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中国古代诗人中，李白确实是一个不朽的存在。这不仅由于他是一位负有世界声誉的潇洒绝尘的诗仙，那些雄奇、奔放、瑰丽、飘逸的千秋绝唱生发出超越时空的深远魅力；而且，因为他是一位体现着人类个体生命的庄严性、充满悲剧色彩的强者。

他一生被登龙入仕、经国济民的渴望纠缠着，却困踬穷途，始终不能如愿，因而陷于强烈的心理矛盾和深沉的抑郁与熬煎之中。而“蚌病成珠”，这种郁结与忧煎恰恰成为那些天崩地坼、裂肺摧肝的杰作的不竭的源泉。

一方面是现实存在的李白，一方面是诗意存在的李白。其间的巨大反差，形成了强烈的内在冲突，凸显为试图超越却又无法超越，顽强地选择命运却又终归为命运所选择的无奈，展示着深刻的悲剧精神和人的自身的有限性。

李白的心路历程及其穷通际遇所带来的苦乐酸甜，在很大程度上映现了几千年来中国文人的心态。

二

《侯鲭录》载：唐开元年间，诗仙进谒宰相，擎着书有“海上钓鳌客李白”的手版。宰相问道：“先生临沧海，钓巨鳌，以何物为钩线？”

答曰：“以风浪逸其情，乾坤纵其志，以虹霓为丝，明月为钩。”

又问：“以何物为饵？”

答曰：“以天下无义丈夫为饵。”

宰相闻之悚然。

几句简单的答问，生动而真实地描画出李白的高蹈、超拔、狂肆的精神世界。

这种精神风貌以及他的诗文内涵，原是中国文化精神的结晶。清代诗人龚自珍认为，李白是并庄、屈以为心，合儒、仙、侠以为气的。他那飘逸绝尘、驱遣万象的诗风，显然肇源于《庄子》和《离骚》。而屈原的激浊扬清，治国泽民的宏伟抱负，庄周的浮云富贵、藐视权豪，摆脱传统束缚、张扬主体意识的精神追求，对于李白价值观的形成，影响至为深远。除了儒、道两家为主导因素，在李白身上，游侠、神仙、佛禅的影子也同时存在。

本来，唐代以前，儒、道、释以及仙、侠诸多方面文化，均已陆续出现，并日臻成熟；但是，很少有哪一位诗人能够将它们交融互汇于个人的实际生活。只有李白——这位主要活动于文化空气异常活跃的开元、天宝年间的伟大诗人，将它们集于一身，完成了多元文化的综合、汇聚。

当然，这里也映现了盛唐文明涵融万汇、兼容并蓄的博大气魄和时代精神。正如嵇康、阮籍等人的精神风貌反映了“魏晋风度”一样，李白的精神风貌也折射出盛唐社会特别是盛唐士子所特有的丰神、气度，这是盛唐气象在精神生活方面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三

我们固然不能因为李白有过“吟诗作赋北窗里，万言不值一杯水”的诗句，就简单地断定他并不看重立言；但比较起来，在“三不朽”中，他所奉为人生至上、兢兢以求的，确实还是立功与立德。既然如此，那他为了能够经邦济世，治国安民，以期创制垂法，惠泽无穷，就必须拥有一定的社会地位与政治权势。为此，他热切地期待着：“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时刻渴望着登龙门，摄魏阙，据高位。但这个愿望，对他来说，不过是甜蜜蜜的梦想。他的整个一生历尽了坎坷，充满着矛盾，交织着生命的冲撞、挣扎和成败翻覆的焦灼、痛苦。从这个角度看，他又是一个道道地地的悲剧人物。

他自视极高，尝以搏击云天、气凌穹宇的大鹏自况：“大鹏一日同风起，抟摇直上九万里。假令风歇时下来，犹能簸却沧溟水。”认为自己是凤凰：“耻将鸡并食，长与凤为群。一击九千仞，相期凌紫氛”。与这种极度自负的傲气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他对历史上那些建不世之功、创回天伟业，充分实现其自我价值的杰出人物，则拳拳服膺，倾心仰慕，特别是对他们崛起于草泽之间，风虎云龙，君臣合契，终于奇才大展的际遇，更是由衷地歆羡。

他确信，只要能够幸遇明主，身居枢要，大柄在手，则治国平天下易如反掌。在他看来，这一切作为与创作诗文并无本质的差异，同样能够“日试万言，倚马可待”。显而易见，他的这些宏誓大愿，多半是基于情感的蒸腾，无非是诗性情怀，意气用事，而缺乏设身处地、切合实际的构想；并且，对于政治斗争所要担承的风险和可能遇到的颠折，也缺乏透彻的认识，当然更谈不上有足够的思想准备。

四

李白有过两次从政的经历。

天宝元年秋天，唐玄宗下诏征召李白入京。这年李白四十二岁。当时住在安徽南陵的一个山村里，接到喜讯后，他即烹鸡置酒，高歌取醉，乐不可支。告别儿女时，写有“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的诗句，可谓意气扬扬，踌躇满志。他原以为，此去定可酬其为帝王师、画经纶策的夙愿，不料，现实无情地粉碎了他的幻想。进京陛见后，只被安排一个翰林院供奉的闲差，并没有像他想象的那样，接之以师礼，委之以重任。

原来，这时的玄宗已经在位三十年，腐朽昏庸，纵情声色，信用奸佞，久疏朝政。看到这些，李白自然极度失望。以他的宏伟抱负和傲岸性格，怎么会接受“以俳优蓄之”的待遇，甘当一个跟在帝王、贵妃身后，赋诗纪盛、歌咏升平的“文学弄臣”呢？但就是这样，也还是“君王虽爱蛾眉好，无奈宫中妒杀人”，“谤言忽生，众口攒毁”。最后的下场是上疏请归，一走了之。在朝仅仅一年又八个月，此后，再没有登过朝堂。

天宝十四载冬天，李白正在江南漫游。是时，安禄山起兵反唐，次年攻陷潼关，玄宗逃往四川。途中下诏，以十六子李璘为四道节度使、江陵郡大都督。野心勃勃的永王李璘，招募将士数万人，以抗敌、平乱为号召，率师东下，实际是要乘机扩张自己的势力。对于国家颠危破败，人民流离失所的现状，李白早已感到痛苦和殷忧。恰在此时，永王李璘兵过九江，征李白为幕佐。诗人认为建功立业、报效国家的机会已到，于是，又一次激扬志气，满怀着“欲仰以立事”的决心，在永王身上寄托着重大期望：“诸侯不救河南地，更喜贤王远道来。”以为靖难杀敌、重整金瓯，非斯人莫属。

岂料，报国丹心换来的竟是一场灭顶之灾。他糊里糊涂地卷入了最高统治层争夺皇权的斗争漩涡，结果是玄宗第三子、太子李亨即位，李璘兵败被杀，追随他的党羽多遭刑戮，李白也以附逆罪被窜逐夜郎，险些送了性命。这是李白第二次从政，为时不足三个月。

尽管政治上两遭惨败，但李白是既不肯认输也不愿甘心的，亟欲寻觅机会重抵政坛，锋芒再试。六十一岁这年，他投靠族叔、当涂县令李阳冰，定居于采石矶。虽然已经处于生命的尾声，但当他听到太尉李光弼为讨伐叛将史朝义，带甲百万出征东南的讯息，一时按捺不住心潮的狂涌，便又投书军中，表示“懦夫请缨，冀申一割之用”，无奈中途病还，未偿所愿。

五

表面上看，两番政治上的蹉跌，都是由于客观因素，颇带偶然性质；实际上，李白的性格、气质、识见，决定了他在仕途上的失败命运和悲剧角色。他是地地道道的诗人气质，情绪冲动，耽于幻想，天真幼稚，放纵不羁，习惯于按照理想化的方案来构建现实，凭借直觉的观察去把握客观世界，因而在分析形势、知人论世、运筹决策方面，常常流于一厢情愿，脱离实际。

剖析李白第一次从政的挫折，一是，本来他就不是摆弄政治的角色。玄宗召他入京，原有几分看重，但很快就发现他并非“廊庙之材”，便只对他的文学才能加以赏识，所以后来他要求离开，也并不着意挽留。二是，李白缺乏政治的眼光。当时，玄宗已不再是一位励精图治的开明君主了，而李白却仍然寄厚望于他，最后当然是失望与绝望。

而“从璘”一举，益发暴露其政治上的幼稚。他对“安史之乱”中的全国政局，估计得过于严重，诗中所云：“颇似楚汉时，翻覆无定止”，“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显然是违反实际的。形势判断失误，行动上必然举措失当。在他看来，当时朝廷应急之策，是退保东南半壁江山，苟延残喘；而永王正好陈兵长江下游，自然可以稳操胜券，收拾残局。这是他毅然“从璘”的真正原因所在。而这一着，他恰恰把“宝”押错了，结果又一次犯下了知人不明的错误——他既未发觉李璘拥兵自重、意在割据的野心，更没有认识到这是一个刚愎自用，见识短浅，不足以成大事的庸才。把立功报国的希望寄托于这种角色，未免太孟浪了。

看来，一个人的政治抱负同他的政治才能、政治识见并不都是统一的。归根到底，李白并不是一个出色的政治家，大概连合格也谈不上。他只是一个诗人，当然是一个伟大的诗人。虽然他常常以政治家傲然自诩，但他并不具备政治家应有的才能、经验与素质，不善于审时度势，疏于政治斗争的策略与艺术。其后果如何，不问可知。对此，宋人王安石、苏辙、陆游、罗大经等，都曾有所论列。

这种主观与客观严重背离、实践与愿望相互脱节的悲剧现象，在中国历代文人中并不鲜见，值得我们深长思之。

六

之所以出现这种悲剧现象，自然应该归咎于文人的傲睨自诩、自不量力的性格弱点。但若寻根溯源，又和儒家的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和“修齐治平”的价值取向有直接关系。儒家的祖师爷孔子，终生为求仕行道而四处奔波，席不暇暖，“惶惶如丧家之犬”，在旁人看来本是无法实现的事，他也要“知其不可而为之”。这种人格精神对于后世的封建士子特别是文人的熏陶，是至为深刻的。

比起李白来，杜甫可能更典型一些。这位大诗人受他的十三世祖杜预的影响很深，他对这位精通战略、博学多才、功勋卓著，有“杜武库”之称的西晋名将备极景仰。三十岁那年，他从齐鲁来到洛阳，曾在首阳山下的杜预墓旁筑舍居留，表示不忘先祖的勋绩和建业垂统、光宗耀祖的雄心。尔后，便进入京城长安，开始其十年困守的生涯，无非是要“立登要路津”，“欲陈济世策”。他曾分别向朝中的许多权贵投诗干谒，请求汲引，但如同李白一样，都以失望而告终。

总共算起来，杜甫真正为官的时间也只有两三年，而且，官卑职小。即便如此，他也仍是刻板、认真，恪尽职守，绝不荒怠王事。在任谏官左拾遗这个从八品官时，他曾频频上疏，痛陈时弊，以致上任不到半个月，就因抗疏营救房琯而触怒了肃宗皇帝。房琯为玄宗朝旧臣，原在伺机清洗之列。而杜甫却不明白个中底细，不懂得“一朝天子一朝臣”的事体，硬是坚持要任人以贤、惟才是用，书生气十足地和皇帝辩论什么“罪细不宜免大臣”，最后险致杀身之祸，由于宰相大力援救，遭贬了事。这大概又是一个文人当不了官的实例。

可是，四百年后的陆游却为之大鸣不平：

看渠胸次隘宇宙，惜哉千万不一施。

后世但作诗人看，使我抚几空嗟咨。

由于政坛失意，只能寄情于翰墨，弄得“后世但作诗人看”，这对杜甫、对许许多多文士来说，究竟是幸还是不幸呢？

七

持平地看，李白的官运蹭蹬，也并非完全种因于政治才识的欠缺。即以唐代诗人而论，这方面的水准远在李白之下而稳登仕进者也数不在少。要之，在封建社会里，一般士子都把个人纳入社会组合之中，并逐渐养成对社会政治权势的深深依附和对习惯势力的无奈屈从。如果李白能够认同这一点，甘心泯灭自己的个性，肯于降志辱身，随俗俯仰，与世浮沉，其实，是完全能够做个富于文誉的高官的。

可是，他是一个自我意识十分突出的人，时刻把自己作为一个自由独立的个体，把人格的独立视为自我价值的最高体现。他重视生命个体的外向膨胀，建立了一种志在牢笼万有的主体意识，总要做一个能够自由选择自己命运与前途的人。

他反对儒家的等级观念和虚伪道德，高扬“不屈已、不干人”的旗帜。由于渴求为世所用，进取之心至为热切，自然也要常常进表上书，锐身自荐，但大前提是不失去自由，不丧失人格，不降志辱身、出卖灵魂。如果用世、进取要以自我的丧失、人格的扭曲、情感的矫饰为代价，那他就会毅然决绝，毫不顾惜。

他轻世肆志，荡检逾闲，总要按照自己的意志去塑造自我，从骨子里就没有对圣帝贤王诚惶诚恐的敬畏心情，更不把那些政治伦理、道德规范、社会习惯放在眼里，一直闹到这种地步：“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家仙”（杜甫诗），痛饮狂歌，飞扬无忌。这要寄身官场，进而出将入相，飞黄腾达，岂不是南其辕而北其辙吗？

八

不仅此也。正由于李白以不与群鸡争食的凤凰、抟扶摇而上九万里的大鹏自居，因此，他不屑于按部就班地参加科考，走唐代士人一般的晋身之路；他也不满足于作个普通僚属，而要“为帝王师”，以一介布衣位至卿相，做吕尚、管仲、诸葛亮、谢安一流人物。他想在得到足够尊崇与信任的条件下，实现与当朝政治势力的合作，而且要保持一种不即不离的关系，“合则留，不合则去”，有相当大的自由度。

他在辞京还山时，吟出：

严陵不从万乘游，归卧空山钓碧流。

自是客星辞帝座，原非太白醉扬州。

从这里可以看出，他把自己与皇帝视为东汉隐士严光与汉光武帝的来去自由、彼此平等的朋友关系，而不是君臣上下的严格的隶属关系。这类诗章，没被人罗织成“乌台诗案”之类的文网，说明盛唐时期的文化环境还是十分宽松的。如果李白生在北宋时期，那他的“辫子”可比苏东坡的粗多了。

这种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争得“士”的真正社会地位，在较高层次上维护知识阶层的基本价值和独立性的期望，不过是严重脱离现实的一厢情愿的幻想。李白忽略了一个基本的现实：他处身于大一统的盛唐之世，而不是王纲解纽、诸侯割据、群雄并起的春秋战国时期，同两汉之交农民起义军推翻王莽政权，未能建立起新的朝廷，南阳豪强集团首领刘秀利用农民军的成果，恢复汉朝统治的形势，也大不一样。

春秋战国时期，“士”属于特殊阶层，具有特殊作用、特殊地位，那种诸侯争养士、君主竞揽贤的局面，在盛唐时期已不复存在，也没有可能再度出现。当此之时，天下承平，宇内一统，政治上层建筑高度完备，特别是开科取士已使“天下英雄尽入彀中”（唐太宗语），大多数士子的人格与个性愈来愈为晋身仕阶和臣服于皇权的大势所雌化，“帝王师”反过来成了“天子门生”，“游士”阶层已彻底丧失其存在条件。

李白既暗于知人，又未能明于知己，更不能审时度势，偏要“生今之世，返古之道”，自然是“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难免到处碰壁了。归根结底，李白还是脱不开他的名士派头与浪漫主义的诗人气质。

九

壮志难酬，怀才不遇，使李白陷入无边的苦闷与激愤的感情漩涡里。尽管庄子的超越意识和恬淡忘我、虚静无为的处世哲学，使李白在长安放回之后，寄情于皖南的锦山绣水，耗壮心，遣余年，徜徉其间，流连忘返，尽管他从貌似静止的世界中看出无穷的变态，把漫长的历史压缩成瞬间的过程，能够用审美的眼光和豁达的态度来看待政治上的失意，达到一种顺乎自然，宠辱皆忘的超然境界，使其内心的煎熬有所缓解；但他毕竟是一个豪情似火的诗人，只要遇到一种触媒，悲慨之情就会沛然倾泄。

史载，晋代袁宏少时孤贫，以运租为业。镇西将军谢尚镇守牛渚，秋夜趁月泛江，听到袁宏在运租船上咏诗述怀，大加赞赏，于是把他邀请过来细论诗文，直到天明。由于得到谢将军的赞誉，从此袁宏声名大著。李白十分羡慕袁宏以诗才受知于谢尚的幸运，联想到自己怀才不遇的遭际，因而在夜泊牛渚时，触景伤情，慷慨悲吟：

牛渚西江夜，青天无片云。

明朝挂帆去，枫叶落纷纷。

他的心境是万分凄苦的，漫游秋浦，悲吟“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登谢脁楼，慨叹“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眺望横江，惊呼“白浪如山那可渡，狂风愁杀峭帆人”。眼处心生，缘情状物，感慨随地触发，全都紧密结合着自己的境遇。

他通常只跟自己的内心情感对话，这种收视反听的心理活动，使他与社会现实日益隔绝起来；加上他喜好大言高调，经常发表悖俗违时的见解，难免遭致一些人的白眼与非议，正如他自己所言：“时人见我恒殊调，闻余大言皆冷笑”，这更加剧了他对社会的反感和对人际关系的失望，使他感到无边的怅惘与孤独。《独坐敬亭山》只有二十个字，却把他在宣城时的孤凄心境绝妙地刻画出来：

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

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

大约同时期的作品《月下独酌》，对这种寂寞的情怀反映得尤为深刻，堪称描写孤独心境的千秋绝唱。

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

永结无情游，相期邈云汉。

“茕茕孑立，形影相吊”。孤独，到了邀约月亮和影子来共饮，其程度之深自可想见。这还不算，他甚至认为，在以后的悠悠岁月中，也难于找到同怀共饮之人，以致只能与月光、身影鼎足而三，永结无情之游，并相期在那邈远的云空重见。这在孤独之上又平添了几许孤独。结末两句，写尽了诗人的侧身天地，踽踽凉凉之感。

十

“三百六十日，日日醉如泥”； “处世若大梦，胡为劳其生？所以终日醉，颓然卧前楹”。这类“夫子自道”式的描形拟态、述志达情，显示出诗人对现实的强烈的愤慨与深深的绝望。他要彻底地遗落世事，离开现实，回到醉梦的沉酣中忘却痛苦，求得解脱。晚清诗人邱逢甲在《题太白醉酒图》中，对这种心境作如是解释：

天宝年间万事非，禄山在外内杨妃。

先生沉醉宁无意？愁看胡尘入帝畿。

不管怎么说，佯狂痛饮总是一种排遣，一种宣泄，一种不是出路的出路，一种痛苦的选择。他要通过醉饮，来解决悠悠无尽的时空与短暂的人生、局促的活动天地之间的巨大矛盾。在他看来，醉饮就是重视生命本身，摆脱外在对于生命的羁绊，就是拥抱生命，热爱生命，充分享受生命，是生命个体意识的彻底解放与真正觉醒。

当然，作为诗仙，李白解脱苦闷、排遣压抑，宣泄情感、释放潜能，表现欲求、实现自我的最根本的渠道，还是吟诗咏怀。正如清初著名文人金圣叹所说：“诗者，诗人心中之轰然一声雷也。”诗是最具个性特征的文学形式。李白的诗歌往往是主观情思支配客观景物，一切都围绕着“我”的情感转。“当其得意，斗酒百篇”，“但用胸口，一喷即是”。有人统计，在他的千余首诗歌中，出现我、吾、予、余或“李白”、“太白”字样的竟达半数以上，这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仅见的。

诗，酒，名山大川，使他的情感能量得到成功的转移，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精神上的重压。但是，际遇的颠折和灵魂的煎熬却又为最终成就伟大诗人夯实了基础。以自我为时空中心的心态，主体意识的张扬，超越现实的价值观同残酷现实的剧烈冲突，构成了他的诗歌创造的心理基因与不竭源泉，给他带来了超越时代的持久的生命力和极高的视点、广阔的襟怀、悠远的境界、空前的张力。

就这个意义来说，既是时代造就了伟大的诗人，也是李白自己的性格、自己的个性造就了自己。当然，反过来也可以说，他的悲剧，既是时代悲剧、社会悲剧，也是性格悲剧。

历史很会开玩笑，生生把一个完整的李白劈成了两半：一半是，志不在于为诗为文，最后竟以诗仙、文豪名垂万古，攀上荣誉的巅峰；而另一半是，醒里梦里，时时想着登龙入仕，却坎坷一世，落拓穷途，不断地跌入谷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