，社会运动从各个方位对威权政治体系发起强烈的冲击，迫使威权当局改变原有不合理的公共政策或制定新的保障民众权益的公共政策。

（四）社会运动加剧政治民粹主义的泛滥

金权政治和民粹主义可以说是台湾民主转型中出现的两种较为突出的民主异质因素。金权政治不在本论文的关注范围，在此笔者仅就台湾政治过程的民粹主义同社会运动可能存在的关联作出简要分析。

我们当然不能完全将20世纪80年代的台湾社会运动理解成一种民粹主义运动，同时，社会运动也不必对岛内政治民粹主义泛滥承担全部责任。但是，不容忽视的是，长期以来遭受威权体系压抑的民间社会确实累积了太多的怨愤，民间社会潜意识中对现有政府体系抱有某种敌意和不信任，并且渴望利益和价值分配体系的重组和变革。民间社会的这种“求自主、反支配”的基本性格，确实为民粹主义的兴盛奠定了深厚的社会心理基础。

以环境运动为例，民众求自主的意识加上政治势力和人物造势动员，酿成了环境运动中民粹主义的泛滥。“公民投票”在岛内的实践就最早源于环境运动，“公民投票”作为直接民主制的表现形式，可以说同民粹主义具有某种天然的亲和力。“公民投票”充满着民意被操纵或不符合多数民意的可能性，从而沦为岛内政治民粹主义的动员工具。政治民粹主义在台湾政治过程中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政治势力或人物利用民众求当家作主的心态操控民意，服从个人或集团的政治利益和图谋。台湾政治转型完成后，岛内分裂势力不断坐大，将“民主”和“台独”绑桩，利用“公投”挑衅两岸关系，启动政治民粹主义，图谋台湾“独立”，这恐怕是当年环境人士所始料不及的。

（五）社会运动加剧国家认同的迷乱

集体意识和认同从来都是社会运动的重要面向，换言之，社会运动不仅要求政治权力结构重组、经济利益格局调整，更是一个文化的集结与重构过程。具体就台湾特有历史文化情境而言，社会运动的这种意识与认同面向，有诸多被滥用和误用的地方，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国家认同的迷乱和统“独”意识的争执。例如台湾劳工运动和妇女运动都曾出现这方面的争执。

总之，笔者认为，社会运动与“统独”意识形态联结，造成国家认同的迷乱，对台湾社会未来的影响是至深的。一方面，它可能加剧台湾民主转型的异质因素，引发台湾民主的危机。另一方面，这种社会力同政治力过多纠缠的情形，也会对台湾社会运动的未来发展造成损害。尽管，台湾社会已相对稳定地实现了政治转型，但是台湾政治转型中出现的民主异质因素是不容忽视的，台湾民主的最大问题就在于民主化同本土化乃至分裂化交织，这种情形如果得不到有效地遏制和改变，不仅会影响台湾政治和社会的健康运行，而且可能危及台湾民主的前途与未来。

（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龙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