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由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渊源入手，回顾及总结了30年改革所取得的成就及其基本原因，并对改革开放30年进行了特征鲜明而逻辑一致的发展阶段划分：第一个13年（1978-1991年）是拨乱反正和商品经济阶段；第二个13年（1992-2005）是提出建设市场经济体制阶段；第三个阶段就是胡锦涛主席在2005年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至今。这三个阶段分别对应着三次思想上的大交锋和大解放：真理标准讨论、姓资姓社讨论以及最近几年的改革方向讨论，对中国的改革进程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本文还论证了，和谐社会的构建，在当前人们思想水平不太高，追求个人利益的现实条件下，能够并且必须通过建设现代市场经济体制来完成。当前存在的几乎所有深层次问题都是由于没有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以及合理地界定二者的边界所造成的。因而，当前改革的重点和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在于合理界定政府与市场的边界，这也是处理好效率、公平与和谐发展的关键。本文对政府应该如何发挥作用，如何界定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及如何进行政府职能的转变以及政府管理模式的创新进行了讨论，认为要围绕建立有效政府和有效市场进行。
关键词：市场经济体制，构建和谐社会，政府与市场
中国30年的改革开放无论是从经济增长，还是从经济体制转型，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人们的生活水平大幅提升，经济和社会环境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国已经发展成为一个经济和政治大国。中国之所以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实际上与对改革方向的始终坚持，与对改革路径的不断探索，与对现实问题的正确把握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改革开放不是一帆风顺的，其间历经了改革向何处去的三次思想上的大交锋和大解放，它们分别是真理标准讨论、姓资姓社讨论以及最近几年关于市场化改革方向的讨论，都是由于经济和社会遇到了很大的问题而发生的。这就形成了改革开放三十年中三个特征鲜明而逻辑一致的发展阶段：第一个13年（1978-1991年）是拨乱反正和商品经济阶段；第二个13年（1992-2005）是提出建设市场经济体制阶段；第三个阶段就是胡锦涛主席在2005年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至今。每一次交锋及其带来的思想大解放都对中国的改革进程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很多深层次的问题开始显现，胡锦涛主席由此在三年前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历史命题。一个需要回答的基本问题是如何构建和谐社会？和谐社会的构建与市场化改革是否一致？许多学者对此提出了不同的看法，甚至是绝然相反的看法。笔者认为，和谐社会的构建，在当前人们思想水平不太高，追求个人利益的现实条件下，能够并且必须通过市场化改革来完成。也就是说，在人们追求个人利益的现实约束条件下，构建和谐社会的充分必要条件是建立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当前存在的几乎所有深层次问题，如分配不公、机会不均、城乡差距和贫富差距的持续扩大、国有资产的流失、不公平竞争、政府行政效率低下、诚信危机、国民基础教育投资不足、环境污染，犯罪案件、经济和民事纠纷激增，社会结构呈不稳状态，人们幸福感下降等等，几乎都是由于没有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以及合理地界定二者的边界所造成的。所以，当前改革的重点和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在于合理界定政府与市场的边界，这也是处理好效率、公平与和谐发展的关键。那么，政府应该如何发挥作用？如何界定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如何进行政府职能的转变以及政府管理模式的创新？这些都是本文所要讨论的问题。
一、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渊源
中国改革开放30年有其深远的历史渊源，总结它的成绩和问题，有必要将视野拉得更远一点。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古国，曾经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起码从唐朝开始，中国周边国家都要到中国来朝贡，非常辉煌。无论是从文化、科学技术、人均收入水平来看，都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最富有的国家。但是从明朝特别是清朝以来，“长期闭关自守，把中国搞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
1840年，这是中国的一个痛苦的转折点，不是转好，而是转坏。自1840年鸦片战争伟大文明古国的大门被列强的枪炮打开之后，中国人就一直在苦苦地探索着振兴中国的途径，如何让中华民族长治久安，如何让中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过去的168年里，这样的探索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并且今后还会继续下去。中国的有识之士，也就是说中国的精英阶层和大多数的老百姓，都认识到一个基本的真理：只有通过变革图强，中国才能够重新崛起。问题是怎样改革，怎样才能走向富强？对这个问题也经过了168年的探索，走了许许多多的弯路，人民也为此付出了许多代价。在这168年中，当然有许多改良、变革，甚至革命。其间，经历了四次最主要的变革：从洋务运动阶段到革命阶段，再到继而的无产阶级专政与计划经济阶段，为什么直到改革开放阶段中国才真正改变积贫积弱、闭关自守的局面，实现富民强国、开放兼容的跨越？“以史为鉴，可知兴替”，我们从人文、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两个方面对比，不妨追溯一下改革开放的历史渊源，详细讨论见王一江（2007）。
洋务运动阶段（1840年－1894年），以李鸿章、张之洞为代表的洋务派高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大旗，维持亘古不变的政治体制，重点放在学习西方的技术上，国家充当了经济投资的主体，民间力量只是无关紧要的配角。其结果是，对内——洋务运动失败，光绪失败（被慈禧太后软禁）；对外——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北洋舰队全军覆灭，中国沦为一个弱国。洋务运动给我们的教训是：人文思想的极端保守，政治体制的亘古不变，国家充当全部投资的主体导致了洋务运动必然以失败告终。结论是：没有进步政体的经济建设最终肯定不能成功。
民主革命阶段（1894年－1949年），由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所倡导，通过暴力革命的手段推翻了封建帝制，以民主共和为基本主线，并为中国的振兴制定了路线图，但随后而来的军阀混战、四分五乱的政治局面，并没有给其时已经实行私有制市场经济的中国带来稳定和发展。由于军阀混战，国力低下，日本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使中国处于濒于亡国的状态。这个历史阶段的变革给我们的经验教训是：极端变革的方法，激进的变革代价高昂，由于没有一个稳定的政权，就存在着许多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动乱，经济就不可能繁荣，人民就没有心思搞好经济，分裂的政治局面是肯定不可能导致国家的强盛，变革的结局只能是失败。结论是：没有一个稳定统一的政权，无论什么经济体制，经济的建设最终也不可能成功。
无产阶级专政与计划经济阶段（1949年－1978年），改革开放之前的近30年时间。尽管新中国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稳定、统一，但是经济上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加之政治严重干扰经济，事事上纲上线，“抓革命，促生产”，基本的思想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通过继续革命的理论，激进地改造人们的思想，从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化上升到***后期的“割资本主义尾巴”。当时一个农户饲养牲畜都要限制数量，超过了就要“割资本主义尾巴”。在一个没有大规模敌人入侵的条件下，世界基本安定的环境下，中国痛失了发展的先机，而且到***末期国民经济已几近崩溃的边缘。其教训是：尽管政权稳定统一，只要政治干预经济，搞阶级斗争，上纲上线，就会付出巨大的代价。经济体制上，政府大包大揽，搞“一大二公”，尽管经济基础设施建设对随后的改革开放后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但经济效率的低下，计划经济也只能以失败告终。
对于政治干扰经济带来的后果人们应有切身体会。新中国成立以来发生了8次大的经济萧条，1954年、1957年、1961年、1967年、1976年、1981年、1990年、1998年。这八次经济萧条有多少次不是政治原因，而只是天灾或经济方面的原因呢？只有1954年是因天灾和1998年是因亚洲金融危机造成的，这几次都相对较轻。另外6次都是政治原因造成的：反右的1957年，大跃进之后的1961年，文化大革命之初造反有理的1967年，***末经济走向崩溃边缘的1976年，以及“***”风波之后的1990年，这5次都导致了中国经济的负增长，有的甚至负百分之几十，直到1981年对包产到户正式确定之前关于“阳关道与独木桥”之争也影响了经济的发展。所以说，再大的天灾或经济原因也不如政治干扰对经济的影响严重。
改革开放阶段（1978年－至今）。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总结了历史经验，终止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的错误路线，作出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决策。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中国逐步明确了“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即通过走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的道路，来赶超世界先进国家，把中国建设成一个富强的现代国家。这一转变，终于使新中国政治统一这一有利的政治条件，得以转化成实际的经济成果。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篇章就在这30年诞生，自邓小平先生提出改革开放的思路，指出“发展是硬道理”及正确处理稳定和发展的辨证关系以来，中国人民终于进入了中华民族最有希望、最成功的变革时期。30年，在中国文明的历史长河中非常短促，却是中国168年以来最伟大的一章，是前所未有的辉煌。甚至在世界历史上，在这么短暂的30年人均收入将近10%的增长率也是从未发生过的。
以上就是中国在改革道路上经历的四个阶段，前三个阶段即使从最良好的愿望出发，但是都没有解决中国落后挨打的基本现状，均以失败告终，唯有邓小平主导的改革开放，在短短30年中带领中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中国的经济社会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为什么这短短的30年却带来前所未有的巨大成功？这也就是本文要讨论的第二个问题，对中国30年的改革开放，作一个科学合理、实事求是的回顾和总结。
二、改革开放30年的回顾
对改革开放30年进行回顾，应该从两个方面来谈，取得的成就和存在的问题。下面将详细讨论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三大成就，改革成功的八大基本原因，改革过程中历经的三次思想交锋，以及所存在的问题。
2.1三大成就
（1）经济富康：国民经济快速增长，经济实力显著增强，成为经济大国。中国自1978年实行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以来，国民生产总值实现了持续30年9.8%的高速增长，这是史无前例的。中国的脱贫人数和成就也是历史上未曾有过的：使得中国的人均GDP ，从1978年的300美元左右，增加到2007年的2482美元，按人均收入计算，中国已经从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成长为中等偏低收入国家，几亿中国人在这个过程中脱离了绝对贫困，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经济奇迹。尽管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从GDP 总量来看，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很快有望跻身世界第二位。
（2）经济体制实现平稳转型，已经由原先铁板一块的计划经济体制基本转型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国有经济比例持续下降，国有经济的比重按工业产值，从1978年的82%，下降到2006年只有9.7%，2007年的数据可能还会更低，即使将国有控股企业工业总产值算进来，也只有31.2％。现代市场体系基本建立，如适应市场经济的法规体系、要素市场体系、宏观调控体系、税收体系等等，并逐步完善。
（3）中国成为一个政治、经济大国，国际威望得到显著提高。中国的政治安定和社会稳定为经济建设提供了重要保障，这是中国成为政治、经济大国的一个必要条件。与此同时，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中国在世界政治格局中的分量已经越来越重，参与了几乎与发达国家数量持平的国际性条约，中国在其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具有建设性，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重要贡献。与政治影响相适应，中国经济对于世界经济的影响也越来越大，中国制造已经成为行销世界的品牌。以下这些图表准确的表明了中国已取得的成就。中国人均GDP 不断上升，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收入都在上升，只是农村居民的收入上升的慢；国有经济比重的不断降低；乡村人口比重由1978年的82.08%到2007年的55.1%.
2.2八大原因
总结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笔者认为中国成就的取得有八大基本原因：
第一、放弃阶级斗争，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不是“抓革命”作为首位，而是把经济建设，“发展是硬道理”作为首位。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这个总的方针也始终没有动摇过。这就为三十年的顺利发展，提供了最根本最重要的政治路线保证。
第二、政治的稳定统一对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不把经济问题政治化，不纠缠于“姓资姓社”的争论。政治的稳定和统一，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否则，有可能导致类似于孙中山革命所带来的后果。
第三、对政治体制和法律体制进行适应性的改革和完善，不进行剧烈变革。在施行改革的时候，充分考虑到各种约束条件。经济学的一个基本的原则是在约束条件下做事情。如果一个改革措施不符合大多数人民的意愿，造成的交易成本内耗很大，就应该采取其他的办法。
第四、改善经济制度环境，引入经济良好运行的四个先决条件：承认个人利益，容许一部分人通过辛勤劳动率先发家致富；在经济上给予人们更多的自由选择；实现分散化决策；以及引进竞争机制以及其他各种激励机制。首先，承认个人的利益，从大公无私到承认个人利益现实，也就是承认了当前人们思想水平不太高，都是经济人，主要考虑个人的利益，这也是经济学里的基本假设。由于资源的有限性和个人欲望的无限性这样一个基本的矛盾导致了经济学的产生，导致了人们必须运用市场经济体制来配置资源。最好人人都大公无私，都像雷锋，这是我们的理想，做人的标准，但这不现实。在人们思想还没有改造完之前，就只能承认人的自利性这个事实。再次，承认个人利益的风险也比较小。做生意要制订合同，那么为什么要有合同？为什么要制定法律？为什么在党章中要有规定，对干部有要求呢？这样做不但符合现实，且使得人们钻空子的风险最小。第二，给人们经济上的自由选择，这是至关重要的。第三，由于经济人的自利性和他们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需要实现分散化决策。自由选择、分散化决策，就是中国改革早期的松绑放权的改革。第四，引进各种激励机制，承包制、计件工、多劳多得等。这些激励机制在经济发展中非常重要，特别是在早期的经济发展中。
第五、对外开放由点到面、循序渐进，以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为试点，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招商引资，开拓海外市场，取得成功经验后再往全国推广。中国在坚持对外开放，与世界经济更紧密接轨的过程中，得到的好处是巨大的。
第六、引进各种过渡性制度安排，建立完善的市场制度。建立市场经济，不是简简单单的把价格放开，简单地照搬西方国家市场经济体制，这不满足中国现有经济制度环境这一约束条件，而是建立了一整套过渡性的制度性安排，逐步建立和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包括宏观调控体系、金融市场、规范金融市场、劳动力市场、社会保障制度、税制、反垄断等等，这是一个相当长的阶段。现在还在进行，还很不充分。
第七、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的积极性。这一点非常重要，中国的改革是从沿海地区开始的，给某些地区、某些省份政策优惠。早期只有一个深圳一个蛇口，后来扩大到14个沿海经济开发区，然后拓宽到上海，最后辐射到全国。现在又注重考虑西部开发、中部崛起、东北振兴等。发挥地方作用有两个好处：第一，从信息上来看，由于各地情况不一样，发展的规模不一样，水平不一样，当地官员思想也不一样，中央的政策很难做到硬性规定。政策应该因时、因地、因人、因事而异，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中央在上面，地方政府对当地情况比较了解。信息对称了，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信息不对称就是次优。第二，可以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一旦地方政府财政上有了收入，地方政府就有自主性和积极性。所以说处理好地方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第八、符合中国文化和制度环境的制度转型模式。依循平稳转轨三阶段：经济自由化、市场化、民营化。改革时最好做加法，让所有人都获得好处，不动国有企业，松绑放权承认个人利益，给人们自主权，让非国有经济发展起来，经济的自由化导致了非国有经济的蓬勃发展，这是早期阶段。第二个阶段就是市场化，92年以后，中共十四大决定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市场化阶段仍在继续中，至今没有完成。中国的改革短期内都将制度环境作为参数，约束条件给定，一时很难发生大的改变，但可逐步演进，长期会变化很大，是可作为内生变量改变的，从而可以不断地完善和建立现代市场体系。当市场环境达到了一定程度时，再进行民营化。通过让各种所有制企业竞争，市场体系和非国有经济得到了发展，同时对国有企业也有明显的示范和推动效应，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率相对改革前也大大提高了。
当然经过十多年激进式改革之后，俄罗斯的经济发展也相当不错，经济增长很快，但由此认为中国也应该进行激进式改革这一种观点仍然不见得成立。中国之所以采用渐进式改革，而没有采取大规模的私有化与政治体制改革等全方位改革，是与俄罗斯的初始条件不同，从而采用的改革路径也应有所区别。首先，中俄两国本身的初始经济条件不一样。俄罗斯等东欧国家在改革初时的人均GDP 比中国改革初时的人均GDP 高出许多倍，经过激进式改革，他们的GDP 掉了50%甚至更多，人均仍然还有1000多美元。而中国刚开始改革的时候人均GDP 只有300美元左右，掉50%就只剩下150美元左右了，试想如果中国的人均GDP 真的掉了50%将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前面谈到，经济发展的一个必要条件是社会的稳定、国家政权的稳定，所以中国没有条件进行激进式的改革。其次，中国与西方有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俄罗斯的文化属于西方文化，比较强调民主、法治，做事情先讲规则。而中国在很多情况下则更强调对于传统的尊重，儒家文化所强调的中庸，做事情总是讲平衡，希望有一个好的皇帝或领导人，而不是先强调民主和法治。所以从根本上来讲，这两个初始条件不一样决定了中国与俄罗斯改革路径的差别，而从理论和实际上，也都说明了中国改革模式的选择是合理的，正确的。
2.3三次交锋：
尽管中国改革比较成功，但不是一帆风顺的，在改革的过程中产生了许多问题，保守思想和极端思潮于是从左右两个方面来影响改革的顺利进行。然而，幸运的是，这几次交锋都有利于中国改革的进程及其方向，最后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有时候宏观的大方向一把住，微观上往往就是事半功倍，否则的话就是事倍功半。如前面提到，在理论上总共有3次大的思想交锋。这就是：真理标准的讨论、姓资与姓社的大争论以及最近几年关于市场化改革方向的争论。中国的三次思想交锋都是由于经济遇到了很大的问题而发生的。
第一次思想交锋开始于1978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那时，***刚结束不久，经济几乎走向崩溃的边缘，但人们的思想还是被“两个凡是”严重束缚，无法做任何变革。《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公开发表震动了全国，吹响了第一次思想解放的号角，为进一步反思“***”和改革开发奠定了理论和舆论基础。这一次交锋具有至关重要的历史性意义，把人们的思想理顺，决定了改革开放这一根本大方向，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历史转折、迈向改革开放新时期作了思想准备。
第二次思想交锋发生在1989年至1992年间，各种极左思潮利用改革过程中的一些失误，打着各种高尚的道德旗帜，由一些具体领域的改革的失误推演出整个市场化大方向改革的失败，退回到“改革好还是***好”、“姓资好还是姓社好”、“计划好还是市场好”这个多少年前的初级问题上，再次陷入了历史循环的争辩之中。这次思想交锋以小平南巡谈话的拨云见日，提出“发展是硬道理”这一深刻命题和普遍真理，以及在中共十四大上终于将市场经济写入了政治报告而告终。此次交锋进一步确定中国改革方向就是建立市场经济，带来了改革开放的一次新高潮。
第三次思想交锋开始于2004年，是从郎咸平的讲演开始，这时改革遇到了许多深层次的问题。于是，郎咸平等人由国有资产的流失、某些大公司里的资产转移而将批评面扩大，扩大到否定整个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的道路，认为中国大的改革方向错了，应该是搞中央集权，应该重新开始改革。这次交锋最后以2006年“两会”期间胡锦涛总书记在上海代表团强调要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而告终。
2.4所存在的问题：
回顾中国30年的改革开放，成就不容否定，问题也不容回避。确实，通过30年的改革，中国尽管取得了以上谈到的三大成就，但是也出现了许多深层次问题，主要表现在分配不公、机会不均、城乡差距和贫富差距的持续扩大，这也是引起老百姓最不满意的地方；还有国有资产的流失，贪污腐败、社会的不稳定，违纪违法行为非常多，还有一些问题比如诚信危机、国民基础教育薄弱、环境污染，犯罪案件、经济纠纷、民事纠纷剧增，民间上访增长速度也很快，社会结构呈不稳状态，人们幸福度感觉在下降，等等，这些方面确实存在着许多问题。在一味追求经济增长和效率的时候，发现还有许多问题我们必须考虑。为什么还有许多人怀念改革开放前的大锅饭时代？我想很大的原因就是，对靠机会不均富起来，造成贫富差距过大引起人们不满而造成的。这些问题导致了社会之间的某种不和谐，经济发展的不和谐，人与自然之间的不和谐，对经济社会发展构成了重大的挑战。
这些也正是引致第三次争论的问题和焦点所在，对上述这些问题有两种相反的看法，也是第三次思想交锋的主要内容：一种看法认为对改革要进行反思，有人基于利益分配的不满，以至于怀疑和否定市场化改革的大方向；另外一种认为问题是改革不彻底造成的，是由于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政府在某些方面过度规制，在某些方面规制不足，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继续坚持市场化的改革。
这些问题不弄清楚，就不能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从而会阻碍中国社会和谐发展，甚至是扭转中国经济的黄金发展趋势。那么，我们应该如何解决这些现实问题？如何进一步深化改革？如何让市场经济体制完善？政府强调法治是否意味着制定更多的规章制度？
三、坚持科学发展，构建和谐社会
这些现实问题上升到一个深层次的理论问题：如何竖立科学发展观，市场化改革能不能构建和谐社会？这是本节要回答的问题。
3.1构建和谐社会，树立科学发展观
2004年9月，十六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历史命题，这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如上所述，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经济社会发展面临很多新矛盾、新问题，有的还相当严重，造成了社会的不稳。2005年2月，胡锦涛主席在中央党校进一步地给出了和谐社会的六大具体特征：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的和谐。和谐社会的六个特征实际上就是讲人与人的和谐关系、人与社会的和谐关系、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也就是要建立一个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高度发达的社会，一个在这三个方面没有冲突的社会，这也是践行“三个代表”、坚持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体现。
人与自然的和谐就是通过提高经济效率、增加经济活力同时解决环境污染、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使得人与自然达到一种和谐，也就是通过充满活力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来概括。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主要是通过公平正义、诚信友爱来实现，属于精神文明的建设。人与社会的和谐主要通过民主法治的建设，让社会安定有序来实现，属于政治文明建设的范畴。因而，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分别属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分别对应着效率、公平和法治的改进和完善。
可以看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基于经济和社会转型处于关键时期，黄金发展期与矛盾凸显期并存这样的二重现象而提出的。于是不少赞成和反对市场化改革的学者，对构建和谐社会都有片面理解。看重问题的一些学者认为当前出现的许多问题是由于改革造成的，于是将和谐社会的构建和市场化改革对立起来。注重经济发展和赞成市场化改革的一些学者则以为，和谐社会的构建只注重公平，不注重效率，由此也将和谐社会的构建和市场化改革对立起来。为了让民众完整了解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含义，2006年“两会”期间，胡锦涛主席在上海代表团的会上座谈，专门为此讲了话，主要意思有两点：第一点，要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开放方向，第二点，要充分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基础性作用。
3.2和谐社会与现代市场经济完全相容
胡锦涛主席一方面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另一方面提市场经济仍然作为配置资源的主要手段。它们之间是否有内在的逻辑关系，能否一致？这其实是对一个社会目标如何实施的问题，也就是激励机制设计的问题。和谐社会是一个社会目标，但是怎么做，不少人也许不是那么清楚。这里面涉及到两个必需区分的问题，一是目标，二是实施过程，千万不能将它们混淆。目标容易给定，但如何实施和具体实施过程往往非常复杂。我们要做的就是研究怎么样达到领导人提出的社会目标，一旦目标明确提出，就需要考虑它的实施问题，是否存在某种制度安排，可以促进这个目标的逐步实现。
在当前人们思想水平不是很高，还比较注重个人利益的现实环境下，就会有利益冲突。如何既协调好利益冲突，又达到建立和谐社会这一目标？其答案是：必须并且也能够通过建立现代市场经济体制来达到，即尊重每个经济主体追求个人利益的权利，通过政府和市场分工与合作，就可以达到社会的和谐。也就是说，构建和谐社会的充分必要条件是建立现代市场经济体制。
先论证必要性。笔者的导师赫维茨（Leonid Hurwicz）去年拿了诺贝尔经济学奖，非常不幸，他今年6月刚刚去世。赫维茨的学术贡献主要包括两部分：一是激励相容机制设计问题，国内介绍得比较多，二是把所有的经济制度安排放在一起研究，考虑什么样的制度在运行成本上最小，也就是我们讲的信息效率问题。在人们思想水平不高的情况下，也就是在一个局部不满足性或单调性假设下，市场机制是唯一导致有效配置及信息有效的机制，参见Hurwicz （1972，1973，1979，1986）。中国改革开放几次争论下来，最后还是确定和坚持了市场化的改革方向，以市场作为配置资源的主要手段。另外，现代经济学中的经济核定理（EconomicCore Theorem）告诉我们：在人们是自利的这样一个现实条件下，只要给人们充分多的自由选择，并且容许或能够自由竞争，自愿合作和交换，即使不事先考虑任何制度安排，所导致的结果与完全竞争市场均衡结果一致，参见Tian（2008），Varian（1982）。这些结果说明，为了有效地配置资源，和谐社会的构建必须通过建立现代市场经济体制来达到。
再考虑充分性。一个相对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完全可以达到和谐社会所应满足的六大特征：
（1）和谐社会的首要特征是民主法治社会，没有民主法治就没有和谐社会。现代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如果没有一个良好的法治环境，就不可能有一个好的市场经济，因为法治要规范市场、规范政府、规范个人，使得合同能够得到严格执行，使得社会安定稳定，使得政府不能够大幅度干预经济，从而法治是建立好一个市场制度的必要条件，尽管不是充分条件。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区别于传统市场经济体制的一个基本特征在于其制度的基础是法治（the rule of law ），是依法治国。为什么要强调依法治国呢？法治的第一个作用是约束政府对经济活动的任意干预，这是其与法制（rule by law ）的本质差别。如果执法者本身不受法律的约束，法律只是用来制约公众的，这样的社会就不能称之为法治社会，而是法制社会，即以法去管制他人的社会。中国古代“刑不上大夫”的司法理念，就说明中国在封建社会不是法治国家，最多只能算是法制国家。世界上其他国家在封建社会时期也都一样，这与现代市场经济体制是根本不相容的，所以现代市场经济国家都不得不由法制转向了法治。法治的第二个作用是约束经济人行为，包括：产权的界定和保护；合同和法律的执行；维护市场竞争及适当监管，比如金融市场和银行的监管。这样，法治就是既要约束经济人，也要约束政府，否则独立的经济制度和自由交易没有根本的保障，现代市场经济的基础就不存在。那么，对依法治国的保证又是什么呢？怎样才能制约执法者，使法制变成法治？是民主。法治和人治的区别不在于有没有法制，而在于法治是否建立在民主基础之上。法治有个自身无法解决的难题是：谁来监督执法者？防止执法者成为法治的破坏者，从根本上保证法治，这就是民主的好处。民主的另外一个好处在于让法律制订的更加合理，所以说法律的制订应该充分地尊重民意，规章制度、政策的制定应该充分的尊重民意。因此，民主和法治是和谐社会的基础和制度保障，也是建立现代市场经济制度的根本制度基础。
（2）市场经济能让社会充满活力，经济能够得到有效的增长。市场经济实际上就是承认人们的欲望，满足人们欲望的最佳制度安排。人们为了追求个人的利益，想要发家致富，就需要进行竞争，因而会有巨大的激励进行创造、创新和发明活动，使得社会经济充满活力。市场经济能让社会充满活力。中国30年来的市场化改革已经充分地说明了此点。理论结果也是如此，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或者第一福利经济学定理，谈的就是在人们思想水平不高的时候，也就是局部不满足性（local non-satiation）的假设下，市场均衡导致最优，自由竞争的市场可以导致社会福利的最大化。
（3）现代市场制度与政府作用的结合也能够解决公平正义的问题。这是和谐社会当前遇到的最大问题。一个社会如果不公平，不平等，就不可能稳定，就会发生静坐、游行、上访这种事，这将会影响到经济效率。这样，如果一个单位只是追求效率，不考虑他人的生死，下面的人会报复，所以社会不见得稳定，从而也会影响到效率。收入不公、机会不均、贫富差距过大，只靠市场不能解决这些问题，极端富裕的人和极端贫穷的人也可以形成某种市场均衡，马克思谈到的资本主义所存在重大问题，客观地描述了当时的现实。他指出，市场制度会导致资本主义覆灭的逻辑是这样的：竞争产生垄断，富人越来越富，穷人越来越穷，最后穷人起来革命，导致资本主义的灭亡，这是马克思的基本论断。不过，马克思学说在某种程度上挽救或者说至少推迟了资本主义灭亡，为什么呢？针对垄断，发达的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就制定了反垄断法，针对收入不公平，就制定了累进式遗产税，让社会比较公平、比较平等。经济学中有一个公正定理（Tian，2008），只要每一个人的初始禀赋的价值相等，让市场去运作，就会导致既有效又公平的结果（equitable outcome ）。这个公平不是把所有财产平分，而是考虑到每个人的偏好，这样平等的标准可能更加合理。比如说有两个苹果两个梨子我们俩个人分，平分的话就是一人一个苹果一个梨子，但是我不喜欢吃梨子，你不喜欢吃苹果，考虑到偏好，应该我分两个苹果，你分两个梨子。每个人都不嫉妒其他人的商品消费组合的情况下，被认为是平等的。这样，不仅考虑到了个人主观偏好，也考虑到了商品的基本的平均分配。导致的结果就是既有效率又是公平的。这个结果对中国现阶段的改革提供了重要启示，仅凭市场制度是不能解决公平问题的，但政府和市场相结合就能够导致经济的高效率同时又能够达到平等配置。对政府应该怎么去做也给出了很多启示，就是政府要真正的重视义务教育，让所有的国民都有上学的权利，农民小孩上学最好学杂费都要免除。尽快达到一个公平竞争同等的起点，这一点非常重要。现在教育经费投入在GDP 中的比重还是不高，4%左右，尽管比起以前的2.2%大大的提高，但是还不够，发达国家的水平基本都在7%以上。当前贫富差距这么大，政府完全可以通过遗产税、累进税，使得起点更加公平。所以说政府和市场相结合是能够较好的解决公平正义的问题的。
（4）市场制度也能够解决诚信友爱的问题。中国的传统文化非常强调诚信作为人的基本道德操守。但市场制度中诚信不是道德要求，而是追求更多利益的一种激励机制。要长久生存，赚更多的钱，就必须讲诚信，讲和气生财。三流的企业生产产品，二流的企业生产技术，一流的企业生产品牌。品牌怎么建立？就必须讲诚信，让所生产商品的质量过硬。要生存下去，必须以诚信为主，现代经济学的博弈论中有一个无名氏定理，也叫大众定理（folk theorem）告诉我们，人人尔虞我诈说谎话和人人讲究诚信说真话都有可能成为均衡结果，主要看谁占大多数。都说中国人没有守法的文化，这不见得。绝大多数中国人在国外去了之后，非常遵守外国的法律，因为大多数人都在守法，而外国人跑到中国来，也不那么守中国的法，如交通法规，为什么？因为大多数都不太遵守交通法，大家都说假话而你说真话要吃亏。但是市场经济需要诚信，因为建立了品牌之后，就可以减少广告费，大家都买你的产品，价格就会升高，从而诚信也是一种激励机制。诚信减少交易成本和经营成本。这就是为什么大家只愿意跟信得过的人共事，因为开诚布公之后才能够一心一意的做事情。所以说现代社会是以诚信为本的，否则不会长期生存下去，逼得你要讲诚信，长久以往，就会形成讲诚信的风气。
（5）现代市场经济制度能较好地解决社会安定有序问题。运用微观经济学中的经济核定理来解释。经济核的基本含义是，当一个社会的资源配置处于经济核状态时，就不存在任何小集团，对这个资源配置不满，从而想控制和利用自己的资源来提高他们自身的福利。这样，当资源配置处于经济核状态时，不存在什么势力，或什么小集团对社会造成威胁，从而这个社会就比较安定。现代市场经济制度是以中等收入阶层占主体作为一个基本特征的，它能较好地解决社会安定有序问题，具有发达的现代市场经济国家的社会秩序一般都比较安定，很少有社会不稳的情况发生。中产阶层基本上都有产有业，哪个愿意社会不稳定？
（6）人和自然的和谐也能够通过现代市场制度与政府作用的结合来实现。单纯的市场制度在解决生态环境方面可能会失灵，这时需要与政府共同发挥作用，而不是取消市场制度。当企业对生态环境可能会产生破坏作用时，政府可以制定税收制度，采用规制方法、设计激励机制、明晰产权等，用来解决生态环保的问题。
这样，可以看出，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的和谐从理论上和实践上证明，都可以通过现代市场经济制度来实现的。经常有人用和谐社会反对市场化，有人用市场化反对和谐社会，这是没有把上述关系弄清楚。基本结论就是：和谐社会的构建和现代市场经济体制是完全一致的。为了和谐社会的构建和国家长治久安，就需要进一步完善现代市场制度。为此，应以实现社会公正为着力点，合理地界定好政府与市场的边界。
四、效率公平与和谐发展的关键是合理界定政府与市场的边界
采用市场制度并不总是能够导致和谐社会，因为市场经济还分为好的市场经济和坏的市场经济，经济的差异和社会的和谐与否就决定了好的或坏的市场经济。好的市场经济是可以与和谐社会一致。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才能形成好的市场经济，与构建和谐社会相一致呢？一个最为根本和重要的因素就是要处理好或者说界定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和分工。因此，当前最重要的改革就是政府职能的转变和政府管理模式的创新，其改革的根本关键就是要界定好市场和政府的边界。
4.1政府的四个作用
当前存在的几乎所有深层次问题都是由于没有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以及合理地界定二者的边界所造成的。要界定好政府和市场的边界及理顺他们之间的关系，首先需要对政府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发挥什么作用弄清楚。解决问题的时候，先把作用搞清楚，其问题的解决办法就呼之欲出了。笔者认为，一个政府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的基本作用有四个：
（1）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中国30年的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国家强大，社会稳定。实际上政府的作用是，有外来侵略时需要军队保卫国家国土，社会不稳定时需要警察武警来维护社会的安定，提供其他公共产品，如公共图书馆、公共设施、公园或者说水利大坝等。这是政府的第一个主要作用。
（2）让市场有效而公正的运作。让市场更有效，政府在市场经济里面就必须发挥裁判的作用，要制定一系列让市场有序运作、有效运转的规则。为了让市场有效，就应该充分发挥人们的积极性，给人们更多的经济上的选择自由，但是又不能无序，让人们在自由的时候能够公平交易，能够保证交易的顺利完成。也就是说，它必须是一个有效的政府，有效的政府在市场能有效运作时，不要干预，至少是必须减少干预。这样，一个政府成为有效政府的前提就是它必须首先是一个有限政府。这个问题我们会在后面细述。
（3）政府在市场失灵时发挥作用。现在从理论到现实大家都看到了市场失灵问题，市场不是万能的，在许多情况下都会失灵，这就要求政府在解决问题的时候，单独或与市场结合发挥更大的作用。市场失灵包括微观经济的无效率和收入的不平等：在处理人与自然之间和谐问题时，包括治理环境污染、环境生态保护、水利建设时必须依靠政府规制和监管。比如对污染问题，一个企业，化工厂或者造纸厂，它生产产品时，导致严重污染，为了节省成本，企业不会去清理这些污水，就把这个成本变成了社会的成本，由社会来承担。这个时候，政府就必须发挥规制的作用。在处理人与人之间和谐问题（如收入差别过大，民事纠纷等）和人与社会之间和谐问题（如对失业、老人、低收入等阶层进行救济或社会保障，公共卫生保健、国民基础教育、不完全竞争、垄断）时，市场也会失灵。同时，市场失灵也包括宏观经济的不稳定。政府需要综合利用利率、税收、预算、汇率、国债等宏观调控手段，针对宏观经济的周期变化，进行逆向的财政、货币政策调整，避免经济出现大起大落的局面。
（4）政府作为经济人有时也参与到具体的经济活动中。也就是说，政府作为投资人，作为企业，也作为服务的提供者。政府参与经济有时是为了国家安全，比如说国防工业；有时是为了掌握国民经济命脉，比如航空、铁路、矿业。同时，这种规模经济的行业很容易形成垄断，政府希望垄断利润为国家所有，就需要国家作为投资人。政府为了保证规模经济的优势，就只能由自己作为提供者或者把它派出去，像美国的utility company ，提供电力或能源，一个城市只有一家，企业生产，但由政府定价。为什么要采用这种形式呢？一个是希望能够发挥规模经济的优势，同时又怕产生个别企业获取所有垄断利润，那就由政府来定价；还有一点，政府是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来考虑，而不是从经济的效率和追求利润的角度来考虑问题的时候，就需要有一些国有企业、国营企业。中国现在有一百多家大型国有企业，也是这两个原因，一个是为了让国家获得垄断利润，另一个为了安全的考虑。所以说政府也会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出现在市场经济里面。
根据政府的这四个基本作用，我们就可以看到哪些方面政府可能做多了，哪些方面还做得不够。可以看出，政府具有双重身份，它既是强制性机构也是经济人。作为一个强制性机构，国家垄断强制力有两个基本作用：对内保证合同和法律的执行，制定法律，征得税收；对外保证国家的安全。合同的执行包括私人之间的合同和公共合同。政府为了获得收入，不需要与别人交换，是无需给予回报的索取。这样的强制性具有垄断性，并且是这种唯一的垄断机构。
说政府是一个经济人因为它占有资源，雇佣劳动力，有大量的消费，同时也生产出许多物品，既包括国防、警察之类的公共物品，也包括私人物品，像我们现在的一些企业比如航空公司、铁路都是政府拥有的。现在政府作为经济人占有很大的一块。政府占有资源提供社会劳动服务和产品，追求私利，这和民营企业有很大的相同之处。政府作为一个国家、一个集体、一个家庭、一个个人的时候它是一种经济人的属性，也就是具有自利性。但是政府又和一般的经济人有非常大的不同，它拥有行政权力而且规模往往非常大，所以往往能够产生垄断，政府的行政性垄断。
这样，政府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这双重身份之间必然存在着冲突。那么，如何协调这个冲突？合理划分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成为关键。笔者认为，凡是市场能做好的，如在竞争性的行业，就让市场充分发挥作用，只有在市场失灵的时候才需要政府发挥作用，单独或者是与市场一起去解决市场失灵的问题，比如收入不平等的问题。这样，政府扮演着三重手的角色，第一种手是无为之手，只要市场不失灵，除了基本的角色，就不要去干预经济；第二种手是扶持之手（helping hands ），当市场失灵时，提供帮助之手，比如说社会保障制度、卫生健康制度，是帮助人们的；还有一种是掠夺之手，可以无代价地获取资源，过度掠夺之手是政府的一些不规范的过高的税收，掠夺资源，强制性的收许多苛捐杂税。因此，在考虑和谐社会构建时候，政府职能转变与政府管理模式创新的原则应该根据政府与市场各自作用的划分来进行转变和创新。
4.2政府职能转变与政府管理模式创新
要使中国的制度变革向“好的市场经济”方向发展，解决当前存在的深层次问题，就需要严格界定政府和市场边界，需要转变政府职能，需要创新政府管理模式，从而建立有效政府和有效市场，使之能同时达到效率、公平与和谐发展。一个全能的政府不会是有效政府，它只会给市场运行设置重重障碍，滋生寻租空间。一个有效的政府必须是一个受约束的有限政府，不被约束的政府至多只能是个具有封建性质的法制社会。当然，由于政府职能转变和政府管理模式创新涉及到权力调整、利益冲突，将会损害了很多人的既得利益，改革的难度因而会非常大。
那么，怎样转变及如何创新？那就是，只要市场能做好的就应该让市场去做，政府不直接参与经济活动（但需要政府维护市场秩序，保证合同及各种法规得到严格执行）；市场不能做的，或者说从国家安全或者其他因素考虑，市场不适合做的时候政府才直接参与经济活动。也就是，在考虑和谐社会的构建和经济的和谐发展的时候，在政府职能的转变和管理模式的创新的时候就应该根据市场和政府各自界定的边界来考虑，比如说，至少在竞争性的行业，政府应该退出，即使政府不退出也不可能长久生存下去。只有在市场失灵的时候，政府才发挥作用，单独或者是与市场一起去解决市场失灵的问题。
为什么计划经济搞不好，或坏的市场经济导致政府或市场无效率，其根本原因有二：
第一个就是信息不对称导致交易成本过大。计划经济搞不好就是因为信息不对称，政府不可能了解到这些信息，不可能做到全面的监督。不要说是政府，就是一个小小的经理或者车间主任也很难通过直接监督保证让员工每时每刻努力工作，不偷懒。为什么很难解决偷懒问题呢？就是因为信息不对称，很难了解到底这个人是能力不好，还是不愿努力做事？作为一个领导在解决问题的时候，很多情况是不清楚的，就要求充分的调研。把问题是什么，把当前管理的地方的情况摸透，哪些地方必须要做，那些地方要放开，给人们自由去做的。所以说，信息不对称就导致交易成本过大，如果没有一个合理的游戏规则或制度安排就会导致政府、市场和个人激励的扭曲。
第二个就是激励不相容导致政府、市场和个人的激励的扭曲。所谓激励不相容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人利益，从而发生利益冲突。当信息不对称时，最好用激励机制。比如，解决劳工努力工作的一个激励机制就是多劳多得。做生意的话，除了交给国家的税收，剩余都是个人的，由于个人利益的驱动，就会尽力去做。如果没有一个好的制度安排就会导致激励不相容。在竞争行业领域，就要靠市场或者说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当每一个人都追求个人利益的时候，只需要按照目标管理模式，具体操作过程交给个人或者地方政府，往往会取得更好的效果。在正常的经济情况下，政府和经济人的行为一样，都是机会主义者。只有界定好政府和市场的边界，约束政府也同时约束经济人行为，才有可能导致好的市场经济，让社会和谐。因此，合理界定政府和市场之间的界限是极其重要的，政府职能的转变及管理模式的创新必须围绕着此点进行。
西方经济学经常被批评为庸俗的，是由于它主要强调个人利益。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其实政治经济学和现代经济学中所讨论的问题和目标是不矛盾的，它们是在不同层次，不同时期，不同制度安排下考虑问题。比如，只要在人们思想水平不高的情况下，就要用市场经济体制进行资源配置，只有当人们不追求私利的时候，市场就失灵了，就有可能实行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模式了。现代经济学中的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基本行为假设是局部不满足性（local non-satiation ），人们的欲望不满足的话市场不会失灵，但是如果欲望满足的话，物质极大丰富，市场就会失灵，换句话说，我们就不需要市场了。当然，改变人的思想水平是很难的，可能需要几百年，上千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但是不管怎么样，这是一个目标，是一种理想的追求。
需要指出的是，在考虑政府和个人行为及其活动时，首先要区分常规环境和非常规环境。
（1）突发特殊情况——非常规环境，表现为大公无私行为。非常规环境就是突发的天灾人祸环境，如地震、洪水、台风、战争、社会动乱等。在突发事件下，人的自利行为假设可能会失灵，这种情况要单独考虑。面对战争，政府和个人行为都可能成为非经济人，人们会为了国家的安危、民族的存亡而抛头颅，洒热血，不惜献身；面对天灾，人们也会投身于抗灾救人的活动中去，奉献出自己的钱财，表现出大公无私精神。这种情况即使是动物都会表现出非动物性，如野山羊被猎人追到悬崖边，老山羊自愿献身，先跳下去，让年轻山羊后跳下去，踏着他们的身子，逃生。动物尚且如此，况且有情感的人类。这时，利己假设和理性人假设都可能不再成立，市场会失灵，追求利己和采用市场方法导致有效结果的结论也就不再成立。
（2）一般常规情况——正常环境，表现为自利理性人行为。天灾人祸这种突发事件一般都是暂时的，短期的，一旦时间变长，人们又会重新表现出经济人的行为，也就是古人的所谓：“救急不救穷”的说法。在常规情况下，假定经济人是理性，其风险最小。当然随着思想的慢慢进步，可能人的思想会改变，到最后，经济人假设也许就不成立了。
如果我们把这个区分弄清楚以后，许多问题就比较容易理解了。因此，我们主要只是针对正常环境（可能非规范）情形下来讨论政府与市场关系。
4.3造就有效市场
政府职能转变的一个目标在于造就有效市场，就需要采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功能，政府应该少管，但要确保经济人受到约束。这种约束至少包括三项内容：产权的界定和保护、合同的实施以及适当的监管。否则，市场就是无秩序的，经济人为了各自的个人利益将互相伤害，而不是互相有利，无法形成有效市场。
那么，怎样和由谁来约束或引导经济人的行事方式？可以通过三种基本方式：（1）强制性的治理（governance）和规制（rule），这是基本的制度安排和规则。（2）诱导性的激励机制（包括声誉、诚信等）。由于经济人追求个人私利，信息不对称时就必须制定诱导性的激励机制，使得他们主观上为自己为个人、客观上为他人为社会努力工作。市场制度就是这样，每个人发家致富了，国家也就强大了，经济水平就提高了。（3）既不需强制，也不需激励，无欲无刚的社会规范和文化。此点非常重要，长期坚持按强制性的法规和诱导性的激励机制来解决问题，慢慢就形成了一种既不需要强制也不需要激励的社会规范、信仰和文化，比如我们经常讲的企业文化、民风、宗教信仰、意识形态、理念追求。这是最节省交易成本的方式。
这三种方法就是通常说的“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诱之以利”，分别由政府、市场和社会来实现和实施。“动之以情”就是情感激励，信仰一致，比如通过关系、友情、感情有时会解决很大的问题，是一种文化、社会的东西，特别是信仰和理念一致，将会极大地减少交易成本：“晓之以理”就是道理、法理激励：“诱之以利”就是通过奖惩制度激励，通过收入和工作努力程度挂钩，这都是激励机制，比如按件计算，按产量计算等等。这三种基本方式应该综合应用，要因人、因地、因时、因事而议，具体情况，具体分析。采用何种方式的标准是由法规的重要性，信息对称的程度，从而监督和执法等交易成本的多少决定的。具体解释如下：
（1）无欲无刚的社会规范和文化，这是一种无需任何制度安排的完美情况。在这种情况下，既不需要强制性的法律规定，也不需要利诱性的激励机制，交易成本最小，保持时间更长。特别当理念一致时，会大大地减少办事的困难，极大地提高工作效率。大家可能会有深刻体会，当理念不一致时，即使采用大棒式的强迫命令这一刚性方式，胡萝卜式的诱导性激励机制或友情关系，解决了一件事，但遇到新的事情和问题，又需要重新再来，这样会造成很大实施成本。尽管社会规范、企业文化，理念一致，可以起很大的作用，但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它们对维持大量、复杂的交易是远远不够的，并且对于那些非常看重个人利益，个人利益总是大于理念的人来说，是不起作用的，从而需要采用强制性和诱导性的制度性措施。
（2）强制性的治理（governance）和规制（rule）：政府的基本法则，以及经济组织的法则，是否制定这样的法则和规制主要看是否容易判断（信息透明和对称），了解信息及监督和执法成本的大小。产权的保护、合同的实施、适当的监管都需要制定规制，从而需要一个监督执行规则的第三者。这个第三者便是政府。为了维持市场秩序，引入政府是必然的。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政府也是经济人，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这就要求对政府的行为应有明确的程序和规则，这些程序和规则的制定应该是：宜细不宜粗，越明确越好。对经济人和市场的规制则相反，应该是：宜粗不宜细，就是给人们更多的经济上的选择自由。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发现许多误区都可以得到解答。比如说，现在一谈到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就说要规范，对企业制定更多的政策和法律来规范企业的行为，什么都要制定得详详细细，有时候太详细是不可行的。法律在管制市场的时候，要管基本的规则，而不要把具体怎么去做也规范得细细的，因为信息不对称。具体的运行规则应该由市场用诱导性的激励机制去安排，来调动经济人的积极性，实现激励相容。
（3）诱导性的激励机制。在适当的激励机制下，每个经济人为了自己的利益，有积极性去遵守某种规制和秩序，从而达到他人或社会的目标。早在500年前中国古代思想家王守仁（王阳明）所提出的“知行合一”的观点类似于激励相容的思想，他否定了朱熹的“存天理，去人欲”观点，承认人欲存在的客观现实。“知行合一”讲的就是理论结合现实，学以致用，要学理论知识，也要在实践中应用与总结。正像前面提到的，声誉和诚信都是一种激励机制。做生意都靠诚信，并不是说这样企业主很愿意讲诚信，而是不得不讲诚信。因为诚信能节省他的经济成本，降低他的交易成本。所以做领导或作为管理人员，要调动手下的积极性，就应该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诱之以利。这三种基本的工作方式，如果领导人能够综合的、有机的运用好，可以提高自己的行政能力。
4.4造就有效政府
为了实现市场“看不见的手”的功能，市场经济必须解决的另一大问题是政府必须被约束，成为有限政府。如果政府不受约束，最多只是一个具有封建性质的法制社会，而不是一个现代市场的法治社会，政府就容易滥用自己的权力换取利益，它所做的事情很可能会对社会不利。通过法治的方式来约束政府，通过预先制定的规则来划分政府和个人的权利范围及政府和市场的边界，是现代社会的创新。
但是，约束政府的权力冲动、造就有限政府只是一种手段，真正的目的在于建立有效政府。市场经济是由一个个利益主体构成的，每个利益主体的逐利冲动构成了社会进步的天然推动力。但有推动力并不必然导致进步，这是因为各个利益主体的利益是不同的，有时甚至相互构成抵消的力量。要让这种推动力能走上社会进步的轨道，需要一种外在的保障，也就是前面提到的：产权的界定和保护、合同的实施、适当的监管。产权明晰是第一位的，只有这样才能保障经济主体的利益，合同的实施则是达致这一结果的必然途径。利益本身具有膨胀的特性，如果不加限制，可能会危及别人的利益，因此，必须加以适当的监管。而这样的秩序保障并非市场能够自动生成的，政府的存在由此显示出了重要性。
政府干预经济造成一个后果，就是“关系”成为做好一件事的重要因素。“关系”在中国仍然是一个很重要的生产要素，这说明中国的市场化程度还相对较低。为什么现在这么多贪污腐败？就是因为政府干预经济的活动太多了，有太多的法规和政策，需要变通，就必须找关系，开后门，规避法规和政策。所以，规定得太多，太细，那么人们想要赚钱，就要去行贿。所以政府管制必须宜粗不宜细。政府管不了这么多，管的越多，效率会越低，造成的腐败也会越多。我们经常说要提高干部的素质，提高只是一个方面——晓之以理，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压缩权力寻租的空间，降低干部犯错误的可能性。如果没有严格的财务会计制度，将会大大增加贪污的可能性，有了严格审计制度，则会大大减少贪污的可能性。这样，一个全能的政府绝对不会是一个有效政府，它只会给市场运行设置重重障碍，滋生寻租空间。所以，有效政府的存在是合理划分了政府与市场边界的结果。
因此，改革的最大问题在于合理地界定政府与市场边界，创造一个好的市场经济。有效市场是基于良好的制度环境，但具有一个良好的制度环境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改革中出现问题并不完全是一件坏事，但唯有靠深化改革才能得到根本解决。没有问题、没有压力，制度环境不能够自己变得完善。中国的三次思想交锋都是由于经济遇到了很大的问题而发生的，第一次真理标准讨论发生时，国民经济几乎走向崩溃的边缘；第二次姓资姓社讨论发生时，某个季度的经济已经都变成负增长了，只能往前面走；第三次改革方向讨论发生时，中国同样面临各种深层次的经济社会问题。
4.5加强精神、物质及政治文明建设，提高人们幸福感
和谐社会的构建需要政府同时加强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及政治文明的建设，实行综合治理。人们的幸福指数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1）物质因素，如收入水平及其差别；（2）精神因素，如事业成就感、工作压力、失业、休闲时间、朋友情感、家庭和谐、身体状况；（3）社会政治因素，如社会公平、政治稳定、民主权利等。因此，幸福感源自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
近年来，尽管人们的收入上升了，但不少老百姓仍然感觉幸福感在下降。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机会不公和收入差别过大，导致心理上的不平衡所造成的，明明自己拥有同样的能力，却得不到同样的机会和同样的回报，而有人却通过不公平的机会和不规范的手段取得巨额财富。心理不平衡就造成人们尽管收入水平升高，但不感到幸福。在主流经济学绝大多数研究中，只是将收入作为衡量幸福度的唯一指标。事实上，在收入这一块，人们有一个攀比心理。在改革开始前，有人为了没有得到五块钱的工资涨幅而自杀，难道他是差这五块钱？其实是造成了他心理的极度不平衡，一旦不平衡，就有一个负外部效应性，人的幸福度就会下降。
那么，通过什么方法可以提高人们的幸福感？我和杨立岩在《经济研究》上发表过一篇文章，有一个结论，当收入水平不高的时候，人们首先想到的是解决生存问题。收入不断上升之后，就会产生更高层次的需求，要想有更多休闲的时间，要享受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就会有更多的想法，会注重到社会地位的高低，不自觉地进行社会比较，看到别人社会地位比自己高，心理就会不平衡。这就是说个人的偏好受别人收入和社会地位的影响。这不仅仅是社会机会均不均等的问题，收入上的差别和社会地位也会造成心理上的不平衡。要提高人们的幸福感，物质要有，非物质的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也要跟上。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三个方面综合着手抓都可以不断地提高人们的幸福感，比如增加休闲时间、政府抑制通货膨胀、减少职业方面的压力、身体更加健康，具有更多的民主权利等等。
五、结论
本文对中国改革开放30年进行了回顾、总结与展望，并对改革阶段的划分提出笔者的个人见解：第一个13年（1978-1991年）是拨乱反正和商品经济阶段；第二个13年（1992-2005）是提出建设市场经济体制阶段；第三个阶段就是胡锦涛主席在2005年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至今。笔者认为这种划分非常重要和合理，将和谐社会的构建提到与拨乱反正和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同等的历史性地位，有利于引起人们充分地重视和谐社会的构建。这种划分也符合改革开放三十年中三个特征鲜明而逻辑一致的发展阶段，每个阶段都历经了改革向何处去的三次思想上的大交锋和大解放，它们分别是真理标准讨论、姓资姓社讨论以及最近几年关于市场化改革方向的讨论，都是由于经济和社会遇到了很大的问题而发生的，每一次交锋及其带来的思想大解放都对中国的改革进程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文中还论证了，和谐社会的构建，在当前人们思想水平不太高，追求个人利益的现实条件下，能够并且必须通过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来完成。也就是说，在人们追求个人利益的现实约束条件下，构建和谐社会的充分必要条件是建立社会主义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当前存在的几乎所有深层次问题几乎都是由于没有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以及合理地界定二者的边界所造成的。因而，当前改革的重点和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在于合理界定政府与市场的边界，这也是处理好效率、公平与和谐发展的关键。本文对政府应该如何发挥作用，如何界定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及如何进行政府职能的转变以及政府管理模式的创新进行了讨论，认为要围绕建立有效政府和有效市场进行。
作者简介
田国强，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经济学博士（1987年）。现为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高等研究院院长、长江学者讲座教授，美国德州A &M 大学经济学教授（终身教职）。曾任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会长（1991-1992），目前担任上海市人民政府特聘决策咨询专家，国际英文学术期刊《经济与金融年报》和《中国经济评论》共同主编、中文学术期刊《经济学（季刊）》、《经济学报》等的编委。主要研究方向：经济理论、经济机制设计、幸福经济学、中国经济、转型经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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