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场白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传统文化热”、“国学热”勃然兴起，传统典籍读本倍受青睐，到处都在开展探讨、学习的讲座。但是，究竟什么是“国学”，传统文化究竟有些什么内容，似乎谁也没有说清楚。有人主张，国学与国粹、国故相类似；有人不同意；但大体上可以看作中国传统学术。我觉得，可以分两支：一支主要研究经、史、子、集，也就是做学问；另一支着重于日用、实用方面传统文化的研究，也就是对于那些带有中国传统文化痕迹、刻着中国传统文化烙印、为中国所特有的文化的研究。也有人用大传统与小传统来表述。其实，二者很难截然分开，有一些是交融互汇的。今天，我想讲述的属于后一方面。
这方面的内容很多，比如传统诗词、楹联匾额、姓名文化、戏曲行当、书画艺术、阴阳五行、天干地支、廿四节气、十二生肖、民间信仰、传统习俗、明清官制品阶，等等，数不胜数，这些都属于与我们日常文化生活有着密切关联的传统文化范畴，而且为中国所独有，都有很多说道。“临溪议鱼，不如退而结网。”我觉得，与其在那里争论名词、范定内容、探讨定义，莫如实打实凿地探讨一番我们身边的、每天都能碰上的底里缘由，增加一些必要的常识，以免一无所知，以致在一定场合出乖露丑，现眼丢人。尤其是我们这些大大小小的官员，白领阶层，经常要在公共场合讲话、发表意见；有时还会与台港澳人士以及海外华人交往，有些东西人家现在仍然沿用（比如古代称谓），而我们或者不懂，或者弄错，结果遭致尴尬，闹出笑话。这类事例并不是个别的。再有，就是读解过去的文献、书籍，或者看历史题材的戏剧、影视，缺乏这些常识，也会感到存在着障碍。北大有位学者，——为什么我没有冠以“教授”呢？因为他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在“称谓”方面闹出了笑话，好长时间没有评上教授。他问候人家的父亲，说：“家父福体康健吧？”这要人家怎么回答呢？还有那个著名的电视主持人朱军，大概是在去年吧，不也是闹出了同样的笑话吗！总之，这些方面内容庞杂，涉及面很广，因为时间所限，今天我只想讲讲姓名字号与称谓方面的有关知识，也就是通常说的“姓名文化”。
之所以首先拣了这个课题，也是一次活动中受到触发的。前两年，在大连白云书院“中国文化史讲座”的课后，有位青年听众同我交谈，说他正在攻读文学硕士学位，平时很喜欢读清代以来笔记、诗话作品，因为里面有丰富的学识和精辟的见解，只是“拦路虎”太多，除了一些文言词语，还有人物的名称，有时让人摸不着头脑。说着，递给我一篇打印文稿，请我就其中的名字、称号作些解释。我翻看一过，原来是当代著名学者钱仲联先生《梦苕庵诗话》中的一段文字。讲述的是作者乡先辈赵石农的身世。使用的是文言，遣词构句比较简古，特别是，四百字短文中涉及到文化界古今名人达十三位之多，多数都比较生僻，这里只举出其中大家较为熟悉的四位：
苏玉局是谁？恐怕许多人都会感到生疏。原来，宋代大文豪苏轼（字子瞻，号东坡），曾经任职成都玉局观提举，后人遂以“玉局”称之。还有颜鲁公，他就是唐代著名书法家颜真卿。唐开元间进士，曾任尚书左丞，封鲁郡公，故世称颜鲁公。米南宫就是米芾。唐代以降，尚书省六部统称南宫；由于进士考试多在礼部举行，故又专指六部中的礼部为南宫。因为米芾曾官礼部员外郎，所以，后人就以“南宫”借指这位北宋的杰出书画家。至于松禅老人翁文恭，他就是咸丰朝状元，同治、光绪两朝帝师，晚清政坛重臣翁同龢。他字声甫，号叔平，晚号松禅老人，死后谥号是文恭公。
由此，我想到，确实有对“姓名文化”加以研究的必要。
姓名字号
现时代有关重大活动的新闻公报，往往提到以姓氏笔划排序。这里的姓氏，反映的就是姓。在母系氏族社会，姓与氏是有区别的。姓由一个老祖母传下来，标明血缘与婚姻状况；“姓”字从女从生，表明同姓者都是一个女性祖先的子孙；“氏”则是“姓”的衍生的分支。进入阶级社会，氏起着“别贵贱”的作用，如黄帝称轩辕氏，尧称陶唐氏。姓氏往往是家族的标识。最早的姓出于母系，后来为父系所取代，子从父姓，以父系推算血缘关系，将人的个体生命延续意识同家族亲缘关系传承下去。春秋战国以后，姓氏逐渐混同。
一般来讲，姓与名属于一个人的特定指称，它的直接功能，是作为姓名所有者与他人相区别而独有的代表符号，供人们称呼、识别，承担着该人信息传递的主要载体。在我国数千年的文明史上，这种代表符号，有一个发生、发展、演变的长期过程，并曾在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活动中发挥过重要的作用，从而在古代文献和各类作品中体现了它的特指性、符号性和结构常态性。
大约从周朝开始，命名即已被纳入礼法，形成制度。尔后，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演进，姓名也逐渐被赋予繁富而复杂的内涵，其中涵盖着心理学、社会学、历史学、民俗学、文字学、文学、美学、音韵学、谱牒学等多种学科，形成了中国古代社会所特有的“姓名文化”。
中国的独特之处，在于姓名之外，还须加上谱系。过去，各大家族都有修家谱的传统，一般是三十年一小修，六十年一大修，谱名及其排序在修家谱过程中就要确定下来。而孔氏家族，由于圣人的影响，则更为特殊一些，有时甚至要经由朝廷审定。他们的谱系（行辈），已经达到几十个，其中，人们接触较多的是：兴、毓、传、继、广，昭、宪、庆、繁、祥，令、德、维、垂、佑，等等。孟、颜、曾三姓，大体上也是按照这个谱系来排序的。
按照谱系，如果姓名为三个字，那么，第一个字是姓，第二个字（有的是第三个字）体现谱系，剩下的那个字，便是名——三个字中，只有这个字可以自行确定。如曾国藩、曾国荃，周树人、周作人、周建人。如果是一字名，即姓名为两个字，就在偏旁、部首上作文章，如《红楼梦》中的贾赦、贾政，贾蓉、贾蔷等，以彰示同宗，分别辈份。
再比如清朝皇帝的姓氏。大家知道，满族原称女真，1636年即皇帝位，用满洲取代了女真。入关以后，关于谥号、避讳的方式接受了汉族的制度，因为这有利于君主专制与集权。预先假定行辈排序。原来是十六个字：福、玄、胤、弘、永、旻、奕、载、溥、毓、恒、启、涛、恺、增、祺。就是皇帝的名字中，第一个字是固定的，按行辈流动。后来又续增了十二个字。但国祚已终，到了“溥”字清朝就灭亡了。
皇上称“天子”，来源于感生说。《说文》解释：上古神圣的始祖母，因交感于天物而生子，故曰“天子”。再有汉化佛教的僧人都姓“释”，怎么来的？佛教创始人 是释迦牟尼，这是对他的尊称，是从梵文音译过来的。汉译佛典常简称他为“释尊”。佛法东传，僧人按当地习惯，也必须有姓。从前，有几种办法，一是沿用原姓；二是跟师傅的姓；三利用所来国家或地区，确定姓，如从天竺（南亚次大陆）来的，就用竺（如竺法兰），从月支来的，就用支（如支谦），从安息来的就用安（如安世高）；四是以佛、法、僧三宝为姓。到了东晋时期，僧人领袖道安，随师傅姓竺。他从实践中体会到，统一僧人姓氏，有利于佛教的发展。建议以释为统一的姓。由于他的崇高威望，很快便统一了认识。而且，一律与在俗时的姓一刀两断。日常中有时“释”姓略而不用，只用法名，如弘一法师
孩子出生后，一般先有乳名（亦称小字），如三国时的后主刘禅，小名阿斗。稍长，即由父母或师长正式起名，古代专有命名仪式。起名讲究避讳，不能取与君父、圣人相同的字或同音的字。平时作文、说话，遇到这类人的名字，也要设法避开或改写。旧时的皇历，之所以又称“时宪书”，就是为了避乾隆帝的圣讳弘历。这在旧时代，是所有读书士子必备的学问，如果有所触犯，必将身遭大祸。
清乾隆时期，江西新昌有个叫王锡侯的举人。他处事本来十分谨慎，起先名叫王侯，由于害怕被人罗织罪名，便在中间加个“锡”字。编撰《字贯》一书，在遇到康熙、雍正和乾隆皇帝圣讳时，都作了缺笔处理，只是没有采用更为严格的改字法或空字法，结果被人告发到乾隆皇帝那里，以“深堪发指”、“大逆不法”的罪名，不仅本人被杀头，还牵连到妻妾儿孙，多人致死和发配为奴。
起名，一般都体现长辈的意愿与期望。宋代文学家苏洵在《名二子说》一文中，讲述了为两个儿子取名的意图：“轮辐盖轸，皆有职乎车，而轼独若无所为者。虽然，去轼则吾未见其为完车也。……天下之车莫不由辙，而言车之功者，辙不与焉。虽然，车仆马毙，而患亦不及辙。是辙者，善处乎祸福之间也。”这就是大文豪苏轼、苏辙名字的来历。
有的名字，与姓氏存在着相关的意义，如马千里、牛得草、米暂沉等；如果是文人，有些还寄寓了艺术精神、志趣爱好与审美情趣。作为名子的补充与延伸，名子之外，又有字，有号，有绰号，有笔名、艺名。
过去有“幼时命名，成年取字”的传统。《礼记•曲礼》说：“男子二十，冠而字”；“女子许嫁，笄而字”。古代贵族，男子二十行结发加冠之礼，以示成年，于是开始取字；女子十五结发加笄（束发用的簪子），也是成年标志，可以取字。由此可见，“字”是男女成年之后，开始受到人们的尊重才加取的。也有的学者认为，“字”的产生，源于避讳，古人祭祀先祖时，为了表示恭敬，不能直呼其名，只好以“字”代替。所以，以“字”称，有表示尊敬之意。
有些“字”与“名”互为表里，意义相互关联。比如，毛泽东字润之，泽与润，意义相连；张学良字汉卿，因为张良为汉朝名卿；诸葛亮字孔明，亮与孔明含义相近；关羽字云长，展翅入云，名字相辅；苏轼与苏辙的“字”，也属于这一类：轼为古代设在车箱前供立乘者凭扶的横木。《左传•庄公十年》有“下视其辙，登轼而望之”的话，故苏轼字子瞻；而“天下之车莫不由辙”，故苏辙字子由。还有的“名”与“字”相反相成，如唐代大文豪韩愈，字退之；今人程思远，字近之（是毛主席给起的）。还有的通过“字”来表达意愿，如朱自清字佩弦，性格比较缓慢，想加以调节。其典出自《韩非子•观行》：“西门豹之性急，故佩韦以缓己；董安于之心缓，故佩弦以自急”。
号，是人的别称，所以又叫别号，多为自取，可以不受行辈与谱系的约束，自由体现本人的心迹与寄托，起趣爱好，如别号中有的叫“山人”、“居士”，表明自己鄙视利禄，自命清高；欧阳修号“六一居士”，意思是一万卷书、一千卷古金石文（关于古器物的）、一张琴、一局棋、一壶酒，再加上本人一个老翁，共六个“一”。而绰号、诨名、外号，则是他人赠与的，如《水浒传》中的“智多星”（吴用）、“黑旋风”（李逵）；民间的“周扒皮”、“小诸葛”。清末民初以后，字与号逐渐为笔名、艺名所代替。
姓名有四个特点：
1、姓名的传承性?姓名的产生形式（一般为长辈为晚辈命名）就揭示了一种血缘关系，一种家族关系，可谓为“传宗接代”；表示姓氏的继承，又表示家族成员之间血脉相连，表明生命基因的延续。尤其，人们长期按“字辈谱”命名的方式，更是有浓厚的宗族观念和文化特色，表达着几代人甚至数十代人之间的血缘亲合关系，把人的个体生命延续意识和家族亲缘关系传承下去，形成家族坚不可摧的亲和力和凝聚力。?
2、姓名的意愿色彩?根据汉字丰富的内涵，人们赋予姓名形形色色的含义。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走正道，能有所作为，在为子女取名时往往寄寓美好的期望。因此姓名又凝聚着对新生命的深厚情谊和殷切期望，也隐喻着不同的理想抱负、情趣、爱好与追求：有的希望光宗耀祖，有的希望吉庆安康，有的希望成就一番事业……，不一而足。?
3、姓名的时代性?人之取名，沿于时尚，因时而变，与社会背景、环境、形势及时代精神风貌密切相关。我们仔细研究人名演变的历史就会发现，名字的起用与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状况息息相关。从封建社会人们追求功名富贵到建国后“建国”、“国庆”、“ 超英”、“文革”、“卫东”等弥溢浓烈的政治色彩，再到当今社会姓名追求标新立异、与众不同。在名字中都折射出不同时代特定时期的人文氛围和价值取向。?
4、姓名的装饰性。在平常的社会交往中，高雅、深邃的名字，往往会给人留下美好的印象，妙如诗、美如画、醇如酒，令人难以忘怀。而庸名俗字则给人一种不愉快的厌恶心理或排斥感。?一件很平常的东西，经精美的饰物包装，就会收到非凡的效果。选择富有时代内涵和审美情趣的好名字，足可以装饰人生，增添异彩。
称呼
我先引一段《三国演义》中的文字。第六十六回，《关云长单刀赴会》，这是名篇。一开头，说诸葛瑾到了成都。刘备问孔明曰：“令兄此来为何？孔明曰：“来索荆州耳。”诸葛瑾一见孔明，就放声大哭，原来是说由于不归还荆州，孙权把他一家老小关押起来。孔明说，不要紧，去见主公说情。一见刘备的面，孔明就哭拜于地，曰：“吴侯执下兄长老小，倘要不还，吾兄将全家被戮。望主公看亮之面，将荆州还了东吴。”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刘备答应归还一半。因为是关公在那里把守，因此，孔明说：“既蒙见允，便请写书与云长令交割三郡。”刘备说：“子瑜到彼，须用善言求吾弟。吾弟性如烈火，吾尚惧之。”这里面包含一系列称呼，都是非常讲究的。称自己的君主为“主公”，显得很亲切，而称他人的郡主则叫“吴侯”。称呼关羽、诸葛瑾都用“字”。诸葛瑾字子瑜，周瑜则叫周公瑾（“遥想公瑾当年”）。
从前的官场、文坛、商学各界，都特别注重礼仪，日常交往、著书立说，在名、字、号的用法上十分讲究。过去还常常以人的籍贯、郡望、官爵或者谥号来替代人名。如袁世凯称“袁项城”，源于籍贯；称杜甫为“杜工部”，乃因其官职；称曾国藩为“曾文正公”，是根据他死后的谥号。此外，还有以任职地点相称的，如唐代文学家柳宗元当过柳州剌史，遂被称为“柳柳州”；有的由于某一诗句传世，从而获得一种称号，如清代诗人崔不雕有“黄叶声多酒不辞”之名句，便被称为“崔黄叶”。这些称谓，都是他人、后人为表示尊重而赠予的，本人并不使用。
而“名”却是由自己使用的。当本人说到自己或是署名、落款时，一般都用本名，而不能自报字、号。古人称呼自己，一般都自谦或用卑称，如“鄙人”、“在下”、“不才”、“仆”、“晚生”、“后学”；相反，称呼别人则用尊称，如“阁下”、“足下”、“大人”、“钧座”等。
旧时代，在书信往来、人际交往中，对人直呼其名，被认为是一种没有礼貌的不敬行为。尤其是对那些有身份的人，如果直呼其名，轻则遭到奚落、耻笑与戏弄，严重的还会罹灾贾祸。旧籍中有一个“家僮背磨”的趣事。明初，江南名医庄伯和，性开朗，善谐谑。一日，他的友人、当地名士李庸遣家僮送来书信一封。家僮呈递书信时，不慎叫出了这位名医的名字。对这种失礼行为，当时文人一向都看得很重，庄先生也极度不满。但他并没有当面加以指斥，而是采取一种巧妙做法予以惩处。只见他一本正经地对李家家僮说：“你们老爷要借我的药磨用一下，叫你把它背回去。”并随手书写一份回函，要他转交。家僮背着沉甸甸的药磨，气喘吁吁地回到家里。主人先是一怔，待到看过了便函：“来人当面直呼姓名，实为无理，罚他驮运药磨两遭。”这才明白了底里。不禁被友人的风趣逗得哈哈大笑，遂立即命令家僮再把药磨背回去。
《三字经》有一段话：“父子恩，夫妇从，兄则友，弟则恭，长幼序，友与朋，君则敬，臣则忠。此十义，人所同。”实际上，讲的是五种伦常关系：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里面也包含了长幼、尊卑、上下的秩序。所谓称谓，就是源于这个“五伦”、“十义”。
君王对臣下，长辈对晚辈，老师对门生，都是称名；按照规则，上级对下级可以称名，但一般的往往还是以字相称，表示尊重。比如，曾国藩信札中，有一封《复黄子春书》，开头写道：“刘君霞仙来衡，盛道阁下鹤骨松心，通晓治体，不复践踏寻常仕宦町畦。郭君筠仙亦称道不容口。”这里涉及到三个人：一是受信人黄醇熙，字子春，时任观察之职；二是刘蓉，字霞仙，任陕西巡抚；三是郭嵩焘，字筠仙，官职是侍郎。就地位、声望来讲，曾国藩都远远超过他们，但他在信中还都是以字相称，并未呼名；而且，尊称黄子春为“阁下”，自己则谦称“国藩”、“鄙人”。
至于下属对上级，晚辈对长者，学生对先生，则绝对不能称名，即使以字、号称之，后面往往还要缀上相关的尊称。在字、号不再通行的情况下，对于师长、尊者、德高望重的人，人们习惯在姓的后面加上“先生”，或者职务、职称；年岁大的以“公”、“翁”或“老”称之；年辈相当的，为客气起见，有的称“君”称“兄”；即使称名，也并不直呼，往往要在后面附以“先生”“女士”等称谓。
而自己称“字”，则被认为“有失体统”。晚清状元、中国近代化的开拓者之一张謇，一天，接到在青岛求学的儿子张怡祖的信，看过之后，忽然发现信背封条处，署有“孝若”二字。“孝若”，是怡祖的“字”。当时，张謇大为不悦，立即写信加以责备：“今儿才十五，……对他人尚不可遽称‘字’，况于寄父之函而题封以‘字’乎？此事关乎礼教，不可不知，以后动笔，须小心。”
至于亲属之间的称呼，同样也颇有讲究。恩格斯说过：“父亲、子女、兄弟、姊妹等称谓，并不是简单的荣誉称号，而是一种负有完全确定的、异常郑重的相互义务的称呼，这些义务的总和，便构成这些民族的社会制度的实质部分。”这是从责任、义务的角度说的。恩格斯还讲过，亲属间的称谓，“是实际上流行的对血缘关系的亲疏异同的观点的表现”。
从前对于父母之名，是要避讳的。古人说：“父母之名，耳可得而闻，口不可得而言，则所讳在我而已。”看过《红楼梦》，人们当会记得第二回冷子兴与贾雨村的一段对话：“子兴道：“……上一辈的（名字）却也是从弟兄而来的，现有对证：目今你东家林公之夫人，即荣府中赦、政二公之胞妹，在家时名唤贾敏。不信时，你回去细访可知。”雨村拍案笑道：“怪道这女学生读至书中有‘敏’字，皆念作‘密’字，每每如是；写字若“敏”字，又减一二笔，我心就有些疑惑。今听你说，是为此无疑矣。”（列藏抄本）“这女学生”即林黛玉。因为她要避母亲贾敏的名讳，所以，每逢遇到“敏”字，便念作语音相近的“密”，而书写时则故意缺一两笔。这类规矩，今天已不复存在，但是，对于长者、尊者不直接称名，大体上还是坚持的，只是，做法上有所变换。
尊称别人的父亲，叫令尊、令严；母亲叫令堂、令慈；兄弟叫令兄、令弟；子女叫令郎、令嫒。尊称人家的兄弟，叫贤昆仲；夫妻则称贤伉俪；而对他人称自己的父母兄弟，则称家父、家母、家兄、舍弟；如果去世了，则称先父、先母，先考、先妣。不是有一则古代笑话吗：李延彦曾献百韵诗于一上官，其间有句云：“舍弟江南殁，家兄塞北亡。”上官恻然悯之，曰：“不意君家凶祸，重并如此！” 延彦遽起自解曰：“实无此事，但图对属亲切而已。”即此可以看出，即使随便属对的游戏文字，也是严格遵照称呼习惯的。著名童蒙读物《幼学琼林》里专有一部分，讲各种称呼，里面有这样的话：“称人妻为尊夫人，称人妾为如夫人”；称呼叔父叫诸父、亚父；称呼侄儿叫犹子。
妻子称呼丈夫，从古至今变化多端。最早叫“良人”，古诗“妆家高楼连苑起，良人执戟明光里”；《孟子》“良人者，所仰望而终身也”；后来又称“郎”，李白诗句：“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亲热一点叫“郎君”；又叫“官人”、“老爷”、“相公”、“外子”；现代称“先生”，解放后，我们改称“爱人”，但海外华人拒绝接受，认为与“情人”同义；现在称呼“老公”，也较普遍；民间称“当家的”、“孩子他爸”、“我们那口子”。相对应的，丈夫称妻子“拙荆”、“内子”、“娘子”、“夫人”。
至于丈夫对妻子的父母，妻子对丈夫的父母，在称呼上，也有发展变化。先秦时期都称为舅姑。这种奇特的称谓，反映了母系氏族社会阶段族外群婚的遗迹。到了南北朝时期，开始称妻子的父母为“丈人”、“丈母”，这是一种尊称。至于称妻父为“泰山”，则来自于这种亲属关系中政治利益的关连。这里有个故事：唐明皇到泰山举行祭拜天地的大典，丞相张说担任封禅官，顺便把他的女婿郑镒也带去了。因为按照旧例，随皇帝封禅，丞相以下官吏可以进升一级。当时，郑镒是九品官，张说利用职权，把他连升四级。唐明皇发现他的官服变了颜色，便问是咋回事。郑镒不敢回答。皇帝身旁的艺人擅长讽刺，便说“此泰山之力也”。一语双关。后来就这么叫下来了。因为泰山又称东岳，是五岳之长，于是，又把岳父母称为“岳父”、“岳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