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薛涌，旅美学者

中国那些所谓“市场派”的经济学家和企业领袖们，一直为贫富分化的正当性而辩护。他们的理由是：竞争就会有输赢，有输赢才会产生效率。先富起来的人，即使挥霍无度，钱也会花在自己的社会里，刺激需求。这就是西方著名的“垂滴说”（trickle down theory）。其意思是，政府与其增加社会福利，还不如大肆减税。其结果虽然是政府的收入减少、对穷人救助不足，但那些富人和企业从减税中得益后，会通过自己的开支来刺激全社会的经济增长。这是增进社会福益的更有效的办法。据说“垂滴”这一词的发明者是喜剧家Will Rogers。他在大萧条中曾开玩笑说：“要把钱都揽到富人手中，希望那钱会垂滴到真正需要的人的手里。”

此说在中国当然不是笑话，而是颇为主流的理论。比如我们都非常熟悉某大经济学家的“保护富人说”（名字不敢提，因为怕稿件被枪毙）。这位大经济学家也有位大富人作盟友，称穷人的真正利益就在于看着他多挣钱，因为他挣得越多就交税越多，这样国家才更有能力照顾穷人。

如今中国经济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出口急剧下降，国外市场靠不住，“拉动内需”则成了走出困境的主要途径。不用说，穷人一无所有，无法指望他们消费，现在正是富人们大显身手的时刻。可惜，有种种迹象表明，在这种困难时期，第一个背叛中国经济的就是富人集团。

二月三日，《纽约时报》经济版刊登了一篇发自香港的报道：《中国人正在海外花更多的钱》。这里的“中国人”，实际上指的是中国的富人。该报道说，因为经济危机，香港的珠宝销售下降了9.8％，反映了香港人正在勒紧裤腰带。但是，今年新年大陆人在香港购买珠宝的数量却比去年增长了50％。香港珠宝店了老板介绍说，这些大陆富人购买的是五克拉六克拉钻石的耳饰，也就是说每单只耳饰要三克拉的钻石，相当可观。再有，美国的房地产市场正在坍塌之中，很多家境很好的阶层也不得不变卖家产。但是，中国的搜房网正在组织中国的富人们到洛衫矶、旧金山、拉斯维加斯、纽约等地去“抄底”。这些地方，无不是美国房价最高的地区。有的城市中等房价就在百万美元上下。可是，这个“抄底团”本来计划四十人，因为想去的人太多，在出发前一个月就没有位置了。

读了这篇报道，也许有些人觉得很长中国人的志气。俗话说真金不怕火炼。碰到这么大的经济危机，真掏得出钱来的还是咱们中国人。房地产大鳄任志强最近去了趟美国，看见许多中国人在那里狂购，在赌城里也看到了许多中国赌徒，于是爱国主义情绪大发，在自己的博客中豪迈地写道：“曾几何时，被美国人看不起的‘东亚病夫’如今已成了美国奢侈品消费的座上客，也成了赌城贵宾室中的大亨。美国的金融危机已危害到相当一批中产阶级的家庭生活，而中国的腾飞则让更多人可以实现美国梦了。”也怪不得在达沃斯国际经济论坛上，世界各国都指望着中国来拯救自己的经济。不过仔细一想则不是滋味：同一天的《纽约时报》还报道，目前中国的农村民工中，七个人就有一个失业。如果这些富人在国内花钱，那么不管怎么挥霍无度，他们的财富确实还能够“滴垂”到穷人的头上。那么几滴水虽然不解渴，但总比没有好。遗憾的是，他们没有选择这样作。

我这里倒不是想对中国的富人进行道义的谴责，而是希望指出一个非常显而易见的、甚至可能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事实。传统发达国家的富人阶层，其财富向下垂滴的比例确实比较大。但是，发展中国家的富人阶层，特别是急剧发展起来的国家的暴富阶层，其财富向下垂滴的比例很小。道理很简单：富人享受的是最精致的生活，需要的是最精致的产品。这些产品，除了钻石等等需要依赖自然资源外，一般都是在生活水平比较高的发达社会才能出产。比如，在一个大多数还吃不饱的国度中长大的人，很难想象私人包机、私人游艇上的种种讲究。这样的产品，只能让那些最接近也最理解这种生活方式的人来设计制造。结果，发达国家的富人享受的高档商品，多是发达国家自己制造的。发展中国家的暴富阶层，其收入和本国老百姓相距过于悬殊，但心理上比起发达社会的富人来有强烈的自卑感。为了克服这种自卑，表示“老子并不比你差”，他们在消费上就特别喜欢攀比，喜欢购买洋货，一来质量好，二来也提高了自己的身份。这就使他们在消费上背叛造就了自己的经济。为任志强所洋洋得意的中国富人在美国疯狂购物、疯狂赌博的情景，就是这种背叛的真实写照。

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在后发展国家中，走均富之路的社会总比走贫富急剧分化之路的社会要健康。日本是前者的一个典型。关于日本，有许多神话。比如企业总裁的收入不过是本企业普通职工的十倍、企业破产时老板经常把最后一点钱分给职工然后自己自杀等等，不可信以为真。但是，这些神话，总有若干现实基础。日本是世界上贫富分化最小的国家之一。到六十年代初时，全民医疗保险、终身雇佣制度等等就已经确立。日本穷时，没有多少大款能到国外挥霍，即使偶尔有些也无法成为炫耀性的时尚。日本富时，则几乎全民都成了被世界旅游业所追逐的富裕游客。再看日本的国内市场，“国产”经常是昂贵的同义词，“进口”则有廉价之含义，不管是从中国进口还是从美国进口。

中国过去的经济政策，一直强调“改善投资环境 ”，要让企业赚到钱，对弱势阶层缺乏保护。其意图不能说不好：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后，其财富就能迅速“垂滴”到下层社会中，使穷人受益。殊不知，如果在这条道路上走得过远，则会使贫富分化迅速达到惊人的地步。当中国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创造了一个巨富集团、使他们的消费能力远远脱离本社会的正常水平时，他们就不在本社会消费了。比如去年香港（也是世界上贫富分化最严重的发达地区之一）的富豪赵丹阳，就以221万美元之巨竞得和股神巴菲特共餐的机会，让巴菲特本人也吃惊不已。按说巴菲特是股神也是慈善家。他一辈子的所得都如数捐了出去，当然不会图赵先生这221万美元了。这些钱，据说都将用来帮助旧金山的穷人和无家可归者。可是，旧金山实际是个满城富翁的地方。许多无家可归者在那里安营扎寨，一个原因就是条件太好了：气候适宜，特别是冬天很温暖，无冻死的忧虑，而且当地人对无家可归非常慷慨。无家可归者固然可怜，但旧金山的无家可归者至少在无家可归者中属于比较不那么可怜的一种。再看看中国，人口是仅有七十六万多人的旧金山的一千七百多倍，况且穷人比率比旧金山高得多，救济穷人的资源比美国也少得多，更需要帮助。抛开两地的经济发展水平，仅仅以一千七百多的人口倍数来乘一下，那么，赵先生如果对中国的穷人有对旧金山的穷人同样的同情的话，给旧金山的穷人221万美元，就应该给中国的穷人三十七亿美元。可惜，即使他想把自己的财富“垂滴”下去，也轮不上造就了他的社会的老百姓。

我在这里不是提倡“不患寡而患不均”，而是提醒我们的社会：不患不均则必患寡。社会公平问题不及时解决，迟早要影响社会的效率。如今中国的老百姓太穷，靠他们创造不出内需来。这就需要政府站在他们一边，帮助他们创造出内需来。具体的说，政府刺激经济的计划，除了基础设施的建设外，还要加强社会服务的含量，比如，医疗、教育、退休金等等。在这些领域，因为长期欠债过多，要补的洞非常大，仅此一项就可以创造出足够的内需来。比如，政府可以给所有农村户口的孩子一个“教育红包”，其数额足够支付这个孩子到任何城市接受义务教育的基本费用，并规定任何学校不能拒绝接受。这样我们才能创造不同的下一代，不同的未来。至于哪个房地产商要破产，那实在不是政府要操心的事情。

(本文来源：中国经济网 作者：薛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