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生态学的人文转向，是人类学术史上的“世界观转化工程”和“第三次真正的革命”。媒介生态学是人类处理“人—媒介—社会—自然系统”相互关系的生态智慧的结晶。建立科学的符合中国国情、结合中国实际、告别西方研究范式的绿色媒介生态理论体系，探索和揭示媒介生态发展与变化的本质和规律，以“循环式食物链”代替“单程式食物链”，以“绿色生态链”和“蓝色生态链”替代“灰色生态链”和“黑色生态链”，以“媒介生态城堡”取代“媒介智能大楼”，是中国媒介生态学的使命和责任。自觉遵循媒介生态系统的信息、物质、能量流动规律和整体优化、互动共进、差异多样、平衡和谐、良性循环、适度调控等原则，是媒介作为绿色生态研究的题中之义。媒介不是一种僵死的封闭的物质实体，媒介生态更是一种具有“生命”特征的开放系统。媒介生态学以其原理与方法、历史与现状、观念与规律、传者生态、信息生态、符号生态、受众生态、报刊生态、影视生态、网络生态等为主要研究内容。

【关键词】 媒介生态学，绿色生态，绿色革命，信息环保，平衡循环

“在意识形态的天空，生态主义是一颗新星。”[1]这是布赖恩·巴克斯特（Brain Baxter）在他的生态政治学著作中提笔写下的第一句话。从理论渊源上来说，媒介生态学显然是媒介学与生态学进行学科交叉的产物，或者说是从生态学角度对于传播学和媒介学问题进行重新审视、重新认识的结果。媒介生态研究已经成为传播学研究的新方向，从国外到国内有许多的学者都把目光投向这样一个比较新颖的研究领域。

但是，就当前的研究成果来看，媒介生态研究还非常散乱，没有焦点，也存在许多的争议，总体来说还是停留在研究，而不是一种学问或者成为科学。因此，有必要对媒介生态研究进行进一步的理论阐述和知识梳理，真正建立媒介生态学基础理论框架，并使研究进一步深化。

一、媒介生态学的研究对象和宗旨

“生态运动的兴起使我们进一步意识到，所有的事物都是相互联系着的，我们应当同我们的总体环境保持某种和谐。”[2]媒介作为社会的一个子系统，其构成要素之间、媒介与媒介之间、媒介与外部环境之间也存在着密切的互动关系并保持某种和谐，从而构成了媒介生态的基本样貌和研究的主要对象。

作为专门研究生态现象的生态学，出现于1866年。在这一年，德国动物学家恩斯特·海克尔（Ernst Haeckel）率先提出 “生态学”（德文Oikologie）一词，并将其定义为“生态学是研究生物与其环境相互关系的科学。”[3]他所指的环境包括生物环境和非生物环境两类。正是在这种意义上，生态学被人们称为“环境的生物学”。尽管后来又有许多生物学家对生态学的概念从不同角度进行探讨，但均未能超过恩斯特·海克尔的定义范围。因此，我们还是同意这样的定义，所谓生态学（Ecology），就是研究生物和人与环境之间相互关系及其互动规律，研究自然生态系统和人类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的一门科学，研究范围包括个体、种群、群落、生态系统以及生物圈等层次。这一定义的好处是，将人放在了中心的位置，将自然生态系统与人类生态系统同等对待，强调各种生态因子之间的整体互动和平衡发展。

自然是无数生命循环的起点和终点，也是生命循环的基础之一。女娲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人物，也被尊奉为人类之母。她用泥土造人的传说，既反映了人与自然的生命依存关系，也说明了人类的繁殖机制也是一种生态机制。说到底，人只是地球之壤，自然之子。

同是地球之壤、自然之子，与男性相比，女性与自然似乎是天然的盟友。西美尔曾说过：“在女人身上，物种性东西与个体性东西是共生的。如果说，女人比男人更紧密、更深刻地同自然幽暗的原初根据（Urgrund）联系在一起，女人最本质、最富个体性的东西同样比男人更强烈地扎根于最自然、最普遍的保障类型统一的功能。”[4]芒福德(Mumford, 1961)认为，女性的繁殖功能也是一种生态功能。他说：“对于妇女而言，柔软的内在器官是她生命的中心，不管是幼儿还是成人，她的手和脚的运动能力都要比屈伸和拥抱的能力差。”如果说缸、蓄水池、箱柜、谷仓、壳仓、房子、沟渠、村庄等“容器”是女性性状特征的延伸，那么城市则是“母性的拥抱”（maternal enclosure）、“容器的容器”（a container of container）。[5]因此，如果说军事学、政治学、管理学、物理学是“男性的学科”，那么生态学、艺术学和文学则是“女性的学科”。甚至还有学者认为，妇女的独特“关怀”方法使她们更适合于担任“非人类存在物的道德关怀的看护者”的角色。“很明显，从审视那些社会的性别作用来看，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都被要求去发展对待非人类存在物的相似态度”——关怀与保护[6]。总之，生态学不仅仅是一门富有魅力的“女性的学科”，它还将成为21世纪世界范围内的热门话题和价值体系。

生态学由生物生态学转向人类生态学、再转向人文生态学是学科发展必然趋势。于是，从20世纪40年代起，众多学科包括人类学、文化学、社会学乃至哲学、神学、伦理学、政治经济学等开始逐步加入到生态问题的探讨中来，生态学开始了它的“人文转向”，最终出现了媒介生态学（media ecology）。

媒介本身不是一种僵死的封闭的物质实体，而是一种具有“生命”特征的生机勃勃的开放系统。它通过自身的生命活力及其与社会大“生命”系统的信号和物质交流保持自己的生存、发展和相对的动态平衡，从而重建了人与自然、人与媒介、人与社会、媒介与社会之间的亲和关系。这就几乎把所有的与社会相关的各种传播活动都纳入了媒介生态的研究范畴，但是它有一个聚焦点——媒介特别是大众媒介。

因此，简单的来说，媒介生态的中心关注点在于媒介系统与社会系统之间的互动，这些互动不仅仅有媒介系统的内部要素互动，还有人与媒介、媒介与媒介、媒介与社会、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互动，这些频繁复杂的整体互动关系会导致信息、能量、资源的交换、交流与共享，还有相互影响和相互建构。如同自然生态系统或社会生态系统一样，媒介是一个生命体和生态系统，也是整个社会生态系统的一部分，与其他社会生态子系统相互作用、相互竞争和相互利用，并受到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国际关系等外在环境的影响，从而促使媒介生态的微观系统、中观系统同社会宏观系统保持协调和联通，通过信息、能量和资源的交换达到某种平衡与和谐。

完整的媒介生态系统包括媒介生态因子（媒介各构成要素之间、媒介之间的相对平衡的结构状态）和环境因素（政治、经济等外部环境因素与媒介关联互动而达到的一种相对平衡的结构状态）两方面。媒介生态因子构成媒介微观生态，是媒介各构成要素之间、媒介之间的相互作用所产生的平衡，这种平衡能够使媒介的结构趋向完美的状态。媒介各构成要素之间、媒介之间的相互作用所产生的平衡，还要受到环境因素的制约。环境因素构成媒介宏观生态，是指政治、经济、文化等生态因子与媒介的相互制约和相互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媒介是在环境中，同时媒介本身也构成生产和传播环境。

因此，我认为，媒介生态就是指在一定社会环境中媒介各构成要素之间、媒介之间、媒介与外部环境之间关联互动而达到的一种相对平衡的和谐的结构状态。在这里，媒介生态所关注的是环境而不是机器，是全局和整体而不是局部和个体，是关联互动的关系而不是独立封闭的机构。而所谓媒介生态学（Media ecology），则是指用生态学的观点和方法来探索和揭示人与媒介、社会、自然四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发展变化的本质和规律科学。作为一门新兴的独立学科，媒介生态学是人类在处理“人—媒介—社会—自然系统”相互关系的生态智慧的结晶。它既反映了人类对媒介生态现象和媒介生态规律的漫长认识过程，也反映了人类对媒介生态经验和媒介生态知识的逐步积累和系统建构。换句话说，媒介生态学的诞生是一个长时间的缓慢的渐进的转向过程，即逐步由生物生态转向社会生态、由社会生态转向传播环境、由传播环境转向媒介生态、由单一研究转向综合研究、由依附关系转向独立地位的过程。

媒介生态学上的这种长时间的缓慢的渐进的转向过程与整个社会的转型过程互动共进、步调一致。对于媒介生态学，不论它是一个标志，一种运动，还是一种理念，一种追求。它都意味着人类学术史上的“第二次大转型”，标志着人类正由“文明”向“后文明”过渡，由“学术”向“后学术”转变，由“学科”向“学环”演变。

推动这一根本性转变的原动力，不是人类对自己过去的建设成就和生活状况不满意，而是人对自己过去的“人的形象”和“人的行为”的不满意，需要对它进行重新思考、重新认识和重新评判。也就是说，人在过去的征服自然和争夺资源的斗争中，缺少生态考量和生命意识，有点自私、残酷、不理性和不人道。《尚书》说：“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作为“万物之灵”的人，应该由过去的崇拜自然、征服自然转变到“顺应天时”、协调自然的意识上来，应该由同天地作斗争的时代回归到视天地为“万物父母”的时代，进而达到“天人统一”、“天人相应”、“和实生物”的理想境界。

有人将这种根本性的转变称之为“革命范式”，有人称之为“绿色革命”和“信息环保”，有人称之为“世界观转化工程”，有人称之为“划时代的组织重建”。不论它是什么或叫什么，媒介生态学所倡导和主张的，既不是要人们崇敬和膜拜自然和媒介生态，也不是要人们审视和征服自然和媒介生态，而是要人们平等地对待自然和媒介生态，把自然和媒介生态当作自己的生命体来爱惜与呵护。

媒介生态学的研究对象，既有特殊性和确定性，又有普遍性和广泛性。一方面，媒介生态学只将研究的目光聚焦在整体、互动、环境、绿色、平衡等关键概念上，另一方面它又将那些客观地存在于媒介生态活动中的、与媒介发生关系并影响到生态状况的现象都作为研究对象。

于是，媒介生态学的研究宗旨，就是从人类社会的普遍联系中，从媒介生态的内在机制和外在联系以及各种媒介生态因子之间的相互关系中，探索和揭示媒介生态发展与变化的本质和规律。

媒介生态发展与变化的本质是媒介生态活动的根本性质，是指媒介生态活动组成要素之间的关系到媒介生态良性发展变化的内在的稳定的联系。它是由媒介生态活动本身所具有的特殊矛盾所决定的。媒介生态发展与变化的本质具有稳定的、内在的、深刻的、普遍的性质或特点，而媒介生态发展与变化的现象则表现出易变的、外露的、表面的、个别的特征。所以，认识媒介生态发展与变化的本质必须借助于抽象思维、科学方法并通过艰难探索才能把握，而对于媒介生态发展与变化的现象则可以通过感官直接感知。

媒介生态规律是指媒介生态活动中内在矛盾诸方面的联系和斗争的客观法则和必然趋势。其根本特点就在于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具有客观性、必然性、重复性和隐蔽性。《孟子》说：“顺天者存，逆天者亡。”人们必须探索和遵循媒介生态规律，主动按媒介生态规律办事，才能提高信息传播效果和媒介生态质量，赢得最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当然，媒介生态系统和媒介生态学研究还应该有更高的追求：由注重人的生存性指标转向人的发展性指标；由注重反映量的硬指标转向反映质的软指标；由注重单项性指标转向集束性指标；由注重共通性指标转向人性化指标；由注重社会财富指数转向个人幸福指数；由注重追求最大经济效益转向追求适度经济效益；由注重追求最大活动空间转向追求适度活动空间；由注重追求物质财富转向追求精神财富。一句话，就是要以建设绿色媒介生态为最高追求和最大目标。

二、媒介生态学的研究内容

当我们把媒介生态现象作为核心的研究对象，那么我们也许可以进一步明确媒介生态学研究的主要内容或核心范畴。

媒介生态学的研究内容，依据不同的标准、从不同的角度可以划分、寻找到不同的研究内容。（1）从理论的逻辑构成看，主要有媒介生态的活动现象、意识现象、关系现象和规范现象等四项内容；（2）从理论的层面级差看，主要有跨国媒介生态、大众媒介生态、组织媒介生态和人际媒介生态等四项内容；（3）从生态的核心概念看，主要有媒介生态种群、媒介生态群落、媒介生态系统、媒介生态环境等四项内容；（4）从信息的传播过程看，主要有传者生态、信息生态、符号生态、媒介生态、受众生态等五项内容；（5）从媒介的种群结构看，主要有出版生态、报纸生态、期刊生态、广播生态、电视生态、电影生态、网络生态等七项内容；（6）从分布的主要领域看，主要有媒介政治生态、媒介经济生态、媒介文化生态、媒介教育生态等四项内容。

当然，我们不应该采用单一角度和单一标准来确定媒介生态学的研究内容，而要根据“建立起科学的符合中国国情、结合中国实际、告别西方研究范式的绿色媒介生态理论体系”的目标和任务，采用学科建构的原理与方法、学科演变的历史与现状、媒介生态的核心概念、传播过程的重要因素、媒介生态的种群结构等相结合的方法，通过充分地分析研究，提炼一整套完全不同于西方研究传统和研究范畴的、具有中国特色和自身特点的研究范式和理论体系，它包括媒介生态学的原理与方法、媒介生态学的历史与现状、媒介生态的观念与规律、传者生态、信息生态、符号生态、受众生态、报刊生态、影视生态、网络生态等主要内容。

同时，我们还应该对下述内容在研究中给予适当的关注：

1、媒介作为环境的研究。媒介作为环境的研究，在西方学界已经有比较深厚的学术根基，也积累了许多研究成果，其中有很多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的地方。由于这种研究基本上是一种宏观研究和文化研究，对于开阔宏观分析的视野很有好处。它包括并可以拓展为媒介环境理论的学者群研究（如英尼斯研究、麦克卢汉研究，还有詹姆斯·凯利、尼尔·波斯曼、保罗·莱文森、乔舒亚·梅罗维兹、林文刚等人均可专门进行研究）、媒介社会环境史研究、特定时期和地域的媒介形态研究、媒介观念思想史研究、人类神经和感观系统与媒介环境的互动关系研究、新媒介环境下的后人类研究，还有媒介政策规制、经济影响和文化氛围等研究。还有媒介对人们心态的影响、对行为的影响、重大社会变故中的媒介，特别是“网络时代”的媒介所建构的“虚拟环境”和“拟态环境”的研究等等。

2、媒介作为虚拟空间的研究。这是社会学研究中的一个最新课题，也是值得媒介生态学研究关注的一个研究方向。这类研究指出：自古以来，人类集体认知最基本的手段就是集体试错，从集体的失败和成功中学会如何更有效地合作、更有效地竞争。人类试错的社会成本乃至环境成本是极其高昂的。这可以从两次世界大战以及工业化导致全球气候变化的事实得到充分证明。

网络技术开始颠覆人类自古以来的集体认知模式，因为这一技术为人类在虚拟空间中获得真知提供了可能。同样，在媒介生态的虚拟空间中，我们也可以按照有利于媒介生态的规则和规律，以虚拟的传播者和管理者身份进行涉及国家利益、文化安全、媒介生态的传播、运营和监测、控制的对阵演示，以了解、掌握媒介运营与媒介政策在搏弈过程中的可能方案以及妥协与平衡的规律。例如，浙江大学何镇飚副教授在《媒介管理学》和《媒介管理学经典案例》本科课程教学时，在网络虚拟空间给学生开设了许多媒介公司，让学生作为法人通过虚拟角色的互动和资金、信息、媒介、物资的交换，检验媒介管理知识和新的运营设想，从而学到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7]

在这种虚拟的媒介生态空间中，通过虚拟角色的互动和演练，可以检验媒介运营和制度安排的各种理论和假说，即使错了，也不必付出真的资源和环境代价。这就像当今的许多军事演习通过计算机模拟来进行一样，模拟与实战得到的数据通常相差无几。目前，许多人只看到虚拟空间技术的娱乐价值，还没有看到它在媒介运营与制度安排的互动和演练所带给人类社会和媒介生态的巨大知识价值。

3、媒介作为微生态的研究。媒介微生态研究也可以称为组织研究，即把研究视野聚焦在媒介作为一个相对独立和具有相应边界的“微小生态”系统。媒介生态是一种动态和互动的过程，也是一种空间结构的关系。基于系统观的媒介生态蕴涵了凸现和变异的概念，给媒介组织的变化提供了充分的解释和足够的理由。因此，重视媒介生态系统内部的人与人、人群与人群、单位与部门、人与媒介、信息与媒介以及心理健康、权力分配、符号管理等问题的研究，这应该是对过去媒介作为环境研究过分宏大叙事并已形成研究惯性的一种纠正和补充。

媒介微生态研究试图探寻和提示到媒介作为一个整体互动的组织，其内部各种生态因子之间的复杂互动的关系和演变机制，以及在这种相互影响、碰撞和磨合的过程中所呈现的系统整体特点和规律性。它的研究内容包括媒介内部的机构设置、管理制度、人事管理、财务管理、信息管理、栏目设计、版面安排、沟通机制、企业文化等等。这些研究虽然都是一些内部事务和内部矛盾，而且比较零散、细小，是一种微观研究。因为它“微”，它才可以对宏观研究和中观研究形成互补关系，使宏观研究大而不空；因为它“微”，它才可以作为生态细胞而成为媒介生态学研究的基础性工程，成为我们建立和发展绿色媒介生态学的必经之路。

4、媒介作为临界点的研究。媒介作为临界点的研究，就是要在媒介和社会交界的模糊区域寻找媒介生态问题进行研究。它要求研究者从具体的媒介生态问题出发，把所有与生态相关的生态因子和变化连接起来，形成一个个相对完整研究话题。这种研究具有双重性和交叉性，也就是说研究的问题具有社会和媒介的双重特征。例如，“人的中心性”研究，就是以人作为意识中心和各种信息、物质力量交换和交流的中心或中介，围绕人和人群而展开的双学科研究领域。“混沌和流变性”研究，也是一个变化最剧烈、并预示着各种可能和方向的双学科研究领域；对“虚拟人”、“虚拟现实”、“拟态环境”的研究，更是一个非常前沿的、涉及人类未来工作和生活的多学科研究领域。

因此，这类研究的最好切入点，就是在学科的交叉地带找到有价值的模糊区域或临界点，以全景视野和多科知识进行立体分析和深层透视。这样如果选择一个好的切入点，有可能从一点，从一个特定的角度对整个媒介生态进行全景透视，同时一滴水也会反射太阳的光辉，见证大海的广阔。还有就是以问题带研究。问题一般是媒介生态“病征”和危机的突起点，抓住了问题就抓住了媒介生态系统中的突变和动因，进而可以把握整个媒介生态系统的动态。比如从“信息污染”、“信息爆炸”、“生物入侵”等问题入手，就可以看到中国媒介生态建设面对的危机与挑战。

三、媒介生态学的研究原则

1、整体优化原则。媒介生态系统具有“自然的有机整体性”。“这一领域的特点是不仅把传播作为其研究主题，而且把注意力转向与传播有关的整个领域。”[8]媒介生态学面对的是一个充满活力、饱含生机、拥有自己的意志和情感的有机整体，当然，那也是一个充满神秘和魅力、令人尊敬又令人畏惧的媒介生态领域。平时，媒介似乎有点散漫，甚至有点各自为政，然而一旦面临危机，它们就会立即形成具有整体特征的一座堡垒、一道长城，充满斗志和激情。“一个和尚挑水喝，两个和尚抬水喝，三个和尚没水喝”说的是不经约束的部分之和会小于整体，但也要认识到优化组合的部分也可能等于或大于整体。整体与部分有紧密的内在联系，但并非不可分割，只要依据分割同一性、同质性、科学性的原则进行分析完全可以再现整体性。因此，不论是从媒介生态学的角度，还是从媒介管理学或传播学的角度，我们都应该用系统论和整体论的观念来研究媒介生态，强调媒介的信息传播、经营管理要与社会系统的生态需求保持协调一致、和谐融洽，既有利于人类的物质文明，也有利于人类的精神文明，使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的整体效益达到最佳。

2、互动共进原则。万物相互关联。作为绿色生态研究的媒介生态学，主张人与媒介、媒介与媒介、媒介与社会、社会与环境之间和谐协调、互动互助、共进共演、携手并进。恩格斯早就对人类征服自然“雄心壮志”提出过质疑：“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在第一线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线和第三线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它常常把第一个结果重新消除。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别的地方的居民，为了得到耕地，毁灭了森林，他们梦想不到，这些地方今天竟因此成了荒芜不毛之地……”。“因此我们必须在每一步都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象征服者统治异民族那样，决不同于站在自然界以外的某一个人，——相反，我们连同肉、血和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并存在于其中的；我们对自然界的全部支配力量就是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 [9]在人类发展历史上，人类对自然的许多胜利都是有代价的，并且代价往往过高，经常是得不偿失。所以，我们应该改变观念，科学利用人—媒介—社会—自然之间互利共生的生态关系，保持媒介生态系统与周围环境的协调、有序和动态平衡，寻求建立在“竞争中合作、在合作中竞争”的新型“竞合关系”，达到各方的互惠互利、和谐共赢。

3、差异多样原则。早在2000多年以前，周太史史伯就提出了“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国语·郑语》）的著名命题，指明了系统的和生性、差异性和多样性。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和”作为差异性、多样性的统一和异质差分要素的有机统一，是以异质对立要素的存在为前提的。没有差异和对立就没有“和”，“和”是在差异和对立中存在的，也是在差异和对立中发展的。“以他平他”，相异事物的相互协调就能发展；“以同裨同”，相同事物的重复叠加，就会窒息生机。差异性和多样性既是生态动态平衡的重要标志和生态合理序级的必要条件，也是丰富资源生态位、满足不同信息需求的正确对策。目前，尊重差异，提倡多样，已成为当代人的共识。意大利著名思想家恩贝托·埃柯 (Umberto Eco，1999) 甚至认为，欧洲大陆第三个千年的目标就是“相互尊重与差别共存”。他说，人们发现的差别越多，能够承认和尊重的差别越多，就越能更好地相聚在一种互相理解的氛围之中。因此，无论是为了维护一个多元文化的和谐社会，还是为了遵循媒介生态学研究的原则，重视差异，提倡多样，都是当前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4、平衡和谐原则。《礼记·中庸》说：“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在媒介生态研究中，遵循平衡和谐原则，关键是更新思想观念，改变思维方式，使崇尚和维护平衡和谐的理念和原则内化为人们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首先，要从平衡和谐的维度或视野观察问题和分析问题，使其成为学术研究的坐标系和切入点。其次，要将平衡和谐作为一种标准和尺度，将其贯穿于认识和解决“人—媒介—社会—自然”相互关系及其存在问题的过程之中。第三，要深入到媒介生态的内在结构，揭示矛盾或系统的均衡性、协调性、互动性、融洽性在媒介发展中的作用及其互动规律。第四，要以追求和促进媒介与环境的平衡和谐发展为根本目的和最终归宿。建立平衡和谐的媒介生态，一要在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传播和消费差距上保持适度平衡和谐；二要在媒介与媒介之间的权力和资源分配差距上保持适度平衡和谐；三要使“人—媒介—社会—自然”的相互作用具有可持续性；四要在人自身的功能与需求之间保持动态平衡与和谐发展。这就要求我们正确地把握平衡、和谐的本质内涵以及平衡和不平衡、和谐和不和谐的辩证法，在矛盾和冲突中促进媒介生态的科学发展。

5、良性循环原则。良性循环原则要求遵循媒介生态系统的信息、物质、能量流动规律，以“循环式食物链”代替“单程式食物链”，以“绿色生态链”和“蓝色生态链”替代“灰色生态链”和“黑色生态链”，以“媒介生态城堡”取代“媒介智能大楼”。

绿色的媒介生态，不是静而不动，也不是动而不静。媒介生态系统是一种动态的有机的和具有整体特征的运行机制，它以信息传受和媒介买卖为基点，把不同的人、媒介及其环境联结为一种网状的结构性存在。它不是单纯建立在个体参与的基础上的，而是建立在群体存在及其共同参与的基础上；它不会只考虑系统生存所必需的经济效益，还会着眼于“人的全面发展”和更深刻的社会关联性，将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上的每一个人可以在媒介系统找到自己的需求，每一个媒介也可以在社会系统得到应有的资源，但是互动同时给它们带来的却是信息共享、群体认同、文化整合和整体利益最大化。这是媒介生态系统与其它生态系统的重要区别。因此，媒介要生存和发展，除了要保持各种要素之间的和谐平衡之外，还要建立起能使诸种媒介生态资源产生良性循环的机制，从而使媒介生态系统的传播要素之间和资源要素之间能产生持久性的连续性的流动性的有序的良性循环。

6、适度调控原则。如果要回答是什么力量和机制在决定媒介种群密度和种群增长？自然调节论认为：主要是环境因素、自然天敌、气候因素（外部因素）和个体特性（内部因素）。这四种因素可以使整个生态系统保持某种平衡和循环。与其它生态系统不同，政治、经济、文化和意识形态、政策调控等环境因素和气候因素，新媒介、新科技等自然天敌，媒介竞争与媒介管理等内部生态因子，的确是自然调节媒介种群密度和种群增长的四大重要因素。但是，媒介生态系统作为社会生态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它具有社会性，单纯依赖自然调节必然产生一系列媒介生态问题，诸如信息爆炸、信息入侵、信息污染、媒介暴政、媒介恐慌、媒介恐怖等。因此，我们必须遵循可持续发展原则，以环境容量、自然资源承载力和生态适宜度为依据，突出“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危及下一代人满足其发展需求的能力”的思想，寻求最佳的媒介生态区域和生态位，不断开拓和占领空余生态位，合理的适度的利用自然资源，充分发挥媒介生态系统的潜力，强化适度调控媒介生态变化趋势的能力，使其始终沿着平衡和谐、良性循环的轨道前进。

四、媒介生态学的研究任务

媒介生态学是大众传播领域里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就象E·拉兹洛在论述生态学对于当代社会的意义时说的那样：“它对我们的生活和未来的重要性再怎么强调也不过分。这个观点不仅能帮助我们解决正在渗透到生活的日益增多的方面的意义危机，在传统的以及现代的世界观已无力对我们的世界和我们在其中的地位提供一种自洽的和使人信服的想象的情况下，它也能作为一幅大尺度图像帮助我们找出到达第三个千年破晓时等待我们的复杂而互相依赖，然而潜能和前途极大的世界之路。”[10]他认为，人类史上只出现过“两次真正的革命”，一次是农业革命，一次是工业革命，在即将来临的人类生态学时代里生态革命将是“第三次真正的革命”。在“第三次真正的革命”中，媒介生态学面临着十分艰巨的研究任务。

1、建立作为绿色生态研究的科学的媒介生态学。绿色媒介生态的基本内涵，一是高效、低耗和高品、低密，二是无毒、无害和清洁、健康，三是预防、创新和循环、双赢。面对中国媒介生态研究的悠久而古老的传统思想、西方世界五花八门的媒介生态研究的理论和我国当下媒介生态研究的窘迫现状，怎样摆脱当下媒介运营中不红不白不黑的“灰色生态”状况，怎样正确地阐明媒介生态活动的本质、过程、功能，怎样科学地论述媒介生态学的对象、内容、地位，怎样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思想和西方的媒介生态理论进行合理的分析研究和批判吸收，进而建立起科学的符合中国国情、结合中国实际、告别西方研究范式的绿色媒介生态理论体系，这是摆在所有从事媒介生态学研究和教学人员面前的一个十分艰巨的任务。

2、为媒介生态设计和规划的正确决策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决策是行动的先导，理论是决策的重要依据。“任何实践活动，无不包含着‘决策制定过程’和‘决策执行过程’。”[11]并且决策的制定过程总是制约、规定着决策执行过程及其效果。正确的决策产生正确的行动，收到好的效果；错误的决策产生错误的行为，得到的也是坏的效果。因此，对媒介领导者和管理者来说，领导和管理的过程就是决策制定和执行的过程。然而，要对媒介生态系统中各种规划和活动进行科学的决策和管理，要对若干个有价值的媒介生态的设计方案和发展规划进行正确的选择，没有科学的媒介生态理论和方法是不行的。列宁认为“要管理就要内行,就要精通生产的一切条件,就要懂得现代高度的生产技术,就要有一定的科学修养。这就是我们无论如何都应当具备的条件”。[12]媒介生态学研究的当务之急应当为媒介生态设计和规划中的正确决策做出自己的贡献，而各级媒介单位的领导者、决策者和管理者也应当自学地用媒介生态理论来武装自己。

3、为信息传播和媒介运营的有序进行提供生态学层面的理论指导。一切理论都来源于实践，由实践赋予其生机与活力，同时理论又会反作用于实践，对实践产生巨大的影响作用。信息传播和媒介运营系统不是孤立的封闭的，而是同人、媒介、社会和自然之间存在着非常复杂的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的各种互动关系。美国传播学家德弗勒和鲍尔-洛基奇（L.DeFleur and Ball─Rokeach）指出的那样：大众传播与媒介运营“一方面在于目标，另一方面在于资源。生活在一个社会的部分意义就在于个人﹑群体和大型组织为了达到个人和集体目标，必须依赖其它的人﹑群体或系统控制的资源，反之亦然。”[13]如何使媒介与政治、经济、文化等环境的互动关系形成平衡和谐、良性循环的状态，如何使媒介种群密度和种群增长速度保持在一个相对适度的水平，如何在密集的生态位组合中找到空缺富余的生态位和新的发展空间，这些都需要媒介生态理论从宏观、中观和微观等层面的论述中加以阐述和指导。作为媒介生态学的研究者，他们应该也完全能够从我国国情出发，密切联系实际，将媒介生态学成果直接运用到实践领域，为信息传播和媒介运营提供优质服务。

4、研究解决媒介生态的污染、退化、破坏及其生态保护、修复和重建等问题。这实际上是对人类干扰媒介生态系统的研究。这种干扰包括正反两方面的四项研究：一是研究人类活动对媒介生态系统的污染；二是研究人类活动对媒介生态系统的破坏；三是研究人类如何对媒介生态污染进行清理和修复；四是研究人类如何对媒介生态破坏进行重建和维护。目前，在人类干扰和其它生态因子影响下，中国的媒介生态系统正在遭受过度的开发利用，有的则遭到严重损害和破坏，有大量媒介生态系统处于混乱、无序、恶化的不良状态，承载着超负荷的环境、生产和广告压力，出现了信息污染、信息爆炸、新闻造假、暴力色情、媒介弱智化、媒介荒漠化、媒介功能退化、媒介资源枯竭等一系列媒介生态危机问题。“善积者昌，恶积者丧。”如果我们不尽快查清人类活动造成媒介生态系统退化、衰败的机理并找到修复和重建的途径，不尽快建立媒介生态的监测和保护措施，那么我们不仅会遭到媒介生态的疯狂报复，而且对媒介形象甚至于国家形象都将产生非常不利的影响。

5、对媒介生态规划、安全、风险进行预测和控制。“明者防祸于未萌，智者图患于将来。”面对媒介生态污染、生态安全、生态危机和生态风险，媒介生态理论家“感受到一种责任感，他不仅仅要描述社会，而且要做改革甚至革命性变化的积极代理人”，[14]试图“帮助我们认识到什么是重要的，什么并不重要。它们能使我们对将要发生的事件做出预测”，并“帮助我们用有根据的预测代替随意猜测而改进此过程”，“对某一行为的有效性和合宜性做出判断。”[15]科学具有可预测性，媒介生态理论可以用来预测行为及其结果。在媒介生态研究中，通过观察和分析，发现了媒介生态问题，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然后按照媒介生态学原理对媒介发展进行生态规划和具体实施，接着就要对其进行预测和控制，这样才能确保各种资源条件的充分有效的利用和媒介生态良性循环系统的合理建构。在具体的媒介生态工程建设（如媒介生态城堡、媒介生态循环工程、媒介生态监测中心等）项目中，媒介生态研究也可以发挥预测、监督、评估和控制的功能。应该说，这项任务的提出具有一定的超前性，因为在世界各国媒介生态研究领域还没有人提出和进行过这类研究。

五、媒介生态学的研究方法

传统的“科学能满足人类知识的需求，却不能满足人们精神上的追求；它能解释万物是怎样运转的，但不能解释万物的要求或目的。”[16]在媒介生态学研究中，科学的研究方法应该有其特殊的解释性和兼容性，不但可以引导媒介生态学者对研究对象从不同层面加以立体的多维的审视和剖析，还可以在理性、客观俯视与超越的基础上反观、内察研究者本身的自主、自为意识。因此，每一位媒介生态学研究者都必须重视并掌握各种研究方法，认识和了解研究方法的特点并注意综合运用各种方法。

媒介生态学是一门新兴的多学科协调交叉的边缘学科，其研究方法也是一个多层次、多角度、多学科的方法论体系。因此，可作为媒介生态学研究方法的有许许多多。但是，联系较为密切的主要有四类方法：哲学方法；学科方法；“三论”方法；具体方法[17]。

媒介生态学作为新兴的边缘学科和交叉学科，同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中的相关学科有着一种天然的相互交叉、相互渗透、相互融合、互动互助、共进共演的趋势。因此，从其它科学中借用新概念、新模式、新方法，将全人类生活发展的整个过程纳入自己的研究视野，致力于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结合，致力于质化研究与量化研究结合，致力于系统分析与控制分析结合，不再局限于条块分割，不再满足于政治、经济、文化鼎足三分的格局，这既是媒介生态学研究的基本特点，也是它克服内容狭隘、方法陈旧，彻底改变原本面貌、焕发学术青春的必然选择。

1、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结合。媒介生态学的发展趋势是宏观和微观两个方向，因此需要我们以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方法进行立体的多层面的研究和分析。在媒介的微观生态层次，研究集中在以媒介为中心的具体的业务领域，包括信息生产与传播、媒介经营与管理等内部生态关系方面。在媒介的宏观生态层次，研究集中以社会为中心的种群与群落、媒介与媒介、媒介与社会、媒介与政经文教系统等的外部环境关系方面。为了保证媒介生态学的科学性, 媒介生态学研究不仅要将静态研究与动态研究结合起来，将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结合起来，还应该将微观阐释与宏大景观结合起来，既不能只止步于微观描述，也不能只偏向于宏观叙事。缺乏微观研究的媒介生态学是空洞无物、玄妙深奥的研究；而缺乏宏观研究的媒介生态学则是缺乏方向、流于表面的研究。只有将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结合起来，才能使媒介生态学作为有形有色、有血有肉的生命体在整个生态环境中找到自己的坐标和方向。

2、质化研究与量化研究结合。所谓“质”是指一件事物是什么、如何、何时和何地等意义，隐含着“过程”和“意义”的双重意涵，其本质是非常暧昧不清的。质化研究（qualitative research）是一种从整体出发对社会现象进行立体描述和深度诠释的过程，反对将社会现象切割分析或运用数字进行研究。它的特点是：（1）在研究过程中所收集的资料是关于人、地、事和会谈等描述性的软性资料；（2）研究的问题不是来源于概念、定义的变项，而是在复杂的情境中逐渐形成概念架构；（3）整个研究的焦点可以在资料收集过程中逐渐清晰，而不是在开始时就设定的问题或假说；（4）任何对研究现象或行为的理解，必须深入了解被研究者的内在观点，外在可看见的因素往往是次要的；（5）资料收集过程侧重于被研究者的日常生活情境，与被研究者做持久的接触与互动，并从这些互动经验中收集全面的资料。[18]可以作为媒介生态学研究的质性方法主要有：深度访谈法、焦点小组访谈法、口述史研究法、行动研究法和参与观察法。

如果说质化研究是将小样本和归纳逻辑运用于对媒介生态现象的探究过程，那么量化研究主要是将大样本和演绎逻辑运用于对媒介生态现象的研究过程。量化研究(quantitative research) 是一种围绕研究对象设计标准化问卷对大量样本进行调查和测量，再将统计结果由访问样本进一步推广到对象总体的过程。它的特点是：（1）通过数据和数理统计对媒介生态现象进行精确化研究；（2）对媒介生态活动及过程进行随机性定量描述；（3）以计算机为主要的统计和分析工具；（4）依据一整套严格周密的操作程序，即首先建立研究假设，接着确定实验手段，然后收集各种数据，接着再整理分析，最后得出研究结论，验证假设，形成研究成果。常用的有调查（电话调查、邮件调查和网络调查）研究法，内容分析法，控制实验法。

质化研究和量化研究各有特点，互有短长，没有明显的优劣之分，都有其存在的价值。媒介生态学主张根据研究的目的和内容科学的、合理的将质化研究和量化研究结合起来，以获得对媒介生态现象的立体的整体的和可以确定方位的认知。

3、系统分析与控制分析结合。所谓系统（system），是指“由互相关联的、能通过传送和反馈回路彼此影响和彼此控制的部分组成。”[19]。系统论方法，就是运用系统理论把媒介生态现象作为一个整体加以认识、考察和改造的科学方法。它着重从对象的普遍联系和有机结构中进行综合地探索和分析，从而在复杂的散乱的系统构成中获得关于研究对象的整体性认识和知识。

“生态系统（ecosystem）是指一定空间区域内生物群落与非生物环境之间通过不断的进行物质循环、能量流动和信息传递过程而形成的相互作用和相互依存的统一整体。”[20]媒介生态系统是指媒介与政治、经济、受众等生态因子之间通过不断的进行资金流动、信息传递、注意力的收集和消费而形成的相互制约与调控的统一整体。“适者生存”，“优胜劣汰”。任何一种媒介生态系统必然会培育出其特殊的适应生存与发展需要的资源和能力，以及在生存竞争状态下表现出特有的行为和作用。媒介生态学视角要求我们不仅应该考虑媒介产业内部构成要素之间的互动，还应该把媒介生态研究放在社会大环境、大系统之中，以整体的眼光考虑媒介与社会系统之间的互动。媒介生态学运用系统研究方法的目的在于：从总体上精确地描述出媒介生态系统生成、发展和老化、消亡的时间流程与系统组合、迭加和变换、运动的详情细貌，向媒介生态管理者和决策者提供进行最有效的媒介生态修复或重建的建议和方法，甚至可以提供“人——机系统的科学计划、设计、评价和构建”。

所谓控制，列尔涅尔认为，是指“为了‘改善’某个或某些对象的功能或发展”而“加于该对象上的作用”。[21]控制论方法是一种研究系统的控制过程和特征的科学方法。在媒介生态学研究中，主要研究如何对“离向”、“越轨”和“紊乱”的倾向进行调节和干预，媒介生态系统的“无序”、“衰退”的趋向变回到“有序”、“进化”的轨道上来。具体地说，媒介生态控制的本质属性就在于，它首先是一种积极主动的干预和作用，并且是以复杂的因果关系和以可能世界的存在为条件的。其次，媒介生态控制的目的在于通过作用某因而出现或实现某种预期的媒介生态效果，即控制总是通过“一种特定的作用”而达到“某种特定的目的”。再则，媒介生态控制离不开内在操作方式的能动选择，因为施控者为了实现目的，总要从多种可能的“因”中选择出能实现目的的那种“因”而施加作用，以促使某种“果”的出现。一句话，控制是一种“有目的的行为”，没有目的，便无所谓控制。这是运用控制论方法的最基本、最核心的问题。

与控制论有密切联系的方法有：一是功能模拟方法，即通过对研究对象模型功能的分析研究，来揭示原型(被模拟对象)的形态、特征和本质。二是黑箱模拟方法，即主要“研究观察者与其环境之间的关系。”三是最优化方法，即研究如何选择媒介生态管理者耗费最少的费用、时间和人力而又能获得最佳效果的建设、修复或治理方案。四是反馈方法，即研究媒介生态管理者如何自觉地、合理地运用信息反馈，来调整、校正和优化自己的媒介生态系统。

系统论方法和控制论方法之所以可以作为媒介生态学研究方法，并主张两者要综合运用，是因为它们有助于我们从整体上有机地把握和认识媒介生态生成、发展和老化、消亡的时间流程与系统组合、迭加和变换、运动的详情细貌，也有助于我们通过媒介生态控制、改善媒介生态再现最优化的生态结果。但是，综合运用这两种方法要想真正行之有效，尚有一些问题亟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我们有理由相信，21世纪将是一个变化的时代，其变化的规模和速度将前所未有,它对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将产生根本性的巨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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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英]布赖恩·巴克斯特著：《生态主义导论》，曾建平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07年，第1页。

[2] [美]大卫·雷·格里芬编：《后现代精神》，王成兵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227页。

[3] 杨忠直著：《企业生态学引论》，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1页。

[4][德]西美尔著：《金钱、性别、现代生活风格》，欣仁明译，上海，学林出版社，2000年，第8页。

[5] Mumford, L. (1961). The city in history: Its origins, its transformations, and its prospects. New York, NY: Harcourt and World, pp.15-16.

[6] [英]布赖恩·巴克斯特著：《生态主义导论》，曾建平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07年，第175页。

[7] 邵培仁主编：《媒介管理学》、《媒介管理学经典案例》，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

[8] [美]斯蒂文·小约翰著：《传播理论》，陈德明、叶晓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8页。

[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83页。

[10][美]欧文·拉兹洛著：《布达佩斯俱乐部全球问题最新报告》，王宏昌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06页。

[11] [美]赫伯特·西蒙：《管理行为》，杨砾等译，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8年，第3页。

[12] 《列宁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394页。

[13] [美]德弗勒﹑鲍尔-洛基奇：《大众传播学诸论》，杜力平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0年，第339-340页。

[14] [美]斯坦利·巴兰、丹尼斯·戴维斯著：《大众传播理论：基础、争鸣与未来》，曹书乐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4页。

[15] [美]斯蒂文·小约翰著：《传播理论》，陈德明、叶晓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4、51页。

[16] [英]布赖恩·巴克斯特著：《生态主义导论》，曾建平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07年，第24页。

[17] 邵培仁著：《传播学》（修订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17-24页。

[18] 潘淑满著：《质性研究：理论与应用》，台北，心理出版社，2003年，第16-17页。

[19][美]斯坦利·巴兰、丹尼斯·戴维斯著：《大众传播理论：基础、争鸣与未来》，曹书乐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00页。

[20] 林育真著：《生态学》，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54页。

[21] [苏]列尔涅尔著：《控制论基础》，刘定一译，北京，科学出版社，1980年，第85页。

原载《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