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9月20日，在中美两国首脑的支持下，中美双方发表了《中美关于启动两国战略经济对话机制的共同声明》(以下简称《共同声明》)。依据《共同声明》，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将主要讨论两国共同感兴趣和关切的双边和全球战略性经济问题，对话每年举行两次，轮流在两国首都举行。由此启动了中美两国战略对话，对话举行了三轮。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将“传统”的经济和贸易谈判上升到了战略的高度，成为协调中美经贸关系的长效机制，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新的对话机制启动以来，中美双方在许多问题上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但在一些问题上存在的分歧和矛盾依然没有消除。第四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将于2008年6月举行，在当前美国经济面临着温和衰退和全球经济不确定因素增多的重要时期，中美经贸关系的诸多敏感问题在第四次战略经济对话时将备受关注。
一、三次对话成果
根据《共同声明》，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主要讨论两国共同感兴趣和关注的双边和全球战略性经济问题。
1.第一次对话成果和定位的确立
2006年12月首轮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主要集中在“中国的发展道路和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主题，就城乡均衡发展、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促进贸易和投资、能源、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等五个专题和十一个分议题进行的讨论，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中美双方达成了共识。首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是中美探讨长期经贸关系的开始，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的定位确立在长远性、全面性和战略性，加强双边对话机制的一个新的起点。从首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确立的定位看，虽然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与商贸联委会、经济联委会和科技联委会等中美磋商机制有所不同，战略经济对话的侧重点不是解决某个具体问题，讨论的是多个领域的一揽子问题，寻找两国经济利益的共同点，但从战略层面上又与中美商贸联委会、中美经济联委会磋商机制形成了互补，双方讨论的问题涵盖了经济、政治、安全、外交等范畴，不仅具有一定的战略性，也具有一定的广泛性，为后来的战略经济对话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2.第二轮对话取得多项成果
2007年5月第二轮战略经济对话也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达成了多项协议。其主要成果体现在：双方在金融服务、能源与环境、民航等领域就下一步要采取的措施达成了共识。具体内容包括中国在航空和金融领域的开放：根据新签署的航空协议，到2012年，美国航空公司开通的往返中国航班将从每天10班增加到23班，到2011年则取消往来两国货运航班的限制，美方宣称“这一措施将为美国航空公司带来50亿美元的收入”；中国将把合格的境外投资机构(QFII)的额度从目前的100亿美元增加到300亿美元；放开成立合资券商的限制，重新开始审批成立新的合资券商，同时增加合资券商可从事的业务；外资银行在中国境内可立即开始提供人民币信用卡和银行卡业务；外资非寿险公司将在2007年8月1日前获准进入中国市场。对第二轮战略经济对话取得的一系列成果，中美双方给予了较高的评价。美方表示，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成为两国长期具有战略意义合作道路上的重要标志，美中经贸关系沿着正确轨道发展，对两国人民和世界经济都至关重要(2007年5月23日在第二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闭幕式上，美国总统布什特别代表、财政部长保尔森的表态)；中方认为，第二轮战略经济对话双方就事关中美两国全局性、战略性、长期性的经济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并且兼顾了当前中美经贸关系中的一些热点问题，取得了一些具体成果(2007年5月23日在第二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闭幕式上，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特别代表、国务院副总理吴仪的表态)。
3.第三轮对话成果广泛
2007年12月在北京举行的第三轮战略经济对话，确定的议题包括六个方面：中美双方抓住经济全球化的益处，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强化贸易诚信；经济平衡发展；应对不同能源选择带来的经济影响；综合考虑经济增长与环境可持续性；促进中美双边投资。其中还涉及五个方面的问题：加强政府监管透明度；加大环保力度；鼓励知识创新；提高食品与产品安全；以及其他一些重大经济问题，包括汇率、宏观经济政策、市场准入、金融市场发展和开放。其中食品和产品安全问题首次列入了中美战略经济对话，而知识产权保护和人民币汇率、贸易逆差等问题仍是各方关注的焦点和讨论的重要议题，也是美国向中国施加压力的热点问题。第三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达成了一系列加强和深化双边经济关系的成果，包括：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中美双方承诺扩大对话和信息共享；增强法律、政策、计划和鼓励措施的基础，以便对食品、药品、医疗产品和消费品出口实施有效的政府监督。与此同时，此前两国签署了14个协议和备忘录，包括：《便利中国旅游团队赴美旅游谅解备忘录》；《高技术与战略贸易发展指导原则》；《药品医疗器械安全合作协议》；《关于食品与饲料安全的合作协议》；《关于烟酒贸易的合作谅解备忘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与美利坚合众国农业部及能源部关于合作开发生物燃料的谅解备忘录》；《中美农业科技合作议定书》；《关于艾滋病防治合作项目谅解备忘录》；《中美企业合作对接项目协议》；《山东省聊城市人民医院利用美国进出口银行主权担保贷款引进医疗设备项目贷款协议》；《关于设立中美环保技术与产业合作论坛的谅解备忘录》；《国家环境突发事件应急监测项目执行合作备忘录》；《国家二恶英检测项目进一步合作意向书》；《绿色煤电有限公司增资认购协议》。
二、第四次战略经济对话将更具广泛性
随着中美经贸关系的进一步加深和经贸关系内容的不断丰富，以及战略经济对话的展开，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涉及多个领域，议题也更为广泛。从前三次对话可以看出，即将举行的第四次对话涉及的议题将更为广泛，更具有全局性和全球性。第四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除了贸易、投资、知识产权保护等“传统”话题外，还将纳入能源、环保、食品安全等具有全球性的议题。另外，在当前美国经济面临衰退预期、次贷危机影响不断蔓延和美元贬值加剧、全球经济不确定因素增多、以及中国经济也面临着物价上涨等困难的情况下，确保中美经贸关系和全球经济稳定符合中美双方的共同利益，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重要作用更加突出。第四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能否取得更多的积极成果，共同应对两国所面临的挑战，避免经济风险进一步扩大，并进一步推动中美战略经济对话进程，是各界所期待和高度关注的焦点。
近年来，美国国际收支状况不断恶化，导致国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要求人民币升值、对中国产品加征惩罚性关税，中美经贸矛盾趋于复杂化的背景下，人民币汇率、美元贬值和知识产权等问题仍将是第四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需要进一步商讨的问题。在第四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着力商讨的一系列重要的经济议题中，美将有可能以美中贸易逆差为由继续向中国施压，要求人民币继续升值。美国国会迄今已提出50多项具有贸易保护主义色彩的法案，寻求对华进行贸易施压与“惩罚”，这种对华贸易不满情绪对中美整体关系发展构成重要影响。为此，中美双方希望通过战略经济对话加强彼此战略关系的和谐，并通过战略经济对话有效地处理双边经贸问题，缓和美国国内对华贸易不满情绪与平衡双边贸易的压力。因此，第四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不仅将兼顾战略经济对话的战略性与功能性，也是在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人民币汇率和知识产权等问题上，双方对话过程中需要克服的焦点问题，由于维护战略经济对话对处理双方长期性、全面性、战略性经贸问题的重要性，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被各方面视为化解两国经贸纠纷的有效途径。
另外，第四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如能在环保、食品安全等全球性问题方面达成共识，将进一步发挥战略经济对话的重要作用。同时，促进中美经贸健康发展、防止经贸摩擦政治化以及消除非经济因素对经贸的阻碍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确保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全局性、战略性和长期性的定位，将是第四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能否取得更多积极成果的前提和基础。
三、中美经贸关系中不散的阴影
近年来，随着中美贸易的迅速发展，各种矛盾和问题也随之出现，成为中美关系中的突出问题，频繁见诸于媒体。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正逢美国国会“反华情绪”抬头，中美贸易和金融等问题的争端进一步加剧的时期。
2007年以来，随着美2008年总统大选的临近，中美经贸关系的复杂性、敏感性日益突出，经贸问题政治化倾向日益明显，从美国国会里不断刮出来一股股对华贸易保护主义之风，导致近期中美贸易关系进一步紧张，甚至贸易战有一触即发的可能。2007年以来美国会涉华经贸议案不断增多，提出了50多项涉华经贸议案，进一步扩大了对华出口管制商品范围，炒作中国产品质量安全问题在美国国内媒体也是铺天盖地。例如2007年2月美国向世贸组织(WTO)提出诉状，状告中国的贸易补贴政策违背世贸组织规则；紧接着3月，以中国给予造纸企业出口补贴为由宣布对中国生产的高亮度加膜纸征收高额惩罚性关税；4月9日美国贸易代表施瓦布又宣布，美方决定要将中国知识产权问题、出版物市场准入问题诉诸世贸组织贸易争端解决机制。根据世贸组织贸易争端解决机制，世贸组织受理相关申诉后，第一步就是安排争端双方进行磋商，第二轮战略经济对话就是恰逢这一微妙时刻进行的。第二轮战略经济对话取得的成果仍然没有能够充分满足美国国会一部分人的高期望值，对中国指责和抱怨的“反华情绪”在美国国内仍存在着一定的“市场”。特别是随着美国大选的激烈展开，在这一敏感时期的政治背景下，正如众议院美中工作小组联席主席、共和党议员科克所说，“中国问题将变得更加敏感”。
观察美对华贸易政策，从表象看，中美贸易中存在的问题都与中美贸易失衡有关；但也不难看出，其中搀杂了带有歧视性和政治上的色彩，政治化对中美经贸关系的冲击日益明显。特别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美国“中国威胁论”论调也在升温，甚至就所谓“人权问题”向中国施压，霸权主义心态的表露无处不在，同样也出现在贸易领域。在这一背景下，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的启动对缓解中美贸易摩擦无疑是有益的，解决中美贸易存在的问题需要从中美经济关系的全局和战略的高度考虑，逐步消除分歧和矛盾。同时，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不仅是调整中美两国经济关系的一种新机制，而且对全球政治格局也具有重大的深远意义。
四、对话机制的广泛影响和深远意义
从中美两国经济关系看，与现实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密切相关。美国是目前国际经济秩序的最大受益者，需要维护现有的国际经济秩序，而中国作为一个新兴的市场经济国家，对国际经济秩序的发言权不断增强，中美两国寻求新的对话机制实际上是对国际经济秩序的维护和适当的调整。因此，在一定意义上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将对全球经济秩序的维护和稳定发挥重要作用。
当今世界，全球经济持续增长的潜在隐患依然是经济严重失衡。失衡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以美国为首的部分发达国家保持着高水平的贸易逆差，对于其他国家而言，如此高的贸易逆差带来了国际收支的高风险；第二，为了弥补贸易逆差，美国等发达国家从世界范围吸引了大量的资金，这种贸易和资金上的双逆差，构成了当今世界经济不平衡的基本格局。全球经济失衡是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所关注的焦点议题之一，不能排除许多其他议题也是由此引申而来。事实上，中美经济和贸易问题从根本上说也是全球经济失衡的问题，既源于世界经济增长格局、贸易格局的变化，又源于短期内中美之间的贸易失衡以及美国、中国经济的结构性失衡。中美两国经济结构失衡不是孤立的单一现象，而是通过国际贸易和国际资本流动形成了中国所在的东亚地区与美国之间的经济失衡，也就是跨太平洋的经济失衡，这是当今世界经济失衡的突出表现。因此，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从宏观和战略的高度解决这些问题，不仅有利于解决中美经济和贸易上的摩擦，对全球经济的平衡发展、经济的稳定与安全也会产生积极和深远的影响。
中美间建立战略经济对话机制，不仅体现了中美战略经济关系，也为国际间解决贸易争端树立了新的典范，这也是此次对话引起全球广泛关注的原因。另外，中美关系已超越双边关系的范畴，越来越具有全球影响和战略意义，面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挑战，中美拥有广泛的共同战略利益。与此同时，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的影响也将超越双边关系的范畴，在国际社会产生一定的反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