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崛起和综合国力大幅提升，中国的发展越来越成为世界广泛关注的焦点，同时引发的各种各样的猜测和疑虑也日益增多，来自国际上各种各样的压力和冲击是中国发展中遇到的新问题。可以预见，未来中国社会各个领域仍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同时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也并不宽松，承受的国际压力只会越来越大。从国际层面看，一方面中国的发展必然会在国际上引起与其他国家的矛盾和斗争，尤其是与发达国家间的矛盾和斗争；另一方面，国际上对中国发展的种种诋毁和肆意曲解，势必给中国的发展带来更多的干扰和负面影响。与此同时，未来中国与世界的交往将更加紧密，中国发展需要进一步与世界融合，世界的发展也需要中国发展的助推。因此，如何客观、理性看待中国的发展成果与强国现实？如何应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又如何在发展与世界融合中寻求中国国家利益与世界共同利益的平衡点？这些都是中国未来发展过程中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需要我们认真思考和亟待解决。

一、中国经济崛起的“神话”

2010年，在世界经济艰难复苏和国际环境复杂多变的情况下，此前国内外众多媒体和各界关于中国GDP总量将超过日本的纷纷猜测和传言，随着中国和有关国家及国际机构陆续公布的相关数据得到确认。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GDP总量达到了5.74万亿美元，而日本GDP总量为5.39万亿美元，比中国少3500亿美元。从上述数据看，目前中国仅次于美国位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日本则退居世界第三，中国经济崛起的“神话”成为现实摆在世界面前。在当前错综复杂的世界经济格局中，中国GDP总量的进一步提升毫无疑问地引起世界的广泛关注，这不仅象征着中国经济的崛起，更重要的实际意义是让世界看到了一个21世纪的中国是如何在世界民族之林崛起。与此同时，以中国、印度、巴西和俄罗斯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经济的崛起，导致世界格局的变化更加明显，这意味着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将成为未来世界格局变化的重要因素，这一变化和发展趋势越来越明显。

21世纪伊始，中国经济发展便进入了快速增长的轨道，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后GDP总量年年创出新高，GDP总量世界排名也在不断赶超发达经济体大国，先是于2007年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国家，而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又先于发达国家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复苏，2010年GDP总量一举超过日本位居世界第二。显然，中国经济的崛起意味着21世纪世界格局将发生重大变化。20世纪90年代前，中国的GDP总量仅为日本的1/10，在20年的时间里中国不仅缩小了与日本的差距还超过了日本，这在当今世界是绝无仅有的奇迹。特别是，在当前的国际经济与政治环境下，随着各国经济复苏的千差万别，中国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无论是国际还是中国国内都会感受到中国经济空前的发展和中国在世界影响力的日益扩大，21世纪的前10年中国便迎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那么再有二三十年中国经济崛起的“神话”将如何演绎？对中国的关注成为当今世界的焦点议题。对此，国外一些媒体和经济界有评论认为，在未来的二三十年间，中国GDP总量将赶超美国位居世界第一，也有评论认为21世纪将是中国的世纪。无论未来中国GDP总量将赶超美国的结论是否为时过早，还是21世纪将是中国的世纪是否是媒体的过度渲染，不可否认的是中国经济的崛起已成为不争的事实，我们也有理由判定中国经济崛起的“神话”还将续写。

从中国经济崛起的现实意义上看，单纯的象征性意义已经渐渐淡化，实际意义更加突出。过去，国内外部分媒体和学术界对中国经济崛起的评论大多侧重的是象征性大于实际意义，随着中国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和对世界影响的进一步渗透，各界对中国经济崛起的看法有了新的转变，愈加看重的是实际意义大于象征性，其中国际社会主流的看法是：中国经济的崛起影响着世界，世界也需要中国经济的崛起。显而易见，不仅中国经济的崛起，而且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作为一个整体在经济总量上缩小了同发达国家的差距，在世界经济格局经济总量对比此消彼长的情况下，导致世界经济格局变化因素多于世界政治格局变化因素。尤其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经济陷入了严重衰退，西方发达国家已无力再独撑国际金融和世界经济局面，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和推动世界经济复苏的G20机制取代了G8的部分功能，成为主导世界经济协调不可或缺的重要机制。而G20机制和G8机制的区别就在于：G8机制是少数发达国家的“富人俱乐部”，在世界经济中不具有普遍性和广泛性，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其主导世界经济的能力和权威性大大削弱，在应对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面前形同虚设；而G20机制在世界经济中则更具普遍性和广泛性，其中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国家在G20机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与发达国家形成了共同应对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以及全球治理的国际合作与协调机制。G20合作与协调机制在形式上是以各不同经济体国家的独特方式协调经济、金融政策的多边架构，其有效性优于G8架构。因此，有评论认为：G20属于典型的非正式机制，成员国在G20机制内的主要目标是寻求国际共识而非达成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承诺，反映国际共识的协议也主要依靠相互监督来加以落实。值得强调的是，虽然这些共识没有法律约束力，但共识本身以及对形成更多共识的迫切需求却成为推动G20机制不断发展的“原动力”。虽然G8架构在处理全球问题和协调有关国家政策方面确实曾经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是随着世界经济、国际金融形势的发展变化，G8架构主导世界经济、国际金融的代表性和权威性等方面不断受到置疑。舆论普遍认为，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G8成员国在宏观经济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上始终存在着分歧，应有的国际合作与协调与人们的期望值相差甚远，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独立的矛盾也进一步显现出来。因此，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G20机制必然要取代G8机制成为世界经济和国际金融合作与协调的主导平台。从未来一段时期看，在当前国际金融领域依然危机四伏和世界经济形势变数增多的情况下，如何处理好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独立的关系，把握宏观经济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导向并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依然是世界各国面临的问题，能够担当此重任的恐怕非G20机制莫属，西方发达国家要想找回主导世界经济和国际金融地位的过去已很难了，其中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是，中国等新兴经济体作为一个整体在经济上的崛起正在改变着世界经济格局，而中国的作用和影响更加凸显。

因此，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以及在G20机制中作用和影响的日益突出，中国在同国际社会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积极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稳定和为推动恢复世界经济增长作出了应有的贡献。事实上，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在世界面前展现出了一个正在崛起中负责任大国的形象，积极参与了应对金融危机的国际合作与协调，在G20机制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和影响。为此，中国经济崛起影响世界被当前国际社会视为最重要的命题之一。国际媒体普遍认为，在本世纪未来的二三十年间中国经济的崛起必将对世界经济带来更多的影响，中国的国际地位也将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当然，对于中国GDP总量位居世界第二也需要有一个客观和理性的判断，不可妄自尊大。尽管中国GDP总量位居世界第二，但无论是从人均GDP和人均收入看，还是从经济增长的质量和结构来看仍离世界经济强国有相当大的距离，中国经济的发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同时未来中国经济的发展仍存在着许多难题和未知数。从人均GDP和人均收入看，中国人均GDP通常的说法仅为3800美元，在世界排名与发达国家相距甚远，甚至低于中等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另外，人均GDP不等于人均收入，如果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中国的实际人均年收入大大低于人均GDP，更不要说由于受到各种实际情况和因素的制约，目前所公布的数据并没有覆盖到全国人口。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统计数据表明，2011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分别为19109元和5919元人民币，而目前中国的城市化率接近50%，城镇居民数量与农村居民数量基本相等。以此计算，2011年中国总体上人均年收入应约为12500元人民币，折合不足2000美元，此外还有统计数据无法涉及的方面。因而，从中国人均GDP和人均收入看，虽然中国经济总量具备经济大国的水平并存在着巨大的发展潜力，但目前中国经济实质上还处在一个中等发展中国家的水平，要真正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还需要较长的时间和不懈的努力。同时还应该看到，目前中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仍面临着许多需要解决的难题，如资源生态环境压力的不断增大、产业结构需要调整、发展方式需要转变、工业化中后期阶段城镇化推进过程中的各种问题、居民收入差距的明显扩大(包括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以及教育住房、医疗、社会保障等民生领域仍差强人意。这一系列民生领域的问题需要中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着力解决，未来中国经济的发展依然是任重而道远。

二、中国经济崛起与强国之辩

中国改革开放发展战略实施30多年来，取得的成果有目共睹，强国的雏形已然显现，被国际社会普遍视为崛起的大国，甚至被西方看作是具有“威胁”潜力的强国。从一定意义上说，一方面，30多年来发展取得的成果不仅使中国逐步摆脱了贫困落后的困境，摘掉了“弱国”的帽子，也使中华民族看到了一个强国应有的尊严，曾经在国际上由于贫穷、落后、国力不济而任人摆布和屈辱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中国的外交也应验了“弱国无外交”这一至理名言的另一层含义，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掷地有声。从这一点上看，中国的发展和强国情结是中华民族百年历史的选择，历史上太多的磨难和屈辱使中华民族深深感受到一个“弱国”最终不能摆脱悲剧性的命运，深刻认识到国家的强盛对本国民族来说是多么的重要。另一方面，存在所谓中国的发展和日益强大会对其他国家构成“威胁”的固有思维，中国的发展也导致西方国家和政客忧心忡忡，中国则成为一些西方国家和政客以及反华媒体“口诛笔伐”的“众矢之的”，似乎中国的发展和日益强盛必然构成对其他国家的“威胁”，显然所谓的“中国威胁论”背后另有玄机。

抛开西方鼓吹“中国威胁论”背后隐藏的各种动机不谈，正视中国的发展与强大需要有一个客观和理性的认识与评估，为中国的强国现实得出一个客观和准确的结论。中国GDP总量超过日本的消息一出，国外媒体的各种评论纷至沓来，有评论指出：“中国经济在经历了几十年令人炫目的发展之后，终于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里程碑”；“中国经济超过日本早在意料之中，但成为现实后还是让人们感受到震动，世界将重新打量中国并适应以一种新的方式与这个经济超级大国打交道”。更有甚者预言：“2030年中国将超过美国而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在外界报道和评论的炒作下，随即中国国内上上下下“中国是不是强国”的相关讨论不断升温，学术界和国民都不约而同地参与了进来。虽然，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中国是不是强国”的讨论和争议一时间被渲染得沸沸扬扬，但冷静下来后的媒体和国民开始思考更多的是：如何客观和理性地看待中国GDP总量排名世界第二的现实意义。其结论和答案是，如果单纯从GDP总量排名看，目前中国的GDP总量排名的确真实反映了中国发展取得的巨大成果，中国的改革开放发展战略毋庸置疑，中国国力的提升即便是使国民由此产生出强国情结，甚至是浮躁情绪也在情理中，既可以理解也无可指责。但是，如果客观地分析中国GDP总量排名和强国的关系，就需要理性看待中国的发展，不能被西方媒体的夸大其词所迷惑，对中国是否真的如西方蛊惑的那么强大需要有清醒的认识。事实上，尽管近年来中国经济的发展先后分别超过德国、法国和英国，现在又超过日本，依据一些经济学家的预测将来超过美国是迟早的事，而仅从GDP和综合国力评估等方面考察，并不能实际反映出中国是否具备了强国的要素。

近年来，关于中国综合国力的衡量和评估，在学术界存在着量化评定，将中国的综合国力用量化来界定强弱进行分析，显然这种量化评估能否准确和科学地反映中国的综合国力需要商榷。单从人均GDP排名看中国的人均GDP在世界排名中依然靠后。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数据显示，目前中国人均GDP仅为3566美元，排名世界第99位，而日本排名世界第16位，人均GDP为39573美元，是中国的10倍之多，中国人均GDP世界排名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更不要说名列世界强国，目前中国仍属于发展中国家这一现实没有改变。另外，综合国力的评估是一个系统和动态概念的评估，既要从硬实力和软实力两个方面进行综合评定，又要从现有实力和一定时期内的发展潜力来评估，其中包括对社会环境，即国家政治、经济、科技、文化、教育、国防、外交、资源、民族意志、国民凝聚力等要素综合考评，以及对上述社会环境相互关联和作用的评估。与此同时，综合国力的评估又往往不能摆脱主观意识的束缚，难以剔除主观成分的臆断；另外，综合国力的评估也存在着不同专业或不同学术机构千差万别，甚至是完全相反的结论。

同时，在“中国是不是强国”的讨论和争议中，有部分人认为，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家引发的新一轮“中国是不是强国”的命题不仅为时过早，也没有更多的实际意义，只会在舆论界和社会中引起一阵“骚动”，甚至“中国是不是强国”命题是一个“伪命题”之说也浮出水面。虽然，从GDP总量排名来论证中国已然是一个强国的结论显然既不实际也不客观，何况中国人均GDP依然低下，用量化来评估中国的综合国力也缺乏科学性。但是，“中国是不是强国”是一个“伪命题”的言论也不免有些偏激，或是没有充分考虑和照顾到国民的强国情结。从中国国民的强国情结出发，对中国的发展和强国需要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待，对“中国是不是强国”命题的讨论也要有一个积极意义上的评价。实事求是地讲，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经济的发展为中国应对各种自然灾害提供了坚实的物质，也使中国具备了参与国际救援的能力。近年来，中国无论是在自身的抗灾和救灾还是在积极参与国际救援行动方面，不仅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好评，而且也表明，经济发展奠定的物质基础是中国抗灾、救灾和参与国际救援行动的必备条件。同时，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稳定世界经济和援助其他发展中国家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例如，面对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中国为世界经济战胜困难走出衰退做出了重大贡献。与此同时，中国还积极参与和推动国际政策的协调与合作，在G20集团峰会、联合国大会等重大国际平台上，中国积极促使世界各国维护公正自由开放的全球贸易和投资体系；积极推进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机构决策程序和机制；根据自身的发展阶段和能力制定应对气候变化措施等。中国还一贯重视援助其他发展中国家，在促进南南经济发展合作方面正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显然，这一切与中国的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提升是分不开的。

然而，中国在国际上表现出来的负责任精神却引来各种非议，另类的声音不绝于耳，甚至中国已不再是发展中国家的论调也在国际上广为传播。关于经济崛起的中国到底还是不是发展中国家，也需要有一个明确的定论。不可否认，中国经济的崛起和国力的提升是客观事实，但把中国的经济崛起和国力提升与发展中国家区别看待，甚至与发达国家并论划“等号”，却缺乏足够的说服力，也误导了国际舆论。从目前中国的经济规模看，尽管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拥有强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国力，以及最大规模的外汇储备(截至2011年底约3.18万亿美元)，但以人均财政收入水平排名看仍在世界百位之后，目前只有1166美元，属于发展中国家水平。因此，理论上中国仍是发展中国家不容置疑，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如果要给中国定性的话，中国已从一个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上升为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而试图非要将中国从发展中国家的行列中拉出来，把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以外的国家或是一个发达强国看似有些荒唐，却另有图谋和“隐情”，无非是在全球治理中让中国承担与发达国家同样的责任和义务。另外，由于中国是美国的最大债权国，导致美国决策者担忧日益加重。对此，美国塔夫斯大学(Tufts University)弗莱彻法律与外交学院国际政治教授丹尼尔.德茨纳(Daniel W. Drezner)，曾在《国际安全》2009年秋季号发表题为“坏账：评估中国在大国政治中的金融影响力”文章，指出对于美国依靠中国以及其他威权资本主义国家作为信贷来源弥补美国的贸易和预算赤字，评论家和决策者们表现出日益强烈的担忧。文章同时认为，对于债权国将金融实力转化为政治实力的能力的评估表明，信贷实力在政策圈内被夸大了。用安全研究的术语来说，中国的金融实力提升了其威慑能力，但是对它的胁迫能力影响甚微。

未来10年，中国的发展和变化将始终与中华民族的强国情结紧密联系在一起，同时由于中国的发展和日渐强盛，“中国威胁论”不仅不会销声匿迹，而且会愈演愈烈。对此，中国既需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应对西方对中国发展的歪曲和对舆论的误导，同时也需要摆正自己的位置，不能一味地看重“中国是不是强国”的结论，无论中国未来10年的发展和变化会是什么样，中国始终不能背离“和平发展”的主线，中国的发展也不会对世界任何国家构成威胁。

三、中国崛起模式与世界融合

当今世界，随着全球经济发展的此消彼长，中西经济力量对比差距逐步缩小，国际经济格局进入了变革与调整时期，同时世界各主要经济体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已呈现多样化的发展趋势。在发达国家，虽然保留着传统的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模式，但如今已分化为美国模式、欧洲模式、日本模式等，其中欧洲模式又分为德国模式、法国模式和英国模式；在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国家，异军突起的“金砖四国”分为中国模式、俄罗斯模式、印度模式和拉美模式。此外，还有上世纪60年代开始形成的亚洲“四小龙”——中国香港模式、新加坡模式、韩国模式和中国台湾模式。

在世界众多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中，中国模式成为当今世界关注的焦点，也是各国媒体和学术界评论与探讨最多的议题。有评论认为，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发展模式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与传统的前苏联社会主义发展模式不同，也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有着本质的区别，是在新的国际形势背景下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模式，是当今世界发展模式多样化的重要体现，它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进程。也有评论认为，中国发展模式构成了对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威胁，中西“发展模式冲突论”便成为西方“文明冲突”理论新的版本。显然，中国的崛起和中国的发展模式意味着什么？国内外有着截然不同的解读。一方面反映了未来中国发展方向的中国模式“论恒”的解读；另一方面反映了西方价值观念深刻左右的“中国威胁论”的言行和解读。

事实上，中华民族的近现代发展史是与世界列强不断抗争和觉醒的历史，是不断发展与进步的历史，同时也是与各国交往不断加深融合于“世界之林”的发展历史。在当代国际社会中，中国发展的一条清晰的主线就是“和平的发展”、“和谐发展”，是与世界融合和共同推进人类社会进步与发展为前提的。未来10年，依存与竞争、合作与协调、发展与融合是国际关系发展的主流，其中依存与竞争体现的是世界各国既相互依存又有各国间利益的博弈；合作与协调反映的是应对全球性挑战寻求各国利益和世界共同利益的平衡点；发展与融合就是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发展。而对于中国的发展与世界融合，在一定意义上恐怕是中国提出的“和谐世界”的解读与内涵的最高境界。与此同时，中国经济的崛起和在国际格局中地位的提升，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美国右翼势力不平衡心态的加重，“中国威胁论”也就成为这股势力发泄反华情绪的论点。而对于正在崛起的中国来说，一方面中国的崛起引起了世界格局变化，在这种新格局中，中国和平崛起的条件需要有发达的经济和强大的军事作后盾，没有发达的经济和强大的军事就不能保证和平崛起；另一方面需要一个和平的世界，与国际社会共同繁荣和发展，实现和平发展道路的民族复兴。为应对西方的“中国威胁论”，中国提出了“和平崛起”和“和谐社会”、“和谐地区”、“和谐世界”，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这对化解“中国威胁论”和反华情绪的消极影响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对此，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戴维·M.兰普顿在2007年提交给全美亚洲研究所(NBR)的会议论文中，对中国未来10年的安全与外交政策走向进行了预测，提出中国同当前国际体系的融洽程度是混合的，北京方面的倾向与其他主要大国(特别是美国和日本)十分不同，因此成为同东京、华盛顿和其他主要大国持续发生摩擦的根源。同时认为，这些摩擦不会严重到导致当前的体系崩溃。……中国将会更加重视掌控力和经济实力；中国同美国和日本的关系将带有强烈的安全竞赛的成分，然而也包括实质性的经济合作。

对于中国的崛起，以及在世界经济、政治格局中地位的不断提升，中国政府已多次向世界表明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崛起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中国的军事现代化的发展不可能改变世界军事实力的基本格局，也不会对其他国家构成军事威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从国家安全的角度看，在全球化时代国家安全问题已经不再仅局限于领土边界安全，国家安全的内涵扩展到各个领域。特别是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扩展，中国极大限度地与外部世界融合，国家利益的扩展分布于全球，由此中国对主权范围之外利益的保障和维护需要适度发展军事力量。这不仅是国家主权范围内安全的需要，也是保障国家主权范围外的需要。与此同时，中国的崛起和发展给世界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与世界各国的发展形成了良性循环的互动关系。因此，中国提高国防现代化水平的宗旨，是从防御和自卫出发的，是加强国家安全战略不可缺失的合理选择，同时也是为了减少各种非和平因素对中国和平发展的干扰，确保和平发展进程顺利。事实上，在全球化时代和当今恐怖主义猖獗的复杂国际安全环境中，国家安全已经成为全球问题，国家安全与国际社会的共同安全密切相连，逐步形成了全球化时代不可分割的集体安全，很难有一个国家能够在应对全球性和跨国性安全问题上独善其身，或避免来自各领域的威胁，实行有效的安全必须依靠国际社会的共同合作和努力，而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自然在维护地区与国际安全上更负有责任，而且随着中国的崛起能力和影响力也日益突出，这已成为不争的事实。

世界对中国发展的理解和把握，也需要从偏见的误区摆脱出来，正视中国的发展。特别是，在中西文明不同价值观的博弈中，一些西方媒体和政客总是带着固有的傲慢与偏见看待中国问题，忽视了中国民族的尊严，伤害中国民众的情感，加剧了中西文明不同价值观的冲突。中国参与国际融合既有国际规范只是社会化的一个方面，中国如何影响国际规范的演变则是社会化过程中尚待理论化的另一方面。中国正积极探索未来国际秩序的若干模式，其中，创建和谐的安全世界作为一种国际秩序的理想模式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人类社会文明的构成体现为经济、政治、文化三个方面，而文化作为经济、政治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是价值理念的反映，在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上的作用十分突出，推动着人类社会文明的发展。与此同时，不同的社会文明和价值理念有着不同的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机制，这就决定了不同的社会文明和价值理念隔阂与对立的必然性。从中西深刻的历史文化看，尽管中西文明在价值观上有着一定的差异，始终存在着历史文化上的隔阂与对立，中西文明不同价值观的冲突也不可避免，但价值观上的差异并不等于中西文明不可融合和交流。在全球化不断发展的当今的国际社会，以不同的文明和价值观为基础的意识形态已经不再是阻碍世界各国人民交往的根本因素，虽然不同文明和价值观的冲撞依然存在，但通过各种形式的往来，其中包括政治经济、文化、体育等多方面的往来和交流，不断加深相互了解，可以使不同文明和价值观的冲撞减少，创建一个和谐的世界。当然，也需要西方媒体改变对中国的不友好态度和立场，在报导中国问题上保持公正和客观，获得中国民众的信任；同时在与西方国家和其他价值观的沟通中，中国民众也需要通过适当的交流方式消除与西方的隔阂，化解中西文明不同价值观的碰撞。从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看，人类文明的发展是千百年来人类历史发展的结晶，是人类的遗产，而不同文明的形成，又受到不同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地域、宗教的影响，具有独特的、不同层次的多样性。每一种文明不仅始终保持着自身特有的文明形态，同时不同文明之间又通过文化、经济活动等各种方式进行着联系和交流，促进了人类文明的共同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近年来，中国发生的几次大地震使中国再次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与以往不同的是：一方面，中国政府、中国军队和中国人民在灾害面前的出色表现使国际社会对中国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中国以自己的行动正在改变着西方媒体长期存在的偏见；另一方面，中国的灾难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同情，西方社会并未因不同的文明和价值观的差异而袖手旁观，纷纷伸出援助之手，体现了在灾害面前人类的共同文明和国际合作精神，以及国际大家庭的融合与和谐在不断加深。当然，“中国威胁论”就此从西方国家和媒体中退出也是不现实的，西方社会和媒体对中国的偏见仍然在短期内难以消除，“中国威胁论”和反华情绪在西方国家和媒体中卷土重来也不是不可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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