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人都说，都全球化时代了，我们不能再沉默，一定要发出中国人自己的声音。否则，我们将被日渐边缘化。面对如此宏论，我“欣然同意”。只是如何落实，实在心里没底。比如，什么是中国人“自己”的声音，如何“发出”这声音，还有这“声音”是否美妙，都没把握。不提别的，单说“全球化时代的‘大学之道’”，感觉上便是危机四伏。
在西方，大学已经定型了，路该怎么走，大致已经确定；作为个体的知识分子，你可以发言，但说了基本上等于白说。而中国却不一样。有那么多读书人都愿意暂时搁置自己的专业，争相谈论大学问题。那是因为他们相信，大学问题还在自己努力的范围内，今天的“百家争鸣”，也许会影响到日后中国大学的发展方向。
至于我个人，既研究过去百年的“大学史”，也关注“当代中国大学”。我心目中的“当代中国大学”，是着眼于邓小平南巡以后，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之后，这15年中国大学所走过的路。我曾用了十个“关键词”来观察、描述、阐释这15年的中国大学。那就是：大学百年、大学排名、大学合并、大学分等、大学扩招、大学城、大学私立、北大改革、大学评估和大学故事。
具体的我不想多说，就说一句：此前一千年，大学作为一种组织形式，为人类文明作出了巨大贡献；以后一千年，大学将继续展现其非凡魅力，只是表现形式可能会有很大变化。至于中国大学，仍在转型过程中，更是有很多问题需要我们勇敢面对。
一、“世界一流”的焦虑
我认定，大学排行榜对于中国大学的发展，弊大于利。因为排名只能依靠数字，而数字是很容易造假的。以为读书人都讲“仁义礼智信”，那是低估了造假的巨大收益，而高估了道德的约束力。
大学排行榜的权威一旦建立，在我看来，此举将泯灭上下求索、特立独行的可能性。
在科技及文化领域，中国人有好几个梦。比如，奥运金牌第一，获得诺贝尔奖，还有创建世界一流大学。通过倾全国之力，在北京举办一次“无与伦比”的奥运会，第一个梦想已经实现了；第二个呢，不管是文学还是物理、化学、经济学，还没有一个持中国护照的学者或文人获得过诺贝尔奖。不过，这是迟早的事；而且，我以为不会太遥远。相对来说，建设一所能体现一国学术文化整体水平的“世界一流大学”，反而有点“悬”。
当今中国，各行各业，最时尚的词，莫过于“世界一流”，可见国人的视野和胸襟确实大有长进。提及“中国大学”，不能绕开两个数字，一是“211”，一是“985”，而且都叫“工程”。在21世纪，培育100所世界著名的中国大学，这自然是大好事。可国家毕竟财力有限，这目标也太宏大了点。于是，政府做了调整，重点支持北大、清华等“985”工程大学。此后，我们开始以欧美的一流大学为追赶目标。
其实，从晚清开始，中国人办现代大学，就是从模仿起步的。一开始学的是日本和德国，上世纪二十年代转而学美国，五十年代学苏联，八十年代以后又回过头来学美国。现在，谈大学制度及大学理念的，几乎言必称哈佛、耶鲁。连牛津、剑桥都懒得提了，更不要说别的名校。俨然，大学办得好不好，就看与哈佛、耶鲁的差距有多大。在我看来，这已经成为一种新的“迷思”。过去，强调东西方大学性质不同，拒绝比较，必定趋于固步自封；现在，反过来，一切惟哈佛、耶鲁马首是瞻，忽略养育你的这一方水土，这同样有问题。
我常说，中国大学不是“办在中国”，而是“长在中国”。各国大学的差异，很大程度上是历史形成的，不是想改就能改的，因为我们只能在历史提供的舞台上表演。而就目前中国大学的现状而言，我们首先要明白自己所处的历史舞台，寻找适合自己发展的道路，而不是忙着制订进入“世界一流”的时间表。
再说，“大学”是否“世界一流”，除了可见的数字（科研经费、获奖数目、名家大师、校园面积、师生比例等）外，还得看其对本国社会进程的影响及贡献。北大百年校庆时，我说了好多话，有的被严厉批判，有的则得到广泛赞许，下面这一句，倒被不断“传抄”——“就教学及科研水平而言，北大现在不是、短时间内也不可能是‘世界一流’；但若论北大对于人类文明的贡献，很可能是不少世界一流大学所无法比拟的。因为，在一个东方古国崛起的关键时刻，一所大学竟然曾发挥如此巨大的作用，这样的机遇，其实是千载难求的。”我这么说，并非否认中国大学，尤其是我所在的北京大学。我只是不喜欢人家整天拿“世界一流”说事，要求你按“排行榜”的指标来办学。
我在好多文章中批评如今热闹非凡的“大学排名”。我认定，大学排行榜对于中国大学的发展，弊大于利。因为排名只能依靠数字，而数字是很容易造假的。以为读书人都讲“仁义礼智信”，那是低估了造假的巨大收益，而高估了道德的约束力。即便是老实人，拒绝弄虚作假，可当潜意识里着力于生产“有效的”数字时，也必定会扭曲办学方向。
大学排行榜的权威一旦建立，很容易形成巨大的利益链条，环环相扣，不容你置身事外。在我看来，此举将泯灭上下求索、特立独行的可能性。因为好大学必须有个性，但它的那些“与众不同”的部分，恰好无法纳入评价体系。“趋利避害”是人的天性，大学也不例外。久而久之，大学将日益趋同。差的大学可能得到提升，而好的大学将因此而下降。这就好像辩论比赛。裁判称，按照规则，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其余的平均。这被抹去的“最高分”，可能是偏见，也可能是创见。当你一次次被宣布“工作无效”，不计入总成绩，自然而然的，你就会转向，变得日渐随和起来。当然，你也可以固执己见，可那就有可能成为“烈士”了。
所谓争创“世界一流”，这么一种内在兼外在的压力，正使得中国大学普遍变得躁动不安、焦虑异常。其好处是，举国上下全都努力求新求变；缺点则是大学不够自信，难得有发自内心的保守与坚持。其实，所有理想型的论述，在实际操作中都将打折扣。所谓“非此即彼”或“不全宁无”，只适合于纸上谈兵。今天中国，不仅仅是“开放”与“保守”之争，在“接轨”与“闭关”之外，应该还有第三、第四条路可供选择。
全球化时代的大学，并非“自古华山一条路”，而很可能是“条条大路通罗马”。外有排行压力，内有部门管理，中国大学自由发展的空间正日趋缩小。对此，我们必须保持必要的警惕。如果连标榜“独立”与“创新”的大学，都缺乏深刻的自我反省能力，那就太可怕了。
二、“教学优先”的失落
今天的中国大学，教授们普遍不愿在学生身上花太多的时间。其原因是，这在各种评鉴中都很难体现出来。每次晋升职称，因教学好而被评上、或因教学不好而被卡住的，极少极少。本科教学不受重视，很多著名教授不愿意给本科生上课，这是今天中国大学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我之所以对各式排行榜心存忌惮，很大程度基于我对大学功能的理解。在我看来，大学不同于研究院。即便是研究型大学，“教书育人”依旧是我们最重要的任务。学校办得好不好，除了有可以量化的论文、专利、获奖等，还得看这所大学教师及学生的精神状态。好大学培养出来的学生，有明显的精神印记。不管你是培养“英国绅士”，还是“共产主义新人”，都要把人的精神面貌放在第一位，关注的是心智，而非专业技能。而所谓的“心智”或“精神”，都是以人为中心，注重长时段的影响，而非一朝一夕、一时一地的表现，故无法落实在各种硬指标上。
自从有了“世界一流”的奋斗目标，加上各种“排行榜”的诱惑与催逼，大学校长及教授们明显地重科研而轻教学。理由很简单，教学（尤其是本科教学）的好坏，无法量化，不直接牵涉排名。不管是对教师的鉴定，还是对大学的评估，都是“对科研很实，对教学则很虚”。其实，当老师的都知道，在大学里教好书，获得学生们的衷心拥戴，很不容易。我这里所指的不是课堂效果，因为那取决于专业、课程、听众以及教师的口才等；我觉得更重要的方面是老师用心教书，对学生负责，以及真正落实教学目标。
今天的中国大学，教授们普遍不愿在学生身上花太多的时间。其原因是，这在各种评鉴中都很难体现出来。这是一个很糟的结果。我甚至认为，高悬“世界一流”目标，对那些实力不够的大学来说，有时不啻是个灾难。这很可能使得学校好高骛远，挪用那些本该属于学生（尤其是本科生）的资源，投向那个有如肥皂泡般五光十色的“世界一流”幻境。结果呢，连原本可以做好的本科教学都搞砸了。
这让我想起西南联大的故事。今天，大家都在怀念炮火纷飞中联大师生的“笳吹弦诵”。毫无疑问，这个生存在战争年代的大学，“生产”了很多著名人物，包括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李政道，还有众多“两弹一星”的元勋。但请大家注意，联大校友中，理科方面的著名人物绝大多数都留过洋。事实上，西南联大最大的“学术成就”，是成功的本科教育。
现在大家谈西南联大，有点过高估计了他们的学术水平。杨振宁、何炳棣都再三说，西南联大的学生到美国念研究院，比美国最好的大学一点都不差。这话有道理，但必须加注。当年西南联大的学术水平，和美国著名大学之间，是有较大落差的。但西南联大培养出来的学生，与美国学生的差距并不大，原因是什么？第一，大学经费有限，无力发展研究院，西南联大9年培养出来的研究生总数不超过100人，还没有今天一个院系一年培养的多；第二，因当时学校实验设备等教学硬件实在太差，教授们没有能力从事专深研究（我说的是理工科）。因此，无论校方和教授们，全都专注于本科教学。根据我翻查的很多史料，包括当年的各种教材、教师薪水表、图书馆资料、仪器设备，还有当事人的日记和回忆录等，确认西南联大的学术环境实在很糟糕。可另一方面，当一所大学的所有著名教授都把主要精力投入到本科教学里面，这个大学培养出来的本科生，水平一定高。
如今回过头来看日渐成为神话的西南联大，确实有很多感人的故事。包括吴大猷教授如何发现李政道，扶上马再送一程。根据杨振宁回忆：“当时，西南联大老师中有学问的人很多，而同时他们对于教书的态度非常认真”。李政道则称：“他们看见有一个优秀的学生，都是全副精神要培养的。”为什么会这样？我的理解是，除了教书育人的共同理念，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时大学没有能力大规模发展研究生教育，没条件强调学术成果。但这一缺陷，反而成全了西南联大的本科教学。
而今天，所有的中国大学，稍微有点样子的，都在拼命发展研究院，不愿意把主要精力放在本科生身上。说好听点，大家都在努力迈向“研究型大学”；说得再透彻点，那就是教授们都在拼自己的业绩。
本科教学不受重视，这是今天中国大学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很多著名教授不愿意给本科生上课，其中存在制度方面的原因。比如，在大学里教书，只有论文或著作才能体现教师的学术水平，至于教学方面的要求则是很虚很虚。每次晋升职称，因教学好而被评上、或因教学不好而被卡住的，极少极少。加上很多不太自信的大学，会把每年发表多少论文作为一个硬杠杆，那就更促使老师们不愿意在本科教学上用心了。
所谓“教学”与“科研”可以互相扶持，且相得益彰，我认为，那是一种“理想状态”，缺乏实验数据的支持。确实有既长讲课又擅科研的，但即便是如此完美的教授，其备课、讲课及辅导学生，同样会影响科研工作——毕竟，我们一天都只有二十四小时。而更多的教师则是学有偏胜，或长于教学，或长于著述。假如我们认定，大学的核心任务是“教书育人”，那么，如何让长于教学的教师发挥更大的作用，而不是硬逼着他/她们去写那些不太管用的论文，是个亟需解决的难题。在我看来，大学教师的“育人”，不仅是义务，也是一种成果——只不过因其难以量化，不被今天的各种评估体系承认。
三、“提奖学术”的困境
强大的经费支持，对人文学者来说有时甚至还坏事。为什么？因为拿人家的钱，就得急着出成果，不允许你慢工出细活。目前的这套项目管理机制，是从理工科延伸到社会科学，再拷贝到人文学的。当代中国人文学的最大危机，很可能还不是在社会上被边缘化、在大学中地位急剧下降，而是被教育主管部门按照工科或社会科学的模样进行“卓有成效”的改造。
我的基本判断是：中国大学——尤其是“985”工程大学，可利用的资源会越来越多；可随之而来的是，工作压力也会越来越大。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们很穷，但有很多可自由支配的闲暇时间，供你潜心读书做学问——那是最近三十年中国学术得以迅速崛起的重要因素。可现在不一样了，大学教师诱惑很多，要求大家都“安贫乐道”，很不现实。以后大家收入还会逐渐增加，但工作会越来越忙，可能忙得四脚朝天。我们必须适应这个变化了的世界，但不一定非“随风起舞”不可。对于大学教师来说，单说“支持”而不讲“责任”，那不公平；我只是希望这种压力，不是具体的论文指标，而是一种“氛围”以及无言的督促。现在都主张“奖励学术”，可如果缺乏合适的评价标准，奖励不当，反而徒增许多困扰。因此，我们必须逐步摸索，建立一套相对合理的考核与评价体系。
去年初，我在《人民日报》上撰文，提及中国的学术著作出版那么多，但绝大部分都是半成品。我所说的“半成品”，意思就是作品立意好，作者也下了工夫，但火候未到，还没打磨好，就急匆匆出来了。之所以“精品不精”，主要原因是打磨不够，背后因素则是市场的诱惑，以及教育部的评奖机制，剥夺了学者们本该有的从容、淡定和自信。
以我的观察，最近三十年，好的人文学方面的著作，大体上有三个特征：第一，个人撰写；第二，长期经营；第三，基本上没有资助。我对人文学领域的大兵团作战，不太以为然。动辄四五十人，真的能“强强联合”吗？我怀疑其实际效果。强大的经费支持，对人文学者来说，不是最关键的，有时甚至还坏事。为什么？因为拿人家的钱，就得急着出成果，不允许你慢工出细活。目前的这套项目管理机制，是从理工科延伸到社会科学，再拷贝到人文学。延伸到社会科学，还有道理；最不适应这套管理机制的，是人文学。
现在提“奖励学术”，都说要以课题为主，尤其是有关国计民生、人多势众的“重大课题”。我不太同意这一思路。如果是奖励人文学，我主张“以人为本”，而不以工程、计划为管理目标。原因是，人文学的研究，大都靠学者的学术感觉以及长期积累，逐渐摸索，最后才走出来的。还没开工，就得拿出一个完整的研究计划，你只能瞎编。如此一来，培养出一批擅长填表的专家，学问做不好，表却填得很漂亮。而且，我们还以项目多少作为评价人才的标准。我建议政府改变现有的这套评价体制。
外面传说，北大有一个规定，两个人同样评教授，一个人有课题，一个人没课题，如果成果一样，那就应该给那没课题的。因为，没有政府的经费支持，还和你做得一样好，可见他的学术水平更高。这属于美好的误会，北大其实没那么“另类”。最近学校开会，还在提醒我们尽量争取课题。只不过，北大的教授们，确实不太愿意申请各种各样的课题，越有名的教授越是如此。我觉得，管理部门应该反省一下，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好学者不愿意做课题。我的建议是，允许学者不做课题，但出了成果摆在那里，请专家鉴定，真好的话，值多少钱，10万、20万、50万，你给我，我继续做研究，至于怎么做，我自己决定。在国外，也有这种情况，奖励你科研经费，后面的活，你自己做。这样的话，什么时候发论文，什么时候出书，我来把握。现在的状况是：按工程进度，一年或三年，必须结项。做不出来，你也必须硬撑，送上一堆夹生饭。对人文学者来说，每天忙着填表，不是好事情。恕我直言，今天的中国大学很有钱，但学术环境及整体氛围不如80年代。
在《当代中国人文学之“内外兼修”》（《学术月刊》2007年11期）中，我曾谈及，当代中国人文学的最大危机，很可能还不是在社会上被边缘化、在大学中地位急剧下降，而是被教育主管部门按照工科或社会科学的模样进行“卓有成效”的改造。经过这么一番“积极扶持”，大学里的人文学者，钱多了，气顺了，路也好走了。可没有悠闲，没有沉思，没有诗意与想象力，对于人文学来说，这绝对是致命的。原本强调独立思考、注重个人品味、擅长沉潜把玩的“人文学”，如今变得平淡、僵硬、了无趣味，实在有点可惜。在我心目中，所谓“人文学”，必须是学问中有“人”，学问中有“文”，学问中有“精神”、有“趣味”。但在一个生机勃勃而又显得粗糙平庸的时代，谈论“精神超越”或“压在纸背的心情”，似乎有点奢侈。
■点评
大学：“美国化”及其他
从文化-政治的视角来看，当下如火如荼的全球化时代实是一个格式化、模式化的时代。在此一时代，西方、特别是美国的“理想图景”和制度安排俨然获得了“普世”的意义，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和文化的“麦当劳化”以及其所赖以为基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已然成为人们考量包括中国在内的诸后发国家之现代化程度的当然判准。之所以产生这样的局面，在我看来，我们的大学也在一定程度上难辞其咎。因为作为一国知识生产、创造和传播的核心单位，一旦大学丧失反思品格和创造精神，一个民族显然在这个方面也只能逐渐丧失它的自主性。在这个意义上，我赞同陈平原的问题意识，亦即关于全球化时代中国“大学之道”的想象。
陈平原讨论了三个问题，但在我看来他其实主要讨论了两个层面不同且互有张力的问题：一是我刚刚谈到的大学的美国化问题，二是我在其他场合曾极力批判的“知识规划”的问题。然而，这两个问题却是处于不同层面的：前者指向的是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时风中大学评价的单一化问题，以及与此相勾连的、我所谓的“科研驱逐教学”的问题；而后者指向的实是学术不自主的问题，因为这种中国式的“知识规划”所具有的最为根本的特征，乃在于它是以“自上而下”的方式以及由它确定的学术制度安排为基础的，而这意味着这种方式和制度安排在很大程度上不仅确定了我们的知识生产方式，而且还型构了我们知识产品的具体内容。显而易见，如果说前者属于大学过于西方化的问题，那么后者似可归结为我们仍须向西方学习的问题。因此，这至少命令我们还必须追问这样一些根本性的问题：当下中国大学所存在的诸多问题中，究竟哪些属于过于西方化的问题（或毋宁说“南橘北枳效应”使然）？哪些属于仍须向西方学习的问题？这两者之间又是何种关系？这两种表面上处于不同层面的问题是否在更深的层面上具有根本上的一致性或相关性？
来源：文汇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