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法兰克福学派在哲学、社会学、政治学和心理学方面的成就举世瞩目，但他们在传播学上的贡献在国内却鲜见评介和研究。法兰克福学派的传播思想集中在对媒介控制的认识上。他们认为，在发达工业社会中，大众媒介已成为意识形态，成为维护国家统治的合法性的基础；通过传播上的操纵和欺骗，大众媒介不仅极为有效地清除了社会文化的否定性，甚至系统地清除了孕育批判性和否定性的家庭环境对儿童的影响，最终造就单向度的人和社会。虽然这主要是对资本主义制度下作为意识形态媒介的批判，但也值得我们反思和借鉴。
【关键词】法兰克福学派；传播批判研究；意识形态；大众媒介
一
在西方学术史上，“传播批判研究不是特指某一体系分明的研究派别，而是包含了许多不同的流派和主张”[1]。但是，在众多的流派中，法兰克福学派无疑是这类研究中历史最久、影响最大的一个学派，而且也是对传播特别是对大众传播给予最多关注和研究的一个学派，其研究成果往往也是其它流派的理论源头。
在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研究中，有很多内容与传播有关，因为他们深信传播对获得生存是十分必要的。该学派的学者本杰明（Walter Benjamin）阿多诺（Theodor W Adorno）、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洛文塔尔（Leo Lowenthal）等，均在不同时期对大众媒介（特别是电影和广播等）和文化工业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批判。这些研究成果，被传播研究的先驱之一拉扎斯菲尔德(Paul Lazarsfeld)在《关于管理的和批判的传播研究》(1941)一文中，称之为最早的“传播批判研究”。[2]这些传播批判研究，主要体现在作为媒介组织的文化工业和大众文化两个方面，其论述涉及媒介、传播者、媒介产品、受众及传播体制等问题。在对这些不同问题的研究中，对媒介及其控制的问题的研究在其整个大众传播研究中占据了重要地位。
但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批评理论家通常不愿把传播与其他因素从它的整体系统中分离出来”[3]，而更愿从整体上将自己的理论称为“批判理论”,并竭力与“实证理论”明确区分开来。霍克海默就说过：批判理论不仅“关注现存的生活方式已经制定的目标，而且还关注人类及其所有潜能。……它的目标在于把人从奴役中解放出来”。[4]法伊（Brian Fay ）在分析中指出，批判理论主要运用社会——历史方法对整体的现实的社会状况进行批判考察，以此来揭示通常隐藏在日常活动过程中的弊端和危害，进而实施变革、加以规范。[5]波洛克和考克斯（Pollock and Cox）说道：我们“在准备塑造这个世界时阅读这个世界”，在揭示对立利益的冲突中寻找解决矛盾的方式。[6]对此，亚力山大（Jeffery C.Alexander）认为：实证理论仅依赖于苍白的“技术理性”，而批判理论则依靠“批判理性”发挥作用；“实证理论是按照世界的本来面目接受世界，不相信超越的可能性。与此相反，批判理论把超越作为出发点，”主张按照理想模式来改变世界。[7]
因此，批判理论所持的是一种超越现实甚至是抗拒现实的立场和态度，并“有一种希望受挫和遭遇困难的意识，......不信任‘中间路线’的思想或话语的‘整体化’模式”[6]，但关心社会上的各种不平等现象，关心各种社会的文化的甚至心理的冲突，试图以一种现世乌托邦来纠正现实社会中的一切不公正现象。同样，在传播批判研究中，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想要做的，也是试图在阅读、审视、评判媒介产业和传播文化的过程中，分析揭示“病态的”、“畸形的”西方社会的本质和对立力量间的潜在斗争，以及将媒介塑造成意识形态工具的合法化社会基础，并为他们重建理想化的媒介图式提供证据。
二
法兰克福学派的媒介控制思想，主要体现在对“媒介的被控制”，即“谁控制着媒介”、“为何控制”以及“媒介控制什么”、“媒介如何控制”、“控制的后果”等问题的考察上。媒介的被控制，是指国家对媒介的控制；媒介的控制，指的是媒介作为国家权力的一种舆论控制工具对社会的控制。前者是国家对媒介的控制，后者是国家通过媒介对社会的控制。国家对媒介的控制是对社会进行控制的前提，或者说媒介的控制不过是国家对社会整体实施控制的一个手段而已。因此，“国家干预”理论也就成了法兰克福学派媒介控制思想的核心内容和研究起点。
从30年代起，法兰克福学派在研究法西斯主义产生的根源时，就开始了对国家的考察。战后，马尔库塞、哈贝马斯根据资本主义国家新的发展现状提出了自己的新见解。法兰克福学派的国家理论大体上可以据此分为两种，即前一时期的激进的国家理论和后一时期的现实的国家理论。
激进的国家理论以霍克海默和波洛克为代表。他们认为，自从资本主义转变为国家资本主义后，也许它存在着成为民主国家的可能性，但就其现实的种种形态而言，它是地地道道的“独裁主义”国家。这种独裁主义国家最为突出的特征，就是“整个组织的恐怖统治”，以及通过满足国民一定程度的需要而使其“自愿服从”的高超伎俩。无论是法西斯专政的德国和斯大林极权统治下的苏联，还是罗斯福治理下的美国，都是独裁主义国家。这种看法明显地反映了理论家们对社会的绝望心态，深深打上他们苦难经历的烙印。如果说他们的激进观点是可以理解的,但其理论也不可避免地与现实拉开了距离，影响到它的客观性。
战后，在相对和平的社会环境中，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等人对资本主义国家的现实形态给予了更多的关注，进而提出了显然更为客观的现实的国家理论。在马尔库塞眼里，独裁主义国家“有组织的恐怖”已不复存在，并已转变为“福利国家”，即它通过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使其生活更为舒适和安逸来对其进行全面控制。换言之，随着硬性控制的消失，软性控制开始勃兴。哈贝马斯则进一步提出“现代国家”的概念。他认为，“现代国家”最明显的发展趋势是“国家干预活动”的增强。国家对经济活动的持续调整，使国家和经济日益混合在一起，因而这种国家有对社会进行全面管理的职能。哈氏进一步指出，这种管理并非一种单纯的维持，而是一种主动的有明确意图的塑造。
综观法兰克福学派在这两个时期的理论，我们可以发现，尽管国家理论发展迅速，其观点也各不相同，对于国家控制的性质和方式也有不同的描述，但他们都认为国家对社会的完全控制是确凿无疑的。因此，独裁主义国家也好，福利国家和现代国家也好，它们对社会的控制只有方式的不同，功能和效果则是完全一致的。换句话说，国家对社会的全面控制在任何国家类型中都是存在的。
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在现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国家权力对媒介的控制非但没有减弱，反而进一步加强了。霍克海默与阿多诺就曾以斩钉截铁的语气说过：“广播系统是一种私人的企业，但是它已经代表了整个国家权力，……切斯特农场不过是国家的烟草供给地，而无线电广播则是国家的话筒”。[8]毫无疑问，诸如广播、电影等大众媒介是完全受国家权力控制的。它的功能即是在国家控制下发挥的功能，它的力量就是国家的力量。马尔库塞曾驳斥“信息和娱乐媒介”论：“人们真地能将作为信息和娱乐工具的大众媒介同作为操纵和灌输力量的大众媒介区别开来吗”？必须记住，大众媒介乍看是一种传播信息和提供娱乐的工具，但实质上不发挥思想引导、政治控制等功能的大众媒介在现代社会是不存在的。[9]大众媒介即使作为传播信息和娱乐群众的过程，它也是国家权力对群众进行灌输和操纵的过程。说到底，大众媒介是国家的“话筒”，是权力的工具，它的运作过程是受国家控制与操纵的。
三
在激进的法兰克福学派的人士眼中，媒介不仅国家的“话筒”、权力的工具，它还是被国家加以利用的维护意识形态、传递统治阶级意志的工具，甚至它本身就是意识形态，直接履行着意识形态的社会控制职能，维护着国家统治的合法性。
“意识形态”作为传播批判理论的重要术语，它源于法国哲学家、经济学家特拉西（Destuttde Tracy）的著作，被其看作是“考察观念的普遍原则和发生规律的学说”[10]。在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意识形态是指由占统治地位的政治力量维持的一套骗人的思想，而科学则必须用来发现真理并战胜虚妄的意识形态。[3]恩格斯在给梅林的一封信中就写道：“意识形态是由所谓思想家有意识地，但是以虚假的意识完成的过程”[11]。法兰克福学派主要在批判意义上继承并进一步发挥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观念，认为意识形态的虚假性是一切意识形态的普遍特性，如阿多诺即认为“意识形态不真实，是虚假意识，是慌言”。[12]弗洛姆则认为“就这些合理化了的意识形态具有掩盖社会和政治活动的真正动机而言，这些意识形态又是慌言”。[13]
法兰克福学派指出，作为“虚假意识”的意识形态，其作用在于维护国家权力的统治。因此，意识形态已成为维持国家统治的合法性的基础。要想获得解放，就必须对这种意识形态进行彻底的批判。他们表示，批判理论就是要“具有意识形态批判的形式”。[14]意识形态批判在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以至有研究者认为“说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乃是一种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批判理论也不为过”。[15]也正是因为如此，法兰克福学派的媒介控制思想主要体现为一种意识形态的批判。相对于对国家对媒介的控制的关注．他们主要更多地将其理论目光聚焦在媒介对社会的意识形态控制上。他们眼中的意识形态控制有两种意义：一是作为意识形态工具，维护意识形态；二是作为意识形态，维护国家统治。
按照韦伯（Marx Webber）的说法，资本主义活动的组织方式是“自由劳动之理性”，亦即“工具理性”，资本主义一切活动无不浸润着这种工具理性。韦伯将工具理性向资本主义社会各个领域渗透的过程，称之为“合理化”过程。[16]法兰克福学派进一步指出，在这一过程中，生产流水线上的劳动者成了“一部机器”，甚至成了“机器的一部分”，“成了流水线上的一个原子”。这种“合理化”进程和近现代科学技术进步联系在一起，它鲜明地体现在交往和沟通的技术化——作为沟通手段的大众媒介的产生和发展进程中。这意味着传播媒介的“工具化”，即工具活动的标准渗透到媒介的运作之中。那么，这种工具化的目标又指向何处、体现在何处呢？马尔库塞说：“在韦伯所说的合理化中，要实现的不是合理性本身，而是以合理性的名义实现没有得到承认的政治统治的既定形式”[17]，即使政治统治得到承认，也就是使政治统治“合法化”，以维持既定统治的持续存在。
显而易见，媒介的工具化无非是充当维持政治统治合法化的工具。所谓合法化，哈贝马斯认为，是指一种政治秩序被人们当作正义的存在物而加以认可和承认。因而统治的合法化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合法化，媒介的工具作用就在于充当维护意识形态的工具。[18]对于媒介工具化的具体体现，用霍克海默的一句话来描述再也准确不过了：“通过大众媒介以及其他影响方式来形成人们的思想和感情，通过对表达思想客体以及对客体的思想方式上对能够提供丰富信息的建议和操作进行有效控制，来缩小个人思维的差别。”一句话，媒介的工具作用主要体现在促进和维护社会“思想的同一性”上。[4]
四
在法兰克福学派看来，媒介不仅是意识形态的工具，而且媒介本身就是意识形态。
媒介即意识形态的观点，起源于法兰克福学派众所周知的一个著名论断：“科学技术即意识形态”。法兰克福学派的四位主要理论家，对这一论断都有论述。这一观点经历了一个发展的过程。它始自霍克海默，中经阿多诺，到马尔库塞那里才广为人知，最后由哈贝马斯将这一理论体系化，使之成为著名的论断。但是，把大众媒介作为科技成为意识形态批判的代表性对象进行批判，并指明起意识形态性质的，主要是马尔库塞和阿多诺。这两个人正是通过论述媒介成为意识形态，来提出科学技术成为意识形态的观点的。换句话说，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大众传播媒介的批判，实际上是他们的科技成为意识形态的重要论据。
霍克海默、阿多诺在《启蒙辨证法》（1993）“文化工业”一章中，把体现启蒙精神的技术在交流活动中应用而形成的媒介组织体系——文化工业，当作他们的技术批判的主要对象。正是通过对文化工业全面的毫不留情的批判，他们才提出了“技术上的合理性，就是统治上的合理性”著名论断。阿多诺在论述文化工业时，一落笔就以一种十分肯定的语气指出：“电影和广播不再需要作为艺术。事实上，它们根本不是企业，而转变成连它有意制造出来的废品，也被认可为意识形态。”在“文化工业”一章中，阿多诺以他那贯彻始终的悲观态度，论述了文化工业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对人、对社会的压制和对现实的神化。这些文化工业的意识形态奴役比起早期的统治实践来，要更为微妙和有效。利用欺骗而非暴力，它几乎是彻底地消除了个人的反抗意识，一劳永逸地维持了既定的存在。这种文化工业的意识形态奴役，就其本质而言，是科技的意识形态奴役。[8]
当然，这种文化工业的意识形态奴役，并不完全等同于“媒介即意识形态”的论断。因为按照美国学者马丁•杰的说法：“如果认为他（阿多诺）把文化工业基本上归之于技术或大众媒介本身则不大确切”，因为阿多诺真正关心的是“技术的帷幕背后的东西”，即支配技术的社会力量。[12]也就是说，文化工业的意识形态奴役，与其说是媒介的奴役，不如说是支配媒介的社会力量——统治者的权力对社会的奴役。
对媒介成为意识形态进行全面而深入论述的，是马尔库塞。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1993）一书中，对发达工业社会的意识形态问题进行了全面研究，而这种研究实质上也就是对发达工业社会中科学技术如何执行意识形态职能的研究。马尔库塞超越了阿多诺在“技术中立性”上暧昧不明的立场，明确提出面对这个社会的极权主义特点，技术中立的传统观念已不能维持下去了，因而不能把技术本身同使用它的人以及它的用处孤立开来。“技术的社会是一个统治体系，它已在技术的概念和构造中起作用”。[9]“统治的既定目的和利益，不是后来追加的和从技术之外强加的；它们早已包含在技术设备的结构中”。[17]马尔库塞认为，马克思所说的技术中立的状况已经改变了，因为今天的技术和技术的应用已无法再区分开来了。技术本身就是一种历史的和社会的设计，技术从来都是根据统治者的需要而不是根据人民的需要设计出来的，设计本身即包含了一种统治的先验性和控制的欲望。因此，“不仅形而上学，而且还有它所批判的科学本身，皆为意识形态”；科学和媒介之所以成为意识形态，是因为它们 都具有明显的工具性和奴役性，起着统治人和奴役人的社会功能。[9]
在马尔库塞的科技—意识形态批判中，包含了不少媒介意识形态论断。甚至可以说，媒介实际上被马尔库塞当作他所批判的科学技术的一种具体对象和主要代表。在他的眼中，技术是相对笼统、抽象的，但是媒介却是具体、实在的。媒介就是技术的外化，技术的代名词。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对工业社会制造虚假需求和虚假意识、压制个人愿望、形成一种单向度的思想和行为方式进行了详细论述。在这些论述中。大众媒介作为一种灌输和操纵手段，在制造虚假需求、助长虚假意识的同时，又使人意识不到这种虚假性而形成单向度的思想和行为方面，都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此外，从马尔库塞对文化、艺术双向度的丧失，高级文化退化为大众文化，对语言的操作化、功能化、从而形成单向度思维方式的论述中，我们都可以发现，促使这两种转变发生的，正是大众媒介。这些不但鲜明地体现出阿多诺的思想痕迹，更为重要的是充分体现了马尔库塞的媒介成为意识形态的观点，或者说媒介即意识形态的论断已包含在马尔库塞的科技即意识形态的论述中。
总之，上述二人虽均将发达工业社会的大众媒介作为他们的科技意识形态批判的代表性对象和重要内容，但是，在他们的眼里，媒介及媒介成为意识形态具有不同的含义，而这种不同含义又来自于他们对科技意识形态的不同看法。在阿多诺看来，技术由于受权力的全面控制而成为意识形态。媒介组成文化工业，而文化工业由于受到国家的全面支配，已成为维护国家统治合法性的工具，并因此而成为意识形态。马尔库塞却认为，媒介成为意识形态，不但因为技术受到全面控制，还因为它是预先按照统治者的意志和需要设计出来的。换句话说，他没有把技术成为意识形态的原因完全归结于外在环境的影响，技术设计和技术自身也有一定的“罪过”。因此，媒介成为意识形态，外在原因是国家的全面控制，内在原因是自身所包含的统治的先验性。
五
媒介之所以会成为意识形态，法兰克福学派认为，主要是因为媒介具有操纵性，即媒介对人操纵和控制功能。他们认为，在发达工业社会，大众媒介已经具有了操纵和控制人的意识的魔力。阿多诺在《意识形态》（1964）一文中写道：意识形态的首要功能，在于对群众进行思想灌输和意识操纵，而“这一直是由文化工业——电影院、剧场、画刊、无线电、电视、各种文学形式、畅销书和畅销唱片……加以实现的”。[8]媒介组织通过这种操纵和控制，维护了统治的合法性。
他们指出，这种操纵和控制是通过对媒介内容、媒介使用的语言的规范化和传播过程模式化来实现的。具体地说，作为统治合法化工具的媒介，其操纵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对传播内容的左右和控制。完全被国家控制的媒介组织，必然要传播统治者要求传播的规定的东西，而禁止那些对统治阶级不利的东西。“文化工业禁止反对和攻击它的艺术作品。”[8]并且“一切媒介为维护既定现实的总动员，已经协调了各种表现手段，以致越轨性内客在技术上成为不可能的。”[9]那些在内容上超出既定言论和行动领域的观念、渴望和目标，或被排斥、或被归结为这一领域的微弱声音。它们被既定体系及其量的扩张的合理性所重新定义。媒介的传播过程就是一种内容的肯定和否定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媒介既是在不断维护意识形态，更是在不断地塑造和再造意识形态。统治阶级的政治统治，被媒介通过内容上的肯定和否定，宣传为合法的。
二是对媒介语言的规范与约束。与规定性内容的传播相应的，是媒介在传播这些内容时使用的是规定的语言。作为表达这些内容的形式，媒介组织积极确定自己的语言的句法和词汇。阿多诺说道：“从出版的一切作品中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出，这些作品都一目了然地采用了规定的语言”[8]。在阿多诺和霍克海默看来，文化工业中的各种材料以及根据这些材料制作的媒介产品，都是通过相同的技术手段和特定的语言而形成的。当然，这种“规定的语言”显然来自于国家权力、来自于权力的强制性规定，并受其全面管理。
三是对传播过程的控制与操纵。这种对传播内容和语言进行规范化后的媒介“产品”，最终通过大众传播过程到达个人，到达整个社会，并作用于个人和社会。从媒介的运作来看，大众传媒尽管进行的是一种强制性的思想灌输，但却是以一种软性的隐蔽的方式进行的。关于这种方式，马尔库塞这样认为：“整个大众传播过程具有一种催眠的特点，同时它被染上一层虚伪的亲近的色彩——这是不断重复的结果，是对传播过程的熟练的管理指导的结果。这种大众传播直接同接受者相联系——没有地位、教育和职务的距离，并在起居室、厨房和卧室不拘礼节的气氛中射中他或她。”[8]这种方式没有要求人们服从和屈服于这种思想；相反，它让人在一种形式上的自由（大至出版自由，小到信息接收自由）中以一种个人选择的方式来进行。然而，这种选择本身就是在肯定和同一之中的选择。就个人的接收而言，由于国家剔除了各种否定性媒介，媒介剔除了各种否定性内容，限定了人们对媒介和内容的选择范围，因而这种“自由”地选择和接受，实际上是在一种间接的、隐形的强制性的框定中作出的。但这种强制无法为人所意识，因为选择是由他自己作出的，是他在“不拘礼节”的氛围中“自由”选定的。
大众传播媒介通过对内容、语言和过程的操纵，最终达到社会意识一致化和思想规范化，即最终达到了操纵、控制的目的。法兰克福学派认为，“一致化”和“规范化”，就是个人和社会承认既定意识形态的权威，并使自己的思想和行为服从于这种意识形态的支配。不过，“服从”并不等于“同意”。但是，恰恰在这种意义上，媒介才真正体现了它的意识形态威力，即它不仅能控制人的思想，而且能渗透进人的心理结构，改变人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使人彻底失去内心的独立与自由，从而自愿地愉快地接受这种控制和操纵。
六
媒介具有虚假性和欺骗性，是媒介成为意识形态的又一重要因素。法兰克福学派认为：意识形态是一种虚假意识，因而，意识形态所固有的一个最突出的特征是它的“虚假性”以及由此带来的“欺骗性”。这种意识形态的欺骗性及媒介对人的奴役看起来要比早期的以粗暴方式进行的统治要更微妙、更缓和也更为有效。媒介的意识形态虚假性和欺骗性，主要体现在下面几个方面：
1.制造普遍利益与特殊利益的虚假统一。马尔库塞指出：“我们的大众传播媒介几乎毫无困难地把特殊利益当作一切懂事的人的利益来兜售”[9]。被国家掌握的大众媒介自然会本着维护统治阶级的需要，而把统治者的特殊利益当作普遍利益来宣传和灌输。日积月累，媒介就能够制造一种统治者的特殊利益和人民的普遍利益之间的虚假统一性，从而使个人感到他的利益就等同于权力拥有者的利益，权力利益的损失就是他个人的损失；对统治者利益的侵犯，也就是对他个人利益的侵犯。这就非常明显地反映了媒介组织的欺骗性。马丁•杰在谈到这种欺骗性的后果时说道：“特殊和普遍之间的虚假统一在一些方面比社会矛盾的冲突更为不利，因为它能把它的牺牲者安抚进入被动接受状态”[12]。那么，媒介怎样才能使它的欺骗持续进行并最终达到目的呢？这就是制造一种“虚假需求”，进行新一轮的更为深入的欺骗，使这种需求得到虚幻的满足，从而抑制真实需求。
2.制造虚假需求。马尔库塞认为，在日常生活中，人类存在着一种“真实”的需求和“虚假的需求”。所谓“虚假”需求，就是指“那些在个人的压抑中由特殊的社会利益强加给个人的需求”；或者是那些由统治者的需要转变成的个人的需要或根据统治者的利益要求制造出来的个人需求。[9]大众媒介一直不断地制造出这些虚假需求，并且努力使人们感受到并尽力去满足这些需求。但是，这种需求的满足是被规定的需求的满足，是“为了消除饥饿者而又拒绝运用经济实力”式的满足，是一种有利于维护社会秩序的满足，因而是一种虚幻的满足，一种欺骗性的满足，一种“剥夺人权的满足”[19]。“文化工业通过不断地向消费者许愿来欺骗消费者。它不断改变享乐活动和装潢，但这种许诺并没有得到实际的兑现，仅仅是让顾客画饼充饥而已。需求者虽然受到琳琅满目、五光十色的招贴的诱惑，但实际上仍不得不过着日益惨淡的生活。同样，艺术作品也不能兑现性爱。但是由于艺术作品把不能兑现的东西表现为一种消极的东西，它就似乎又贬低了欲望，从而对不能直接满足欲望要求的人，是一种安慰。……文化工业不是纯化愿望，而是压抑愿望”[8]。通过这种欺骗性满足，媒介使个人真实需求受到抑制，却使统治者受益匪浅。
3.美化、幻化现实。在制造和满足虚假需求的同时，媒介还通过竭力美化现实、制造关于现实的幻象来欺骗群众。因为统治者不愿意使人们意识到他们生活在一个动荡不安的充满恐惧和无奈的现实中，不愿意让人们意识到他们受压制的真实愿望，所以就通过媒体对现实进行掩饰。具体的手段就是“神化定在”，把现实理想化。“文化工业一再忠实地重复迷惑视线的现象，不断地把现实的现象美化为理想，而轻巧灵活地克服重大的错误信息与公开的真实情况之间的矛盾。”[8]受理想化的虚假现实的蒙蔽和欺骗，个人往往会产生一种回避自己的虚假性的虚假意识。由于意识不到现实世界的真正苦难，意识不到理想化的现实的虚假性和欺骗性，个人认为媒介宣传的世界，就是自己生存的现实世界，现实如同媒介宣传的一般美好。带着这种认识，个人会迷醉于虚幻的现实中不可自拔，乐而忘返。阿多诺指出，不可否认，借助这种迷醉，受众可以摆脱现实，但这是一种消极的、虚幻的摆脱，是对现实的逃避而非对现实的改变，是以对现实的顺从而非对现实的抗拒。因而，受众“摆脱和逃避日常生活，就好像和私奔出走一样，从一开始就决定了、一定会回到原来的出发点”[8]。 必须指出，在资本主义国家，媒介组织的欺骗不是建立在纯粹自愿的基础之上，实际上它同样是一种强制。媒介的运作和管理，消费者的需求和满足，这一切都是社会预先规定的。他们永远都是被规定的生产者和消费者。“文化工业不仅说服消费者，相信它的欺骗就是对消费的需求的满足，而且它要求消费者，不管怎样都应该对他所提的东西心满意足。”[8]阿多诺用一句希特勒德国时期的讽刺话来说明这种状况：“任何人不许挨饿和受冻，谁要是这样做就让他进集中营”[8]。他戏称这句话可以刻在所有文化工业的大门上。在他看来，每个人都得接受这种虚假需求以及随之而来的欺骗性满足，接受这种强制，否则，他就会被迫成为一个局外人，一个多余的人，最终被社会抛弃。媒介拥有的这种强制力量的实质，正是意识形态所拥有的软性的强制力量。
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充当意识形态的大众媒介构筑了一个统治者控制之下的全封闭的社会体系。在这个体系之中，个人头脑中的批判性思维被剥夺，对现状的否定转变为对现状的肯定，对社会的拒绝反倒被拒绝，个人的意识已融入并等同于社会意识，甚至对儿童的直接影响也由媒介取而代之。因此，在这个受新的意识形态成功操纵的社会中，每个人都不是作为“我”而活着，而是作为“我们”而活着，人和社会正趋于“单向度”；人本应是媒介的主宰，反而成了媒介的奴隶；社会“除了意识形态自身的存在，除了屈从于现存状况的压倒一切的力量的行为模式之外，意识形态没有留下什么东西”[20]。
七
综上所述，法兰克福学派的媒介控制分析显然具有否定性、悲观性、宏观性和思辩性的特点。马尔库塞曾宣称：“社会批判理论并不拥有能弥合现在与未来的裂缝的概念，不作任何许诺，不显示任何成功，它只是否定。”[9]面对庞大的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媒介对否定性社会文化的有效遏制，他们深知个人的渺小和媒介的无奈，只能怀抱着一种“文化赎救”理想，苦苦探寻“赎救”的可能途径，在人人皆醉唯我独醒的情态中发出一声声“没有希望”的咀咒式呼救。同时，由于他们的分析被限制在特定的时代，其思想与现实保持了一定的距离，再加上一种相对模糊的态度和较为宽泛的视野，在避免了当代政治风险之后，其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也只能以不成正比例的状态呈现。
法兰克福学派那种“理性化”的抽象性话语，也被实证学派的理论家认为难以捉摸、不易验证，有主观唯心主义的倾向。他们以宏观的视野研究和关注的媒介运作以及媒介和社会、媒介和权力之间的关系，结合自己的观察和特殊的人生经历，提出了一系列旗帜鲜明、鞭辟入里、发人深省的观点，无疑是值得肯定的；但过分夸大媒介的作用特别是消极否定的作用，把许多社会弊端归罪于媒介和科技本身，而忽视了社会的和人为的诸多因素，显然又陷入了悲观主义的“反向的”技术决定论的泥潭之中。所有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反思和记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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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1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