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自从波兹曼在1970年首次提出“媒介作为环境的研究”的定义和范式之后，它就成了媒介生态学研究的重要理论命题和基础分析框架。从多伦多学派到纽约学派，再到其他支流学术种群，数十年的北美媒介生态学研究大致经历了由冷僻渐趋热门，由边缘走向主流，由北美传播到全球的过程，其研究领域由社会人文扩展到国家战略，研究成果从相对单一发展到丰富多元。正是基于对媒介生态学研究中复杂的、全球性的、内在的网络关系的深入理解，我们以历史为经、以理论为纬，把北美媒介生态学史上的重要思想和理论归纳整合成“十论”（即媒介时空论，媒介人体论，媒介场所论，媒介容器论，媒介情境论，媒介环境论，媒介进化论，媒介依赖论，媒介失控论，媒介控制论），从中可以看出北美媒介生态学的发展轨迹和内在逻辑；在这一历史考察中，其未来趋势同时一露端倪:在世界范围内，学术研究与社会行动结合，文化批判向人文关怀靠拢。
【关键词】媒介生态学，媒介作为环境, 北美洲，麦克卢汉，波兹曼，媒介时代史学，传播学史
Thoughts, Theories and Trends: A Historical Review of Media Ecology Studies in North America
Shao Peiren， Liao Weimin
(Communication and International Culture School of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Zhejiang, 310028)
Abstract: Since the definition and paradigms of Media ecology, “the study of media as environment”, were firstly introduced by Neil Postman in 1970, it became to be the important theoretical issues and analytical frames in Media ecology studies. From the two mainstream groups: School of Toronto and School of New York to the other scholars in North America,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this field was basically followed some rules: from silence to success, from edge to centre, spreading from North America to the world, penetrating from social science to national strategy, achieving findings from simple aspect to complicated multi-levels. Based on deep understanding of the complex, global, and inherent network of Media ecology studies,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key researchers and their thoughts or theories and integrated them into 10 theories, which are named as the followings: Media-Time-Space-Theory, Media-Human-Body-Theory, Media-Stage-Theory, Media-Container-Theory, Media-Situation-Theory, Media-Environment-Theory, Media-Evolution-Theory, Media-Dependency-Theory, Media-Losing-Control-Theory, Media-Control-Theory. Therefore, the historical trajectory and internal logics of Media Ecology studies can be demonstrated in a time line; and the trend that is it somehow probably will be connected with worldwide social activities and inclined to looking after humanity, can also be shown simultaneously.
Keywords: Media Ecology, Media as Environments, North America, Marshall McLuhan, Neil Postman, Epochal historiography of media, History of Communication Study
中文摘要
鉴于国内学术界对于源自北美的媒介生态学的概念内涵、思想缘起、理论发展脉络等还存有模糊的认识，我们对其学术的渊源流变进行一种细致周密的历史考察。
有人认为“媒介生态学”（Media ecology）的英文译名应为“媒介环境学”，这使得在这一概念诞生30多年后，在中国学术圈内却尴尬地面临着正名之辨。经过严格考证，波兹曼1970年首次提出“媒介作为环境的研究”的定义和范式，成为媒介生态学研究的重要理论命题和基础分析框架。我们认为“媒介生态学”的译名更佳，根本原因在于“生态”的理念被置于最核心地位，而非“环境”这一研究对象；但凡能以生态眼光“观照媒介传播之实质”的相关研究都可纳入广义的媒介生态学研究范畴，这样就彻底解决了国内学界纷扰一时的“媒介生态学”的名实之辩。
正是基于对媒介生态学研究中复杂的、全球性的、内在的网络关系的深入理解，我们以历史为经、以理论为纬，把北美媒介生态学史上的重要思想和理论归纳整合成“十论”（即媒介时空论，媒介人体论，媒介场所论，媒介容器论，媒介情境论，媒介环境论，媒介进化论，媒介依赖论，媒介失控论，媒介控制论），从中可以看出北美媒介生态学的发展轨迹和内在逻辑，可谓是：大浪淘沙，真金始现。从多伦多学派到纽约学派，再到其他支流学术种群，数十年的北美媒介生态学研究大致经历了由冷僻渐趋热门，由边缘走向主流，由北美传播到全球，其思维方式由天马行空到逐步严谨细密，其研究领域由社会人文扩展到国家战略，研究成果从相对单一发展到丰富多元。
从根本上说，北美学者开创的媒介生态学研究是一种以人类为中心的文化研究，它主要是从媒介符号本质、信息传播特征、人类传播的结构和过程来解析文化的形成、延伸和变迁，探究媒介变化又如何决定社会的各种进程。在这一历史考察中，其未来发展的趋势同时一露端倪:在世界范围内，学术研究与社会行动在一定程度上的结合和呼应，对媒介传播的文化批判向对普通大众的人文关怀靠拢。
媒介生态学作为一个“活生生的、千变万化的和不断成长的研究领域”[1]，日益受到国内外学者们的关注。然而由于各种原因，国内学术界对于源自北美的媒介生态学的概念内涵、思想缘起、理论发展脉络等还存有模糊的认识，在此有必要对其学术发轫的渊源流变进行一种细致周密的历史考察，这将有助于学界清楚把握其发展趋势。
一、概念辨析：媒介生态学的正名
媒介生态学的英文是“Media ecology”，从字面上看，其准确恰当的无可争辩的译法就是媒介生态学。然而，有学者郑重声明“为了维持理念上的一致和清晰度，我建议把迄今为止我的一切中文著作里media ecology 的译名从媒介生态学一词更名为媒介环境学”[2]，这就尤其值得我们掩卷深思：即在媒介生态学概念诞生30多年后，却尴尬地在中国面临着正名之辨。于是，让我们不得不把目光投射到其学术发源地——北美大陆。
其实，把生态学思想明确带入到传播研究或者媒介研究领域中，并提出“媒介生态学”（Media ecology）这个术语的，是多伦多学派的领军人物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但正式使用者却是纽约学派的主帅尼尔·波兹曼[3](Neil Postman)。
今天，在媒介生态学学会（The Media Ecology Association）的官方网站[4]上仍然十分郑重地列出了几位研究前辈对于这一概念内涵的精辟话语。例如：波兹曼在论及“什么是媒介生态学”是这样说的：“媒介生态学观照媒介传播之实质，即媒介传播是如何影响人类的感知、理解、情感和价值判断，以及人类与媒介之间的互动如何增进或阻碍我们的生存机会。‘生态学’一词意味着对环境的研究，包括其结构、内容和对人的影响。毕竟，这一‘环境’所指的其实是一个复杂的信息系统，它对于人类所思、所感、所行动的方式施以一定的影响”。 波兹曼把这些影响归为三个要点：其一，媒介环境“构建着我们所能看的、能说的是什么；进而构建着我们所能做的是什么”；其二，媒介环境“赋予我们以角色，并且坚持要求我们扮演好它”；其三，媒介环境“具体规范着什么是允许做的、什么是不允许的”，但这种规范完全不同于现实环境里诸如法庭、教室、办公室里“明晰的、正式的”规范，在媒介环境中“更多的时候，是模糊的、非正式的、半隐蔽的”。因此，“媒介生态学就是试图使这些隐蔽的具体规范清晰起来”，“它试图发现媒介究竟迫使我们扮演着什么角色，媒介如何构建着我们的所见、所言、所行”。最后，波兹曼一言以蔽之，“媒介生态学是媒介作为环境的研究”（Media ecology is the study of media as environments）[5]。
从以上经典文本的内在逻辑推演以及波兹曼等学术前辈的诸多论述中可以看出，“媒介作为环境”的这一生态学思想正是媒介生态学所以存在并发展至今的奠基石；所以，即便从“维持理念上的一致和清晰度”的角度而言，“媒介生态学”较之于“媒介环境学” 的译名更佳；因为它把“生态”的理念放在了最核心的地位，而非“环境”这一具体的研究对象。
退一步讲，即便“媒介环境学”的译名在某些意义和层面上更为妥帖，如果更改译名的声明过晚，就不容易能够达到一呼百应的效果；如果只得到少数人的认可，而多数人依然故我，反而可能加剧它的混乱和不确定性。这就像当年对传播学的翻译，先入为主的译法最终变成了大家的约定俗成[6]。我们在这里重提旧事，既不是反对什么，也不是支持什么，只是提醒学界同行：一旦火车已经高速奔驰，你如果还想让它再回到起点就已为时晚矣。
我们认为，但凡能以生态的眼光来“观照媒介传播之实质”的相关研究其实统统可以纳入到广义的媒介生态学的学术圈中；所以，在当今中国新闻与传播学界广泛讨论的“媒介生态”，即不同媒介之间生存、竞争、合作的生态问题，也都可以名正言顺地归置于“媒介生态学”的研究视野之内，这样就彻底解决了国内学界纷扰一时的“媒介生态学”的名实之辩。
二、全景描绘：北美媒介生态学的学术景观
仔细探究北美媒介生态学思想缘起、理论发展以及学术流变的来龙去脉，恰好印证了生态学思想和整体性地“观照媒介传播之实质”的眼光在其学术传承发展中的重要性。
依据林文刚在《媒介生态学在北美之学术起源简史》[7]一文中的主要观点和学术脉络，再逐一审视和考证北美媒介生态学研究的主要成果，我们发现在北美媒介生态学包括两大主流学派，一是多伦多学派，二是纽约学派，在此外围还分布着一些有生命力的学术种群，碍于篇幅，就不再进一步探讨这些学术种群的源流和边界。我们在此将勾画清楚北美媒介生态学的两大主流以及个别支流的汇聚、交流、融合所形成的学术史图景，这对于中国本土化的研究无疑具有镜鉴和启迪意义。
在“媒介作为环境的研究”的框架下，并依据涉及内容的差异，我们将重要人物的主要观点或理论冠以“论”，只是便于分析、理解“媒介生态学这样一个复杂的、全球性的、各学派间具有沿袭关系的网络”和突出其研究特点，并非真的要承认其学术的系统和成型。据此，我们要集中讨论的主要有10种媒介生态理论，以下就详细梳理辨析之。
1．多伦多学派：从时空偏倚到场所拟剧
伊尼斯的媒介时空论
哈罗德·伊尼斯(Harold Innis,1894-1952)，是加拿大多伦多学派的鼻祖，媒介时空论或媒介轴心论的提出者，也是麦克卢汉的老师，被麦克卢汉称为是最早研究传播技术对人类造成的影响的人。伊尼斯关于媒介环境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媒介与经济的生态关系史和媒介与时空生态关系形态的研究中。《报纸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1940)是伊尼斯的第一篇媒介环境研究论文，认为报纸是优化市场环境、推动市场前进的动力。此后，他着重将媒介作为一切历史运转的轴心来探讨；这方面的著述有：《帝国与传播》(1950)、《传播的偏倚》(1951)[8]；这两本著作体现在媒介生态学研究上的学术价值就在于论述了媒介的时间与空间偏倚性问题。
在伊尼斯的笔下，偏倚时间的媒介是某种意义上的个人的、宗教的、商业的、特权媒介，强调传播者对媒介的垄断和在传播上的权威性、等级性和神圣性，但是，它不利于权力中心对边陲的控制。例如，使用粘土和石头媒介的权力中心就只能在小区域内行使权力，而无法对广阔无垠的领土进行有效管理。偏倚空间的媒介是一种大众的、政治的、文化的、普通媒介，强调传播的世俗化、现代化和公平化。因此，它有利于帝国扩张、强化政治统治，增强权力中心对边陲的控制力，也有利于传播科学文化知识。
伊尼斯认为，权力中心要想确保社会稳定，在现代社会过分倾向于使用偏倚时间的媒介已不合时宜，正确的做法是保持媒介的时间偏倚和空间偏倚的平衡，使之取长补短、互动互助；可以说，这一理念体现出某种平衡、共生的生态学思想。总之，在伊尼斯的这些论述中，我们看到的是从媒介与统治权力的角度来“观照媒介传播之实质”，其论述即使在今天读来，依然闪耀着智慧之光。
麦克卢汉的媒介人体论
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1911—1980)是加拿大的著名文学批评家，也是大众传播理论的一代宗师，在国内外学界被广泛研究，所以在此就不具体介绍其人。在媒介生态学领域，麦克卢汉对媒介传播的深刻洞察力尤其让人佩服，不用细说他的“媒介即是讯息”的著名论断，仅就其关于媒介人体延伸意义的研究而言，就体现出丰富多样的生态学思想。
麦克卢汉在《媒介通论》序言中写道：“要回答‘人体的延伸’这类问题，就必须把人体每一部分之延伸一并合在一起探讨。人体任何一部分的延伸，不论是手、脚或皮肤的延伸都会影响到整个心灵与社会”。的确，媒介传情达意的特定方式能改变人的“所见”、“所听”、“所触”、“所尝”、“所嗅”，因而亦能改变人的“所知”和“所为”。在麦克卢汉看来，“要想了解和认识传播媒介，就必须先探讨它与人体和神经系统之间的联系”。因为，“媒介是我们人类生理与神经系统的延伸，它构成了一种系列化交互作用的世界”。
麦克卢汉将媒介分为热媒介与冷媒介，是以人体温度为分类依据的。他说，所谓“热媒介，是指对某一感觉器官具有高清晰度扩张的一类传播媒介(如照片、拼音文字、印刷品、收音机、电影)”。冷媒介则是指对某一感觉器官具有低清晰度抑退的一类传播媒介(如卡通画、象形文字、手稿、电话、电视、口语)。在麦克卢汉的笔下，热媒介和冷媒介的概念也可以用来解释许多社会现象。在日常生活中，人要愉悦身心，麦克卢汉认为应“让许多感官交织地参与，而不要使某一感官个别地偏激发展，而使该感官主宰一切”，以免失去平衡。
麦克卢汉还进一步延伸论述道：“就冷热媒介而言，落后国家是冷的，而进步国家则是热的。城市是热的，乡村是冷的。但就程序与价值之复原而言，则以前的机械时代是热的，而现在的电视时代是冷的。”在这里，冷与热所反映的是发展差距、生态鸿沟，同时暗藏着生态退化和生态危机。另据《麦克卢汉精粹》一书，麦克卢汉提出了媒介四定律——媒介放大律、媒介过时律、媒介再现律和媒介逆转律。在今天看来，媒介四定律合在一起、有序排列，居然正好构成一个可以循环的生态系统。奇妙之极！
以上的这些论述和观点，表现出麦克卢汉具有一种自然联想的、直观直觉的生态学思维。在他的深邃目光中，人体作为生态系统中的重要一环占据着至上的地位，把媒介隐喻为能知冷知热的人类生命肌体，则展示出麦克卢汉的天才气质。
戈夫曼的媒介场所论
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1922-1982)是符号互动论者，又是“拟剧论”或媒介场所论的倡导人。在他的八部著作中，最为学术界推崇的是他的第一部重要著作《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1959)[9]。
戈夫曼在这部著作将“场所”提到了突显的地位，他把人际交往比作演戏，把“场所”(社会)比作剧场，社会成员则在这里按照社会剧本的需要扮演角色，以取得别人的赞许，而演出又受到十分警觉的现场观众的鉴定。在日常生活中，每个人都在作戏，小心翼翼地表现自己，以把握自己给他人造成的印象，从而使自身形象能最好地为自己欲达到的目的服务。戈夫曼认为，一场演出要包括三种人：演员、观众和观察者。演员或集体表演，或演独角戏。他们使用“道具”，对照“剧本”，登上“舞台”，并活动于“前台”和“幕后”的特定环境之中。
戈夫曼的媒介场所论从表面看，似乎与生态学无关；但联想到生态世界里能适应环境色的“变色龙”行为，在某种意义上多么类似人类行为在 “场所”里的表演和表现；由此，戈夫曼的种种“场所”构成的恰是人类的符号环境，它对人类行为究竟产生了哪些戏剧化的影响，难道不正是媒介生态学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吗？
2．纽约学派：从技术容器到媒介进化
芒福德的媒介容器论
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1895-1990），是比伊尼斯更早的媒介生态学方法的创立者，也是纽约学派最早的代表人。他在《历史上的城市》（1961)[10]和《技术和人类发展》(1967）两本书中强调了容器（container）技术的观点，这成为芒福德最为重要的媒介生态学的思想。
芒福德认为工具、武器和机器都是男性文化的符号，具有刚性的特点；而容器、有机体和生物学意义上的繁殖则是女性文化的符号，陶器、花瓶、广口瓶、缸、蓄水池、箱柜、谷仓、壳仓、沟渠、房子、村庄和城市等“容器”都是女性器官的延伸，也都有柔性的特征。芒福德（1961）将信息传播系统当作是一个“看不见的城市”，而把城市看作是“母性的拥抱”、“容器的容器”或者“准容器”。从这个意义上说，不仅语言文字是一种“容器”技术，一种不仅能够贮存信息、知识和思想的“容器”技术，而且报刊、广播影视等也是一种能够贮存信息、知识和思想的“容器”技术。由此可见，芒福德的科技生态观念和有机论思想根源于生命、生存和繁殖，暗含着一种协调、平衡和比例均衡的观念，也是一种女性文化。
芒福德将媒介与生态联系在一起，将人类生物学和科技学上的一些习惯转化成了生态研究过程中具体的、可行的方式，以及他的容器技术的观点，是具有前瞻性、独特性和显著性的，但是却被现代那些过分强调机械意义上的科技进步的学者们忽视了[11]。
梅罗维茨的媒介情境论
约舒亚·梅罗维茨(Joshua Meyrowitz)， 美国新罕布什尔大学传播学教授。梅罗维茨的媒介情境理论集中反映在他于1985年出版的《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12]一书中，他通过研究电视这种媒介形态，论证了媒介本身如何成为一种环境，这对于媒介生态学的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他说：“电子媒介将许多不同类型的人带到相同的‘地方’，于是许多从前不同的社会角色特点变得模糊了。由此可见电子媒介最根本的不是通过内容来影响我们，而是通过改变社会生活的‘场景地理’来产生影响”。
梅罗维茨指出，相安无事的人际交流情境，一旦遭到大众传播媒介的入侵，原先的和谐与平静往往会受到破坏，引起麻烦。因为，大众传播媒介的运用混淆了区分不同情境的界线，将那些只适合某些人观看的演出原封不动地搬给了整个社会来观看了。比如，20世纪60年代后期黑人权利倡导者斯托克利·卡迈克尔在不同的特定物质场所里演讲，他会既有忠实的黑人受众群，也有热情的白人听众群；但当他运用广播电视来讨论黑人权利时，他采用了适合运动主体黑人需求的办法，结果，尽管在黑人受众中激起了巨大热情，却引发了白人的敌意和恐惧。梅罗维茨的这一论述体现出的大众传播媒介入侵人际交流情境的复杂性，并不亚于自然界的生态入侵，两者比照具有某种相似性。即便到今天，这对我们审视电子媒介传播之实质，仍然很有启发价值。
梅罗维茨媒介情境论的主要特点是：媒介研究与社会研究有机结合；以动态的和可变的眼光分析情境与行为的关系；将受众的概念纳入媒介情境的分析之中，提出了一系列“情境合并”的论点。这样做突出了受众在整个传播过程中的重要性，弥补了伊尼斯、麦克卢汉、戈夫曼媒介理论的缺陷。
波兹曼的媒介环境论
尼尔·M·波兹曼（Neil M. Postman，1931-2003）是纽约大学媒介生态学专业博士和硕士学位课程的创建人，是媒介生态学真正的开山鼻祖。他在1968年“英语教师全国委员会”年会上的演讲中首次公开介绍“媒介生态学”一词；后来该演讲以《革新的英语课程》(1970)为题发表，他在文中将“媒介生态学”正式定义为“媒介作为环境的研究”。林文刚评价说：如果说麦克卢汉是在20世纪60年代首先将“媒介生态”一词作为比喻的学者，那么波兹曼就是首先将“媒介生态学”命名为媒介研究中一个正式学术领域的学者[13]。
波兹曼在《教学是一种保存性行为》（1979）[14]中指出，电视已经成为一种与传统学校相抗争的现代课程，一种视像传达胜过文字传播的课程，吸引注意战胜了文化的连贯性。随着媒介环境的变化，学校被迫改变原有姿态以适应被电视和其它电子媒介所控制的文化环境。他在《童年的消逝》（1982）[15]中认为，电视袒露了我们原来极力向儿童保密的东西，成人世界被电视毫无保留地向儿童开放，结果儿童原本十分珍视的“文字、学校、羞耻心”三种重要灵物变得一文不值，直接造成了l6 世纪在印刷术的刺激下形成起来的儿童概念趋于消逝。
波兹曼在《娱乐至死》（1985）[16]中提出“媒介即隐喻”，言下之意是指“媒介用一种隐蔽但有利的暗示来定义现实世界”。也就是说，媒介的形式重要内容不重要，因为特定的形式会规定特定的内容，最终会塑造整个文化的特征。因此，“媒介并非一种通过所处文化来处理自身事务的不偏不倚的工具。它是价值的塑造者，感觉的疗理者，意识形态的鼓吹者，社会结构的严格的组织者”。
总之，在这三部著作中，波兹曼既看到了新媒介与旧媒介在竞争中的明显优势，也看到了它们之间的妥协与合谋；既看到了新媒介对环境带来的改变，也看到了它对环境的破坏和伤害。于是，他想要提供一种整体平衡以对抗文化的倾斜。波兹曼的媒介环境理论“强调的正是如何在这种重构和改造中保持文化的独立性，保持文化自身的协调、平衡和比例”[17]。在今天看来，他的这种人文关怀精神，恰恰映现出某种生态学思想的睿智；这从另一个侧面更证明了他以“媒介生态学”来命名这一研究领域所体现出的匠心，而这一切都是基于他对媒介尤其是电视的“媒介传播之实质”的深刻分析和整体性观照。
莱文森的媒介进化论
保罗·莱文森（Paul Levinson，1947- ），美国纽约福德汉姆大学教授，被喻为“数字时代的麦克卢汉”，他在纽约大学尼尔·波兹曼教授指导下完成的博士论文《人类历程回顾：一种媒介进化理论》（1979年），确立了他在媒介生态学研究领域的地位。
莱文森在《软边缘:信息革命的历史与未来》[18]这本信息文化的书籍中指出, 媒介进化论“是一种系统，它认为技术只决定事物可能发生，而不认为技术会产生不可避免的绝对的后果”。它的核心是“人为了生存而选择最适合需求的东西”。信息是自然世界的基本元素,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媒介形态的变化是自然世界的动态进化过程。莱文森认为，媒介进化是一种系统内的自调节和自组织，其机制就是“补救媒介”，即后生媒体对先生媒体有补救作用，当代媒介对传统媒介有补救功能。
在《数字麦克卢汉：信息化新纪元指南》[19]中，莱文森甚至认为：“一切媒介都是立竿见影的补救性媒介”，都是对过去的某一种媒介或某一种先天不足的功能的补救和补偿。他在《手机：挡不住的呼唤》[20]一书中将手机看作生命体，认为手机“仿佛是一个有灵气的细胞，手机在分裂繁殖的过程中和其它的细胞互动、结合，从而产生新的有机体；就像是一个强大的火花塞，手机点燃了技术进化与人类生活的发动机。”无论走到哪里，它都能够生成新的社会、新的可能、新的关系。
莱文森在其论著中的观点无疑有着仿效达尔文的自然进化论的痕迹，在其各种澎湃激扬的论述中，我们可以发现其生态学意义上的直觉思维的灵感火花。他作为后起的学术精英，与麦克卢汉的为人行事风格有着某种一脉相承的特点。在他看来，“媒介的选择不是自然的选择，而是我们的选择——也可以说是人类的自然选择。适者生存的媒介就是适合人类的媒介”。这表明，莱文森不仅是一个媒介进化论者，还是一个技术乐观主义者。
3．支流学术种群：从媒介“依赖”到“失控”、“控制”
鲍尔—洛基奇的媒介依赖论
媒介依赖论（Media Dependency Theory）认为，一个人越依赖于通过使用媒介来满足需求，媒介在这个人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就越重要，而媒介对这个人的影响力也就越大。这是美国大众传播社会学家桑德拉·鲍尔—洛基奇（Sandra Ball-Rokeach，1941- ）最先于1974年在《信息观念》一文中提出，又于1976年在同美国传播学家梅尔文·德福勒（M. L. DeFleur）合作的《大众传播媒介效果的依赖模式》一文中和在《大众传播学诸论》（1989）一书中对“依赖模式”和“媒介系统依赖论”进行详细阐述的“生态学的”理论[21]。他们认为，我们必须“把社会看作有机的结构；……把媒介系统设想为现代社会结构的一个重要部分，它与个人、群体、组织和其它社会系统具有关系。”这种关系表现在大众传播中就是媒介依赖关系，因此这意味着“生活在一个社会的部分意义就在于个人、群体和大型组织为了达到个人和集体目标，必须依赖其他的人、群体或系统控制的资源，反之亦然。”[22]
个人、群体、媒介和社会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和相互依赖的互动关系，其实就是一种媒介生态关系。这种生态关系既是信息传播和媒介运作的客观存在，也是用来描述和解释大众传播现象及规律的可靠途径。后来，鲍尔-洛基奇在他本人主持的一个大型研究项目《媒介转型：改变社区粘合纽带》中将“媒介依赖论”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并提出了“传播基础结构论”(Communication Infrastructure Theory)。我们认为，这种变化既可以看作是媒介依赖论的逐步淡化，又可以看作是媒介依赖论向媒介生态论的时代转变。
布热津斯基的媒介失控论
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1928— )先后任肯尼迪总统的外交政策顾问、约翰逊总统的科学顾问和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是美国著名的政治家、战略家。
布热津斯基在《失去控制：21世纪前夕的全球混乱》[23]中指出：“美国独占鳌头的时期也不可能持续多久!”因为整个美国乃至全球特别是媒介已经处于一种大失控和大混乱的境地。这反映在超级大国四个特征和美国社会的各个方面，而媒介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在媒介中，电视遭到了他的猛烈抨击：首先，电视“刺激了全球群众在物质上的攀比欲望”；其次，电视引发了“全球范围内的精神危机”；此外，“大众媒介所传播的价值观念一再表明，它完全有理由可被称之为道德败坏和文化堕落。在这方面，电视尤其是罪魁祸首。”但是，布热津斯基认为这些还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电视煽动起来的“目前着力追求处于道德混乱中的物质享受的目标会带来风险”。布热津斯基最担心的是美国在21世纪的全球大失控、大混乱中失去作为超级大国的“催化作用”[24]。
布热津斯基对媒介发展失控的论述，只是他对全球范围内的变化失控论述的一部分，他对媒介生态恶化的现实具有一种强烈的忧患意识，他发出的声音具有振聋发聩的警示作用。
阿什德的媒介控制论
大卫·阿什德（David L. Altheide），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司法研究院教授，国际知名的媒介研究权威，曾于1995-1996年担任美国符号互动研究会的主席。体现其媒介生态学观点的主要著作是《传播生态学——控制的文化范式》[25]，此书立足于信息技术和传播对社会活动的渗透与控制，关注媒介对受众观念、行为包括工作和生活的影响，关注媒介及其信息是如何被维持的、如何被认识的以及如何受到挑战的。
在阿什德看来，在信息技术和大众媒介全面渗透进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的时代，人类的所有行为几乎都已经被信息技术和大众媒介控制和左右，它不仅决定我们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而且决定我们的所作所为。传播生态（ecology of communication）作为一种以媒介控制为核心的系统，其传播形态已经远远超出它作为大众媒介的范围，并且同宗教、文化、政治、法律、商业、民间组织、战争、恐怖主义等等产生频繁的符号互动，甚至连社会权力生活和组织生活中常见的一些仪式、惯例和观念等也发生了与时俱进的变化。
作为至今还活跃在学术舞台上的阿什德，他在《传播生态学》体现出的生态学思想具有我们这个时代的特色，他所展现的媒介控制渗透的图景如同现代生物科技中物种基因改变、移植一般无孔不入，他所描述的“媒介传播之实质”的确给人以强烈震撼。
三、比较分析：北美媒介生态学研究的历史逻辑
为了便于理清思路和进行比较，我们将以上的十种理论梳理后列出一个表格（表一）。以今天的眼光通览历史的全景，北美媒介生态学研究内在的逻辑性和规律性就依稀浮现出来。
1．学术流派形成与演变中的历史发展逻辑
如果从学术流派的视角来分析， 多伦多学派关于媒介生态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开启了历史先河，在当时相对冷僻的一个研究领域，在不自觉中开始探索，默默耕耘，其观察媒介的视野较为宏大，有着天才般的洞察力，能抓住“媒介传播之实质”，想象力丰富，无拘无束，语言表达具有时代的穿透力，甚至能造成社会的轰动效应，影响深远。第一批理论成果的取得是在上世纪的五、六十年代。无论是伊尼斯、麦克卢汉还是戈夫曼，他们的研究与历史、文学、戏剧这些人文艺术学科密切相联，他们的主要观点基本是通过隐喻、比拟的语词加以陈述和表达，在观察视角上有种从边缘探视中心的“旁观者清”的冷静，在研究心态上是微妙复杂的[28]，他们的研究方法、思维方式与北美一直居于主流地位的实证研究截然不同，如天马行空一般，不拘一格，甚至让人捉摸不透；这也许就造成了其中的有些人在学界的形象也位于两个极端，赞赏者推崇备至，贬低者则对之不屑一顾。
纽约学派可以说继承和延续了多伦多学派的某些传统和特点，其研究方法、思维方式、观点表达、学科联系等等都与多伦多学派一脉相袭，这是显而易见的；但是，纽约学派又有其独特之处，由于他们所处的是美国最大且世界第一的城市，近距离地观察和体验到了“媒介传播之实质”，因而就会产生触及到底部深处的痛切；由于他们的第一批理论成果取得的年代恰好是美国社会动荡敏感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之交，媒介特别是电视媒介的普及和发展达到了某种极致状态，媒介报道、参与、印证、记录了一个时代，从而在这些学者的深刻目光的观照下，媒介传播显现出不同侧面、层次的本质性，例如：在波兹曼看来，“教学”的意义已经面目全非，“童年”消逝了，“媒介作为环境”构建了人类所见所言所行。的确，只有到了纽约学派学者那里，媒介生态学研究才真正算是进入了正题，其学术研究的现实意义凸显出来，他们的研究才能进而延续深入，学术疆域取得不断拓展，他们的学术智慧和成果才赢得了北美主流学术圈的应和、认可乃至赞誉，直到今天还处在非常活跃的发展状态。
其他支流则完全是在与两大主流交汇中显示出其魅力，这些学者是在两大学派开启的大路上阔步，他们发现的眼光和思路会带有其独特的身份、地域、职业和学术背景的影响。经过仔细比较与思考，我们可以发现阿什德与布热津斯基的理论诉求貌似截然相反，实则是一个事物的两面：媒介的完全“失控”与完全受“控制”，恰是生态系统全面爆发危机的两种极端状况，都是我们所不愿意看的；而媒介依赖论所揭示的思想是个体受众对于媒介依赖性，如同生物要生存所必须依赖的水、空气、食物等，在一定程度上展现的是媒介生态系统共生共存的依存关系图景。这“三论”揭示的是人与媒介关系的图景，或依赖、或 “失控”、或“控制”的局面，这些研究成果与主流两大学派思想理论之间具有增加多元研究视角的作用，对于充实和完善媒介生态学研究大有裨益。
2．媒介时代史学中的历史发展逻辑
如果用时间线（time line） 来串联起上述十论，也会展示出北美媒介生态学研究发展的历史逻辑。按照系统且正式发表的第一部作品时间为其标志性时间，这“十论”的排列顺序依次为：1、媒介时空论；2、媒介场所论；3、媒介容器论；4、媒介人体论；5、媒介环境论；6、媒介依赖论；7、媒介进化论；8、媒介情境论；9、媒介失控论；10、媒介控制论。这与时代推演和媒介时代史学 (epochal historiography of media）[29]的发展顺序是完全一致的。
首先，我们看到前三论提出者均是多伦多学派和纽约学派的早期学者，时间为1950-1961年，此时印刷媒介比之于电视还占据着主流主导地位，他们多用时空概念或器物作为陈述核心观点的语词；“媒介生态学”术语最早提出者是排在第四位的麦克卢汉，他在媒介人体论中用的是人——这一生物性的主体，作为陈述核心观点的语词，具有某种象征性的转折和突破意味，他论述的年代正好是电视时代的来临，标志着电子传播技术控制的文化横空出世；再到第五位的波兹曼的媒介环境论，正是1970年，电视时代对社会深刻影响的后果已然显现出来，生态学和环境保护的思潮正是风起云涌之时，“媒介作为环境”的生态学理念在这一研究领域卓然确立起来；至此，多伦多学派和纽约学派两大主流学派主导媒介生态学研究的大势已定。
其次，我们看随后的媒介依赖论、媒介进化论，都诞生在上世纪的七十年代；媒介依赖论体现出的依然是媒介传播对于受众的长期行为的影响后果，媒介进化论展现出的是媒介之间的技术进化规律；这“两论”陈述核心观点的语词都变成了动词，在本质上揭示的都是人与媒介环境互动关系层面上的问题。排名第八的媒介情境论体现出的大致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思维特征，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更全面深入，媒介环境与社会环境的界限在模糊，“情境合并”成为媒介生态的一种特征形式，其陈述核心观点的语词表面上看又变成了名词，实际上是复合性的、带有动作意味的。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媒介失控论和媒介控制论陈述核心观点的都变成描述强悍动作和态势的语词，这在根本上显示出媒介对于社会影响渗透力几乎达到了无孔不入、登峰造极的地步。研究者的身份已经悄然从专业的人文学者变成了学者型的前政客要人、战略家和法学圈人士，这暗示着媒介传播作为国家行为和战略价值的考虑正进入到媒介生态学研究的核心地位当中。
最后，顺带说明一下，这“十论”如果仅仅是按照理论提出者系统且正式发表的第一部作品时间为序排列，还有局限性，还是简单化了；其实这些学者自身的思想理论也随时代发展而发展，健在的学者还在与时俱进，继续深化研究；例如，保罗·莱文森完成博士论文（1979）时才32岁，后来发表的论著非常丰富且多元化；最近，阿什德等人还有新的论著发表出版，只是国内还未引介翻译出版；进入21世纪的媒介生态学研究的理论成果还有待总结归纳。
总之，纵观数十年的北美媒介生态学史，可谓是：大浪淘沙，真金始现；尽管其间难免存在迂回反复、浮沉隐现的片段，但其内在发展逻辑大致是由冷僻渐趋热门，由边缘走向主流，由北美传播到全球，其研究视角由外围审视中心到中心的自我体认再到全方位多角度观察，其思维方式由天马行空到逐步严谨细密，其研究领域由社会人文扩展到国家战略，研究成果从相对单一发展到丰富多元。
四、结论补充：展望北美媒介生态学的未来趋势
以上我们以历史为经、以理论为纬，对北美媒介生态学史上的重要理论、重要人物和著作所做了一个基本的回顾与总结，难免挂一漏万、遗珠漏金。我们发现北美媒介生态学研究的确主要集中在“媒介作为环境的研究”方面，但大多只是在研究媒介传播问题时涉及环境和生态思想，并非专门的媒介生态研究；而且这些研究大多是从科技、文化甚至教育的角度切入，研究多以描述、分析加批判为主，一般不对媒介生态退化、生态失控、生态危机提出治理、调控和干预的措施。从根本上说，北美学者开创的媒介生态学研究是一种以人类为中心的文化研究，它主要是从媒介符号本质、信息传播特征、人类传播的结构和过程来解析文化的形成、延伸和变迁，考察媒介的结构如何影响或定义其传递的信息，这种信息的结构如何塑造人们思维的过程；人们思维过程中媒介导致的变化又如何决定社会的各种进程。
除了上述“十论”，还有些专家学者及其著作引起了我们的关注，比如美国学者尼斯卓姆的《面对媒介生态理论：人类传播系统研究理论范式集锦》，林文刚编辑的《媒介环境学：思想沿革和多维视野》（何道宽译，即将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但由于主要是介绍性、集锦性或者说是“论文集”式、百科全书式的，一时还认不清个人在其中的学术贡献，因而需要经过一定时间的历史沉淀和学术累积之后，才能在今后的研究中加以分析讨论。
还有的媒介生态理论已经引起了我们的注意，但却不能展开分析，仅在此提及：比如，关于媒介入侵并影响社会生态、掌握政治甚至于颠覆政治的“媒介入侵论”（media intrusion theory）；关于立志要与信息爆炸、信息污染、信息垃圾进行斗争以重新获得静谧的绿色精神空间的“信息环保主义”；关于发展中国家联合反抗传播霸权主义、力图实现一种更加民主的、建筑在信息与其他文化产品相互交换与“自由流通”基础上的全球传播体系的“世界信息新秩序”。由此可见在世界范围内，某些与媒介生态学相关的思想、理论研究逐渐在走向与某些社会运动相结合，这也许是当初媒介生态学开拓者所始料不及的。
一些新现象、新问题的出现显然在昭示媒介生态学的未来趋势正由单向研究向多向研究发展，由学术领域向社会领域延伸，由文化批判向人文关怀靠拢。如果说生态意味着无比复杂的活的结构和系统，那么，媒介传播也是在一种随着时代发展而发展的无比复杂的活的结构和系统，即生态；只要人类存在媒介传播，学者们对它的研究还会不断继续深入下去。
[课题项目]此为2006年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重大项目《媒介地理与媒介生态研究》（06JDCB001ZD）和教育部创新研究重点基地宗教与跨文化研究中心项目《媒介生态研究：文化背景中的地理生态呈现》（ZJUJD006CB）的成果之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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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Key w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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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美]林文刚：《媒介生态学在北美之学术起源简史》，陈星译，《中国传媒报告》2003年第2期，第16页。
[2]引自何道宽：《异军突起的第三学派——媒介环境学评论之一》，《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104-108页。据介绍，何道宽教授在同林文刚教授探讨media ecology 一词的中文翻译时，林文刚在他主编的《媒介环境学：思想沿革与多维视野》一书中文版序言中给译者何道宽教授写了三段话，主张从其研究的理论主体和实际内容将其译为“媒介环境学”。
[3]对“波兹曼”有的论著将其翻译为“波斯曼”，对其他学者的翻译名也多有不同版本，如“伊尼斯”也被翻译为“英尼斯”，这里只在正文中保持一致。
[4]其网址为：www.media—ecology.org
[5]这段文本是理解波兹曼定义的关键。英文原文为：“Media ecology looks into the matter of how media of communication affect human perception, understanding, feeling, and value; and how our interaction with media facilitates or impedes our chances of survival. The word ecology implies the study of environments: their structure, content, and impact on people. An environment is, after all, a complex message system which imposes on human beings certain ways of thinking, feeling, and behaving.”等内容，摘引自：Neil Postman, “The Reformed English Curriculum.” in A.C. Eurich, ed., High School 1980: The Shape of the Future in American Secondary Education, New York: Pitman Pub. Corp, 1970. 另见媒介生态学学会官方网站。在这里，我们将“looks into”翻译成“观照”，意思是指“深入地看，洞察一切”， “the matter”翻译成“实质”， 如此对波兹曼定义的理解便豁然明了。
[6]当时有学者提出“Communication”在英语中有传递、交流、通信、交往、沟通等含义，既指单向传播又指双向交流。现在翻译成“传播”只显示了其单向传播的意蕴，而失却它双向交流意涵。因此，“Communication”应该译成“交流”，“Communication Theory”应该译成“交流理论”，“Communication Science”应该译成“交流学”，并且率先将自己的著作也依此全部改了过来。结果整个传播学界无人理睬，依然如故。
[7][美]林文刚：《媒介生态学在北美之学术起源简史》，陈星译，《中国传媒报告》2003年第2期，第4-16页。
[8][加]哈罗德·伊尼斯：《帝国与传播》和《传播的偏向》，何道宽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伊尼斯关于媒介时空的论述，主要引自这两本书。
[9][美]欧文·戈夫曼：《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黄爱华、冯刚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1989年。戈夫曼关于媒介场所的论述，主要引自这本书。
[10]Mumford, L. (1961). The city in history: Its origins, its transformations, and its prospects. New York, NY: Harcourt and World.
[11][美]兰斯·斯瑞特、林文刚：《刘易斯·芒福德与科技生态学》，杨蕾萍译，《中国传媒报告》2003年第3期，第27-45页。
[12][美] 约舒亚·梅罗维茨：《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肖志军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梅罗维茨的论述主要引自此书。
[13][美]林文刚：《媒介生态学在北美之学术起源简史》，陈星译，《中国传媒报告》2003年第2期，第4-16页。
[14]Postman, Neil. (1979). Teaching as a conserving activity. New York, NY: Delta.
[15][美]尼尔·波兹曼：《童年的消逝》，吴燕莛译，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16][美]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章艳译，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17]李晓云：《尼尔·波兹曼与媒介生态学》，《新闻界》2006年第4期，第84-85页。
[18][美]保罗·莱文森：《软边缘：信息革命的历史与未来》，熊澄宇等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
[19][美]保罗·莱文森：《数字麦克卢汉：信息化新纪元指南》，何道宽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年。
[20][美]保罗·莱文森：《手机：挡不住的呼唤》，何道宽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4年。
[21]张咏华：《一种独辟蹊径的大众传播效果理论：媒介系统依赖论评述》，《新闻大学》1997年第1期，第29页。
[22][美]梅尔文·德弗勒，桑德拉·鲍尔—洛基奇著：《大众传播学诸论》，杜力平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0年，第339-340页。
[23][美]布热津斯基：《大失控与大混乱》，潘嘉玢、刘瑞祥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布热津斯基的关于媒介失控的论述均引自此书。
[24]邵培仁：《预警·审判·挽歌：评布热津斯基的媒介失控论》，《国际新闻界》1996年第5期，第27-28页。
[25][美]大卫·阿什德：《传播生态学：控制的文化范式》，邵志择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年。阿什德的关于媒介控制的论述均引自此书。
[26]媒介依赖论的提出者严格说还应包括鲍尔-洛基奇的合作者梅尔文·德福勒。关于这些学者的生卒年，在此根据多种资料印证注明，梅罗维茨和阿什德至今健在，但一时无法从正规资料获得其生年。
[27]这里仅以系统且正式发表的第一部作品（包括博士论文）的时间为其标志性时间。
[28]这大概是因为多伦多是位于美国本土以外、临近美国的一座国际化大都市，与美国在地理上的这种独特关系，造成了多伦多学派学者视角上的独特，心态上的独特；特别是伊尼斯有着深刻的加拿大民族主义意识，对美国的帝国野心，保持着学者的敏锐；这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加拿大人在美国媒介传播力量的入侵和舆论轰炸之下的典型心理。
[29]媒介时代史学根据传播媒介技术发展的四个主要阶段，将人类历史进展概念化为四个传播媒介时代：口语（口语文化）、文字（文字或书写文化）、印刷术（印刷文化）以及电子媒介（由电子传播技术控制的文化）。
原载《浙江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第180-19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