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随着中美经贸关系的不断发展壮大，经贸摩擦问题也日益增多。中美两国试图从战略的高度，通过战略经济对话，进一步深化两国经贸关系。文章基于已经成功举办的三次战略经济对话成果，分析了战略经济对话机制下的中美经贸关系，并尝试着为深化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提供了建议。

关键词：战略经济对话；贸易摩擦；中美经贸关系

一、中美经贸关系的基本情况

在世界经济和国际贸易中，中美经贸关系是最为复杂的经贸关系之一。经贸关系是中美关系中最为重要，也是最具活力的组成部分，已经成了两国关系发展的重要支柱和推动力量。发展和深化中美战略经济合作，对我国充分利用战略机遇期，营造和谐的国际经济、政治和安全环境，实现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领域的战略目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中美双边贸易额从1979年的25亿美元发展到2006年2627亿美元，27年增长了100多倍，中美已互为第二大贸易伙伴。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中美经贸关系中合作是主流，对于稳定双边关系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我们也看到中美经贸交往中也存在着失衡与摩擦等问题。中美双方共同建立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体现了双方对中美经贸关系的重视，也是美方对加强同中国发展经贸关系重新定位的体现。

中国已经超过了德国、日本和墨西哥在美国的贸易地位，成为第二大贸易伙伴，2007年还有望超过日本成为美国第三大出口市场，是美国主要贸易伙伴中增长最快的市场；同样美国是中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第一大出口市场和最主要的进口来源地之一。中美两国不仅在传统领域内经贸往来快速增长，在投资和服务等领域的合作也日益深化。中美双方资本合作亦日益深化，投资双向交流不断扩大，一方面美国是我国外资主要来源地，特别是入世以来，美国对华直接投资项目数、合同金额和实际投资额稳步增长，科研投资增长趋势明显；另一方面；我国有实力的企业到美国投资的数量也不断攀升，而且中国高科技市场已经成了美国债券市场的重要投资者。虽然2007年4月份以来中国持有美国国债的规模有所下降，但中国仍然是美国第二大海外国债持有者。

作为世界上增长最快的经济体和最大的经济体，中美两国之间经贸关系规模巨大、联系紧密，然而这其中的摩擦也尤为突出。中美这样两个利益和矛盾交织的大国之间经贸关系是当今世界最为复杂的经贸关系之一，一方面，如上所述双方经贸合作因素增加，另一方面，在经贸中出现的不和谐因素也是极为突出的。入世以来，随着中美经贸关系联系的更加密切，中美贸易摩擦也呈现出常态化的趋势。自1993年以来一直持续增加的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不仅没有在“入世”后得到缓解，而且进一步扩大；美国近年来频繁使用“非市场经济条款”对中国企业提起反倾销诉讼，中美贸易摩擦呈加剧之势(项卫星，2005)。2007年以来几乎每个月都有中美之间贸易摩擦的产生，美国国会涉华经贸问题议案多达五十多个，并且主要集中在贸易不平衡、人民币汇率和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上。我们认为在结构上互补的中美经贸关系中，双方所获得的利益是基本平衡的。中美经贸的迅猛发展加快了中国的发展进程，同时也给美国带来了更多质优价廉的商品、较低的通胀水平、增加了新的就业机会和更高的海外投资回报。随着中美经贸关系的不断发展，其不对称性也在加深，中美双方的“大局意识”的默契正是中美经贸能在曲折中前行的动力所在(倪建军，2007)。中美双方只有从战略的高度，加强对话，扩大合作，妥善解决在发展中遇到的问题，才真正符合双方的根本利益。本文主要在战略经济对话的机制下探讨中美经贸关系。

二、经济战略对话对中美经贸关系的影响

中美两国这一“全球经济双引擎”由于两国国情和发展的历史阶段差异，随着两国贸易关系的迅猛发展，经济矛盾和贸易摩擦也频繁出现。在中美经贸摩擦不断、美国国内贸易保护主义盛行、中美贸易不平衡仍在加剧的情势下，中美在经济领域的战略对话机制树立了双方合作的新标杆，为从战略的高度对中美两国经济发展进行综合思考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

中美为了让两国公平地分享双方经贸关系带来的利益，通过举办战略经济对话就共同关心的“全局性、战略性、长期性的”宏观的结构性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同时也聚焦短期内最为关心的问题，在长期战略的基础上处理两国之间的关系，为未来制定战略图。中美经济战略对话是中美双方务实地分类处理两国关系中的遇到的问题的一种尝试，已经成功地举办了两届。作为中美间开创性的、级别最高的战略性对话机制，中美战略对话机制为两国在战略层面经常性沟通确立了一种制度性安排，有利于两国经济均衡强劲增长。

1.对中国的影响。

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主要是在“中国的发展道路和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主题下就“保持可持续增长而不出现巨大贸易不平衡，继续向贸易、竞争和投资领域开放市场，够提高能源安全及环境改善”展开的，而第二次对话的四大重点议题是开放服务业、加强能源和环境合作、保护和鼓励创新，以及平衡中国的发展模式。这些议题都是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要迫切解决的重要问题，处理好这些问题是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保障，影响着中国现代化的进程。

(1)为中国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美国中期选举以后，相对保守的民主党控制了国会，美国民主党除了针对人民币升值的“舒默议案”以外，还酝酿了很多其他涉及中美贸易不平衡、中国操纵人民币汇率、知识产权保护、国履行WTO承诺以及国内市场的开放等经贸问题议案。启动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以后，中美两国政府做了大量的工作，“舒默议案”主动撤除，今年虽然仍然有美国将知识产权保护问题诉诸WTO、向自中国进口的铜版纸征收反补贴税等贸易摩擦的出现，但是总体上中美经贸发展是稳定的。战略经济对话有利于减少美国对华贸易噪音，为中美经贸创造相对宽松的环境。中国需要进一步利用美国的资本和市场资源，通过学习和借鉴美国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来优化经济结构，继续从中美经贸中获益实现经济的持续发展。

(2)加快经济改革的进程。中国希望自己保持高速和可持续发展，中国从美国追求的是有保障的和可预期的贸易和ODI市场准入，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战略经济对话启动以来，作为中国经济自身发展的需要以及落实中美经济战略对话精神，中国在三个方面明显加快了改革的进程：

首先就是贸易不平衡，鲍尔森指出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第一个宗旨就是“在不发生过大贸易失衡的情况下保持可持续增长”。由此可以看出美国关心的根本问题是贸易逆差，其它问题是派生的。由此他们中不少人就认为，贸易不平衡的根源就是人民币汇率低估，障碍是中国市场不够开放，透明度不够，侵权普遍，影响了美国产品和服务进入中国市场。我们在同美方对话的过程中要不断加强自主知识创新、大力提升产业档次和附加值，扭转“制造在中国，利润在美国”的形势。中国已经着手在调整原有的在很大程度上依托于低效益利用自然资源和廉价劳动力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坚持扩大内需与集约型外贸同时并举。同时还可以建立更加强大的福利制度鼓励国内消费有着重要的意义，建立更加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对于增加国内居民的消费信心，增加国内居民消费，可以实现中国的国内产品“国内化”，中国产品有了更大的国内市场，对于贸易失衡有一定的帮助。

其次，中国加大了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力度。美国不断要求中国更加有力的保护知识产权，通常被视为出于美国自身利益的考虑。当然，企业有权维护他们在技术、产品以及品牌上的权益和回报。但对于中国来说，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也同样甚至更加重要。中国知识产权的拥有者面临的风险日益增长(中国70%的知识产权官司都涉及到中国自身)；中国的消费者也应得到知识产权的保护，他们购买假货除了受到欺骗以外，还有可能置身于危险的境地；部分出口商出口假货会在全球给中国带来坏名声，而且出口不安全的产品(尤其是药品和食品，也包括机械电子及其他产品)会导致对方市场对中国出口产品的严格控制；此外中国知识产权保护不力会使得许多外国公司不愿意将他们的最好的产品和技术带到中国来。我们已经清醒地认识到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正逐步成为中国经济发展自身的需求，这方面不存在政策问题，只存在执行问题，对此双方已有共识。

最后就是按照中国经济的发展和融入全球化的需要，积极推进人民币汇率改革。中国目前采取了以市场供求为基础、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自2005年7月至2007年8月，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已升值近10%。人民币汇率水平不应是目标，改革的目标是建立一个符合我国国情的汇率形成机制。这样的一种改革按中国主权和需要，按照世贸组织规则，而不是美国的压力。

此外，中美在战略经济对话还将针对在加强法制和消除贸易壁垒的基础上，建立开放、竞争性的市场，通过加强能源安全，环境保护等来推动可持续发展。这都足以证明，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促使中国更深层次上融入了全球经济体系，推进了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

2.对美国的影响。美国希望中国坚持华盛顿共识，进行自由化改革，同时增加全球责任。美国推动战略经济对话主要是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希望把中国纳入其经济体系，确保最大限度地占领中国市场，从而凭借着其强势的金融产品分享中国的发展成果。中国服务业开放面向世界，而美国凭借竞争优势成为中国服务业开放的最大受益者。美国试图将中国从储蓄型社会变成消费型社会、开放中国金融市场和使人民币大幅升值，试图影响中国改革开放的节奏。

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负面影响在于，它是一些议员的期待更高，他们认为政府有了这样一个高层对话就应该解决所有问题。整体上来说美国的政治家和国会议员们都觉得前三次对话都不太令人满意，他们希望看到实实在在的成果，即双方能达成一个时间表或者计划，而不再是一些口头上的东西。国会和媒体对保尔森的考察期已过，已经显得没有耐心了。如果不能取得一些让他们认为是实质性的成果，那么国会和媒体就可能没有耐心了，他们会从今年的大选以及明年的政府更迭考量，对有没有举行第五次、第六次对话得必要性大做文章。

3.对全球经济的影响。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上最为重要和复杂的双边关系之一，国际社会也把中美两国看成世界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的启动不仅有利于中美两国经济的发展，而且也向全世界传递了一个重要的信息，即中美正在为了建立一个互利的关系而努力，这个关系包括减少经济风险和减少政治以及安全的风险。

随着中国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中美关系日益频繁，双方经济已经具有较强的依赖性。中美两国贸易依存度、资本与人员等要素流动和金融货币的关联度等不断增强，这使得两个大国经济交往的“规模效应”、两国经贸关系对全球经济的重要性都日益彰显。同时中美两国已经成为拉动全球经济增长的双引擎，在过去的5年内两大国经济体占全球GDP增长的50%以上。中国作为全球新兴经济体的领头雁对发展中国家的引领作用已经成为世界共识。因此中美两国从战略高度、通过正式的制度安排重新审视和处理经贸关系，在经济领域内进行战略对话对世界经济的意义就尤为突出。

三、对进一步拓宽和深化中美经贸合作的几点设想

从中美两国成功举办的三次战略经济对话的结果来看，中美双方在关于加强中美经贸领域的合作在整体上认识是一致的，但是在具体的经贸操作过程中，出现贸易摩擦也是难免得。今年恰逢我国举办奥运会和美国几乎同期举行大选，在双边经贸合作增加的同时，我们也应当理性看待两国经贸关系中再出现摩擦和敏感问题。我们一方面坚持强调中美共同利益和经济发展互惠战略，强化中美现有合作，同时探索在能源、环保和服务等新领域的合作；另一方面也要厘清在中美经贸中双方各自的责任，促使双方把经贸中的问题在战略经济对话的框架内协商解决，维护中美经贸合作的大局。

1.加强对美国，特别是与美国国会关于中国国情的宣传和交流。当前美国国会和媒体对中国的发展理念和历程尚没有正确的认识。美国国会和政府之间的权力斗争和制衡，是影响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重要因素之一。美国宪法把管理对外贸易的权力明确授予了国会，国会不仅是美国贸易政策的主要决策者和主要监督者，而且也是贸易问题“政治化”的主要推动着(金灿荣，2000)。尽管三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取得了有目共睹的共识，但是美国国会部分议员和媒体对对话的形式及对话的成果表示置疑。民主党控制的贸易保护主义更浓的国会，将中美战略对话视为向中国施加压力的机会。其主要观点是：中国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依靠了两个“车轮”，一是操纵人民币汇率取得了对外贸易的巨额顺差；二是通过侵犯知识产权、窃取国外技术，取得竞争优势。他们认为，经历了三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这两个“车轮”非但没有停止，反而转的更快。加强同国会议员直接交流是一个最重要的方面，不能把政治思维来主导经济问题，要不然就会把经济问题越搞越复杂，就是让他真正全面的了解中国目前的情况，和决策中间的困境，而不是仅仅施压能够解决问题。这就要求我们通过国情交流，消除美国特别是国会的误解，一方面通过与美国实业界、国会以及媒体的交流降低他们对在战略对话中期望过高，试图解决所有问题的情绪；另一方面还要让美国真正认识到日益崛起的中国经济对美国而言不是威胁，而是机遇和双赢，逐步减少对话贸易政策的双重标准。

2.议题的选择主导权。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着眼于为中美双方战略性的整体利益的最大化寻找途径，但是由于中美两国相差悬殊的实力，加上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是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5年过渡期结束后才正式建立的，中美经贸的重点已经由中国商品市场的开放为主转向服务市场的开放。这样中国在战略经济对话议题的选择上就很被动，前两次战略对话美方考虑的焦点就集中在：中国市场开放，产业调整，汇率形成，物价形成和公平性，进出口平衡等。可以预见，迫于美国国内选举的压力，美国政府在第四次战略经济对话依然会抛出宏观经济与金融形势、人民币汇率、金融服务业、经济平衡增长和发展融资等议题。如果总是由美国操纵对话议题，那么我们将永远处于被动回答地位。中国要欢迎提问，尤其是那些关乎我国现代化进程的议题，但是我们也必须提出我们的议题，必须通过提出我们的主张从而深化对话。我们可以提出议题，一方面，是那些本身重要、涉及美国战略走向并且涉华的问题。如美国能源战略中的中国因素，中美共同发展中的资源竞争与合作等；另一方面，从美国提出问题的反设议题，譬如美国经济成长中的中美经贸关系因素等。

3.战略对话制度化。中美两国的各种高层对话逐步走向制度化，即不随领导人的更换而变化，不因为任何单一事件的突发所“绑架”。在中美交往的过程中，比较突出的是中美军事防务磋商，每逢两国间发生突发事件，总被首先叫停。中美联合经济委员会(JEC)和中美贸易协调机制(JCCT)也曾于1989年至1994年中断。中美双方都应当跳出现有的经贸恶性循环“施加压力——几十亿经济合约的回应更大的摩擦和争端的游戏”，建立一个稳定的经济框架和规则的战略对话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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