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多年前，我国正值“三年困难”时期，而我也只是一个年仅十四、五岁的初中学生，在1961年的夏天，我曾给毛泽东写过一封长达数万言的信，后来批判我的人都把这封长信贬称为“万言书”。一个小小的初中学生，为什么要给党中央最高领导人上“万言书”呢？这个“万言书”又究竟写了些什么呢？

我为什么要上“万言书”

我的祖籍虽是河南孟州，但我在很小的时候就随父母来到河南西部的一个小县城——渑池。我的学生时代就是在渑池度过的，在小学的时候，我就亲眼目睹了“五七年反右斗争”、“五八年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以及“大炼钢铁”、“大食堂”、“大锅饭”、“放卫星”等各种各样的运动，这些运动不仅在我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而且也留下了许多困惑。1959年，我小学毕业后考入了渑池县第一中学。虽然那时高音喇叭里仍然在高唱着“1959年呀，更是个跃进年……”那样的革命歌曲，但是“五八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所造成的后果已经开始显现出来，群众生活开始出现了困难。到了1960年，由于严重缺粮，群众生活已经出现了较大的困难，人们在“大食堂”里只能喝上如同清水一样的稀汤，而饥饿的人们也不得不用野菜、树叶、树皮以及玉米芯做成的“淀粉馍”来充饥。我们在学校也是整日饥肠辘辘，那时我们班几乎每一个学生的抽斗里都放着两个小瓶子，分别装着辣椒和盐，饥饿难耐时就冲一碗咸开水来充饥。有的同学因为饥饿竟离开学校外出盲流，而在渑池的街头也经常可以见到一群群逃荒要饭的妇女与儿童。由于长期营养缺乏，那时有很多人都患上了浮肿病，而在渑池的一些农村也有不少农民因饥饿而失去了生命。

那时我虽然只是一个年仅十几岁的初中学生，但由于我酷爱哲学，所以我已经读了许多马列著作以及中外哲学、政治、经济、历史和文学著作。哲学给我带来了智慧，哲学也教会了我认识与思考。那时我们在学校受到的几乎全是正面教育，老师、教科书以及报纸都在言之凿凿地告诉我们：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无比的优越性，我国的形势“一片大好”，“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我们很快就要进入共产主义的天堂”……。既然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无比的优越性，既然我国的形势“一片大好”，既然我们通过人民公社这个“桥梁”“很快就要进入共产主义的天堂”，可是为什么在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里还会出现如此严重的问题呢？疑问、矛盾与困惑使我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之中，而思考的结果又使我对国事民生产生了深深的忧虑。1960年，我曾写过一首题为“忧思”的小诗，诗中表达了我当时对国事民生忧心如焚的心情：

苦苦思国事，切切忧民生。

夜阑不能寐，年少发如翁！

在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里为什么会出现如此严重的问题呢？问题的根源究竟在哪里呢？那时我觉得问题的根源极可能在基层干部，由于一些基层干部欺上瞒下、报喜不报忧，党中央和毛主席无法了解农村的真实情况，所以才会出现如此严重的问题。于是我就想，如果能把农村的真实情况反映给党中央和毛主席，那么问题就极可能会得到解决。如何才能让党中央和毛主席知道农村的真实情况呢？这时我想到了写信，如果直接给党中央和毛主席写信，那么就有可能把下面的真实情况反映上去。一想到给党中央最高领导人写信，我的心中又不免产生了许多顾虑和担忧，因为在那个年代，直言往往贾祸，说真话常常挨整，战功卓著的彭德怀元帅就是因为反映农村的真实情况而被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有不少老师就是因为讲了几句真话而被打成了“右派”，像我这样一个地位卑微的小学生，如果直接向党中央毛主席反映真实情况，那又会落一个什么样的下场呢？批判、斗争、打“右派”、住监狱……，一想到这些可怕的后果，我不禁不寒而栗！但是，当我的眼前浮现出那些在饥饿中挣扎的老人和那些逃荒要饭的妇女儿童的时候，我的心又久久无法平静。那时的我年轻、纯真、热情，对祖国和人民满腔热血、一片赤诚！我十分赞赏顾炎武的名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觉得自己虽然地位卑微，但是事关“天下兴亡”，我岂能为了个人安危而装聋作哑、不管不问！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我终于作出了一个大胆而又充满风险的决定：上书中央，向毛主席反映农村的真实情况！那时我在一首“述怀”诗中曾这样写到：

民苦已若此，我身安足言！

一腔热血写“万言”

那时我觉得上书中央是一件十分重大的事情，所以反映的情况一定要真实可靠、确凿有据，绝不能道听途说、子虚乌有。那时我家住在县城，虽然也能看到、听到不少情况，但毕竟较为局限，为了掌握更多的真实情况，我决定进行认真的调查研究。我的调查首先是从学校开始的，由于那时我在渑池一中担任学生会主席，与同学们接触的机会比较多，所以通过同学们了解情况十分方便。渑池一中的学生中大多数都是来自全县各个乡村的农村同学，这些同学生活在农村，所以他们对农村的情况十分熟悉，感触也很深。一提到农村中出现的困难，每一个同学都会产生强烈的共鸣，他们向我倾诉了他们的父母兄妹在农村的困难处境，向我倾诉了“五八年大跃进”、“大炼钢铁”、“浮夸风”、“大食堂”、“大锅饭”给农民带来的种种困难，向我倾诉了某些基层干部粗暴恶劣的工作作风。记得有一位十分老实、性格十分内向的农村同学，平时很少说话，但当说起自己的母亲正因病饿交加而生命垂危的时候，他竟失声大哭起来！也有一些同学让我看看他们从家里带来的“干粮”，这些“干粮”竟是一些掺有少许谷糠的野菜团！同学们向我提供了许许多多农村的真实情况，也反映了许许多多农民的心声。

为了保证我所了解的情况真实可靠、确凿有据，我决定到农村进行实地调查。到了星期六或星期天，有许多农村同学都要回家，这时我就跟随他们到农村去进行调查。到农村实地一看，发现问题更为严重，有许多生产队都严重缺粮，有许多集体食堂经常无米下锅，农民们吃到的饭常常就是大锅野菜汤。农民们喝的是野菜汤，但是有一些公社或大队干部却利用职权在集体食堂里偷偷烙油馍，大吃大喝，群众对他们意见很大。渑池县有一个笃忠公社，公社干部为了争先进、“放卫星”，竟然虚报产量，谎称小麦大丰收，但是由于实际产量极其有限，所以在上缴公粮时只好把农民们的口粮也上缴了。结果笃忠公社荣获了国务院的奖状，公社领导们在县城的表先会上敲锣打鼓、佩红戴花，十分风光！但是该公社的农民们却不得不为这个“卫星”付出极其沉重的代价，由于严重缺粮，集体食堂常常无粮下锅，农民们只好忍饥挨饿、艰难度日，有不少人由于严重营养不良而失去生命。半年多的时间，我走访了渑池的许多乡村，所到之处看到的大都是田园荒芜，人弱马瘦，问题相当严重。

我原来去农村只是为了调查农村的真实情况，但是在调查的过程中却发现了一些更深层次的问题，这些问题又促使我进行更深入的思考：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如何才能尽快地解决这些问题呢？我在农村调查时发现，当时在农村实行的那种“一大二公”式的生产方式很难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有不少农民都对我说：“现在是‘干不干，一天三瓢饭’，像这样下去，谁还会有积极性呢？”既然这种“一大二公”式的生产方式无法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那么采用什么样的经济形式才能充分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呢？我在调查中发现，几乎绝大多数的农民都赞成“包产到户”，他们认为这种方式不仅能多打粮食，改善群众生活，而且对国家和老百姓都有利。记得一个同学的父亲是一位老贫农，他就深有感触地对我说：“咱农民世世代代都是靠地吃饭，只要国家把地包给咱们，保管老百姓不会饿肚子，保管国家的粮食库满仓流！”

那时“包产到户”正受到严厉的批判，批判者认为“包产到户”就是“变相单干”，就是“复辟倒退”，既然“包产到户”如此大逆不道、十恶不赦，可是为什么广大农民都拥护它呢？“包产到户”真的是“变相单干”吗？“包产到户”真的是“复辟倒退”吗？为了从理论上彻底搞清这些问题，我又专门学习了列宁关于“新经济政策”的论述以及“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还学习了政治经济学、中国通史、中国思想史、中国农学史等许多著作。通过这些学习，我深深认识到现在所推行的这种“一大二公”式的生产方式超越了当前的生产力水平，实际上是一种“左倾幼稚病”，而“包产到户”这种生产方式却有可能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有可能迅速发展农业生产，有可能多打粮食，所以它极可能是一种比较适应当前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比较好的生产方式。

通过调查研究，我掌握了大量真实可靠、确凿有据的事实，也真正了解了广大农民的要求与心声；通过学习与思考，我又从理论上对这些问题产生了比较清醒的认识。经过将近一年的准备，在1960年的春节期间，我把自己关进一间小屋，开始起草“万言书”。记得那是一个十分寒冷的冬天，北风呼啸，滴水成冰，我哈着冻僵的双手用毛笔写下了自己的“万言书”。那时我觉得自己的心里仿佛有千言万语、万顷波涛，我觉得自己的满腔热血都凝聚到了笔尖，我忘掉了饥饿，忘掉了寒冷，奋笔疾书，通宵达旦，经过十多个日日夜夜，我终于写成了数万字的“万言书”初稿。冬去春来，时光又进入了1961年，在功课之余，我花费了几个月时间又对初稿进行了细心推敲、反复修改，并几易其稿，最后我把这个“万言书”定名为“论现阶段的中国社会”。1961年的暑假期间，我请几位要好的同学把“万言书”抄写了数份，并郑重地署上了自己的名字和地址，分别寄给了毛泽东、当时的农业部部长和中南局领导人各一份。为了避免信件被当地截留，寄给毛泽东的那一份“万言书”，是托一位已经考上了河南医学院的高年级同学从省城郑州发走的。

我的“万言书”

耗费了一年多的心血，我终于写成了“万言书”，然而我的“万言书”又写了一些什么内容呢？“万言书”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三大部分，其中的第一部分主要是反映问题，真实地反映了1960年前后农村出现的严重困难局面；第二部分主要是分析，客观地分析了产生困难的主要原因；第三部分主要是建议，对如何尽快地解决困难提出了自己的若干建议。

在“万言书”的第一部分，我直言不讳地反映了当时农村的真实情况——“58年以后，中国的经济受到了一次浩劫。……牲畜死了、工具没了、土地瘠薄了，生产力后退了。” “群众体弱饥寒，上岁数的人死得不少，当时农村的形势真是人弱马瘦。”“严重缺粮，加上农民在大食堂吃饭，有些干部从中舞弊，群众生活更苦。有一个生产队二百多口人，一顿饭只有10斤柿糠，饭如清水！当时在农村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

大干部吃死吃活，

小干部偷偷摸摸，

做饭的将就能过，

社员们饿死饿活，

毛主席在北京不知不觉！”

在“万言书”的第二部分，我分析了造成这些困难局面的主要原因，我指出正是由于“五七年反右斗争”、“五八年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以及“大炼钢铁”、“大食堂”、“大锅饭”、“浮夸风”、“放卫星”等各种各样的运动造成了这种困难的局面。在“万言书”中，我尖锐地指出：“1957年下半年开始的全国性的反右斗争，……错误地打击了一些真正向党提意见的好人，结果导致人们明哲保身、不敢讲真话。”“1958年的大跃进是左倾，是揠苗助长，对中国的经济是一场浩劫。”“1958年，中国开展了大跃进、大炼钢铁、人民公社化运动，由于风行‘争先进’的浪潮，基层干部缺乏正确的政策指导，再加上县、专区及省领导的‘规定任务’，使基层干部产生了一种混乱的工作作风，为了求得表扬和不致被打成‘右倾’、‘小脚女人’，浮夸风这个江湖风气开始在干部中滋长起来。基层干部摔了群众的锅，砸了群众门上的锁，共产风刮起来了。为了‘当先进’‘争表扬’，许多干部作风粗暴，甚至打骂群众，严重地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这就是1958年留给我们的一条最为重要的教训。”

在“万言书”的第三部分，我提出了一些解决困难的建议，这些建议分别是：

（1）“万言书”中提出的一条最为重要的建议就是，建议“改革当前的生产方式，采用最有成效的经济形式、经济手段来发展生产”，而这种“最有成效的经济形式”就是“定产包产制”，即“包产到户”。为什么说“定产包产制”是一种“最有成效的经济形式”呢？在“万言书”中，我从八个方面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论述，我指出“定产包产制”最符合“广大农民群众的要求和愿望”，最能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能最大限度地促进粮食增产，能以最快的速度扭转我们所面临的困难局面，所以“定产包产制”是一种最有成效的经济形式。在“万言书”中，我还从理论的角度对“定产包产制”的合理性进行了论证，我指出由于当时中国农村的生产力水平依然比较低下，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生产关系贸然超越生产力的发展水平，那么生产关系不仅不会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反而会阻碍、束缚生产力的发展，结果就必然会造成1960年那样的困难局面。因此我们就必须寻找一种更好的生产方式，以便使生产关系能够适应当前的生产力水平，而“定产包产制”就是一种能够适应当前生产力水平的、比较好的生产方式。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在“万言书”中我还特别引用了列宁在“中央的政治活动”一文中的一段话：“只要大规模的机器生产还没有改造农民一天，就应当保障农民有自由经营他们事业的机会。”

通过以上论述，我得出结论说：在现阶段的中国，实行“定产包产制”是“完全必要和正确的”，它有可能对中国的经济起到一个“推动和转折作用”，它有可能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里程碑”。如何实施“定产包产制”呢？在“万言书”中，我还从土地承包、集体财产的承包以及粮食分配等多个方面对“定产包产制”的实施细节进行了解释，并对“定产包产制”实施后可能出现的问题也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法。

（2）整顿干部作风。我在调查研究中发现，群众对干部的工作作风，特别是对一些基层干部的工作作风意见很大。在“万言书”中，我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干部作风中所存在的一系列严重问题，例如一些干部高高在上、脱离群众、作风粗暴、强迫命令、打骂群众以及贪污集体财产等。我在“万言书”中写道，“干部问题已经成为当前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一个火烧眉梢的事情，必须彻底解决才行。”如何解决干部的作风问题呢？我除了建议对干部作风进行一次集中整顿外，并且建议成立一个专门管理干部作风的机构——“政治部”，负责搜集人民群众对各级干部的批评和意见，督促、检查并及时处理干部队伍中出现的各种作风问题，对干部进行经常性的作风教育，以便从根本上解决干部的作风问题。

（3）大力发扬民主，在各行各业建立“群众管理机构”，让广大群众真正参与国家的管理。我在“万言书”中首先总结了“五八年大跃进”以来脱离群众的教训，然后又指出：“群众参加国家管理是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问题，必须认真对待。”如何让群众真正参与国家的管理呢？我在“万言书”中提出了建议：“在基层的每一个单位，例如每一个生产队、每一个机关、每一个商店……，都可以建立一个群众管理机构，可以是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委员会或群众大会，参与管理本单位的工作。”另外还建议国家成立一个专门搜集群众意见和建议的机构，使下情得以及时上达。

（4）纠正教条主义和公式化，充分调动中国文化思想界的积极性。在“万言书”中，我批评了当时在中国文化思想界出现的教条主义和公式化现象，建议充分调动中国文化思想界的积极性，让他们真正反映现实。

（5）建立正常的工作秩序，纠正“运动热潮主义”，尽量不搞运动。

悲惨的结局

“万言书”发走之后，我的心情十分紧张，我不知道它将会给我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几个月过去了，似乎一切风平浪静，但突然有一天，校长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问我是否曾给上级写过一封信，并仔细讯问了信的内容。我一一回答了校长的提问，并说明了自己的观点，校长听得很专心，大约谈了近两个小时，最后校长也没有说什么，就让我回去上课了。后来才听同学们风传，好象是上级派人来渑池调查，但由于我当时年纪较小、成分不错，又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所以没有做出什么处理。

1962年9月，我初中毕业后顺利考入渑池高中。进入高中后，中国的政治形势发生了较大的变化，1962年9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并强调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那时学校也成了“反修防修的大课堂”，在这样的“大课堂”里，既不乏热衷于大搞阶级斗争的领导人，也不乏靠反右起家的“运动骨干”教师，更不乏靠打“小报告”抬高自己的“学生积极分子”，而像我这样一个喜欢独立思考、又敢于直言的学生，必然会成为他们进行“阶级斗争”的重点对象。1965年的严冬，灾难突然降临到我的头上，渑池高中的校园里贴满了批判我的大标语与大字报，我被扣上了“替农民叫苦”、“对现实不满”、“攻击三面红旗”、“攻击社会主义”、“攻击党的方针政策”等种种罪名，横遭批判斗争。1965年的1月15日，我被打成“小彭德怀”、“小反革命”，被开除学籍、团籍，送农村监督劳动改造，年仅18岁的我就开始走上了一条艰难坎坷的人生之路。离开学校的第二年，文革爆发，我又遭到一次又一次的批斗，涂黑脸、挂黑牌、住牛棚、捆绑打骂、游街示众，受尽了折磨与打击！我在农村劳动改造了8年之久，后来又到一个煤矿下井挖了3年煤，那时的我不仅在政治上遭受打击，而且在生活上动荡不安，经济上穷困窘迫，四处碰壁、工作无着、厄运不断、度日艰难，那时的我几乎是处在一个山穷水尽的人生绝境之中！

当时遭受打击的还不仅仅是我，有不少同学也受到了牵连，那些曾经给我提供过材料、曾经带我下乡搞调查、曾经帮我抄写“万言书”的同学们都被打成了“陈定学反革命小集团”的成员，他们多次被批判，被迫进行一次又一次的检查。1965年高考时，学校在这些同学的政审表中填上了“不宜做革命接班人”之类的结论，致使这些同学都未能考上大学，而这些同学大都是一些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实在令人惋惜！回到农村后，这些同学又被看作是“有政治问题的人”，被打入了“另册”，受到了许多不公正的待遇。孟新顺同学学习刻苦，又写得一笔好字，回到农村后由于精神压力太大，感到生活无望，最后竟卧轨自杀了！张克祥同学热爱文学，曾立志当一名作家，但高考落榜对他造成了极大的刺激，他患上了精神病，竟成了一个衣衫蓝缕、蓬头垢面的“疯子”，后来也上吊自杀了！这些同学的悲惨遭遇，实在令人心酸！

当年我们都是一些年仅十几岁的中学生，抱着一颗赤诚之心向党中央和毛主席反映农村的真实情况，抱着一颗赤诚之心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提出一些建议，没有想到竟会惨遭打击，没有想到结局竟会如此悲惨！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发生巨变，拨乱反正、乾坤扭转。1979年，我们这起持续了14年的冤案终于冲破重重阻力得到了平反。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俯仰之间四十多年过去了，当年那些风华正茂的中学生们如今也都变成了两鬓如雪的老人。“千秋功罪，谁人曾以评说？”令人欣慰的是，历史必定会对所有的功与过都作出最公正的结论与评价。

（此文发表于2006年第6期《炎黄春秋》，并被《上海法治报》、《威海日报》“编采通讯”、和讯博客等多家报刊及网站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