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已制订了十一个五年计划，其中发生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重大转折，指标也由工农业产值改为了国内生产总值。但是，重生产、轻消费，重发展、轻民生的倾向一直延续至今。这已到了必须改革的地步。
社会主义的本质含义是维护社会公共利益
我们搞了60年的社会主义，该弄清什么是社会主义了。社会主义一词源于拉丁文“socialis”，意为社会的、公共的、共同的、集体的，社会主义的本质含义就是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国家都有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职能，而唯有社会主义把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作为国家的宗旨。这就是胡锦涛总书记所说的“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原则。
过去我们重生产资料生产，把发展重工业放在第一位，建立了工业化的完备体系，研制成功两弹一星，不能说没有成就。但把民众的消费压得过低，以至广大农民不能解决温饱，城市居民消费凭票供应，导致人民生活普遍贫困，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国民经济面临崩溃边缘。所以，改革初期引发了一场“生产目的”的大讨论，以纠正重生产、轻消费的倾向。现在我们重发展经济，财政资金大量投向经济建设，基础设施得到很大改善，城市面貌日新月异，带动经济高速增长。但教育、医疗、住房等领域长期投资不足，形成“新的三座大山”。由于没有建立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广大民众消费能力很弱，成为我国内需不足的重要原因。重发展、轻民生的倾向，至今没有得到克服，有必要开展一场“发展目的”的大讨论。
坚持发展第一的理由是，只有经济增长，才能保障就业；只有经济增长，才能改善民生。这忽视了两个核心问题，什么经济增长方式，才能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发展成果以什么原则来分配，才能解决民生问题。这两个核心问题不弄明白，可能越发展，贫富差别越大，民生问题就越严重。
全世界政府都重视发展，而发展为谁，发展成果如何分享，则有姓“社”姓“资”的区别。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我们所称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都十分重视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德国首创了社会保险制度。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美国将建立社会保障制度作为罗斯福新政的重要内容。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英国率先建立了福利国家。日本在第二次大战后也迅速建立了社会保障体系。资本主义国家的财政资金向公共保障倾斜的原因，一是为了缓和阶级矛盾，二是为了争取民众的选票，可以说是被动地接受了社会主义的理念。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却长期轻民生，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严重滞后，这是值得深思的。
对当今中国来说，是否尽快建立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制度，不仅是关系社会主义原则和方向的问题，而且是保证经济的健康发展、保持社会公平、和谐、稳定的关键。如果在这个问题上再迟疑不决，就有引发大规模社会冲突的可能。用血的代价来催生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是不应付出的社会成本。资产阶级出于理性，根据各国不同情况建立了相应的社会保障制度，尽管发生过各种经济、政治危机，但都没有引起社会动乱。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放到议事日程上来解决呢？
以经济为重点的财政分配政策有损于民生
从广义来讲，我国财政支出的三大部分，即行政性开支、经济建设投资、社会保障投入都属于社会公共利益。但这三部分在保障公共利益的职能、作用上是不同的。
行政性开支是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成本，以尽可能少的行政性开支建成一个廉价政府是现代政治的原则与目标。在民主国家里，行政预算成为议会审议的重点。美国马薩诸塞州艾默斯特镇2008至2009年财政预算居然审议了一个半月，由议会代表对开支逐项审议表决。连警察局增加人手、更换车辆，也要审批。结果前项否决，后项通过。我国财政预算也由人大审议，但形同虚设，预算也不向民众公开。由于财政资金分配不透明，必然发生向政府自身利益倾斜的倾向。从1978年到2004年26年间，我国财收入增长了23.3倍，而行政开支增长了82倍。我国行政开支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达19.03%，加上预算外支出，行政开支的实际比例达37.8%。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行政开支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在10%以下。可以说，我国政府是全世界政府中运行成本最高的政府。
经济建设投入是我国财政支出的大头。以2005年为例，财政支出总额为3.4万亿元，用于经济建设投入是9317亿元，占财政支出的27.5%；行政开支6512.3亿元，占财政支出的19.1%；医疗、卫生、教育等公共事业经费8953.4亿元，占财政支出的26.3%。由于行政性收费、土地出让收益、国有资本收益以及地方变相举债收入等没有纳入预算，政府可支配财力实际大大超过预算开支。以2004年为例，地方预算内收入为11893亿元，地方预算外收入为4323亿元，土地收益为6150亿元，中央转移地方收入8000亿，后三项收入为18473亿，是预算内收入的1.55倍。若以发达地区政府的实际支配收入与预算内收入相比，更令人吃惊。以东部沿海某县级区政府为例，2006年预算收入为3亿，而实际支出的政府性资金总额达29.3亿，竟为预算收入的近10倍，而这部分支出是不受人大监督的。这笔巨大资金成为各级政府的“合法”金库，用于地方的经济建设，也成为公款吃喝、公车支出、公款出国、公款建房以及形象工程的“五公”开支来源。经济建设投入应该属于公共利益。我国铁路、公路、机场、港口等基础设施大大改善，省会以上的大城市都发生了翻天复地的变化。由于投资环境的改善，吸引了海内外投资，推动了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民众从就业中分享了经济成果，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改善。但是经济建设的成果不会自动公平分配给每一个公民，不具有普惠性与公平性。某一项建设，只能使一部人受惠，不可能使全民受惠；必然是一部分人受惠多，而另一部分受惠少。在经济成果的分享中，我国一次分配向资本倾斜，劳动所得比例下降。1991年至2005年全国职工工资收入占GDP的比重，从15.3%降至11%。二次分配本应校正一次分配的不公，但我国财政分配却是逆向支付，先满足政府部门的开支，再以发展第一的名义、把饼做大为理由，加大经济建设投资。这样发展的结果，政府首先受益，GDP每上升1个百分点，政府行政开支就上升2个百分点，其次资本所得增加，1983年至2005年资本收益占GDP比重上升了20%，而同期劳动所得却下降了5%。“发展中的问题用发展来解决”，成为各级政府以不变应万变的对策。结果，“发展中的问题”在发展中变得越来越严重。
教育、医疗、卫生、养老等公共开支，是保障民众生活的基本需要，具有普恵与公平的特性。作为社会主义的我国，理应把社会保障放在第一位。但2007年我国财政支出中，社会保障支出的比重仅为11%强，福利国家达40%以上，新兴工业化国家及部分发展中国家普遍占20%以上。这就发生了非常反常的现象，我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为20%，而美国财政税收占GDP的比重为18%，如果加上国有资产收益与土地收益，我国政府的相对收入大大高于美国，而在民生支出占GDP的比重上不仅低于美国，并且逼近世界倒数第一，除了柬埔寨、津巴布韦等国比我国低之外，绝大部分国家都高于我们。
如果把行政开支称为官家财政，经济投入称为经济财政，社会福利则是民生财政。在政府自利倾向得不到抑制的情况下，以经济财政为重点的分配政策，必然有利于官家，而有损于民生。
财政民生投入不足且不公
教育、医疗、卫生、养老、住房等公共投入长期不足，使得民生问题越来越严重，造成上学难、看病难、住房难，民众也就越来越不满意。
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世界平均水平为5．2％，高收入国家为5．5％，低收入国家为3．6％。《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规定2000年达到4%。可是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比重一直在2-3%，低于低收入国家的水平，与我国确定的目标相距甚远。教育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1996年占17.8%，此后一直下降，2006年占12.8%，十年下降了5个百分点。我国在初、中等教育尚未普及的情况下，将教育经费大量投向高等教育，使得我国高教投资比重，不仅高于发展中国家，而且高于发达国家，造成基础教育薄弱，尤其农村义务教育严重投资不足，以至拖欠中小学教师工资，农村中小学危房比例很高。
我国公共卫生支出占GDP的比重，也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2000年全世界平均为5.4%，而我国只有1.9%。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22%，卫生投入却是世界卫生总投入的2%。据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数据，中国卫生分配公平性在全世界排名中居188位，列倒数第4。公共卫生支出占国家财政支出的份额持续下降，从六五时期的2.86%降至2004年的1.66%。
我国现行的医疗保障制度，不仅保障程度低，覆盖面窄，而且很不公平。机关事业单位实行公费医疗制度，由国家全保，其中850万党政干部花费了全国医疗费用的80%。这是我国医改陷入困境的症结所在。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实行“自愿参保”、“大病统筹”，“自愿参保”的大都是富裕群体，享受政府的财政补贴。最需要医疗保障的经济困难群体恰恰因缴不起参保费而被排斥在外。在医疗卫生支出中政府投入的比例递减，1980年至2005年从36.2%下降到17.2%，个人卫生支出的比例从1/5上升到3/5。由于政府投入不足，医院采取各种办法高收费，导致看病越来越贵。2003年，我国城乡居民因缴不起费而放弃治疗人数占应住院未住院人数的近40%。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包括门诊和住院两部分医疗费，但保障程度低，个人自付比例高，且覆盖面窄，至2005年3月底，参保人数达1.2亿，仅占7.7亿全部从业人员的15.5%，大部分职工，尤其是农民工被排斥在外。农村实行合作医疗覆盖面虽达85%，但是农民实际受惠很少。合作医疗实行大病统筹，由政府出40元/年人，农民出10元/年人，参与者小病自理，大病按比例报销。大病患者占参与者3%，报销比例为40%，大约是100亿元/年左右，占全国农民医疗总费用1600亿/年的6%。从中央到乡村建立的庞大管理费用，也需要100亿元/年左右，并没有起到改善97%的农民医疗的作用。另据调查，全国参加农村合作医疗的农民实际医疗费用的补偿率平均为25.31%，即75%的医疗费要自己出，2005年对河北等地的调查，医疗费用的补偿水平仅为8%。
我国养老金保障制度，同样存在严重逆向支付倾向。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养老金，由政府全额支付，不需要个人缴交，且与在职工作人员的工资增长挂钩，保持持续的高速增长。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由企业与员工按工资比例缴交，缺乏合理增长的机制，与公职人员的养老金差距越来越大。1990年至2005年企业人均退休费从1664元增加到8803元，增幅为5.29倍；事业单位人均退休费从1889元增加到16000元，增幅为8.47倍；机关人均退休费从2006元增加到18000元，增幅为8.97倍。2005年机关事业单位人均退休费分别是企业人均退休费的2倍、1.8倍。我国还有农民工养老保险、农村养老保险以及老年津贴等，但制度体系残缺、杂乱无序、漏洞很大，覆盖人群很少。总体估算，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中有近60%没有任何养老金，有70%以上的从业人员没有养老保险。农村领取的养老金水平很低，2006年1484个县的参保农民人均领取的养老金低于当地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有120万人月领取额在10元以下。
“居者有其屋”是一项社会公共政策。按照我国住房制度改革的设计，对高收入者供应商品房，对中低收入者供应经济适用房，对最低收入者供应廉租屋。但各地政府重视房地产拉动经济的作用，尤其是从中获得土地转让收益，而忽视了政府对住房建设承担的公共责任。我国住房建设94%为商品房，经济适用房为6%，廉租住房不足0.5%。全国13个省区没有将廉租房建设纳入目标责任制，70个地级以上的城市，占总数的1/4没有建立廉租房制度。北京迄今为止，总共建了14000多套廉租房，占1400多万人口的0.1%。《国务院关于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若干意见》规定，土地出让净收益用于廉租住房保障资金的比例“不得低于10%”。各地的土地收益无从监管，净收益更是一笔糊涂账，所谓的10%也就成了一句空话。2007年全国土地出让总价款约9130亿元，至2007年11月底全国累计投入廉租住房资金仅有154亿。
综上所述，事关民生的教育、卫生、医疗、养老、住房等公共投入与国力增长很不相称，并且本来就少的公共投入又分配不公，使得收入多的群体多保障，收入少的群体少保障，收入无的群体缺保障。关注民生问题成了社会的焦点。
改善民生措施零敲碎打力度不够
一个社会的公平性，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于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特色福利社会的建设。早在1993年十四屆三中全会就提出要建立全覆盖、多层次的新社会保障体系。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将“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作为党和政府的庄严承诺。为此，政府对改善民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2006年9月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全部免除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对贫困家庭学生免费提供教科书，对贫困寄宿生提供生活补助，对校舍进行维修改造。从2008年秋季起全面免除城市义务教育学杂费。2006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为3.01%，比上年的2.81%增加了0.2百分点。
完善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建立与经济增长和物价水平相适应的救助标准调整机制。２００６年，１５０９万农民享受了最低生活保障制度。２００７年３４００多万农村居民纳入财政保障范围。
2008年12月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草案），对用人单位和职工参加基本养老保险与基本医疗保险作了强制性的规定，无雇工的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也要按照国家规定的比例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这个法对城镇从业者实行强制保险，将大大提高覆盖面。我国社会保障的瓶颈，主要是政府投入严重不足。尽管草案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社会保险事业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应当对社会保险事业给予必要的经费支持，但对政府仍缺乏有效约束。
2009年1月21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3年内使城镇职工和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及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保率提高到90%以上。2010年，对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的补助标准提高到每人每年120元，并适当提高个人缴费标准，提高报销比例和支付限额。加强县级医院(含中医院)、乡镇卫生院、边远地区村卫生室和困难地区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建设。从2009年开始，逐步在全国建立统一的居民健康档案。增加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提高经费标准。改革公立医院管理体制和运行、监管机制，提高公立医疗机构服务水平。推进公立医院补偿机制改革。为保障上述改革，3年内各级政府预计投入8500亿元。这是近年来推出的社会保障措施中实质性重大利好。3年内各级政府平均投入2800多亿，比过去5年全国财政用于医疗卫生支出年均1258.8亿元，增幅为2.2倍。据世界银行资料，2000年公共卫生支出占GDP的比重全世界平均为5.4%。我国2008年GDP为30万亿，2009年按增长8%计为32.4万亿，医疗卫生支出占GDP的比重仍不到1%。如果850万党政干部花费全国医疗费用80%的状况不改变，分摊到13亿人头上依然是杯水车薪。对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的补助标准提高到每人每年120元，比过去农村合作医疗每人每年补助40元提高了3倍。但人均一年120元作为大病统筹，又实际能改善多少？我国卫生医疗保障欠账实在太多，原来的水平实在太低，真正要改变“看病难”“看病贵”还需采取更大力度的措施。
刺激经济的投资计划方向有误
世界金融危机爆发，政府从保经济增长的目标出发，出台了4万亿的投资计划：铁路、公路、机场、城乡电网18000亿，占45%；灾后的恢复重建1万亿，占25%；农村民生工程和农村基础设施3700亿，占9.25%；生态环境投资3500亿，占8.75%；保障性安居工程2800亿，占7%；自主创新结构调整1600亿，占4%；医疗卫生、文化教育事业400亿，占1%。部门、地方纷纷出台投资计划，2009年交通部投1万亿，铁道部8000亿，建设部3000亿，民航总局2500亿，国家能源局2000亿……广东省1.3万亿，北京1万亿，山东8000亿，浙江3000亿，重庆3000亿……粗粗一算接近11万亿，若所有省份、部委的投资计划加起来，恐怕要到20万亿。这说明什么？我国政府财力十分雄厚，投资积极性十分高涨。这正是我国经济的可喜可忧之处。可喜的是改革开放使我国的国力大大提高，可忧的是财富大部分集中在政府手里；可喜的是政府的财力足以建立覆盖全社会的保障制度，可忧的是政府的兴趣仍在发展、不在民生。
内需不足是我国经济发展的瓶颈。庞大的投资计划是为了扩大内需。而内需分投资、消费两部分，我国内需不足是消费，而不是投资。2005年我国投资占GDP比率为48.6%，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的投资占GDP的比重分别平均在20%～30%、15%～20%。我国投资占GDP比例全球最高。可是，我国最终消费占GDP比重从上世纪80年代超过62%下降到2005的52.1%，居民消费率从1991年的48.8%下降到2007年的36%，均达到历史最低水平，并且低于世界平均消费率78%—79%的水平。一个是投资比重畸高，一个是消费比重畸低，我国产能严重过剩，唯一的出路是扩大出口。我国对外贸易占GDP比例，2007年高达67%，其中出口占37%，这两项指标，美国为29%和12%，日本为27%和15%。我国经济对外依存度是全球化美国的2.3倍，出口导向日本的2.5倍。对外依存度畸高是我国经济又一个病症。投资、出口比重世界最高，消费比重世界最低，这种经济发展模式的不正常隐藏着严重的经济、社会、政治危机，是不可能持续的。世界金融危机袭来，出口大幅下降，是调整发展模式的大好时机。可是，我国不正常的经济发展模式背后的经济、社会、政治因素没有得到深刻反思，更来不及改革，所以应对危机依然是惯性使然，以增加本来就畸高的投资来刺激经济。尽管中央4万亿投资中，包括了很大一部分民生投入，但并未改变以投资为主的结构，再由部门、地方层层追加、放大，那就是雪上加霜，火上加油。这场投资“大跃进”带来的必然结果是我国经济结构更加畸型，产能更加过剩。纳入国家监控的650余种商品类别，产能严重过剩的就有620余类，主要靠向国际市场“低价倾销”维持。由美国引发的欧洲、日本三大经济体衰退，已经表明我国过分庞大的产能不可能依赖出口消化。可是我们刺激经济的投资计划依然按照原来的轨道滑向。
英国《金融时报》发表评论说：“对中国来说，问题并不在于是否通过建设足够的铁道线路、港口、管道及住房，以度过这场全球性衰退，即是中国的经济模式需要重新进行重大调整。”“目前，中国公布的财政剌激计划，并没有试图提振公共和私人消费，而是旨在使中国经济度过难关，直到可以再次出口。这是行不通的。”“对中国来说，真正的问题并非仅仅是应对当前的全球经济衰退，而是中国现有发展模式已经无法持续。现在，正是做出改变之时。”
加拿大《环球邮报》发表文章说：“当我们在认识中国5860亿美元刺激计划的意义时，很想理解为何每当需要促进增长时北京总选择基础设施、大楼和大项目。”“中国的新刺激计划突出重视基础设施，而漠视医疗保险和教育等社会计划，尽管它们可以减轻家庭的储蓄压力，刺激私人消费。”“今天中国拥有了像样的基础设施、令人称赞的建筑和过大的工业基础。所缺的是为经济增长提供动力的足够的个人消费。要扭转这种局面，中国需要加强其人民对未来的经济安全感，使个人收入随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相应地提高。应发展国内需求，而不应太搞建筑。”
我国经济的核心问题是居民消费比重大幅下降，首要原因是由于家庭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例急剧下降，其中工资所占比例下降幅度最大。工资收入在GDP中所占比例从1998年的53％下降到了2005年的41％。这是一次分配不合理造成的。其次是政府对社会保障投入不足，没有建立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居民负担过重，不敢消费，这是二次分配不合理造成的。我国的发展模式必须改变，要从重出口、重投资、轻消费向重消费、保民生，即私人消费与公共消费的方向转变。
财政资金分配以保障民生为重点，既使民众直接受惠，也带动经济增长，更有利于社会稳定。对当今中国的经济、社会、政治来说，最紧迫的问题是什么？是修铁路、筑公路、建港口吗？是产业振兴吗？当然，这都是好事，但还是没有跳出重发展、轻民生的巢穴。基础建设改善、产业振兴实施，最终是要有人来消费的。无疑，基础建设改善、产业振兴实施，会增加就业、刺激生产，民众也能受惠，但现行体制下受惠最多的依然是政府与资本，官民差距、贫富差别，不仅不会缩小，还会扩大。这已为30年的实践所证明，还要走老路吗？
如果投资计划以民生为重点，比如制定振兴农村教育规划，大规模建设农村中小学，全面改造校舍危房，配以图书馆等公共设施，同时由国家招募大学毕业生去农村任教。这样既增加了对钢材、水泥、木材、教具等的需求，起到拉动经济的作用，又解决了很多大学生的就业，更重要的是提高了农村的教育水准。农村脱贫致富，最终取决于农民素养的提高。这是农村现代化的根本大计，也是中国现代化的根本大计。
明智统治阶级的明智选择
建设中国特色的福利社会是我国全面小康的目标，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础。2008年12月18日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的会上说：“我们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要“真诚倾听群众呼声，真实反映群众愿望，真情关心群众疾苦”。建立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制度，无疑是群众的呼声和愿望，会得到人民拥护和赞成。这就需要国家制定长远的社会保障规划，5年、10年、20年以后，全体国民在教育、医疗、卫生、住房、养老等方面达到什么水平。各级政府有了这样一个规划，就是给老百姓的承诺，政府在财政分配上逐步向这个目标倾斜。中央对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可以此替代GDP，因为解决民生问题依然需要发展，不用担心政府不重视发展，只是使发展有了正确的目标，使广大民众受惠。这就是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科学发展的落实和体现。
我国有没有财力建立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制度，这是不少人疑虑的。以美国为例，1970年联邦政府在社会保险和老年医疗保险两项的支出，为GDP的5%，加上对个人的其他支出也占GDP的5%，共为10%。2007年我国GDP达24.6万亿，如果按美国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水平，占GDP10%就是2.4万亿。2007年我国教育、医疗卫生等民生方面的财政支出约1.2万亿元，按照我国的国力可增加近一倍的投入。我国教育、医疗卫生等财政支出增加到2.4万亿，也只是当年财政收入的47%。用不到一半的收入解决13亿人的民生问题算多吗？美国用于公民福利和社会保障的开支占财政总支出的75%，而我国仅为25%，提高一倍到50%，应为正常。2007年我国财政税收5.1万亿，若加上土地可支配收入与国有企业利润共计10.6万亿，政府可支配的总收入是15.7万亿。以教育、医疗卫生等方面的财政支出占财政收入现在的比重23.5%计，政府可支配总收入15.7万亿的23.5%就是3.6万亿，可比现在的社会保障投入增加两倍。若以3.6万亿为基数，保持与GDP的同比增长，我国还有什么民生问题不能解决？我国的民生问题如此严重，解决如此困难，非不能也，实不为也！
克服政府的自利倾向，向保障民生倾斜，要靠经济、政治民主制度的建立。经济、政治民主的首要问题是财政的透明与分配的公平，这需要公众的监督、民意的畅达。可是我国的经济、社会、政治现实十分紧迫，社会矛盾激化，保持稳定、度过危机是当务之急。制定长远的社会保障规划，使民众有预期，并从当下做起，改变投资方向，增加民生投入，是符合民意，又是经济健康发展的保证。
我国很多问题意见分歧，但改善民生已达成高度共识，几乎没有人反对。可是进展迟缓，这涉及到利益分配。保障民生必然是对政府利益的限制。然而，今天保障民生恰恰符合政府的长远利益，这是明智统治阶级的明智选择。看看我国经济方面的数据，不是世界最高、就是世界最低。从政府角度，无论控制的财力，还是自身的开支，比重最高；可从民生的角度，无论公共消费还是私人消费比重却最低。这可以说，已经达到了临界点。在人类历史上，改变这种情况，一种是通过暴力、动乱、斗争，一种是靠统治阶级的明智，即主动、自觉地建立对自身利益的约束机制，这就是改良、改革、仁政。对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来说，前一种支付的社会成本高，后一种支付的社会成本低。自然，我们应选择后者。中华民族已迎来百年振兴的曙光，确实不该折腾了！
（本文由《经济观察报》以“政府应尽快制定社会保障长远规划”为题，于2009年2月23日与3月9日第16版分两次刊登，文字有刪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